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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641（2007）05—0022—05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P284) “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1](P132)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对改革的争议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试图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指导这场改革的邓小平理论，想从邓小平改革思想中寻找其“理论依据”。为了有力地回应这一倾向，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邓小平的改革理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希望能对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改革理论起到积极作用。
一、改革动因论
为什么要改革？这是改革要回答的首要问题。邓小平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P136)“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P368）
1.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指出改革是化解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列宁曾有过科学的判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P12) 但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曾一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依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对此，毛泽东曾不予认同并系统阐述了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的看法，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做出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肯定和继承了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3](PP181—182)
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矛盾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P214)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4](P215)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情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它们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但相适应是基本方面，不适应的只是次要方面。这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PP213～214)
邓小平认为，改革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不断化解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来说，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该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是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就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手段，因此改革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P370)
2.以现实问题为视角，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体制上也存在很多弊端。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统得太死，政治上过分集中，经济上缺乏活力，管理上缺乏效率等等。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3](P327)“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4](P333) 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P266)“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P237)“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P150) “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3](P397)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的高度，提请全党同志高度重视。[1](P3)
二、改革目的论
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改革的目的就是十分清醒的。在他看来，改革就是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革除原有的那一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建立起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他强调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P134)“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P241)
三、改革方向论
目的决定方向。改革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改革中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至关重要。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P138) “我们搞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5](P1317) 因此，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决定我们改革成败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P138)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一是不搞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PP138～139) 1990年4月7日，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5](P1312)
四、改革性质论
在邓小平的话语体系里，改革的性质有两种表述。一是在本质、实质意义上表述的，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P142) 一是就改革及其影响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的，即，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P113)
一方面是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方面却又声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看似自我矛盾，但邓小平用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将二者很好地统一了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在社会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邓小平首次对社会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体制）进行了科学区分，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1]（P116) 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P250) “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P327)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不能动摇，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体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其他体制）必须改革和创新。通过这一区分，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力与具体体制之间的矛盾，从而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正确方法和途径就是改革，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诸多体制，“是对体制的革命”。从性质上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我们的改革带有某种革命性质，因为它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节叶的修补，而是革命性的变革，在其广度上，“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P237) 在其深度上，改革决不是仅仅一般地触动旧体制，而是要彻底破除旧体制，完完全全地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改革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因此，从这层含义上，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P370)“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P113) 因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P135)
五、改革保障论
为了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改革中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改革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他一再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P248) 这是进行改革开放，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在整个“四化”建设的全部过程中，都“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3](P173) “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1](P146)
因此，“‘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5](P1312) “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1](P14) 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的重要论断。他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5](P1363) “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5](P1363)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P173)
六、改革原则论
改革的过程，是改革旧体制建立完善新体制的过程，也是新旧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方针和原则，以保证改革方向，实现改革目的。
1.走自己的路。邓小平一贯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1](P197) “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1](P95) 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1](P241)
走自己的路，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P2) 但是，但决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1](P256)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1](P2) 邓小平指出，“我们碰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过，从外国找不到解决的答案。历史不同，问题也不同。”[5](P1240) 因此，“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1](P265) “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P265)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
2.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模范践行者。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他始终强调实践的基础性意义，强调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要靠长期的实践来检验。他说，对改革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1](P373) 这里的“看”，就是看实践，看实际效果。对于那些对改革有怀疑或者担心的人，邓小平也主张用改革的成功实践来教育他们。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改革，对某些具体问题有怀疑有担忧，这也难免。“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1](P155) “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1](P156) 他强调，“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5](P1340)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实践，实质上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走群众路线。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所在。“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1](P113) 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3](P152)
3.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不搞无谓的争论。既然改革成败最终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论就十分必要。邓小平不赞成搞无谓的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P374)
但是，“不争论”决不等同于实用主义。邓小平讲“不争论”，决不是说不管改革的大方向，不问改革的根本性质，不辨改革的根本道路。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P297)“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1](P229) “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1](P181) 据此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P208)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左”的思潮也十分警惕。他指出，“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3](P379)“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1](P375) 他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P375)
因此，“不争论”与反倾向斗争并不矛盾，“不争论”的实质是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至于反倾向斗争，邓小平是讲求实事求是的，他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和右，都要做具体分析。”[3](P379) 这是邓小平反倾向斗争的精神实质。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P136)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P284)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在发展中取得的成果是使社会保持稳定，并使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的重要保证。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证较快的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存亡的政治问题。[1](P354) “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P354)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P284) 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P284)
5.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恩格斯曾说，唯物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6](P239)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正是邓小平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他说，“搞四个现代化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1](P154)，这两手包括：“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P154)“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P306)“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1](P314)等等。
两手抓，两手还“都要硬”。[1](P378) 邓小平指出，不能一手硬、一手软。“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 只有两手抓，而且两手都硬，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P314)
6.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邓小平指出，“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1](P229) 搞改革也“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1](P229) 因此，肯定存在风险，难免会犯错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1](P267) “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1](P229)
他同时也指出，为了尽量避免犯大错误，“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1](P229) 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因此每“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1](P113) “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P174)“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1](P219) 总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P113)
七、改革评价论
1992年，针对一些地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判断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
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它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实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它的提出，破除了把姓“资”还是姓“社”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的传统观念，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改革观是全面系统的改革观，它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片面地理解邓小平改革理论，不但会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形成错误的理论分析，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们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贻害甚远。
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P43) “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3](P42) 同理，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也必须站在理论体系的高度上，确实做到完整、准确。在此前提下，一切否定、质疑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声音都将不复存在。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理论》一文指出，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关键在于对邓小平理论要作完整准确的理解，防止任何对它进行肢解和割裂、误解和曲解的倾向。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看，需要分清三个界限。一是理论本身的性质与对它的片面理解的界限；二是理论本身的性质与贯彻过程中的失误的界限；三是理论本身的性质与因对其背离而出现的问题的界限。[7] 笔者认为，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在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的时期，深化这一认识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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