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跨民族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视角论文,民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美国文学研究方面跨民族研究视角正越来越受到关注。顾名思义，这种视角是指跨越本民族视野，从外部的角度，尤其是从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关注本民族内部的研究对象。就美国文学研究而言，这样的研究角度已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而且已有很多成果出现。有些学者指出，强调跨民族研究视角对于美国文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突破美国文学研究中狭隘和封闭的民族观念，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从历史背景以及当前全球化的角度来说，跨民族研究视角其实也是美国多元文化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一种必然。
2005年的《美国研究季刊》登载了2004年美国研究协会主席、著名学者雪莱·费舍·菲斯肯的演讲，题目为“文化的交叉之路：美国研究的跨民族转向”。在这篇演讲中，菲斯肯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以说明近年来跨民族视角在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正在或将对美国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2006年美国研究协会主席埃莫里·艾略特也在他的演讲中谈到了跨民族研究视角。他的演讲题目是“多元化在美国和国外：跨民族的美国研究是什么？”他用自己多年来参与的国际美国研究项目的体验为背景，讲述了美国研究跨民族视角带来的积极的结果。这两位前美国研究协会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近年来美国研究方面出现的新动向，并以美国研究协会主席的身份在他们的主旨演讲中对跨民族研究视角做了不遗余力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研究视角的进展。一个重要的例子是2003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刊物PMLA第一期刊载了一期特刊，题为“美国：概念，文学”，其主要内容是对美国文学尤其是19世纪经典美国文学的跨民族视野进行重新审视，得出的论点颇有新意，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往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成因。
为了对跨民族研究视野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本文拟对上述三个例子做一个较详细的介绍，以说明跨民族研究视野产生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菲斯肯是美国研究学者、马克·吐温专家、斯坦福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在她所列举的大量跨民族研究例子中，既有文学方面的，也有非文学方面的，涵盖历史、种族、政治乃至环境等等与美国研究相关的领域，显示了在跨民族研究视野下美国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如对于“边界”概念的突破、对于种族和种族歧视的比较研究、对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墨西哥战争”的重新思考、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但往往被搁置一边乃至遗忘的内容的重新挖掘、对美国以外的美国研究的重视和关注等等。所谓“边界”问题，菲斯肯主要以美籍墨西哥裔作家格罗莉·安扎拉杜拉的作品为例加以说明。这些作品描述了生活在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墨西哥裔的生存状态，他们在美境内生活了多年，有的甚至几代人一直在美国境内生活，但很多人不会说英语，更糟的是，他们脱离不了非法移民的嫌疑，往往被当作外国人成为被驱逐的对象。对于这样一种在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非常平常的移民事件，菲斯肯发出了疑问。她质问道：“但是，谁是‘外国人’，谁是‘非法的’？那些合法的程序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开始的？在‘纳入’国家之内和‘排除’在国家之外，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样的‘排除’又能表明什么样的隐含的或者是公开的美国的精神追求？在这些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种族和种族歧视又起了什么作用？”①菲斯肯当然不单单是就普通的移民事件发出疑问，她触及到了美国面临的老问题：种族和种族歧视，以及与此相关的“你”与“我”、“他者”与“自我”这样的问题。从跨民族视野的角度看，这样的老问题有了新的意义。在历史上，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很大一片区域本来就属于墨西哥，用一条人为的边界来确定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一些墨西哥裔的国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何况针对这些人的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把他们排除在外是为了加强美国形象中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白人)内涵。②菲斯肯在她的讲演中，把“边界”作为跨民族视野要针对的第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边界”不仅仅是指实际存在的国界，它其实也是一个隐喻，指向白人/黑人、白人/亚裔人、白人/拉丁裔人、自我/他者、美国/非美国等等这样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边界”。