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经济思想演进的承继关系非常复杂，研究中对许多问题还缺少足够的认识。所以很有必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体系结构、范畴概念、研究方法及学术争论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历史分期问题
任何历史时期总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不断就当时的经济问题寻求答案和解决方法，从而产生了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精确地讲，经济思想与人类同步产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悠久，汇集丰富，是中国及全人类思想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包括千百年来浩如烟海的古籍所蕴涵的古代经济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新思想、新理论。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历史跨度和知识深度的严格要求。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对前人经济思想的学习、研究。《诗经》、诸子、历代食货志，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著作《盐铁论》、《富国策》、《农政全书》等，都有大量对前人经济思想的记录，有些甚至对经济思想的发展作了分析和评说。儒家弟子对孔孟经济思想以继承和光大；司马迁、班固、李觏、丘浚等还对历史上经济思想的演进、变化进行探究，并提出自己的经济思想。可以说，历代都有人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探涉、研讨，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问古已有之。然而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系统的科学还十分年轻，能说明其成长为独立学科的理论专著问世时间并不长。如从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1924年写成，1926年出版）算起不过70年左右的历史。即使从梁启超的《管子传》（1909年出版）算起，也不到90年。要是从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1962年，中册1963年，下册1981年出版）算起才30来年。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又十分年轻的学科。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衔接。中国古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后世儒者以孔孟言论为教条，并将其发展到极端。出现了“半部《论语》治天下”，“《春秋》决狱”等提法和办法。李悝、《管子》、商鞅的农本思想一直是后人立论的根据。孟子的井田制思想直到近代还有人推崇倍加。这种思维方式使有些思想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使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轨迹带有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经典文句是百年甚至千年后人们思维判断的准绳，即便是那些改革志士也不得不在“复兴三代之制”承袭道德的旗号下革除当代弊端，否则他们的主张难以得到拥护和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严格按照思想理论的发展，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相当困难。然而要梳理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脉络，探涉几千年来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轨迹，阐明各种经济思想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关系，阶段的划分又是十分必要的。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阶段的划分，胡寄窗、赵靖、叶世昌等分别在各自的专著中有所探涉。这些有益的探索，是伟大的开拓性研究。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些研究可使后来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阶段划分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准确的把握。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春秋时期以前为第一阶段，是中国见诸于文字的经济思想产生时期。此阶段已出现了经济思想，但还比较零散，可称为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第二阶段从战国时期到唐朝前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在承接前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体系，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经济思想。第三阶段从唐中叶开始至鸦片战争，是中国经济思想继续缓慢发展并逐渐发生变化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仅依靠历史惯性继续发展，虽也有一些经济思想火花的闪烁，但总体上比较沉闷，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思想。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受到外来冲击并发生重大变化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机器工业的产生，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等，使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同时并存。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是不断变化的，是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会出现的特殊的经济主张，可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或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第五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演进中逐步取得指导地位，中国人民经过探索逐步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空前发展，可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经济思想。五个阶段紧密相连，互有交叉，构成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演进的主要框架。
有些著述把秦始皇统一六国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志，认为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最光辉的时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有些著述把春秋末期至西汉宣帝、元帝之交时期定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盛阶段。这些分期方法都有一定道理，各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分期可使我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进轨迹有更准确的把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是极易被人们忽视的真理。只有按社会制度的发展顺序，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才能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有助于解决问题。有的学者不赞成按社会制度演变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认为这样过于“简单化”。其实，把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明确化、简单化，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划分阶段的目的，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二、体系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思想家、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的规律。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演进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进程同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进程有很大区别，它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近代以后，西方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由于二者发育程度不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没有，也不可能上升为科学的必然结果。然而中国经济思想从古代、近代至当代都非常显著地凸显着自己的特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有些重要人物、著作的经济思想已初步形成了某种有系统的经济理论和学说。