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对日“外交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日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不约而同地成为海内外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国内舆论界和学术界通过纸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对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和对日“外交革命”展开了广泛而又激烈的讨论，（注：关于这次争论的一些代表性观念，参见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卓南生，“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卓南生与中国日本学界元老吴学文教授对谈（一）”，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2日；卓南生，“日本对外舆论攻势与战略——与吴学文教授对谈（二）”，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2日；卓南生，“出口转内销的日本‘新思维’——与吴学文教授对谈（三）”，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3日；卓南生，“‘亚洲报复论’不符事实——与吴学文教授对谈（四）”，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4日；卓南生，“‘美国附庸’论已经过时？——与吴学文教授对谈（五）”，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5日；李毅，“中国应接受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载《联合早报》2003年6月10日；孙亚菲，“对日需不需要‘新思维’”，载《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刘海波，“亲日外交革命，不义不利之举”，http://WWW.japan.people.com.cn,2003年6月15日。）这实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界所罕见。事实上，讨论颇有一边倒的架势，谴责和非难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不愿披露姓名的专家学者认为，所谓“新思维”“不屑一看”，“外交革命”之说“不值得一驳”。（注：卓南生，“出口转内销的日本‘新思维’——与吴学文教授对谈（三）”，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3日；孙亚菲，“对日需不需要‘新思维’”，载《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传统意义上负有“先知先觉”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日关系的“新思维”和“外交革命”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缺乏理解和理性的态度（当然只是部分知识分子），多少有点令人惊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相当部分国民的对日心态，而这种心态大致是非现代的、片面的和非理性的，说得简单一点，乃是不够成熟的。这也更加说明了对日“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从大战略角度理解对日“外交革命”
我们必须从三个角度来理解对日“外交革命”。第一，从大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中日关系，即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措施，包括接近日本或对日“外交革命”，都是围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国家大战略的最高目标的。其次，为谋求中日接近而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采取主动缓减中日关系中的猜疑、不信任和紧张，而信任乃至信任机制的建立，是对日“外交革命”的最低起点。第三，中日接近是达成体系安全的必要之举，是中国参与创建东亚安全体制进而全面解决东北亚安全事务、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必要前提。所谓“放平心态看美日”，就是要求我们的部分国民甚至政府高层从大战略角度出发，调整心态，不要时时刻刻背着那种“外国打压中国”、“我们面临包围”的心理负担，不甚理智地怀疑、敌视甚至冲撞外部强国，而是以现实、客观的态度去处理对美对日关系，以大智慧去开创外交新局面，顺利缓解乃至最终全面消除中国的安全隐患。
对日“外交革命”完全符合大战略及其集中原则。大战略的要义，在于综合运用一国的所有资源来追求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大战略的集中原则规定，国家政策的所有方面，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手段，都必须服务于大战略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利益和最高战略目标。（注：关于大战略的重要性及其与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参见利特尔·哈特：《战略论》（中译本），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78年版，第一、二、三章。）当前，我国的根本利益和最高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说来，这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我国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2)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3)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那么，实现这个最高目标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不言而喻，就是外部世界为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而采取种种不利于中国的政策（措施），其中，美国是最有能力、最有可能阻遏中国崛起的国家，包括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干涉。根据大战略的集中原则，我们必须处理好以对美关系为核心的外交事务。这个对外政策目标决定了中日接近或对日本“外交革命”的必要性。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日接近不是为了对付或制约美国，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处理具有全局意义的中美关系，处理那些关系到中国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外交革命”，乃是以大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外交创新的一部分，是为开创一种有益于中国安全的国际大局而迈出的第一步。
