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解体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楼顶降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自行解体了。这一重大的戏剧性历史事件给世人留下了无穷的思考。从世界历史上看，大凡一些庞大的帝国，最后的崩溃和解体虽然都由于内部各种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长期发展和尖锐化的结果，但大多也离不开外力的激烈冲击，或是外族的入侵（如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或是战争和革命（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像苏联这样的大国，在并没有明显的外力冲击的情况下自行解体的实属罕见。虽然当时苏联也面临冷战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压力，但这显然构不成对它的严重威胁。因此，对苏联的解体就更需要从它的内部来寻找原因。要想科学地认真解答这个问题绝非朝夕之功。这需要从众多方面在掌握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扎实的研究。显然，对当代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其意义之迫切是不言自喻的。可是，我们这里并不准备，也不可能对这整个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只准备涉及其中的一个或许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即苏联的历史学。事实上历史学在苏联的解体中起了明显的作用。在苏联解体前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热”。这股“历史热”来势汹猛，引起了苏联全社会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全面审视和激烈争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实属罕见，结果无疑对苏联的解体起了某种摧化的作用，因而很值得对此作些考察。
对我们的考察有利的是，苏联的解体不仅向世人提供了需要思索的课题，而且也暴露了苏联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为进一步的探索创造了条件。这对苏联的历史学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有很多问题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比较切合实际地进行了解和研究，有很多情况和资料只有在今天才为世人所知。虽然这个过程现在或许还只是开始，但已经有可能使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对这个问题进行哪怕只是初步的考察。此外，这个研究课题在俄国国内和国外（尤其在俄国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值得我们参考。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开始了“改革”（иерестройка）时期，在“新思维”、“公开性”的推动下，苏联过去的历史几乎受到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学也被大加挞伐。这时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过去的“禁区”纷纷被打破，过去外加给历史学的种种限制不断被突破，开放的档案越来越多，对历史研究的“行政干预”和对历史学家的“政治迫害”的不正常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样就为了解过去苏联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并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了可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这时出现的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言论，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实际上是良莠混杂，泥沙俱下。这就要求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认真进行研究和鉴别，切忌简单从事。
苏联“历史热”的兴起有一个过程。从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需要来说，他主要采用两个手段，即制造舆论和撤换干部。制造舆论是为了与过去领导的错误划清界线，为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概念正名，为推行自己的改革路线扫除障碍，并为博得西方国家的更大支持。在制造舆论中，重新审视历史，改写历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充满“新思维”的改革家的形象出现。虽然这种否定前任领导的做法并非戈尔巴乔夫的首创，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否定赫鲁晓夫无不如此，但是戈尔巴乔夫显然力图证明他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这次要进行的是“彻底的”“货真价实的”“改革”。因而在否定前任领导，改写历史方面，他比他的前任做得都要彻底。他不仅否定除了列宁以外的所有主要前任（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而且把这些前任的错误不只归咎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还明确地认为斯大林的“清洗”不是错误而是罪行。这就不仅要对几乎全部苏联历史进行改写，而且必然要涉及对苏联制度和体制的重新估价问题。
苏联的历史，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历史，自30年代初史学界的政治批判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框框和解释。这里面的确有许多隐瞒历史真相和伪造历史事实之处。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松动，一些问题得到了重新讨论，但很不彻底；而且这个所谓“解冻”期并不长，在勃列日涅夫于60年代中期上台后史坛又变得十分沉闷。一些试图提出新看法的史学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沉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只局限于史学界，而是整个思想文化界。
本来，苏联史学中存在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这里牵涉到如何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与现实等的关系，以及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按照史学本身的特点和要求发展史学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本身比较复杂的，又是在苏联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解决起来自然难度较大。这就需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国内整个“改革”的进行而逐步予以解决。如果一轰而起，全盘否定，简单地为当前“改革”的政治需要服务，那就不仅从实质上依旧重复了过去的错误，而且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苏联出现“历史热”的现实恰恰说明了这点。
还应注意一点，即长期在苏联史学界形成的僵化、沉闷、压抑的局面不是轻易容易改变的。对苏联历史的一套固定解释也不是轻易容易掀翻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解冻也非一日之功。自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以后，在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民众的历史意识重新教育方面，走在前面的不是史学家，而是文学艺术家。开始是过去被禁的涉及苏联历史的文学作品的解禁出版，接着新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就大批涌现。1986年底，亚历山大·别克被禁的描写斯大林时期高级工业管理人员官运的小说《新任命》出版。紧接着在1987年初，莫扎耶夫、雷巴科夫、杜金采大、格拉宁等过去被禁的描写斯大林时期的小说相继出版。影响更大的是亚历山大·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这首诗是写诗人的父亲特里丰在1931年被作为富农遭到流放的遭遇。诗原写于1969年，在当时未能发表。这次在两大主要文学刊物《新世界》和《旗帜》上发表，引起轰动。两大刊物载有这首诗的那期印数达到680,000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她的于1937年被捕的儿子的诗《安魂曲》也被解禁。当时反响最大的作品是被允许向广大民众放映的格鲁吉亚的影片《忏悔》。这部影片以寓言方式影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1987年还出版了雷巴科夫的被禁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促使人们，包括年轻人去关注苏联过去的历史。在1987年，《文学报》（一周一期）的印数达到3,100,000份。“人们从早晨6时起就排着长队去购买这些出版物，然后一个一个地传着阅读。”（注：苏联《文学报》，1988年9月14日。）