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体系，既包括以全局、整体经济关系为对象的宏观经济思想，也包括以部门、地区经济运行为对象的中观经济思想，还包括以庄园、作坊、农户、商户经济活动为对象的微观经济思想。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文化的领先反过来又为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产生于以农业为最主要经济部门的时代，它以农本思想为基础，包含农业经济、土地制度、地租赋税、人口、手工业、商业、财政货币思想等等，还包含义利关系、轻重关系、经济管理思想等等。中国古代留下来的经济思想文献汇集丰富、浩如烟海。传统经济思想广泛存在于各种政治、哲学、文学、宗教文献和经济专论之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产生发育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当然反映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对这种经济结构起维护作用。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介于经济史、思想史之间的交叉学科，它同经济学、历史学都有分支隶属关系。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可以时代为序，以个别主要历史人物、学派、著述或一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思想为线索。也可以打破以时代为序，以主要历史人物、学派、著述或一定历史时期主流经济思想为线索。也可以打破以时代为序，以主要历史人物、学派、著述或一定历史时期主流思想为线索的体例，进行各类专题研究。不可否认各研究者风格、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知识覆盖面都有所不同，扬长避短才更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昌盛。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个整体，由众多子部分组合构成。全面的纵向研究与专题性的横向研究，两者缺一不可。由于经济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差异，同一经济现象，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会有不同的反映。所以不管是全面系统的纵向研究，或是重点专题的横向研究都必须把各种经济思想放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分析、考察。探求各种经济思想本身产生、发展的轨迹与特性，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目的，采取不同的研究体系。
三、范畴概念问题
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都有其特殊的一面，不同国家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大相径庭，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传统、思维特性和民族风格不同而差距甚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多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征，有独特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义利、本末、节用、薄敛、轻重、富国、富民、理财、养民、农本、治生、均田、平籴、抑兼并等。中国经济思想在独特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有自身发展演进的特殊轨迹。为了更好的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内在发展线索，发掘其中的规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思维基本要素的概念、范畴应加强研究。只有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自身的逻辑，才能分析其特有的历史理论价值。如果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却没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和范畴，而以外国经济思想、理论的概念、范畴为基础，会把自己归到外国经济思想史的麾下。事实是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虽然在近代受到冲击，但影响仍然存在，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如“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自然经济结构为模式，以国家调节经济为理想，以解决财政问题为重点”。（注：叶世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这些特点也就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民族经济思想的标志。
西方学者研究经济思想史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家、经济学家对商品、货币、价值、利润等范畴概念的认识来梳理的。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商品、货币等概念的认识同样具有一定历史深度。然而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演进过程十分复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概念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概念很难兼容，就是同一个概念，理解上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抑兼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特有的范畴和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中国的义利论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脉络之一，产生于春秋时期，历代均有争议，宋苏洵达到顶峰。直到中国近现代，许多思想家还在讨论义利问题，时至今天也还有很大影响，每每显现出义利问题的历史折光。
概念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总是通过特定的经济概念，经济范畴表现出来。进入近代后，越来越多的外国经济学说传入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广泛传播，逐渐产生使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没有的新概念、范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借鉴、认识、探索和扬弃的需要，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宏观、微观、厂商、市场等经济理论涌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思想又一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特殊的发展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思想演进的独特性。概念、范畴是随历史发展变化的，其含义也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必须重视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和概念，也决不能完全排斥新范畴和概念。以外国经济思想传入为据，用西方经济思想的模式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仍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要以此方法为“样板”，则为人们不能接受。中国中心论不足取，欧洲中心论更不足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沿用了一些资产阶段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概念和范畴。这是事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和必然，是概念、范畴及理论的革命与升华。这些概念、范畴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内涵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已有很大差别，有些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使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为理由，将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础，很可能忽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忽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很容易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色抹掉。没有特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国经济思想演进过程中的独特历史理论价值的耀目光辉将被淹没在西方经济理论概念、范畴的洪水之中。排斥、拒绝使用新的概念、范畴，无视经济思想、理论的发展，食古不化也非常危险，将会被历史抛弃。正确对待传统的和新的概念、范畴，就必须在研究中既注重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概念，同时也要重视新的范畴概念。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大历史跨度特性的必然要求。