菲斯肯质疑的不仅仅是美国墨西哥边界的“自然性”，同样，上述隐喻意义上的“边界”也不是自然形成的。从这个话题引申出去的是对“America(美国)”的质疑。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似乎想当然地把“America”视为“美利坚共和国(美国)”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America”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美利坚共和国(美国)”，它原本指的是整个美洲大陆，那种长期以来简单地把“America”等同于“美国”的做法本身就表明了美国研究中“美国”与非美国的“边界”区分。③跨民族视野显然是对这种“边界”概念的挑战。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和接受问题。菲斯肯在演讲中特别谈到了美国以外的美国研究学者对美国研究做出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一些书名中管窥一斑。比如德国美国研究协会组稿的一些专著：《图像的权力：视觉再现的政治和诗学》(Iconographies of Power：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运动中的文学：欧洲与美洲移民社群的族裔性之比较研究》(Literature on the Move：Comparing Diasporic Ethnicities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美国文化中的性特征研究》(Sexualities in 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记忆》(Memory in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Culture)、《小说的面面观：美国文学和文化论集：从杰克逊时代到后现代》(Faces of Fiction：Essay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the Jacksonian Period to Postmodernity)、《文化多元主义和美国自我》(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Self)、《美国的民主和艺术》(Democracy and Arts in the United States)。以下是欧洲美国研究协会组稿的一些著作：《跨越边界：跨民族身份中的美国回声》(Straddling Borders：The American Resonance in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重回自然之国家：美国关于自然的概念：从敬仰到生态危机》(Nature's Nation Revisited：American Concepts of Nature from Wonder to Ecological Crisis)、《美国的哥伦比亚》(The American Columbiad)、《植入欧洲：东欧的美国研究》(In the European Grain：American Studies from Eastern Europe)、《消费与美国文化》(Consump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美国的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透过文化之镜：跨文化角度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in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从书名看，这些著作既有历史背景下的思想和文本研究，也有跨文化和跨民族视野的研究。这说明了美国之外的美国研究对跨民族研究角度的重视。而对菲斯肯来说，举例宣传这些著作还针对另外一个情形，即存在于美国国内的美国研究者中间对海外美国研究的忽视，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美国国内的美国研究学者们大多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以及与此相关的狭隘民族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国际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美国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对待美国以外的美国研究，相当多的美国国内学者却不予理会，也很少会在他们的研究中援引那些成果。菲斯肯认为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例外主义”的表现，似乎美国的美国研究才是最像样的学术，不为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不可能会被外人知晓。④菲斯肯提倡的美国研究中的国际视角显然是对传统美国研究的突破，而这也应是跨民族研究视野的一种。
作为2006年美国研究协会主席，著名美国文学专家、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教授艾默里·爱略特在当年的美国研究年会上的发言中也强调了跨民族研究视野在美国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如同菲斯肯一样，他也很重视美国以外的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他援引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肯尼迪研究院一位学者的观点：如果说美国研究的一条指导原则是剔除或抵制美国文化中的“最恶劣的倾向”，⑤那么在1980年代这种追求被发现只是一种(自由主义派的)幻觉而已。而处在体制本身以外的具有跨民族视野的研究则可以帮助美国研究完成这种追求，因为它“能够抵制美国意识形态的收编”。