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维方式论文,特征论文,经济论文,梁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互补与转换
经济史学思维方式是随着经济史学的产生而形成的，随着经济史学的发展而丰富。从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内涵扩大的进程与结构的特点。
在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同时也是迅速分化的19世纪，在英、德、美等国家，经济史学分别从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分离出来。首先，在历史学科内部，研究逐步细化，有专门研究政治史的，也有专门研究文化史的，还有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于是产生了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不同的专门史分支学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为了认识现实经济现象形成的原因而追溯其产生、发展过程，为了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寻求以往的工作经验，逐渐形成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这样便出现了历史学中的经济史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这两种经济史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演进过程，研究的目标是揭示这种演进的规律，研究的方法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叙述的形式都是依时序展开。至于不同之处也甚多，举其要者：前者以历史学理论为指导，后者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前者偏重经济事件的真相与过程，后者偏重经济运行的机制；前者重历史逻辑，后者重理论逻辑；前者在实证主义之外又有历史主义，后者在实证方法外还用规范方法，如此等等。这些不同是研究者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外在表现。
在中国，现代形态的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中国经济史学发展迎来了第一次高潮，经济史学因此成为一独立学科。正是在这个时期，梁方仲开始在经济史研究阵营中崭露头角。193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6月改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下文简称《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①该刊带动了一个活跃的经济史学术群体。1933年，梁方仲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专攻明代田赋史。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倡议成立“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汤象龙、吴晗、梁方仲、夏鼐、罗尔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史学研究会”经常研究《集刊》事宜。梁方仲是《集刊》的积极撰稿人，并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经济史学术论文。以该杂志为阵地，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工作者，他们后来成为经济史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史学研究会”的成立和《集刊》的出版对促进中国经济史学科产生了重要作用。该会的主要成员和该刊的主要作者分别来自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他们在这个学术团体和刊物中交流研究工作的心得，彼此学习对方的知识与思维方式，其中的部分成员实现了知识与思维方式的互补与转换，养成了经济史学思维方式，从而在经济史学研究上取得了优异成果，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者。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梁方仲较早倡导用多种方法研究同一问题。他认为：“各种学问研究得愈精细，则特殊方法的发现亦愈多，且往往可以彼此通用。于是同一题目，可以用种种特殊方法去处理它。如研究经济学，可以应用历史方法，或制度方法，或哲学方法，或心理方法，以至统计方法。”②他是多学科方法通用于同一题目的先知先觉者，并因此成为第一代经济史学家中实现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知识与思维方式互换的领军人物。
20世纪30、40年代，部分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者的旨趣开始转向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前一段时期有大幅度的增长。仅《食货》半月刊刊登的这方面的论文就多达29篇。其中以汤象龙的《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第1卷第5期)，吴景超的《近代都市的研究法》(第1卷第5期)，王瑛的《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第1卷第5期)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5期)，齐思和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第4卷第3期)等专题论文强调了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948年，粱方仲发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一文，成为40年代重视从方法论层面探讨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方法的代表作。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他认为：“说科学的方法是指应用某种有条理有系统的规范去处理某一问题的一种程序。这一种程序，可能指的是逻辑上理论上的完整，乃一种抽象的观念，应用到一切的研究上面；但也可能指的是一种技术，此则具有具体而专门的内容，只限于某些方面的研究。”③他认为：“倘若我们依照传统的办法，将科学的研究很简单草率地分为两大类：研究宇宙间自然现象的统归入自然科学，研究文化现象的都归到人文科学，那末，我们还可以根据在研究历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被处置的地位，把人文科学再分为以下两部门。”“由此我们可以注意，科学的分类，原本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一种科学可以归入这类，但亦可归入另一类——它的归类往往由它所用的方法来决定。”④梁方仲在这里所说的方法，指的是一种思维方法。在该文中，梁方仲对历史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流行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应注意的就是时间或历史的因素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较对于纯自然现象的影响为大。千百年前的宇宙，到了千百年后变动得不会很大很快，——特别是从人所能观察出来的这一方面而言。至于人类的社会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它永远在变动，生长，盛衰，社会的组织与风俗，习惯等，错综交叉影响而构成的全相，即为它们过去历史的一个函数，此种说法对自然的现象殊不适用，故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方法之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渐盛。”⑤对于历史方法的探讨，标志经济学出身的梁方仲具备了历史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他在研究实践中建立的学术规范及研究程序：在选定课题后，运用历史方法，从前人成果、收集史料入手；在得到大量史料后，细心整理，编排大事，厘清过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透过现象及于本质，得出结论，论从史出。