按照一位俄国史学家的看法，苏联的作家、诗人和哲学家都有不少过去被禁或在境外发表的作品，现在可以被解禁出版。这说明在过去的高压下他们没有搁笔，而史学家的情况却不同。他们书桌的抽屉是空的，拿不出这种过去被禁的著作（注：参见А.Я.戈列维奇：《历史学家的双重责任》，载俄国《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5期，第69页。）。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乃至广大读者来说，要重新了解苏联过去的历史光靠文学作品是不够的。戈尔巴乔夫需要历史学来制造舆论推动“改革”，需要用新的历史知识来改变民众的意识。广大读者自然希望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然而，史学界的行动显然比较迟缓，跟不上形势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苏联领导人的推动才能使“历史热”逐渐兴起。
在1986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对苏联过去的历史，包括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还是采取比较谨慎、平稳的说法。如在1985年5月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肯定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巨大工作。有意思的是，当他的肯定引起长时间的鼓掌时，他自己却没有鼓掌。这个行动或许正反映了他的真实态度。在1986年2月党的27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只是承认党没有避免政策中的错误和各种主观主义的偏差。（注：参见俄国《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然而，暗地里的变化却在悄悄地进行着。1985年，对赫鲁晓夫时未平反的一些党员的案件开始进行甄别调查，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分子。1986年底，随着许多被禁的文学作品的解禁，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已开始被唤起。这时，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也走到前台，公开号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
在1986年11月举行的全联盟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等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都作了讲话，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各类社会科学的基本教科书在叙述原则问题时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因此必然根本重写（注：参见《苏共27大和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198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2、256页。）。1987年2月，在编辑和其他媒体领导人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公开确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许多“禁区”，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任何空白点”。他号召不要掩饰历史上的错误和困难。他说：“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但是国家在前进。以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为例。这是现实，是生活。这是人民的命运，矛盾重重和成功与错误并存的命运。”（注：《真理报》，1987年2月14日。）
戈尔巴乔夫强调“历史应如实地看待”。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有点类似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如实直书”的主张。戈尔巴乔夫还说：“对我们来说，掩饰历史是不允许的。历史已经存在。唯一要做的事是正确地把它表现出来。这与我们的诚实、责任心和科学方法有关。”“真理只有一个。我们不能把它分成几段。我们的历史已在那儿，我们必须真实地了解它和理解它。”（注：《真理报》，1988年1月13日。）与兰克还有一点相似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强调要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他在1988年中央2月全会上说：“公共舆论的急不可耐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希望尽快看到我们过去的被掩盖的内幕的愿望。然而，这不能成为出现鲁莽的陈述或轻率的评判的理由。这些鲁莽的陈述和轻率的评判只会导致得出肤浅的不能反映全部复杂过程的结论。不向普通公众提供真正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是提供随意猜测的作品是不允许的。这只会掩饰真理而不是揭示真理。我们必须避免它。”（注：《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在当时已看到社会上出现了对历史采取轻率态度的作品或谈话。他也不赞成这种轻率态度。实际上，他当时采取的是一种理想的然而又是不现实的态度。显然，他提倡要如实地对待和表现历史，重点是指要揭示历史上的错误和艰辛，要填补“历史空白点”；同时他又希望这种揭示要有分寸，不能过度。也就是说，一方面，他号召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认为这是当前“改革”的需要。如他在1987年7月和1988年初的讲话中都强调研究和分析历史是与“改革”的需要直接相联的（注：参见《真理报》1987年7月15日；《真理报》1988年1月13日。）；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否定过多，更不要全盘否定。可是这个限度是很难具体掌握的。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87年夏完成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肯定了工业化，对集体化虽承认它是有毛病的，存在严重的冒进和方法及速度上的错误，但又认为没有集体化，国家就不可能继续前进（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成功。他无法让别人都按照他定的调子走。事实上，例如尖锐批评和根本否定集体化的文章仍不断涌现。
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有限度的“公开性”和“填补空白点”，在当时的现实中是无法做到的。这里有公众发动起来后就很难控制的原因，就如同一旦妖魔从瓶中放了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复杂原因。之一是，在苏共领导层中，在政治局内，在重新审视历史的态度上是不一致的。克格勃首脑切布里科夫和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都反对对历史的“片面态度”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注：参见《真理报》，1987年9月11日。）。同时，社会上反对丑化苏联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最明显的例子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13日发表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安德烈耶娃声称，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起了轩然大波。4月5日，在利加乔夫不在莫斯科之时，《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指责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声称《真理报》的文章是“我们政治局的纲领”（注：参见《苏维埃立陶宛报》，1988年8月14日。）。在这样的激烈对抗和争论中，原来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想给“公开性”和“填补空白点”一定限度的人，也不能过多强调要有限度，从而使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越发失去控制。