四、研究方法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多种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结果可能迥异，但它们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也不能互相取代，而是互为补充，百花齐放。单一的研究方法，千篇一律的八股程式，“万人一面，千歌一曲”，如嚼木渣，索然无味。无从全面认识对象，只能使本来就“不景气”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走向“萧条”，最后陷入重重“危机”。各种经验方法、理论方法、思维方法、事物属性方法及数学方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都可以使用。就具体研究课题和项目选择最佳方法，也可以同一课题或项目应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更好地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及这些经济思想产生、发展的规律，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社会科学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用比较方法很有希望，可望或已经取得了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比较”类社会科学学科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使用比较方法，为繁荣发展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作为人类拥有的众多科学方法之一的比较方法，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不知不觉地被神化了，成了“万能钥匙”。诚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古代经济思想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对比，也可以与西方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时期的经济思想相对比，特有范畴之间也是可以对比的。但是为什么要比较呢？黑格尔认为，比较仅仅“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版，第253页。）。科学研究中的比较能够深化对事物特征的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比喻幽默而风趣，形象生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进行比较。不过这些比较或比喻还不是逻辑推理，它们只是用一个对象来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另一个对象。比较不是万能的，有严格的条件，需要正确标准的参考系，不同质的事物是无法进行比较的。例如把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和欧洲重农主义相比较，把奴隶主贵族的劳力、劳心和谋食、谋道的言论与现代社会分工理论相比较，就可能忘掉了比较的严格条件，抽去了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等质的规定性。针对比较方法的不足和局限，列宁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3页。）。也就是说，运用比较方法只能获得客观对象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不是各个方面的全面认识。比较必须在一定关系下根据一定标准进行，否则就不能比较。因而任何比较都有其局限性，就是在比较基础上的类比其结果也是或然的。如梁启超在一番比较之后，就得出了“墨子之经济思想同今世最新主义多吻合”（注：梁启超：《墨子学案自序》，《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页。）的结论，认为墨子的“兼爱”、“尚同”、“节用”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相吻合。对此应引以为戒。
古人思想现代化大都是指在分析研究古人思想时，抽掉历史、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因素，将近代或现代人才有的思想加在古人头上，一般说来可能将古人思想拔高。六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展开过一场应当如何评价前人思想的争论。至今还经常看到这类问题思想火花碰撞的亮点，每隔一段时间争鸣就凸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要实事求是地解释和评价古人经济思想，防止将古人思想现代化。因此“古人思想现代化”几乎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术语（在其他历史学科研究中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含义可能更广泛），其内容及适用范围大抵成俗。古人经济思想虽然和近现代人的思想有联系，但由于经济思想同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如影之随形，直接相关，近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思想古人是不会有的。“不大有人会怀疑，在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社会所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不同于封建社会或在工资劳动社会所产生的经济思想。”（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人们的经济思想带有深刻的经济制度，社会生产方式和时代的烙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决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才会产生的经济思想。商品价值和商品使用价值区别，劳动价值论观点，劳动二重性的理论，资本、剩余价值理论等，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的发展后，方可能由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提出。如果认为中国思想家早在春秋战国，在封建社会中已经解决了上述问题是非常牵强的。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国粹主义。假如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解释为，把古人思想以及有关历史文献按现代通用理论、范畴概念和词汇加以解释，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古人思想有其原本的面貌，通过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表现出来。文字的解释和加工处理并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古人思想，当然更不应该使古人思想化为近现代思想。将配地、魁耐、休谟、马歇尔的理论学说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现代数学分析以精确显示，也不应称为是前人思想现代化。因为前人原来的思想并未改变，所改变的只是研究手段、方法而已。所谓思想现代化是改造、抛弃旧思想，代之以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思想。古人思想现代化是一种借代比喻，古人思想白纸黑字，尽管可以有各种不同理解，但人为拔高，甚至赞扬封建思想，把封建文化说成尽善尽美，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就欠考虑了。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大小环境促进的氛围中，时代潮流涌动中阔步前进。作为其分支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虽有进展，却因种种困扰举步维艰。面临挑战、面临危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有识之士，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引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带来了徐徐春风，为繁荣学科作出了贡献，为我们研究探讨中国经济思想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可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抱过份乐观的态度，把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看成是振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唯一的灵丹妙药，则已经滑向极端化的泥潭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形成、演进有复杂的内部及外部的原因，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固然要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外部因素制约，但是思想家的个人经历，心理好恶和时代精神面貌等因素常常强烈影响理论的好尚与倾向。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盲目搬用自然科学方法，移植自然科学研究中所确定的要求和准则。包括度量的准确性，语言的精确性，严格的正误标准要求；根据公理、定理、公式通过实验，得出函数关系式，代入常数的解决问题程序等。这样至少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字的丰富多彩和有时的模糊及多义性，没有意识到至今为止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有些领域同自然科学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所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盲目崇拜自然科学方法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多种方法，排斥某种方法是错误的，盲目崇拜某种方法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