梁方仲出生于清末一仕宦世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就专业教育而言，受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以经济学为主途，以今日习用的学科分类，应该划到经济学家一类；不过，因其家学渊源，他从小受中国学术传统的熏陶，对经、史造诣深厚，具有文史家之素质。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梁方仲具有兼容历史学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客观条件，且能在经济史学研究中自觉实践二者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互补与转换。
早在清华研究院开始钻研中国财政经济问题时，梁方仲就敏感地认识到，田赋制度是了解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当时中国所实行的田赋制度的基本元素，是由明代一条鞭法开始形成的。于是他把明代以后中国田赋制度的演变历史，设定为自己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切入点。围绕“一条鞭法”这一中心，他研究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赋税徭役制度的特点，包括赋役的种类、赋役负担的客体、赋役编审摊派的办法、田赋预算收支的会计方法以至税额税率的轻重等等，把原来文献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而制度本身又繁琐庞杂的历史实际，使之系统化而给予详尽的阐述。他主张从编年着手，进行纵向联系，如所著《明代一条鞭法年表》。通过这个年表，可以考察各不同地区推行一条鞭法在时间上的差异，内容上的差异，一条鞭法发展变化的原委，然后可据以作出完整而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这是梁方仲运用历史方法的典范。
梁方仲认为，要对一条鞭法改革的具体过程、内容和社会意义有深刻的理解，不仅仅依赖于对一条鞭法本身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也有赖于对与一条鞭法改革前因后果相关的制度沿革变迁，以及一条鞭法得以实行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了深入透彻地弄清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围绕着一条鞭法问题，梁方仲把视野拓展到多个相关领域，充分显示其经济学理论素养与历史学家素质，实现历史学思维方式与经济学思维方式在经济史学研究中的互补。这种互补使他对明代赋税制度研究的成果著称于世，被誉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⑥
在明代一条鞭法推行过程中，围绕着实行一条鞭法的利弊，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发生了持续多年的争论。《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是梁方仲在经济史学论著方面实现历史学与经济学知识和思维方式互补与转换的例证。细细研读这篇论文，梁方仲所用的方法有非常明显的特色。他按照《明实录》的记载，用编年的方法，对争论的焦点逐一梳理，这样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可一览全貌。梁方仲从明代一条鞭法争论背后揭示了理解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南北经济背景的差异，特别从实施一条鞭法的争论中可以明白，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大量银元的流入，使其在南方迅速推广；二是透过一条鞭法的赋役征收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及利益冲突，可以了解政府与富户、贫民之间实际利益关系真相。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去解读一条鞭法，就可以更深入去探讨明代市场与货币经济的发达，如何在既定的明代社会经济结构下引起结构本身的改变。梁方仲对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1956年出版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作了概括的总结。今天，重读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以及作为这一研究基础的一条鞭法研究的论著时，可以从其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互补与转换的方法论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统计学方法与计量思维方式的开拓者
计量是经济学(含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后来也为历史学研究借鉴，出现了“计量史学”。在西方，计量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历史学与统计学开始了初步的接触，产生了“历史统计学”的概念。第二阶段(20世纪上半叶)，历史计量研究有了多方面的进展，首先应用于经济史，继而进入政治史、文化史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理论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计量史学首先在美国获得突破性进展，率先在经济史领域显示出独特的功能和成果。在中国，传统史学注重量的记载，十三部《食货志》中有大量的数字资料，但鲜见综合成篇的统计分析著作。1922年11月17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历史统计学》中，倡导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这一主张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与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合作，用计量方法研究汉、唐、宋、明各代历史人物的分布及流动趋势。为此，他们涉猎了《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宋史》和《明史》中的1 771篇列传，编制成《历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此表不仅使上述各代历史人物的分布一目了然，而且还揭示了人物流动的某种趋势及其规律性。此后，由于卫聚贤等人的努力，历史计量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技术方法也渐趋规范化。卫氏受过较系统的专业统计学训练(他毕业于商业专门学校)，后来在清华研究院又积累了用统计方法整理国故的实践经验。1929年7月，他发表了《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的专题论文。总体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对于使用计量方法的态度是极慎重的，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专门史研究中引入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进展不一。其中，经济史的计量研究取得的成绩显著。在谈到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中的计量分析方法的引入时，不能不谈及梁方仲的开拓性贡献。
