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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五项制裁措施。
1989年6月5日，布什总统宣布：1、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2、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3、对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要求给予同情的考虑。
6月20日，布什总统指示美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暂停同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互访；2、美国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
6月20日下午，贝克国务卿在参议院宣布“我们暂停助理部长和助理部长以上官员参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非军事性政治交往。”（即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接触）。
6月7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对华采取下一步行动时，一定要考虑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对华政策应由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所支配，不应为感情所驱使。随后，兰德公司发表报告指出：不要搞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弹性很大，支持它或制裁它，均对它影响不大。经济制裁吃亏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6月21日，东京时事社播发了一条述评，题为“中国的‘苏联牌’成为无声的压力，美国政府被迫采取慎重的对策”。述评认为“同美国的舆论和国会要求的严厉制裁措施相比，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还是相当温和的”，“布什总统多次表明，不打算再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其原因是，为了保持在与苏联对抗方面不可缺少的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以及继续交换有关苏联的军事情报，加重对中国的制裁，对美国不利”。同年6月29日，贝克国务卿说：“虽然人权依然是美国政策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但它并非是决定我国对外政策的唯一原则。”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有限的而不是全面的制裁。而制裁执行情况是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中国政治经济稳定发展而不断调整和逐步弱化的。
对于西方制裁我国这样一个僵局，总是要打破的。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正确方针，并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但是还要“有所作为”。实践证明，这个方针使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掌握了斗争策略，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了贡献。
在美国政府对华的五项制裁措施中，除停止军售和转让军民两用技术以及对留学生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坚决外，其余三项制裁措施或是不攻自破、或是陆续被打破了，后来便有名无实了。其执行情况如下：
1.停止高层接触
1989年6月20日，贝克国务卿宣布暂停中美两国政府高级官员接触后仅10天，言犹在耳，7月1-2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布什总统的特使与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秘密访华。
同年7月31日，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巴黎利用参加安理会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机会会晤了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谈中，贝克强调指出：布什总统“强烈希望我们保持一种对我们两国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关系。”会谈后有记者问他不是与中国停止高层接触了吗？老练的美国国务卿只回答了一句话：“这是在第三国。”
同年9月28日，在纽约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贝克国务卿会晤了钱其琛外长。
在这两次会谈中，贝克国务卿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惜十几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外长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前总统尼克松第6次访华，先后会见了中国党政领导人。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尼克松，邓小平说：“十几年来，中国没有做过一件伤害美国的事情。是美国卷入中国的事务太深了，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对中国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对尼克松提出如何才能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说：“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回国后，尼克松给布什总统带去了“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主动”的口信。后经美国政府询问，“主动行动”意味着派一高级代表团访华。
同年12月9-10日，布什总统的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以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情况为由公开访华。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所罗门访华，通报美国在海湾危机中的立场，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同年11月6日在开罗机场，钱其琛外长与贝克国务卿就海湾局势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同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应国务卿贝克的邀请，钱其琛外长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美。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钱外长。钱外长先后会见了贝克国务卿、莫斯巴赫尔商务部长、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民主党议员索拉兹、利奇、兰托夫等。有人猜测，这也许是美国政府对中国11月29日在安理会表决准许对伊拉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第678号决议时投了弃权票，客观上支持了美国外交努力的一种“回报”。
从1990年8月至1991年8月一年之中，助理国务卿所罗门与希夫特和副国务卿金米特与巴塞洛缪等先后6次访华。