另一促使审视历史运动越演越烈的因素是对历史案件和历史人物的不断平反。1987年7月16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在1931年、1932年和1935年被判刑的15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平反，其中包括恰亚诺夫、康德拉契耶夫、利托申科等学者。最高法院还宣布与这些学者的案件有关的所谓“劳动农民党”并不存在。然而，1930-1932年间作为这个并不存在的党的党员被捕的人在一千以上。影响更大的是对政治人物的平反。1988年2月4日，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定撤销1938年对布哈林、李可夫、拉科夫斯基等10人的判决。在这之前，同一案件中的克列斯京斯基、格林科等10人已被撤销判决。在这个案件被判刑的21人中只有曾任内务人民委员的雅哥达未被平反。不久，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罪被判决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也获平反。接着，在30年代莫斯科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案中被判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32名老布尔什维克也被平反。在此之前，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已被彻底平反。至此，只剩下一个托洛茨基了。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托洛茨基虽然未被正式平反，但已有人呼吁要为他恢复名誉，或者主张如实地恢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例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政府于1988年6月17日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主张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并声明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历史学家沃尔格戈诺夫在一篇题为《革命的魔鬼》的文章中认为，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在他为党积极工作的年代（1912-1924年）并不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他写道：“必须公正地对待托洛茨基。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斯大林的专政制服。他到生命终止都是尊敬列宁的。”（注：《真理报》，1988年9月9日。）1988年7月10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科夫斯基（曾为托洛茨基的亲密助手）和除雅哥达以外的1938年3月被判刑的党员被恢复党籍。党史上的这许多重要人物的平反和恢复名誉必然会引起对整部历史的改写，而且极大地加速对整个苏联历史的重新审视。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对苏联的“改革”和重新审视历史的运动都起了推动作用。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改革”要以列宁的准则为基础。他把当前的“改革”和列宁年代联系在一起，完全跳过了斯大林时期及其行政—命令体制。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在当前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中，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关键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还驳斥那些阻止重新审视历史的努力，认为把当前恢复真相和公正的做法说成是“冲掉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原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不对的。他强调指出，绝不能允许改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因为“这是与国家和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虽然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之上和之后，关于重新审视历史的问题依旧存在着争论，但整个形势显然已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发展。不久之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成为总统和利加乔夫的转而分管农业，“改革”中的激进派的立场得到加强，对历史的激烈批判的做法得到鼓励。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执政时是否已有明确的重新审视历史的计划和对斯大林时期的激烈批判的看法，还是在以后由于受形势发展的影响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看法，这点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而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意识到要推行自己的“改革”路线，必须要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必须要改变民众的历史意识。正是在填补“历史空白点”、“公开性”等口号下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历史热”。看来，“历史热”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泛，所达到的规模之巨大，特别是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二
1987年初，以“填补空白点”为特色的“历史热”在苏联逐渐兴起。如果说，自上而下的发动是“历史热”的一大特点的话，那么，对苏联史学界来说，“历史热”的另一特点是：在开始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热”的主要力量在史学界以外。也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苏联的职业历史学界对戈尔巴乔夫的号召反映并不热烈。他们或许是由于把这次戈尔巴乔夫否定过去领导的做法看做是一种常规，和过去领导更动时一样的放的“三把火”，因此也只要一般的跟跟就足以应付；或许是出于职业历史学家的讲究实际的习惯，并不急于赶浪头。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职业历史学界没有多大动静。但戈尔巴乔夫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号召，改写历史的要求，并不真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了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因此他的号召可以说不仅是针对历史学界的，而且（甚至主要）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旨在唤起社会舆论。因此，当“历史热”在1987年兴起并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时，真正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而是历史学界以外的各种人士。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洛布耶夫在1989年初谈到当时的“历史热”时所指出的：“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我们的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成为的那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众所周知，他们在我国有成千上万），积极卷入这个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数。”（注：《苏美历史学家“圆桌会议”》，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89年第4期，第100页。）
这点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学家参与这股“历史热”，相反，有的历史学家，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还起了某种带头羊的作用，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点在下面再谈。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历史热”虽然谈的是历史问题或与历史有关的问题，实际上针对的却是现实问题，是有关当时苏联改革和发展前途的根本问题。因此，作为“历史热”的主要内容的不是学术性的历史论文，而是有关历史题材的各类文章，包括政论文、回忆、访谈、评论、资料等等，就是职业历史学家写的也是这类文章居多。由于这些文章往往披露许多以往被视为“禁区”的鲜为人知的材料，或以尖锐的笔调抨击时局，议论公众关心的问题，揭露过去被掩盖的事实，因而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热潮。人们在报亭前排起长龙，抢着购买刊有新鲜内容的报刊。历史问题一时成了苏联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并对史学界造成强大的压力。