梁方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意收集整理传统史籍中的数字，并能够把握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事实。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写作毕业论文《明代田赋制度考》时，他把从《明实录》、《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等史籍中搜集的有关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数字编制成统计表格。1935年，将这些统计表格以《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题，发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该文征引的古今中外书籍达271种之多。梁方仲整理旧史籍中的数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在文中，梁方仲就自己的“编制手续与方法并内容作一概括的说明”时，已经对利用史籍中的数字要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了阐述：第一是关于根据史籍的版本和如何处理不同史籍数字的异同问题，第二是如何处理项目的名称与单位的歧异问题，第三是如何处理数字本身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梁方仲的处理办法，对于今天试图利用传统史籍作计量研究的学者来说，仍然有重要的价值⑦。
1980年，《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数据出于二十五史、历代政书、部分地方志、文集及近人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全书有215个统计表，每个统计表有附注、说明。或解释专名，或校勘版本，或考异史实，务求准确、鲜明地反映历史。该书是在资料书方面集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典范。这部著作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收集和利用数字资料、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陈支平指出，“是书的编成，为研究我国经济、土地、人口以及历代王朝的兴衰历史，提供了重要数据，询为不可多得的开山之作”⑧。
在梁方仲的经济史论著中，比较能够体现他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的研究，还有《明代银矿考》和《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两篇。为了阐明“一条鞭法得以用银普遍地缴纳的缘故”，梁方仲比较着力在数量上弄清楚白银来源的规模。但在史籍上，没有关于银矿产量和白银输入的直接的数字，需要利用史料上有记录的数据，复原或估算白银来源的数量。对于银矿产量的估算，人们能够从史籍上得到的系统性数据，是政府银课收入的数字。如何评价银课数字，能否从这些数字推算出银矿产量，是研究明代白银产量首先遇到的问题。由于史书上没有银课的税率，不能从银课推算银的生产量。另外在明代课税体制下，银课往往是以摊派的方式课敛，可能根本就不与产量挂钩。一方面，梁方仲并没有简单地从课银直接推算出产量；另一方面，梁方仲也没有放弃对银课数字的利用，因为这毕竟是人们能够从史籍中收集到的最有系统性数据。他在厘清了明代银矿经营方式和开采经过的基础上，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整理成统计表之后，尽力细致地讨论了不同年代的数字背后的意义，再选出一些资料较为丰富的地区，更具体地揭示了银矿开采与银课征收的实际情形，通过分析，提出了如何理解银课数字意义的重要见解。
明代由国际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巨大，但究竟是多大规模，要从数量上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与估算银矿产量相比，难度更大。梁方仲从具体考察明代国际贸易状况入手，考察了贡市时期和海舶贸易时期白银进出口的情况，从关税制度、税率、贸易船只的数量和规模、贸易货物品种结构、世界银产量、南美—菲律宾—中国—日本之间贸易格局等方面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努力尝试利用有限的记载去重建白银输出入的数量。这种在没有直接可以利用数据的情况下，通过考释比较不同的史料，推算出可以作量化把握的数据的办法，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计量研究中，是一种富有开拓性的探索⑨。
探讨梁方仲对计量经济史学研究的贡献时，应该重视他运用计量方法的基本规则。1962年发表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原论》一文，强调了他在整理历史数据时重视对相关历史背景的通识性的理解。当代大部分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都是通过《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了解梁方仲对计量经济史学研究的贡献，近年来学术界计量研究的最新进展更凸显了梁方仲在学术前沿的奠基性贡献。对于该书，学术界有一种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这部著作简单地当作工具书来使用，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在于数据本身，也不在于梁方仲处理历史数据采用的具体统计方法，而应该是他处理这些数据时坚持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梁方仲力图在通解历代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去解读历史数据的方法，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运用计量方法的基本规则。梁方仲在中国古代经济史计量研究的方法上，通过自己的实践，形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思维，建立起一种研究的规范，这种规范的基本原则和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思维方式，直到今天，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仍然值得效法。
注重引入社会学、方志学、人口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与经济史学相邻的学科很多，就其思维方式对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作用及其在经济史学思维方式构成中的地位而言，它们处在不同层次上。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涉及时间、空间和经济三个因素，因而经济学、历史学与地理学便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元素，其思维方式对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影响大，在经济史学思维方式构成中地位重要，属于第一层次。属于其它层次的学科甚多，如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属于第二个层次。还有一些学科，其作用更小一些，地位更低一些，属于第三、第四层次，如考古学、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⑩本文仅以方志学、社会学、人口学为例，论证梁方仲多层次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征。
20世纪30年代，很多青年经济史学者在整理史料时，提出要重视地方志的利用。梁方仲可以说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例如，为了弄清楚一条鞭法在地域上的发展以及各地施行的实况，他利用了从中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等国家收藏的地方志超过1000种以上。正因为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使他得以掌握一条鞭法在地方上推行的过程、内容的精粗差别以及不同地区的社会实况。地方志的调查与利用，增添了经济史学研究的空间要素，这样，第一层次经济史学思维三个必备元素在梁方仲的经济史学思维体系中就得以完备。