1991年11月15-17日，曾宣布对华停止高层接触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率团正式访华。这次访问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贝克国务卿说：“我的来访就意味着暂停高层接触的制裁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1992年1月31日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的李鹏总理在联合国总部与布什总统会晤。这次会晤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由此可见，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994年6月5日，《洛杉矶时报》刊登分别属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万斯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同中国交往至关重要》。文章指出：“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为扩大和加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打开了大门，而又不需要放弃美国历来的价值观。寻求同北京改善关系并不是美国对中国表示赞成。它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和中国在共同寻求地区稳定时互相需要对方。美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2.停止对华贷款
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布什总统提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发达国家推迟考虑对华贷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控制着世界银行贷款50%以上的投票权，美国一家就掌握22%的投票权）。世界银行停止了向中国7项工程项目总额7.8亿美元的贷款。亚洲开发银行从1989年6月至1991年5月没有向中国提供贷款。
1990年1月11日，我国国务院宣布撤消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令。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宣布“部分改变我们的世界银行政策，同意世界银行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向中国提供贷款。”从1990年2月1日至6月30日，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5笔贷款，总额为5.9亿美元。它们是华北抗震求灾、江西农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三北地区造林和河北省发展农业贷款。
1989年12月19日，布什总统决定取消美国进出口银行暂停对美国方面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给予资助的禁令。1990年2月2日，美国政府所属的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提供了975万美元贷款（未予宣布）。这笔贷款数额虽不大，但影响不小。
1990年6月25日，中国政府允许方励之夫妇离开中国，到国外就医。
同年7月8-10日，在休斯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在布什总统的默许下，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基于外交战略和在日本产业界与自民党内部强烈要求下，宣布恢复对华第三批政府贷款（这一顺乎民意的做法使海部首相在国内威望大增，国民支持率跃升到60%，成为战后获第二高支持率的首相）。日本政府此举用意明显，是着眼于与美国、西欧争夺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对此，布什总统曾对记者说：“日本是个主权国家，能够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决定。他们与我们合作良好，但是有时他们自己的利益占了上风。”
同年7月19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上海虹桥机场和高桥石化国际贸易公司分别提供1000万美元和43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支持它们向美国公司购买机场设备和塑料厂设备。
同年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恢复对华关系，取消了除首脑互访和军事合作及军品贸易以外的所有制裁措施。此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恢复了一度中止的对华出口信贷和政府贷款，并开始逐步执行过去承诺的援助项目。1991年7月，欧共体决定恢复首脑互访，其他方面的合作趋于正常。
同年12月4日，世界银行开会，对是否全面恢复对华贷款投票表决时，美国代表投了弃权票。于是世界银行全面恢复对华贷款。1991年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5.79亿美元的贷款，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截止到6月30日为止的1989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3.48亿美元的贷款）。
1991年5月28日，亚洲开发银行宣布向中国提供7000万美元的贷款，从而恢复了对华正常贷款业务。
1992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25.28亿美元的贷款。这已超过了1989年前的最高额度（1988财政年度18.93亿美元）。
1993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34.32亿美元的贷款。
1994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30.75亿美元的贷款。中国是接受世行贷款数额最大的国家，也是接受国际开发协会贷款数额最大的国家。
1994财政年度，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出口贷款额12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62%。
1992年10月3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在利用世界金库》的文章，文中指出“本报的一项调查表明，日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司曾向它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使得中国能够重新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北京然后才能用这些资金来修建国家发电站、大坝和购买直升飞机以及其他设备”，“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政府坚定不移地反对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大部分贷款事项持反对态度，但是私下里，它与日本和欧洲一样急于让中国重新获得低息贷款。并且有迹象表明布什政府可能是在与北京的秘密外交中同意如此行事的”，“一位卷入了长达3年之久的对华贷款问题争论的西方官员说：‘事实证明，中国的生意太好了，无法舍弃。’，原世界银行行长小巴伯·康纳布尔在一次采访中说：‘获得利益的愿望战胜了理想主义。’”。
3.停止军方领导人互访和停止军品销售及军民两用技术转让
1989年6月6日，国防部长切尼声明，暂停对原计划的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和国防部长秦基伟的访美安排。6月12日，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福特和国防安全援助局局长布朗中将通告称，美国政府决定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军售，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以及中断中美军事人员互访，暂停美军方对中国驻美武官处人员的邀请活动，并抵制中国驻美武官处的邀请活动。