“历史热”的影响之深，“填补空白点”的规模之大，恐怕是始料所不及的。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苏联历史不论是哪个阶段都发现了无数的“空白点”。据有人不完全的统计，在四至五年内，公开提出的有关苏联历史的“空白点”约有150个之多（注：参见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史学》，莫斯科1996年版，第460页。）。还有更为惊人的数字。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Г.斯米尔诺夫1988年6月20日的电视讲话，仅仅这个研究院的学者在填补“空白点”方面，已经搞清楚了一百多个历史事实和现象。看来要精确统计到底当时提出了多少“历史空白点”是很困难的。总之，这样的“空白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整部苏联历史都需要重新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这表明苏联官方正式承认，迄今在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掩盖了苏联历史的真相，充满了谎言。这自然不只是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态度，而是对沿用至今的关于苏联历史的一整套说法的态度，对整个苏联历史学的态度。正是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填补历史空白点”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历史上的各种问题、人物和事件，以及革命前俄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都程度不一地被涉及。而比较重大的问题，如内战、新经济政策、工业化、集体化、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发展道路的选择等自然成为重点。但是其中涉及最多而且最容易牵动人们神经和博得人们同情的，当推30年代“大清洗”和50年代时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虽然赫鲁晓夫早已揭露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既不彻底，而且广大公众并不知道详情。现在这股“历史热”把这个问题用通俗易懂的文体在报刊上不加掩饰地大肆渲染，人们的情绪自然很快被煽动起来。由“大清洗”很自然地就会涉及到斯大林。不难想像，在“历史热”中，斯大林问题很自然地就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有人从苏联32种报纸和97种杂志上收辑了721篇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其中有四幅画（都是发表于1988年）。如果除去这四幅画，那么文字作品共有717篇，其中有64篇为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发表的年代如下：
1986年共发表 1篇，系文学作品；
1987年共发表 56篇，其中有5篇文学作品；
1988年共发表660篇，其中有65篇文学作品。
从上述数字不难看出，“历史热”的高潮是在1988年。
再从内容上看，这717篇作品可分列如下：
同斯大林本人生平有关的共发表106篇；
同斯大林子女有关的共发表 11篇；
同斯大林周围的亲信有关的 共发表 21篇；
同国家经济有关的 共发表 25篇；
同人口问题有关的 共发表 7篇；
同“大清洗”有关的共发表407篇。
（其中与“大清洗”直接有关的289篇，旁及科技、文艺界“清洗”的有114篇）。（注：参见Е.А.马雷舍娃编：《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苏联社会的历史（1986-1988年作品目录索引》，基洛夫市1988年俄文版。）
由此可见，“大清洗”占据绝对多数，毫无疑问成为“历史热”重点中的重点。
斯大林时期成为“历史热”的重点是不难理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在苏联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因为在现实中不少苏联人依旧程度不同地怀念这一时期，至少是不像激进派那样仇恨它。在“历史热”的轮番的宣传攻势下，人们的看法逐渐起了变化。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说明这点。1988年4月，对11所高校的120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69%的被调查者赞成报刊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只有18%的人认为，这样的出版物会动摇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信仰（注：参见《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7月23日。）。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55%的被调查者认为，斯大林在国家生活中起了负面作用；31%的人认为，斯大林的活动中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只有不到1%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在1987年11月的调查中，有16%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然而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仍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必需的；认为不需要的占32%；44%的人认为有错误但还是需要的（注：参见《莫斯科晚报》，1988年8月17日。）。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历史热”中潮水般地涌现的各种文章、资料，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是夸大其词，似是而非的，甚至不乏捕风捉影，缺乏根据的。这在非历史学家的各类作者的作品中似乎更为明显，然而即使在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文章中也并未绝迹。这并不奇怪。因为当人们在写作时，偏见和偏激情绪占据上风时，他是很难具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理智、冷静和严肃态度的。这种鱼龙混杂的状况正是“历史热”的又一特点。
例如，在统计和估量“全盘集体化”或大清洗的受害人数时，有人总喜欢毫无根据地把数字夸大。如有人声称，在25,000,000农户中有1/8到1/6的农户被“非富农化”，那就是有3,100,000到4,200,000农户，而涉及到的农民至少有16,000,000到21,000,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饥荒中死亡和流亡的人数（注：参见《星期》，1988年第15期。）。但这个数字是没有证据可证实的。达尼洛夫利用较为可靠的资料，假定被“非富农化”的农户数（不包括在饥荒中死亡和流亡的人数）是1,000,000到1,100,000户，大约有5,000,000到6,000,000农民。他还指出：“不幸的是，一些作者尽可能把数字拔高，根本不顾它们是否可靠和合不合乎逻辑。他们希望用13,000,000或15,000,000的死亡人数来给读者以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数‘只有’4,000,000或5,000,000，那对我们彻底谴责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是不够的。”（注：《真理报》，1988年9月16日。）
又如，在大量关于“大清洗”的文章和资料中也有这种夸大其词或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把许多苏联领导人、学者、艺术家等的死亡统统不加区别的说成是斯大林“设计”的，其中谈得较多的是基洛夫，还有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等。然而，根据有关基洛夫案件的几万份材料的调查结果，结论是：“根据现有材料判断，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为是由尼古拉耶夫一人策划并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不论是在尼古拉耶夫当年的刑事案卷里，还是在以后1956-1967年和1988-1989年的复查材料中，都没有事实能够说斯大林或内务机关与策划及实施杀害基洛夫的活动有关。”（注：《真理报》，1991年1月28日；另可参见《真理报》，1990年1月14日。）虽然，基洛夫的案件中还有一些疑团未能解决，但并不能推翻这个结论。
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第3期发表了罗伊·麦德维杰夫关于伏龙芝和捷尔任斯基之死的文章。文章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却影射他们两人的“突然死亡”都同斯大林有关。虽然1925年伏龙芝手术后的死亡在当时曾引起过疑问，但始终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这是斯大林的“政治剪除行动”。至于捷尔任斯基1926年的死，除了推测可以加强斯大林的地位，有助于他控制保安总局的领导权外，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据。推测不等于证据，更不是事实。