⑥用艾略特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视角一方面适应了美国以及国外的文化多样性进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美国研究(他用的是“US Studies”而不是“American Studies”)的国际化方向。他指出跨文化交流能够引导产生崭新的视角和创新的自由。对美国文学研究而言，艾略特援引一位美国文学研究者指出，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盲点”，即美国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只是狭隘地限制于美国的文学，对美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则极少关注。打破这个盲点的有力武器自然与跨民族研究视野相关。艾略特列举了很多近年来在非洲裔美国文学研究、拉丁裔美国文学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和本土美国人(印第安人)文学研究中跨民族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可以以非裔为例做一扼要介绍。
在1880到1960年期间，相比来自欧洲的移民被美国价值观和文化同化成为美国人的过程，很多有色人种和美国本土的非裔美国人却发现他们被排斥在这个过程之外。因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在文化上与他们的来自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期间，很多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种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具有跨民族特征的文化边界中，开创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网，而这样一种氛围给产生在那个时候的作家和作品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以及思想自由的视角，这在美国国内则是很少存在的。对于一些非裔知识分子来说，巴黎就曾是那样一个“文化边界”。艾略特提到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黑人知识分子代表杜波依斯，他曾于1893年推动创立了一个非洲-美国国际网络，从一个美国以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化的角度来对抗种族歧视带来的仇恨和暴力，同时也使得很多黑人开始考虑种族身份、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universalism)、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以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间的关系。这样的一种视角后来称为“泛美和泛非”视角。⑦这种视角的形成对推动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上面是对跨民族视野如何在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中开展的一个大致描述，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看跨民族视野在美国文学研究中更加具体的运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第一期PMLA特刊，题为《美国：概念和文学》(America：The Idea，the Literature)，其中有三篇文章从跨民族研究视野出发，对19世纪经典美国文学、文化和作家以及美国文学史的编撰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发现了以往不曾注意到的现象，并据此得出了新的看待美国文学的观念，值得引起注意。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保尔·吉利斯(Paul Giles)在题为“跨民族主义和经典美国文学”的文章中，以19世纪经典作家爱默生和梭罗为例，说明了在跨民族视野关照下，爱默生和梭罗的“爱国情怀”的具体指向和意义，以及盛行一时的“天启命定论”(Manifest Destiny)产生的历史语境。所谓跨民族视野，在吉利斯的文章中指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英美关系，具体说，是英美围绕俄勒冈(1818-1846年间为英美共管，1846年割让于美国，1859年成为美国的第33个州)的归属问题引起的争议，以及这种争议对美国国内思想观念的影响。在1845年民主党人詹姆斯·波尔克当选为第11任美国总统后，英美关于俄勒冈及西部其他区域的管属问题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一些美国的鹰派人物如前总统杰克逊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西部与英属加拿大的边界问题，那么英国将在那儿布下一个铁罩围住美国。波尔克政府明确提出了对俄勒冈的管辖权，同时英国政府也与美国政府展开了外交斡旋，而英国的一些媒体则发表了针对波尔克要求控制俄勒冈的针锋相对的言论，扬言俄勒冈决不能从英国分裂出去，除非诉诸战争。一时间，英美这两个老对手在1846年似乎面临着继1812年后又一场战争的边缘。幸好在同一年，考虑到1845年爱尔兰“大饥馑”后，英国要更加依赖对美国的贸易以缓解粮食供应，英国政府最终与美国签署了协议，明确了俄勒冈的边界，美国国会则于1848年通过了让俄勒冈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法令。英美之间的俄勒冈争执算是和平解决。