所谓“外交革命”，是指两国关系从猜疑、敌对或紧张到友好甚至结盟的急剧变化。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成功案例，即先前两个敌对的国家出于利益需要同时调整双边关系，从而不仅成功地改变了主动发起“外交革命”的那个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安全态势，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某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近现代历史上最早的、成功的“外交革命”，是奥地利在1756年前的数年里采取主动，接近其世代仇敌法国，从而实现了和解，结成了反对普鲁士的政治军事同盟。（注：1756年外交革命始于1749年，即普奥两国结束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的次年，发起人是后来担任奥地利驻法大使、奥地利首相的文策尔·考尼茨。奥地利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8)中失去西里西亚，为夺回这块“德意志的拱顶石”和“奥地利王冠上的明珠”，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决定采纳考尼茨的建言，放弃与法国的长达250年之久的世仇，联法制普，集中力量打击普鲁士这个“最重要、最危险、最不可饶恕的敌人”。引文分别见帕尔默和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译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41页；亨利·瓦洛通：《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传》（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5页。）二十世纪则发生了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外交革命”，即纳粹德国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夜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尼克松突然访华实现了中美和解并在其后组成了针对苏联的战略同盟，以及萨达特毅然放弃前嫌主动实现埃以和解一举改变了中东战略格局。（注：详细分析二十世纪三次“外交革命”的最杰出的著作，参见迈克尔·汉德尔：《令人震惊的外交内幕》（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法德和解并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也堪称外交革命的典范。）上述历次“外交革命”的共同特征是：(1)处于重大政治或军事压力之下的某个地区大国或世界大国采取主动，同先前长期敌对或处于紧张关系中的某个国家实现和解；(2)这种外交主动是该国总体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根本目标是最大程度地优化其国际安全地位，或从根本上改善其安全环境；(3)相对处于被动地位的那个国家同样是地区大国或世界大国，同样面临着国际安全压力或“安全两难”问题；(4)猜疑、敌对或紧张关系的化解，会大大缓和双边关系，甚至导致两者结成战略同盟，进而改变地区或国际战略格局。
对日“外交革命”，在前三点上与历史上的“外交革命”是相同的。中国所面临的“安全两难”问题显而易见，中国接近日本的战略目标亦是不言而喻的，即实现中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它还是以处理对美关系为核心的总体对外战略或外交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毫无疑问也面临着诸多安全问题，只是不被我国相当部分的国民和智识阶层所理解，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理解。因此，中日接近一旦实现，中日两国都能获得更加充分的相互安全。在改变地区格局或国际格局这一点上，中日接近与历次“外交革命”之所以不同，在于中日接近不仅没有实现，甚至有可能就无法实现。中日接近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于中日两国的相互排斥的国民心态，在于与此心态相关的深刻而又广泛的相互猜疑。当前舆论界和学术界就对日“新思维”和“外交革命”所展开的不太理性的争论，反映了中日接近的障碍是何等的巨大。
二、从国民心态看对日“外交革命”
我们有什么样的国民心态？为什么说我们的国民心态是中日接近的巨大障碍？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的大国，随着这种崛起而来的是一种愈益充满自信、逐渐得到张扬但颇为矛盾的国民心态，那就是在满怀激情地憧憬着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同时，却又疑虑重重地看待一切对我不利的外部国家、政策和态势。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的正常心理状态。近现代历史表明，崛起过程中的新兴大国要求取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在既定国际体系迟迟不能做出回应之时，它就会表现出对那些支配该体系的国家的日益不满，甚至向后者提出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外部世界对本国崛起所抱的猜疑越来越多，国民心态中的对外猜疑或恐惧成份也会越来越重，而且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本国所面临的威胁，总是认为本国同时遭到外部几个大国的包围、遏制或进攻。尤为严重的是，包括部分政府领导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精英，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曾经多次有过此种心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德国和纳粹时期的德国、明治维新以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对外心态，分别参见Paul 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London:The Ashfield Press,1980)和William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New York,1962)。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对外心态，参见John Livingston et aI.,eds.,The Japan Reader,vol.1:Imperial Japan(New York,1973)有关文选。）在所有这些时期内，德国和日本的心理状态有两大重要特征：一是要求获取“阳光下的地盘”，二是认为遭到了其他大国的包围。
当前，中国的国民心态有着类似的一面。（注：当前中国与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的根本差异，在于德日两国在主张扩张的国民心态的影响下采取了进攻性的对外总体战略，几乎是同时向所有其他大国都提出了挑战，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为中国所确立的大战略，却是稳妥而又切实可行的。）相对于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领导层对加入国际体系并能够取得相应地位的信心，相当一部分国民对实在的和潜在的外部威胁甚至小动作，乃是充满着疑虑，甚至是一碰即溃、一触即跳的恐惧。在对日关系上，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小日本”情结，即不愿意、不支持甚至竭力反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更为严重的是，每当日本采取相关措施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时，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就会忧心忡忡，就会口诛笔伐，有时还会暴跳如雷，给人一种气急败坏的形象。这恐怕与我们骨子里的那种“天朝大国、八方来朝”的心态不无关系。我们拼命地学习并追赶近现代时期崛起的西方新兴大国如美国和德国，但我们对周边邻国日本的强大却总是抱着忧虑、猜疑甚至恐惧的态度。(2)日本不负责任。