Г.Я.阿列克谢耶娃指出，在80年代下半期（即“历史热”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而正是这些决定了文化、意识形态、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这些解释和评价“常被看成是历史上新颖的，进步的，而自身在许多方面却带有惰性的和保守的印痕”（注：Г.Я.阿列克谢耶娃：《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二三十年代）》，载《20世纪俄国的历史科学》，第84页。）。阿列克谢耶娃的这个看法可能只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她指出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这种状况是“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造成的。这或许正是戈尔巴乔夫当初提出这一口号时的设想，或许甚至超越了他的想像，越出了他曾经想控制的限度。有一点是清楚的。事物的发展并不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因为，发展到一定程度，“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本身已经不够了。正像一位俄国史学家在谈到“填补空白点”的空前规模后说的：“归根到底，不能不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几个（有时是几十个）‘空白点’，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写出过祖国在20世纪的历史？”（注：《苏联史学》，第460页。）很自然地，仅仅填补“空白点”和打破“禁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仅仅停留在揭露事实的阶段已经说明不了问题，无法满足人们要求弄清真相的要求。试想，如果在苏联的历史上，在每一阶段，每一问题上都有那么多的“空白点”，人们必然要问：这些“空白点”是怎样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过去知不知道这些“空白点”？他们为什么过去那样写？等等类似的疑问必然会产生。这表明人们要求从理论上回答问题。这或许是当初提出“历史空白点”的始作俑者始料所不及的。但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
这种理论上的探究在1988年就已出现，但在“历史热”继续发展的1989年达到高潮。这时已有许多职业历史学家参加了进来。这种理论探究的矛头首先是指向苏联社会本身及其历史的。也就是说，人们要求从理论上回答：出现了这么多“空白点”的原因仅仅用斯大林个人迷信是否解释得通；如果是斯大林个人迷信，那它又是如何产生的？而且随着“历史热”的发展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对列宁也已开始提出疑问。这样就自然地向苏联社会制度本身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提出了疑问，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乱。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这样发展的后果或许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包括最初为了制造舆论掀起“历史热”的戈尔巴乔夫在内，那就是把苏联人民的思想彻底搞乱了。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和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三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起的“改革”，尤其是掀起的以“填补历史空白点”为内容的“历史热”，对苏联历史学的冲击之大，之深，恐怕只有在事后才能被人们充分意识到。还在“改革”的初期，苏联史学界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材料表明，当时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的一次历史学部成员的会议上，提出了历史学家们应该公开向社会认错的问题：他们应该承认没有向国家和人民提供诚实的和真实的历史，并使群众的历史意识受到极大的损害。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马尔楚克指出，生物学家们已走出了这一步，结果帮助其中的许多人摆脱了过去的污垢，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学科。马尔楚克建议历史学家们仿效生物学家们也这样做。结果没有得到历史学部成员们的响应（注：参见伊斯坎德罗夫：《21世纪前夕的历史科学》，载《历史问题》1996年第4期，第13-14页。伊斯坎德罗夫认为，当时历史学部成员所以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害怕揭露真相，害怕涉及自己。）。
1987年初，当“历史热”兴起时，历史学家并没有像作家、记者、政论家等那样积极参与进来。1987年3月，在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全体会议上，虽然当时历史学部的负责人С.Л.齐赫文斯基正式提出了“史学改革”的口号，但显然庞大的史学家队伍除极少数人外仍未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有多少思想准备。在这极少数人中起带头羊作用的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1985年发表《过去和我们》一文（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5年第14期。）。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苏联史学中后来出现的“激进派”的开端（注：参见《苏联史学》，第468页。）。阿法纳西耶夫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史学现状进行了批评，指出苏联科学院选择的史学革新的道路从根本上是不行的。1986年底，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被任命为国立档案学院院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要求对苏联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注：参见阿法纳西耶夫：《历史知识的力量》，载《莫斯科新闻》，1987年1月11日。）。此文在《莫斯科新闻》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反对。阿法纳西耶夫接着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史学方法论、历史过程理论、历史编纂学、史学与改革等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推动“历史热”的发展。阿法纳西耶夫本人是研究法国史学中的年鉴派的，并不研究苏联史。他特地组织研究苏维埃时期苏联史的专家作公开演讲。这些演讲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取得极大效应。例如，在1987年4月13日举行的第二次演讲（讲演者是鲍里索夫）之后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的情况只在西方有报导。根据报导，在讨论中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尤拉索夫发言说，他曾在中央十月革命档案馆工作，并在其中的最高法院和军事委员会专门档案库工作过。他发现了不少可靠资料。例如，他在一封最高法院和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签署的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发现，从1953年到1957年约有600,000人被平反（注：参见《俄国思想》（巴黎出版），1987年5月29日；转引自R.W.戴维斯：《戈尔巴乔夫革命中的苏联历史》，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然而，总的说来，在1987年苏联史学家积极参与“历史热”的为数还不多。不仅如此，像阿法纳西耶夫那样持激进观点的史学家常常遭到反对。有一篇文章认为，这些激进观点表明苏联史学家的缺点，而其主要缺点是不了解今天的社会。文章建议，所有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在一段时间内离开自己的书房，而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业企业、苏维埃机关和学校去；去学习正在进行的革命转变过程（注：参见《苏维埃文化报》，1987年7月4日。）。不过，这场来势凶猛的不仅涉及历史学命运而且涉及苏联国家本身命运的大风暴毕竟不允许众多历史学家长久置身事外。
苏联史学界受到来自“上面”和“外界”的双重压力，不能不作出反应。少数“激进派”的出现以及他们逐渐地被任命为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在“史学改革”的口号下，苏联的职业历史学家们也略显迟缓地行动起来了。大体说来，1988年以后，特别是自苏共于1988年6月底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尤其在1989年以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参与“历史热”的势头越来越猛烈了。他们除了参加“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工作外，还参与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这时苏联史学界本身已受改革的影响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其明显的标志是，过去长期以来至少表面上保持着的铁板一块似的统一不复存在，其队伍开始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分裂的开始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见解或态度不同，但政治态度上的分野又往往与学术观点上的歧异交织在一起。看来简单地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似乎并不全面。