但是，另一方面，对英国的仇恨在1840年间的美国却成为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共同“心声”。⑧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仇恨被用来推行“天启命定论”，获得了极好的效果。“天启命定论”由爱尔兰移民约翰·噢萨立文(John L.O'Sullivan)在1845年夏天一篇关于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评述中首次提出，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此后，在1845年12月27日的《纽约早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涉及俄勒冈事件的文章，再次重提了“天启命定论”。他写道：“……假使争执双方对于历史和法律的观点被颠倒了——假使英国占有了我们，我们成为了她的臣民——即便是那样，我们对于俄勒冈的要求也是最正常不过的。天启命定的权力让我们拥有这种要求，也让我们走出去拥有整个(北美)大陆，这是上苍要给予我们的，为的是要我们完成肩负的自由和自治的使命。”⑨爱尔兰移民的背景让噢萨立文对英国有一种本能的怨恨，通过打俄勒冈这张牌，他在很多美国公众中点燃了这种情绪，更重要的是，他的“天启命定论”契合了1845年间美国领土扩张的需要，以至日后成为了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同一年的国会演讲中，强势人物、议员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宣称要把美国变成一个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国家。⑩
在分析了俄勒冈事件的历史背景后，吉利斯又把焦点放到了与文学相关的方面，剖析了爱默生和梭罗某些思想的形成与俄勒冈事件的关系。在谈到19世纪美国文学的美国性时，很多人都会引述爱默生1844年写的《诗人》一文中的一段文字：
我们的政客间的互相吹捧、他们演讲时用的讲台，还有他们的计谋、我们的渔业、我们的黑人、印第安人、我们的船只、我们抛弃的东西、那些无赖们发出的怒火、那些诚实的人们的惰性、北方的贸易、南方的种植、西部的开荒、俄勒冈和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还未曾被吟唱过。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美国是一首诗，她辽阔的地域让我们想象不及，歌颂她的时候为时不远了。(11)
吉利斯注意到了这段文字中提到的“俄勒冈”和“得克萨斯”，指出可以从当时美国领土扩张的背景中加以解读，用他的话说，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批评上的对应关系(critical correlative)。在一些学者看来，爱默生参与领导的超验主义思想在文字表述上常常会把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结合起来，以此显示一种“不经意的信心”。吉利斯认为上述引文表明一方面爱默生不经意间在诗人的想象与美国的疆域间做了文章，另一方面这样的想象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英意识，也就是说，表面上虚实相衬的修辞不能掩盖其背后充满硝烟味的反英主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吉利斯又提到了爱默生对于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态度。在1845年的一则日记中，爱默生写道要竭尽全力抵制得克萨斯的并入，因为这与新英格兰的精神相违背，但同时，他也提到“已经在这块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主人的强大的英国人种也应该成为那个地方以及墨西哥还有俄勒冈的主人……”(12)爱默生所说的“英国人种”指的就是美国人，意指英国人后裔(在《美国学者》中，他称美国人为盎格鲁后裔)。显然，这里表明了一种反讽，强大的英国人的后裔让英国人在俄勒冈问题上栽了跟头，同时也表明，19世纪的一些美国人尽管很以英国人后裔为自豪，但在英美两国的政治争执中，这并不阻止他们表明鲜明的态度。另一方面，爱默生的态度也让我们联想到了“天启命定论”，其间的逻辑是一致的，即对于上帝赋予美国人统治北美大陆使命的坚定信念。
爱默生1862年在给梭罗写的悼文中回忆说：“他(梭罗)曾希望到俄勒冈去，不是伦敦。”(13)吉利斯指出，这种向西的动向对超验主义者来说成为了拒绝英国的象征。梭罗可以说是这种象征的典型。上面这句话出现在梭罗写的一篇题为《走路》的文章中，1862年在他去世后发表。在文中他提到大自然迫使他“走向俄勒冈，不是欧洲”，他说：“向东走我是被迫的，向西却是自由行动。”吉利斯认为这种西行的动向在美国源自清教徒行动。对梭罗个人而言，这也表明了他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一种敌意。吉利斯分析的一个例子是梭罗的《在康科德和麦丽迈科河的一周》这部书，切入的角度是剖析梭罗试图重构本土环境的努力。在此书开头，梭罗对参加1775年和1812年反英战争的美国人表示敬意，而这种“美国意识”也表现为他描述自然环境时本土意识的浮现。比如，在说明“杨基”(Yankee)一词的词源时，他更多强调该词来源于印第安语“Yengeese”，而不是什么英语的词源。吉利斯认为梭罗是企图将美国人和他们的环境自然化和理想化，就像他自己说的，把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自然的事实，或者是如自然一样经年长久的，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编年史”。梭罗的策略，在吉利斯看来，是要通过强调自然与国家间的关系，以超越历史和政治的争执。具体来说，在俄勒冈问题上表明美国进入那块土地是很自然的事，就像从康科德和麦丽迈科河流出来的水一样自然。(14)梭罗在书中提到向西拓进时说：“我们面向西部是非常自然的，就像每天要进入一个白天一样。”(15)此书是根据梭罗在1839年的一次探险经历写成的，而成书的时间也正是俄勒冈事件国际争端露出端倪的时候。吉利斯指出，在把边疆精神神秘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梭罗笔下的那些自然风景描述中看出他的政治企图以及他与“天启命定论”的关系。噢萨立文曾于1843年与梭罗相晤，邀请梭罗为《民主评论》写稿，尽管梭罗后来只是写了一些书评，但他对噢萨立文的立场还是表示了同情，称他“不管怎么样，不是一个外人”。(16)