相当一部分国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不愿为侵略战争而道歉的事实以及日本领导人不时地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表明，一旦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日本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头上。(3)中国的崛起受到了外部的压制、阻遏和威胁，而日本是压制、阻遏和威胁中国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阵营的成员，一些以“爱国者”自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更是认为日本是美国的“帮凶”，是“中国威胁论”的最大鼓噪者。与这种心态紧密相联的是，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国民，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日本问题专家，只看到美国当前全球战略及美日同盟调整中仍有针对中国的成分，看到日本的“有事法案”对中国安全的含义，却看不到美日同盟的调整和“有事法案”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应付日本所面临的愈益增多的不确定威胁。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看到日本确实面临着诸多安全困境，且不说中国这个日益强大的“大块头”邻居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只要看看时不时地蠢蠢欲动、试图研制核武器的朝鲜，看看台湾岛内局势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的台海危机，看看渐趋不稳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我们就能大致明了日本的困扰。朝鲜的核武化政策毫无疑问地威胁到日本的生存，而台湾海峡和东南亚任何一国的危机或紧张，都会导致日本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那根链条断裂，从而危及其经贸大国地位。
部分中国国民上述心态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日本的侵略历史和现实政策相联系的。问题在于，日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呢？换句话说，我们对日本会重蹈覆辙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忧虑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呢？日本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外政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贡献，似乎没有支持我们的忧虑。当然，历史会给出最终答案。
日本又有什么样的国民心态呢？根据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民情绪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态度，（注：朱建荣，“日本的中国观——冷战结束后的变化与趋势”，http://www.japan.people.com.cn,2001年1月31日；（日）挂川惠美子，“日本人怎么看中日感情”，载《环球时报》2002年4月11日。）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日本以其经济大国地位为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国民和领导人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如同当前中国人民一心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样，乃是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用日本领导层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正常国家”。(2)中国正在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日本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失去了经济优势，相当部分的日本国民对此忧心忡忡。持右倾看法的日本国民及其代表如石原慎太郎等人认为，中国甚至构成了威胁。(3)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对日本的不确定威胁增加，日本必须未雨绸缪。“有事法案”之以高支持率获得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就是这种心态发生作用的结果。
中日两国的国民心态显然构成了一对不大容易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句话：日本国民要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我们的相当部分国人却要按住日本，不肯让它出头，看不到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为自身安全利益而积极参与国际和亚太安全事务，并为此制定“有事法案”乃至试图修改宪法，我们却理解为日本要走军国主义老路。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就是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并理解对方面临的安全问题。
三、从体系安全看对日“外交革命”
中国部分国民的上述心态表明，在对日关系上，我们的猜疑和恐惧压过了理智，使得我们不愿意也不肯去理解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和地区政治大国的日本的地位、政策和抱负。如果我们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应当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反对甚至阻拦日益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日本获得相应的地位。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决定了中日之间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猜疑和不信任往往造成“安全两难”，它导致紧张和敌对关系的加剧，导致危机的升级，甚至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注：关于猜疑、不信任与国际关系“安全两难”的经典论述，参见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1959)。在新近的论述中，Gordon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in Our Tim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第一部分各章涉及了近现代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各大国之间的“安全两难”困境及相关的外交问题，而约翰·米尔斯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重新考察了“安全两难”的根源，特别参见该书导论和第一章。）从此出发，以缓解中国“安全两难”为落脚点的对日“新思维”和“外交革命”，首先要求中日两国彼此作出政策调整，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开始，化解并打破目前由种种猜疑和互不信任引起的紧张怪圈，促成相互信任，乃至建立信任机制。这是中日两国国民和领导人的共同责任。