因为这样区分往往容易更注重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如对改革、苏联社会性质、苏共、马克思主义等的态度，或对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和苏联史学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如唯物史观对史学作用的估价、苏联史学传统的总评价等。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对各种具体学术问题的看法，但毕竟彼此并不能等同。譬如绝不能说一个政治态度上偏向“保守”的学者，在任何具体学术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保守”的，都不可能正确。严格说来，在具体学术问题上本来就很难区分“激进”和“保守”，而只能以学术标准来衡量。喜欢作这种划分的，似乎更多的是激进派的学者。如阿法纳西耶夫就曾在1996年作过类似的划分。他认为当时在对苏联史学传统的评价上存在着三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三派。其一是基本肯定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史学70年来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直是向上发展的，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其二是区分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史学一方面有缺点，如党史研究，另一方面有成绩，如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研究；其三是激进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史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是否符合科学性的要求都是个问题。（注：参见阿法纳西耶夫：《苏联史学现象》，载他主编：《苏联史学》，第7-8页。）这里举出阿法纳西耶夫的看法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以说明苏联解体前后的史学界已呈现出不同派别和观点纷杂的局面，与以往基本一统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了。这就提醒我们在接触这一时期俄国史学家的有关著作时要注意这个情况，注意不同观点的比较。至于如何去区分这些派别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观点的分歧更与具体问题有关，在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苏联史学家队伍的分裂和变化，既随着苏联史学因受到“历史热”浪潮的冲击发生的剧变而不断发展，也反过来使苏联史学本身的剧变更形复杂。在“历史热”浪潮的初期，当主要还在进行“填补历史空白点”工作的时候，不仅职业历史学家以外的政论家们和作家们已发出苏联历史学存在深刻的内部危机的呼声，而且大量“历史空白点”被揭露的事实本身就是对苏联史学的沉重打击和对其生存权利的严重挑战。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疑问：“允许出现如此多的‘空白点’的史学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这样的史学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吗？”“苏联史学在制造‘空白点’方面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给以回答，因此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对苏联史学的理论上的反思和探究自然就成了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谁都承认苏联史学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虽然在对危机的具体理解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于是围绕着苏联史学的危机问题展开了至今没有停息的热烈争论。
争论主要围绕着史学方法论问题展开的，因为正如一位历史学副博士М.戈里诺夫在一篇题为《1991年下半年的历史杂志》的综述文章中所说的：“我国的历史科学正经历着危机。它的原因首先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危机。绝大部分职业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看法。分歧在于对方法论危机的性质和摆脱危机的途径有不同的认识。”而这种不同的认识首先涉及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很明显。就以戈里诺夫上述文章中提到的1991年下半年而言，作者指出当时已有一些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也有一些作者则持相反意见。从我们接触到的苏联解体前的有关文章以及戈里诺夫的上述文章来看，在当时明确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的还只是个别的（注：参见А.Я.古列维奇：《论当代历史科学的危机》，载《历史问题》，1991年第2-3期。），更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或方法上（如社会形态方法）提出补充或新的解释，而这又与当时普遍反对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弊病的态度紧密相关。
80年代中期以后蓬勃发展的“历史热”提出了无数的“空白点”，这股热潮本身已对苏联史学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过去被掩盖的许多事实被揭发了出来，无数“禁区”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受到巨大的振动。在这种情况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史学家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时，对过去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遭到严重的教条化、庸俗化、神化和各种各样的歪曲这一点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但应看到，当时有不少职业历史家虽然强烈反对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化的做法，强调这种做法对苏联史学造成的严重危害，但并不简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例如，莫吉利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不可救药地过时”，“必须要做的是彻底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只会损害它的真正科学的意义”（注：莫吉利尼茨基：《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论》，载《近现代史》1991年第1期，第3页。）。另有文章提出：“今天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注：《论历史科学的倾向》，载《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第64页。）。Н.и.斯摩棱斯基认为：“对历史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应该通过不加区分地否定过去所做的一切的方式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发展和丰富苏联历史学家理论思想中那些经受了生活的检验并已成为真正的科学财富的成果来实现。”（注：斯摩棱斯基：《论历史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状况》，载《近现代史》1990年第4期，第202页。）苏联科学院历史部当时的负责人科瓦利饮科院士也强调指出，要反对的是长期以来在苏联历史科学中占主宰地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化和教条化，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科学思想史相脱离的倾向。他认为：“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在许多方面是歪曲了的概念，绝不能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必会同意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概念，他们一定会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像马克思当年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时所说的那样。”（注：科瓦利钦科：《历史方法论若干问题》，载《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上所述，在苏联解体前夕依然有不少苏联职业历史学家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肯定它的科学意义和对苏联史学的作用，但是不难看出，他们只是尽其所能地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完全处于守势。这就明显地表明，自80年代中期苏联实行“改革”以来，特别是“历史热”掀起和发展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史学中的指导地位正在迅速地丧失。随着史学队伍的分化，史学思想的多元化，在内外强大的历史下，过去大一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分崩离析，奄奄一息了。