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罗厄教授在题为“19世纪美国文学文化和跨民族性”的文章中，则从跨民族的角度从多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美国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包括民族想象、跨民族想象、宗教作用、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与跨民族话语的使用等等。其中，前三个方面与吉利斯的讨论有一定联系。在很多人看来美国革命后出现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其实并不如此，罗厄认为这只是一种殖民想象的结果，或者是把英国殖民主义转换成美利坚民族机制的结果。独立后的美国各州因沿袭原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各种政策和法律，情况自然有所不同。但与此同时，年轻的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使得这个国家在文化上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法国革命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危险的外国人和野蛮人”(17)的害怕使得“美国人”与“外国人”的界限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文学和地缘政治的想象虚构可以在美国文学早期的小说作者布朗(Brockden Brown)的作品中发现。罗厄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跨民族想象”，意指民族间的关系对本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影响。就19世纪而言，罗厄认为这种跨民族想象也深刻地反映在超验主义思想里，尽管一些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梭罗、富勒和惠特曼等在一些关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的行为方面，如墨西哥战争，表现出批评的态度，但超验主义本身使用的“超越”的话语修辞方式与杰克逊时代的美国领土扩张和“天启命定论”式的心理投射是相合拍的。
罗厄同样也从跨民族的角度对19世纪两个重要文学文本的结尾部分进行了解读，一个是霍桑的《红字》，另一个是华纳的《广阔世界》。在罗厄看来，这两个文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于宗教作用的运用，这正是19世纪美国文化中一个最为常见的跨民族性之一。在《红字》结尾时，霍桑说明归来的海斯特收到了很多来自一个异域的信函，这是她的女儿珠儿给母亲的信件，而海斯特也在缝制给婴儿穿的衣服，其绚丽的颜色足以让清教徒们惊愕不已。罗厄认为这种描述表明了霍桑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超越企图，即对新旧两个世界，贵族特权和民主平等，新英格兰清教主义和欧洲天主教教义之间冲突的超越。(18)在19世纪内战前女作家苏珊·华纳(Susan Warner)的畅销书《广阔世界》末尾，主人公女孩艾伦·蒙特高梅在家乡纽约州经历了多次考验以后，终于赢得了她未来的丈夫约翰，并最后赴英国爱丁堡与其团聚。罗厄指出，这两部小说在这个方面都表明了与欧洲的一种联系，一种寓言式的对欧洲贵族传统的强调。就其实质来说，这是基督教里对权威的忠顺，反映在家庭里，则是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和顺从。罗厄认为宗教在两部小说的结尾暗示了一种跨民族界限的乌托邦想象，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基督教意蕴强烈的宗教图景在政治上却是“反动的”，(19)至少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显然，无论是珠儿、海斯特还是华纳，作为女性，最后她们的归宿始终还是脱离不了家庭这个“藩篱”)。
德国学者玛丽埃特·麦思默(Marietta Messmer)从美国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主要是20世纪)入手，探讨了“美国”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跨民族视野曾经发生的作用。她文章的题目为：《走向互依宣言，或朝向20世纪北美文学史界限的融合》。麦思默追溯了20世纪美国文学史的撰写过程，列出了四个可以总结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英国(语)中心主义时期。麦思默援引学者波尔摩(Christopher Balme)的观点，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清晰的文化界限对于自我身份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20)因此，很多20世纪早期的美国文学史都试图通过强调英国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来界定美国文学和文化的身份。1900年出版的《美国文学简史》(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瓦尔特·布朗森(Walter C.Bronson)把美国文学看成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理解美国文学。在他看来，一直到1815年前，美国文学都是对英国文学的模仿，只是在1815-1870年间，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北欧等其他国家的影响才开始渗透进美国。另一个持英国中心主义观的例子是《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也是1900年出版，作者是巴尔特·文戴尔(Barret Wendell)，他认为直到19世纪美国在政治上获得完整的独立前，美国文学是英语文学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有意排除了在美国产生的非英语文本的作用。这也正是麦思默对上述两位文学史家的批评，她指出这种英国(语)中心主义的结果是把“美国”限制于北美操英语的那个地理区域，同时亦把在同一个地方产生的非英语的文本排除在外，如殖民地时期著名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如荷兰语、法语、俄语等写成的作品。麦思默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与英语的使用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上与文化和文学的界定是不可分割的。上述两部文学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确定了“美国”与英语之间的“天然”的关系。