1989年7月初，布什总统采用个案处理的办法，批准波音公司向中国民航出售4架波音747客机。在此之前，由于每架客机上均装有三台军民两用的自动导航仪而被禁止卖给中国。
1989年12月，布什总统通知国会：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将批准为“亚洲卫星一号”签发许可证。美国驻华大使馆散发的材料“‘亚洲卫星一号’升空——美中科技合作的新突破”中写道：“1990年4月7日晚9：30，‘长征三号’火箭的推进器喷出的烈焰照亮了四川的田野。中国的火箭载着美国的卫星（美国制造香港拥有）飞上太空，这幅景象是中美合作的优越性的强有力证明。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接受中国航天工业部的邀请，专程前往西昌观看卫星的发射。”
1990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批准向中国、巴西、印度出口超级计算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由于这种计算机具有潜在的战略应用性，因此要加以严格的保持措施，以保证这些计算机只能用于和平的民用目的。”
1991年8月1日，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同日，美国防部助理部长等官员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建军节招待会。
1991年11月15-17日，贝克国务卿访华。经过谈判，中方表示在武器转让时将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美方承诺撤消当年6月16日对华三项新的制裁。1992年2月21日，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宣布，美国政府取消1991年6月实施的对华制裁措施。
199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言人宣布布什总统决定了结因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而中止的4宗对华军售项目。
1993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弗里曼访华。中美双方一致同意重开在军事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1994年1月17日，美国防大学校长塞尔姜中将率团访华，与中国国防大学正式恢复两校关系。
3月11-16日，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威斯纳访华。
7月6-8日，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拉森上将访问北京。拉森四星上将是中美两军恢复交往以来访华级别最高的美军将领。
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访美，8月17日，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国防部长佩里。
9月22日，美国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上将访华。
10月16-20日，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访华。这是自1989年以来访华的首位美国国防部长，此行被认为标志着中美两军关系已恢复到一个新的水平。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1994年10月16日，发表该报驻北京记者伊恩·约翰逊的题为《佩里访华充满象征意义而不是实质内容》的文章。文章指出，“从许多方面看，下面这一点已变成对外政策中新的正统看法：中国太大，中国的市场对美国来说太有利可图，因此不能因中国的在国内外的行径而惩罚它。相反，应当鼓励在外交和贸易方面同中国接触，希望中国同西方的接触会使中国变成更受西方欢迎的国家”。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前首席顾问特里普利特1994年7月12日在美国《商业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对中国的制裁损害了美国的贸易》。
从扩大对华出口，促进中美贸易的实际利益出发，克林顿政府应尽快撤消所有的制裁，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限制。
高科技出口是美国大中型企业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上本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制裁措施使许多美国大企业丧失了扩大对华出口的机会，使美国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无形损失。1994年4月1日，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解散，这为美国政府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提供了机遇。
从1983年6月到1987年11月，里根政府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和扩大对华出口，陆续放宽限制，对华出口放宽了32类高科技产品，较大地促进了对华出口。
1989年2月底，美国商业部宣布进一步放宽13类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计划未能落实。现在克林顿政府完全可以实现这一计划。须知，在中美关系中，延长最惠国待遇只能维持正常关系；而放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乃是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具体行动之一。
此外，美国政府应当允许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软贷款或混合贷款以支持美国企业增强竞争力。
目前，欧洲联盟、日本、加拿大等20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提供软贷款或混合贷款，已用于上千个项目的设备对华出口。但美国政府仍坚持不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特别是一些大中型项目设备出口竞争中处于劣势。现在是美国政府认真考虑对美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采取支持措施的时候了，这也符合克林顿总统加强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方针的。
1994年10月18-20日，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肯尼思·布罗迪访华。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在考虑扩大对华出口项目的支持和在北京设代表处，以扩大对华业务。
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必将促进和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这对改善中美贸易平衡也大有益处。
5年来，美国对华制裁的执行情况充分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推行“大棒加胡萝卜”的外交政策。我国则是刚柔并济，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始终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且以我国的实力和大市场为依托，充分利用美国国内政治理想与经济利益、战略利益的矛盾以及美（苏）俄矛盾、美日矛盾和美欧矛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逐步打破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个稳定而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