“历史热”的强大压力，不仅促使历史学家们就马克思主义问题展开讨论，而且迫使他们必须对苏联历史作出新的理论上和概念上的解释。在这一方面，同样存在着大相径庭的不同看法。这里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详细的分析。我们只准备简略介绍俄国学者А.и.洛戈诺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注：参见А.и.洛戈诺夫：《历史科学的危机或在社会危机条件下的科学：80年代下半—90年代上半的我国史学》，载《苏联史学》第460-472页。），由此可见一斑。洛戈诺夫认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派，或三种理论。第一派以Ю.А.波利亚科夫院士为代表，他以“历史多维论”来解释苏联历史。波利亚科夫不同意80年代下半期在苏联史学界中同时存在的对苏联历史的两种解释：一是传统的解释，即回避许多事实和问题，所提供的只能是一部不真实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另一是新的解释，即认为斯大林及其亲信在1929年完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政变，从而实现“兵营式的”或“军事封建式的”社会主义原则。波利亚科夫认为，前一种解释回避存在的问题，后一种解释不能说明存在的成绩；前者基于“人民万能”的神话，后者则制造“人民受难”的神话。波利亚科夫企图用“历史多维论”来重新解释。他指出，历史多维性表现在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历史潮流，它们有时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对立的。具体到苏联历史，他认为存在着四种潮流，即第一，从人民中间不断有人被提升到一切生活领域，社会的这种自觉活动创建了苏联制度的成就；第二，国家及其机构的极度强化，从而使官僚主义形成和得以加强，并促使个人迷信发展；第三，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对人民生活和活动的巨大影响；第四，极大多数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共产党对人民进行的信仰革命事业正义性的教育活动。他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信仰”的作用。
第二派提出的是“历史选择论”，这在当时比“历史多维论”更有影响。早在80年代中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和初期，沃洛布耶夫于1984年，科瓦利钦科于1986年就已撰文从理论上阐述“历史选择性”问题。如果说这在当时还未造成多少社会影响的话，那么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个理论很快就在社会上获得好评，形成巨大反响。沃洛布耶夫于1987年专门出了书，莫吉利尼茨基于1989年就此写了理论文章。按照这种“历史选择论”，历史过程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进行选择的主要是人民。正是他们的自觉活动和对正确选择的责任感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选择并不都是正确的，由此就出现了历史的曲折、倒退、歧路。具体到苏联历史，他们认为，1917年时人民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了社会主义，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则选择了用“跃进”的办法来克服国内的经济落后状态等。莫吉利尼茨基则认为，在20年代时，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实现两种选择的可能：即粗陋的、专制的社会主义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两种可能的选择，都存在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对前者来说，是斯大林及其亲信；对后者来说，是列宁（在其死后主要是布哈林）及其在党内和国家内的支持者（注：参见莫吉利尼茨基：《苏联社会历史中的选择性》，载《历史问题》1989年第11期第4-5,7页。）。
洛戈诺夫强调，上述两种理论（尤其第二种理论）之所以在当时有影响，并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们涉及的是80年代下半期社会上最敏感也最需要寻求解释的难题；而它们又都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都是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这样它们既可适应需要，又有一定新意，更重要的是又不根本违反禁忌，可为很多方面（包括官方）所接受。洛戈诺夫认为，波利亚诺夫的文章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历史的范例，他仍用“政治错误”的帽子加在持“新观点”的反对者头上。而“历史选择论”的理论思想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极正统的，只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即强调20世纪的俄国历史是人民群众自觉或自发选择的体现，然而不管历史如何曲折，都离不开通向社会主义的总的运动。洛戈诺夫认为，尽管上述两派（尤其第二派）在打破“禁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随着更多的事实被披露和更多的史料被发掘，这些理论的局限性也就更形明显。且不说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即使抽象地说在苏联存在着与行政—命令式体制不同的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在实际上也绝无实现的可能（注：参见и.М.克利亚姆金：《是否存在过与行政式体制不同的选择？》，载《历史学家们在回答问题》第2辑，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19-39页。），更重要的是，人们逐渐认识到：所谓不同的选择（如布哈林—李可夫和斯大林之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
从洛戈诺夫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下半期苏联史学在受到“历史热”的巨大压力下苦苦挣扎和应变的状况。当时除了在理论上仍有不少学者为马克思主义进行力所能及的辨护外，在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解释方面，不论是“历史多维论”还是“历史选择论”都仍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之内，都依然采取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正像洛戈诺夫说的，前者的支持者们研究过去是为了保留和巩固过去的社会主义基础，后者的支持者们企图弄清和解释过去发生的社会主义变形是为了克服它们（注：参见《苏联史学》，第469页。）。
洛戈诺夫接着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史学界还存在着第三派。这一派可冠之曰“激进派”。按照洛戈诺夫的说法，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即为阿法纳西耶夫。这一派的特点是内部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因此很难像前两派那样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概括。阿法纳西耶夫当时主要倡导的是，必须“抛开”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彻底改造苏联史学，从历史过程理论、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各个层面建立“新史学”。如果说这一派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方面共同点还比较多的话，那么在对苏联历史的具体解释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派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要比前两派“激进”得多，如不承认苏联历史中的“列宁阶段”和“斯大林阶段”有质的区别，认为苏联国家是极权类型的国家等。