并不是所有20世纪早期文学史都是英国(语)中心主义的，编纂于1917年至1921年间的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是第一部将很多英语以外的语言的作品列入讨论范围的文学史。除了分析德语、法语和意地绪语作品的专门章节以外，这部文学史还专列一章讨论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的作品，而且认为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美国’不仅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种族概念，一个自这个洲被发现以来就没有断裂过的种族，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拥有在世界上能够发现的最丰富的未被开垦过的土著文学。”(21)除了强调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性外，《剑桥美国文学史》还试图打破文学间的界限，比如，一方面把讨论的作家限定在美国本土定居的作家的范围，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美国以外的作家间的互相影响。在这个方面，出版于1919年的从社会学研究角度探讨美国文学的著作《我们的美国》(Our America)则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此书是写给法国读者的，作者瓦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的多元文化倾向更加明显，用他自己的话说：“限定美国等于窒息，确定美国性等于阉割，给予其一种声音等于让其变聋变哑。”(22)他对美国文学中新英格兰的“霸权地位”提出了质疑，在书中专辟一章“被埋葬文化的土地”，叙述墨西哥、阿兹特克、玛雅以及土著美国人的文化故事，提出一种他认为在美国大地上任何一种文化如德国的、拉丁的、凯尔特的、非洲的、斯拉夫的等等都有文化发言权的多元文化主义。麦思默总结说，这两部文学史著作重新界定了美国文学的边界，突破了单一的英国(语)中心主义的边界，使得美国文学进入一种国际语境之中。麦思默把以上述两部著作为代表的文学史编纂阶段称为“延伸界限”(extending the boundaries)。但是，这个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朝向多元文化发展的文学史编纂趋势，在30、40年代有了一个转向，更多地变成了对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间的关系的关注。
这是第三个阶段，麦思默称为“变化着的欧洲的角色”。与第一个阶段的英国(语)中心主义不同，在这个阶段里，文学史家通过讨论美国文学与欧洲传统的关系，突出了美国文学的主体地位和独立特性。在1931年出版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中，作者拉索·布兰肯希卜(Russell Blankenship)在指出美国文学中的国外影响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美国社会本身具有的影响因素：清教主义、边疆色彩(frontier)和神秘主义。麦思默评述说，这实际上推翻了以往那种认为美国文学是被动地吸收国外影响的看法。之后，出版于1937年的《我听见美国在歌唱：1900年以来的美国文学》(I Hear America Sing：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则进一步指出美国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如艾伦·坡，惠特曼、亨利·詹姆斯、尤金·奥尼尔、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等对欧洲文学的影响，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实际上已是一个“自由的借进与借出”的关系，(23)而这种描述的潜台词则是以往认为美国文学逊于欧洲文学的观点自行瓦解。1948年出版的罗伯特·斯皮勒主编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是二战前美国文学史编纂的集大成者，在再次肯定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间的渊源和互相影响关系的同时，斯皮勒试图打破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把美国文学纳入到整个世界(西方)文学之中。在提到爱默生、梭罗、麦尔维尔、霍桑和惠特曼等的成就时，他认为这些作家的思想与西方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理论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激活了美国本土精神，同时也使得美国文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麦思默认为斯皮勒的这种表述已经具有了一种潜在的全球化(考虑到具体的年代1948年，确切地说，是西方化)的语境意识。这样一种意识在二战后20世纪下半叶里又有了一个转向，一个朝内转的变化，麦思默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那种已开始萌发的面向全球的意识丧失掉了。