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多个方面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史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史学在分析经济原因时，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其它方面(如国家、阶层、意识形态等等)的互动关系，才能概括出其中的经验，找出其中的规律；在分析经济发展后果时，必须考察它对社会其它方面(如政权、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只有这样，经济史学研究才不会把经济作为孤立之物，陷入一切从经济内部找原因，说后果，就经济谈经济的困境。要做到这一点，经济史学应该使用社会整体的结构方法、群体或阶层方法、实地调查等社会学方法。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经济史，当然要用社会学的知识与思维方式。人们将使用社会学思维方式与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得出的产品称为“社会经济史”。当前在中国，由社会学者写的或由经济史学者用社会学思维方式写的经济史论著已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一个重要的流派。
除了地方志资料以外，梁方仲还特别重视各种公私档案和民间文献的搜集、研究与利用。早在1936-1937年间，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借抄清内阁大库档案3万余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搜集各种公私档案，契据册籍作为研究的资料，在梁方仲治学生涯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如有关易知由单的研究，他搜集顺治康熙两朝易知由单原件300余份，又从明地方志中寻找到明代易知由单格式，结合有关记载，把明清两朝易知历史沿革的论证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有关明代黄册的研究，利用档案资料丰富了黄册制的内容，正确地论证了黄册在明代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梁方仲在《易知由单的研究》一文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对利用民间文献研究社会经济史之价值的看法：“过去中国田赋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书为限。这些材料皆成于统治阶级或其代言人之手，当然难以得到实际。比较可用的方法，我以为应当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去发掘材料，然后再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处理这些材料，必须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还给他们真正的面目……除了书本上的材料以外，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史料，过去不甚为人所注意的，就是与田赋有关的实物证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都是。”(11)重视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史学研究，还体现在梁方仲运用社会实地考察等方式来研究经济史。1938-1939年，梁方仲等人在陕甘地区进行为期8个月的农村土地调查。1957年，梁方仲带领学生在皖南调查租佃关系，也注重对碑文、族谱等民间文献的利用。随着社会学的方法与相关原理的不断引入经济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开始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而梁方仲经济史学思维对这一流派的产生有着开创之功。
经济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进程。经济生活是人的实践，人是经济的主体。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经济史离不开对人口的研究，离不开人口学的角度和人口学思维方式。离开了人口学思维方式，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便说不清楚。因此，在经济史学和人口学出现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两个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产品，即人口经济史的兴起。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很早时候就涉猎了人口经济史学研究最前沿的问题了，这凸显了人口学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在经济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梁方仲在大学受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训练，在研究中重视历史方法，养成历史学思维方式。由于注重运用社会学知识与原理，采取实地社会调查、利用地方志等具体方法治经济史，重视中国古代经济史历代人口变化规律研究，社会学、方志学、人口学等相邻社会科学自然就走进了梁方仲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并融为一体。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给了后学者诸多启示。
贯通历史与现实，形成关注现实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翻阅本世纪头30年中国经济史论著，人们会获得一个强烈的印象：它们是适应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是立足现实的。从选题的时限上看，大都属于近世。其论证的目的，大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现状的来龙去脉。其研究成果，大都有助于改造现实。”(12)在科学研究实践中，大都注重贯通历史与现实，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的研究旨趣。如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时期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主要动机，就是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最早的几本中国经济史著作，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研究的目的是寻求救国与振兴中国经济之道。而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第一次高潮，正是在社会性质大论战的直接推动下形成的。在论战中，要论证中国是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与程度说明白；要回答中国农村是否封建性质，需要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所有制度的存在形式及其演变历史。因此，在社会史论战中产生了一大批中国经济史论著。这些论著大多直接为认识现实经济服务的。抗战爆发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服务现实的特征更加明显，如战时的经济问题、田赋征收、租税、漕运等专题研究以及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决策层提供理论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史学界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学术传统，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梁方仲一直胸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夙愿。从高中毕业时大学专业的选择与调整，“史学研究会”的开拓性工作，以及随后的经济史学研究实践，梁方仲一直重视社会科学联系现实，服务现实。李文治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与分析。(13)梁方仲有关现实问题研究的论著虽然不多，但其善于打通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文献考释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的研究风格，则显而易见，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1936年，梁方仲在《民族杂志》发表的《北京市田赋概况》一文，是在经济史学研究实践中关注现实的代表性论文。国民政府退守大西南坚持抗战，交通问题显得尤其突出。