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对日“外交革命”呢？目前看来，我们相当一部分国民还缺乏作为泱泱大国公民的风范和气度。说得不客气一点，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有些人坚持着太多的双重标准，戴着太厚的有色眼镜。我们给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所树立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却不能施之于日本。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仅决定人民币不贬值，而且向泰国等邻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在边界问题上，我们同越南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和解，而曾几何时，我们同越南打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我们对日本却是另一种态度，在历史问题上，我们反复强调的只是同样的言词，即日本必须对历史进行反省，对中国和亚洲人民“作出令人满意的道歉”。在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上，我们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日本的政府援助是天经地义的，是在“赎罪”，因为我们“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弃了战争赔款。我们还有人认为，日本跟着美国压制中国，日本能够马上制造出原子弹，能够迅速占领中国云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任何一次“外交革命”都是由某个国家首先发起的。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而且能够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范和气度，主动采取行动促成对日“外交革命”，不仅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促成东亚和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除一些研究者所建言的五大措施外，政府部门和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推动，适度而又及时地调整我们的国民心态，促成“新思维”和“外交革命”所需要的国内舆论和政治支持，是极为必要的。
对日“外交革命”完全符合我国的现行外交政策，特别是与我国的多极化政策目标完全一致。在国际体系问题上，我们的既定政策是多极化，其中，日本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一样，被视为是大致平等的一极。我们的政策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确立起同美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的稳定的双边关系，最终达成一个相互借重的多极制衡格局。然而，上文所及的国民心态，实际上是不希望甚至阻止日本成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一极。也就是说，既把日本看成一极，同时又试图压制日本，这就是我们在对日关系上的矛盾所在。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事实是，日本不断地扩大对外援助，广泛参与联合国机构的工作，特别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基本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日本的外交自主性日益增强，不仅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事务。这表明，日本完全能够作为一个“正常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会更像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欧美关系中的德国与法国那样，而不会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日轴心中的日本。如果日本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一极，中美日有可能在东亚形成一种正常的多极结构。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应当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而不是听任美日更加接近或紧密，或任由中日紧张继续加剧。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国际体系不将某个大国纳入其中，它就是不平衡的，也是不稳定的，由此可能引发体系危机甚至体系的分崩离析，从而给体系中的既定大国造成损失甚至灾难。拒绝德国和苏联加入其中的凡尔赛体系的失败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其他先例，无一不说明此种道理。
平等、客观、理性地对待日本，不仅是多极国际体系得以长久稳定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东亚地区安全体制的前提，该体制一旦确立，毫无疑问地会有助于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安全问题。事实上，东亚地区的重要安全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内的不稳定等，无一不同中国安全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对日“外交革命”只是建立起一个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在内的东亚安全体制的第一步，是中国通过参与建立地区安全体制并借助地区安全体制来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之一。
1999年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更趋理性、更加客观的对日政策，为实现对日“外交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事实表明，在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有事法案”等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远不像部分国民和部分媒体那样情绪激动，而是表现出大度和理性。这还表明，中国政府在处理外交大战略目标和手段的问题上，把握有度，做到了充分集中，紧紧围绕以对美外交为中心。
对日“外交革命”还是时代的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它要求中国政府以“心血和智慧”把握并利用机遇，创造出更多的机遇。（注：刘华秋，“既必须紧紧抓住，又可以大有作为——谈‘重要战略机遇期’”，载《人民日报》2003年4月14日第九版。）进行外交创新，是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题中之义，而对日“外交革命”应当是这个外交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创造更多外交机遇的起点。
本文认为，在目前情势下，我们应当主动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促成中日信任进而建立中日信任机制，这应当成为以处理对美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对外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中日接近达到更稳定、更广泛、更深入的中美信任，避免国际关系界广为流传的“下一场霸权战争”，（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实现伟大复兴，而且必定为世界和平作出最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