麦思默主要讨论了这个过程中的两部文学史代表作，第一部是埃莫里·艾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8)，另一部是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en Bercovitch)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1994-)(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前者是单卷本，后者是多卷本。艾略特非常强调美国文学的多元性，指出当代美国文学史的编纂必须要体现包括妇女、少数族裔等各种作家的声音，没有一种统一的主调可以概括美国文学的全景，但同时，《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又坚持划定一个国界来限定“美国文学”，即在“美国这个区域里产生的作品”。(24)同样，伯科维奇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也极力主张文化和方法论上的多元视角，重视的是“分歧”、“去中心化”和“对话”。但同时，与艾略特一样，他眼中的美国文学有着固定的地理和语言的界限，“美国/洲”(America)指的是“美利坚”(United States)，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有着确定的民族界限，而且主要是英语文学，尽管在具体分析时，有的编者采用了比较的方式，如与在美国产生的西班牙语作品的比较。麦思默指出，伯科维奇和艾略特的文学史与二战前曾经风行一时的英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形成了一种抗衡，因为他们第一次明确突出了美国文学丰富复杂的文化多元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因为即使在这样包容甚广的文学史中，单一语言的倾向还是昭然若揭，英语以外的语言作品被一概排除在外。当然，也并不是说包含了其他语言的作品的文学史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性的文学史，因为这还是有可能掉入表面上多元性而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中心——美国中心——的陷阱中。麦思默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跨出“美国”这个限定，采用一种真正的跨民族的、全球的视角，以弥补美国式的多元性的不足，这应该是新的美国文学史的方向。
以上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大致介绍了近年来美国文学领域中跨民族视野研究的一些观点和批评手段。应该说，这样一种研究的确可以带来一种新的视角，帮助产生传统和常规批评方法不能做到的新发现，对从更多层次上理解文本颇有好处，上面列举的一些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跨民族视野从本质上表明了美国社会和文化多元主义往前迈进了一步，从国内的多元性延伸到国际的多元性，从美国文学的国内研究延伸到国际研究，这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里向外、从国内到国际的变化，而是一种思维观念的转变，一种对以往很多习以为常的包括“美国”这样不容置疑的概念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引进跨民族视野本身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质疑，而这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进展中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注释：
①④Shelly Fisher Fishkin,"Crossroads of Culture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November 12,2004",in American Quarterly,March 2005,Vol.57,No.1,p.22-23,36.
②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近年来声称美国文化陷入危机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WASP核心价值的崩溃。参见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America's Great Debate(London:Free Press,2005)。
③PMLA 2003年1月特刊策划人卡狄尔在其撰写的导言中对“America”一词的含义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挑战。参见Djelal Kadir,"Introduction:America and Its Studies",in PMLA,January 2003,Vol.118,No.1。
⑤⑥⑦Emory Elliot,"D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What Does It Mean When American Studies is Transnational",in American Quarterly,2007,Vol.59,No.1,p.3,p.3,p.10.
⑧⑨⑩(11)(12)(13)(14)(15)(16)Paul Giles,"Transnationalism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in PMLA,January 2003,Vol.118,No.1,p.67,p.67,p.68,p.68,p.69,p.69,p.69,p.70,p.70.
(17)(18)(19)John Carlos Rowe,"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Literary Culture and Transnationality",in PMLA,January 2003,Vol.118,No.1,p.80,p.83,p.83.
(20)(21)(22)(23)(24)Marietta Messmer,"Toward a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or,Interrogating the Boundar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es of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in PMLA,January 2003,Vol.118,No.1,p.43,p.46,p.46,p.48,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