1940年，梁方仲根据自己在西北数省实地考察的情形，结合驿站运输在我国的悠久历史，撰文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国民政府当局决策参考。他在《新经济》第4卷第3期发表了《对于驿运的几点贡献》一文，文章首先从驿运的历史出发，强调了在战争状态下驿运的重要性，“驿站运输制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自秦世置厩乘传副车食厨，汉代因之，从京师至郡国沿路皆备驿传以供奉使及递送文书或征召之用；至东汉以费用浩大，始渐裁省。……在敌人加紧对我封锁的今天，从事修复这个原有的制度，使之适合于抗战的需要，以补救他种交通的困难，这不但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也是急不容缓的一桩要政。”(14)1940年7月15日，运输统制局召集全国驿运会议，决定由中央交通部设立全国驿运管理处，统筹全国驿运工作。有关驿运的重要性，当时的新闻媒体、报纸杂志及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于驿运的几点贡献》一文是梁方仲研究实践中注重贯通历史与现实，形成关注现实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极好例证。
1941年梁方仲发表《“战后问题”的问题》一文，是有关现实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针对国内政界与学术界纷纷提出研究战后经济建设问题，梁方仲则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当时讨论此问题的诸多限制，他认为“根据上述四项理由，我的意思以为战后问题固然有它的重要性，然目下亟需的工作，还是应当多多检讨过去，多多认识现实，对于战时的动态，尤需认真仔细地研究，至于战后问题不妨从缓讨论，以免流于空疏肤泛之弊。”(15)该文强调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性，阐述了学术研究服务现实的路径依赖。
1942年发表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是一篇见解非常精辟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6)梁方仲认为：“近年来的田赋有两大改革：其一，改征实物；其二，收归中央接管。这两个改革，其实不过都是恢复历史上的办法。如用近代田赋史上的术语表达，前一个即所谓‘本色’和‘折色’的问题，后一个约略相当于‘起运’与‘存留’的问题。”(17)文章讨论的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完全是贯通的。“民国以后，所谓‘中央解款’，‘解省’，‘解库’等等名称，就是明清以来的‘起运’，‘存县’，‘地方留款’等等的名称，就是明清的‘存留’。这些分别，自民国十七年田赋划归地方税后，只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但最近田赋又改归中央接管，这些区分以及相当于它们区分的名词亦应当更复活；况且自改征实物以后，问题的性质与往日相像的亦更多。历史的‘重演’岂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18)因此，梁方仲首先对研究问题作一个历史的考察，最早从《禹贡》中的史料开始考证，运用的是历史学的知识，体现的则是历史学的思维方式，但历史考察不是目的。文章中特意提到了吴景超先生在考察四川内江一带提出的田赋征实所带来的问题，梁方仲在论文中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认为：“我想宋代的折中法，明代的开中法，或可作为解决吴先生提出的一部分之参考。”(19)其实，梁方仲不是简单回答吴景超提出的如何解决田赋运输中的浪费问题，论文典型地反映出梁方仲的经济学理论素养、历史研究功力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与洞察力。《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梁方仲对当代农业问题的了解与他在经济史研究上的见识之间有相互启发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梁方仲在学科研究中继续坚持自觉实践关注现实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开拓之功永存
本文尝试着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梁方仲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特征，有挂一漏万之嫌，期待着学术同行的深入讨论。与任何一门独立学科一样，经济史工作者只有具备本学科特有的、为揭示本学科研究对象本质所必需的思维方式，才能达到研究的最佳境界。梁方仲是中国第一代经济史学家达到本学科研究最佳境界的代表人物，对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开拓之功。正是梁方仲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学术规范，而这种学术规范正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根基与源泉。梁方仲是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注释：
①刘翠溶指出，这是第一份以经济史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41年5月)还要早，这份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见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导言部分。
②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③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38页。
④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36—437页。
⑤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41页。
⑥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⑦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导言”，第16页。
⑧陈支平：《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价值——兼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⑨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19—20页。
⑩赵德馨：《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养成》，2008年中国经济史学年会论文未刊稿。
(11)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15页。
(12)赵德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3)参见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方仲教授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相关论述。
(14)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61页。
(15)梁方仲：《梁方仲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6页。
(16)1936年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第20期发表的《田赋输纳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个史的考察》是《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的雏形。
(17)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43页。
(18)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60页。
(19)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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