在当时苏联职业历史学家中，这类“激进派”在观点上并不一致，因此更难确定他们的数量。大致说来，在“改革”初期，像阿法纳西耶夫那样的“激进派”在职业历史学家队伍中只是极少数，后来越来越多。问题在于，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种划分本身只是相对的，甚至很难作出准确的划分。学术上的分歧和派别与政治上的政党不同，很难区分准确的界线。我们在此介绍洛戈诺夫的看法，绝不是以他为准，而只是想以此为例来表明当时苏联史学界的复杂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有着70多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苏联历史学，即使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杂情况下，也不是一下子就轻易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有不少学者或者直接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和新的探索，或者结合苏联的具体历史进程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思考和解释。这种情况直至苏联解体以后仍然继续存在。不管他们的具体结论和成果如何，是否都符合实际，他们的这种精神总是可贵的，他们的思考和结论也值得我们重视。但也必须着重指出，从整体来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和“历史热”的发展，受到来自上下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也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时不仅在组织和队伍上分崩离析，而且其威信也一落千丈。随着苏联的解体，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整体也寿终正寝了。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在某种程度上依旧信奉、赞成、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的仍大有人在。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有不少。例如莫吉利尼茨基就明确指出，要克服俄国史学当前的落后状态，既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史学及其逻辑—方法论研究成果，这样做只会导致俄国史学方法论脱离主流的地方习气的加重，因为会使它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同样地，也不能同意近来在我们这儿抬头的全盘否定唯物史观的看法。它把唯物史观说成是从一开始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无论如何是不可救药地过时了的，是不能回答当前现实的，因而不仅不能促进对过去的科学认识，反而是绝对起妨碍作用的。”（注：莫吉利尼茨基：《我国史学中方法论研究的某些结论和前景》，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3期，第17页。）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负责人科瓦利钦科院士在撰文强调实现“理论—方法论综合”的重要性时，特地指出不应简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不是昙花一现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并把这种方法推广去研究历史”，又说：“需要的是思想和方法的综合，而不是机械地把其中一些抛弃（就像目前最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也不是用另一些（最经常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来取代它们。”（注：科瓦利钦科：《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关于新方法的思考》，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3期，第5页。）自然，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也甚于过去。例如，伊斯坎德罗夫就撰文全面地批评科瓦利钦科上述文章，说它表明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善，并说它坚持“保守思想的传统”。伊斯坎德罗夫一再强调：“俄国历史科学的危机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危机有关，与作为历史认识、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的唯一正确的和无所不包的方法的唯物史观的危机有关。”又说：“马克思主义危机，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方法的危机并非自昨日始，不理解这点就意味着闭眼不见今天历史科学实际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情况。”（注：伊斯坎德罗夫：《21世纪前夕的历史科学》，载《历史问题》1996年第4期，第11、8页。）
对苏联解体后的史学状况，阿列克谢耶娃指出：“1991年以后开始的对俄国历史的重新审视，确切些说应是重新改写，实际上其政治化和倾向性，并不比60-80年代差。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改写的号召具有投机性。有人公正地指出，‘我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西方前辈们那里接受的不是其好的传统。’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极端的挑衅形式，经常与对20世纪历史进程理解和解释中的历史无知和缺乏职业素养结合在一起”，而这个特点决定了新的揭发派作者们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注：参见《20世纪的俄国史学》，第85页。）。自然，不难想象，像阿列克谢耶娃这样的“学院派”的观点不可能得到被她称为揭发派或“激进派”的赞同。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俄国史学界，自然不仅在史学界，思想混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正如А.Я.古列维奇指出的，在过去全盘统治历史学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丧失威信的同时，形成了哲学真空。现在，随便什么东西——从神秘主义和通灵术到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都来填补这个真空。对历史记忆的恶意玩弄和由于帝国崩溃而引起的怀旧情绪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历史图景遭到最出乎意料的和任意的歪曲。对思想自由的表面的理解，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变成了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新的神话不断被创造出来，旧的神话则不断复活着。在这些神话的隐藏着的基础中，一方面掩盖着集体的无多大价值的混杂物，另一方面掩盖着受了伤的大国主义（注：А.Я.古列维奇：《历史学家的双重责任》，载《近现代史》1997年第5期，第68页。）。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史学界的学术研究自然会有相当影响，但事物是很复杂的。这绝不意味着史学界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片混乱，毫无是处，更不意味着学者们无所事事。相反，不仅史学界的具体研究工作仍在进行和开展，并取得很多成果，而且理论上的反思和探索也更显深入和活跃。
大体说来，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由于国家制度的急剧转变，国内社会状况的动荡不安，特别是经济上的巨大困难，俄国历史学的发展还受到很大的制约。研究工作的开展尚不顺利。随着俄国国内状况的好转，史学研究的状况也有所改进。大致到90年代中期，剧变带来的阵痛期已基本过去。史学研究机构已逐渐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开始摸索出相应的运作机制；广大研究人员也已逐步摆脱社会转折带来的困难和不适应，研究的潜力得以逐渐发挥出来。虽然，思想上的混乱和观点上的五花八门表明当前的俄国史坛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但大量职业历史学家还是利用档案开放等有利条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年大量历史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在总结该学部所属各研究所在1996年的研究成果时指出，各所在1996年共出版了各类学术著作320部，包括集体著作、个人专著、论文集、学术会议文集、科学普及著作、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总结认为：“历史学部的学者们所写的著作反映了我国历史科学当前的水平。根据基本的参数，俄国历史科学在考古学、古典东方学、民族学、世界史和俄国史的若干方面、档案资料和历史思想文献的出版领域，都处于世界已达到的成就的水平。”（注：《1996年历史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载《近现代史》1997年第4期第75页。）当然，这种估计反映了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的看法，可能不会被把该学部看作“保守势力集结场所”的另一些学者所接收。但不管怎样，如何估价可以不同，具体的成果却是无法一笔抹杀的。而且平心而论，这个估计应说大体上也能反映俄国史学当前的研究状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它主要肯定的是诸如考古学、古典东方学、民族学、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出版这些相对来说技术性较强的领域，而对学术性较强和难度较大的世界史和俄国史研究只肯定了它们在若干方面的进步。
总之，对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的状况及其发展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跟踪考察。但这已与“历史热”没有直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