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批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批评论文,梁实秋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文学传统的反思
梁实秋是新文学运动中较早专门从事文学批评，也是较早专门潜心研究文学批评理论、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作为专门事业的人。他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文学批评论》可以位列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介绍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新文学批评的重要的著作的行列。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强调古典的纪律，反对浪漫的放纵，强调理性的节制，反对情感的泛滥。他认为文学是永恒不变的普遍常态的人性的反映，因而既非宣传也非游戏，既不能把文学当作工具也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作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其全貌”（安诺德），因为文学描写的充分对象是人性，而不仅是阶级性。这种观点使他既反对普罗文学，又反对浪漫文学及各种现代派文学而成为当时文坛众人批驳的标靶，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然而不合当时的时宜，却未必完全地不合文学。只要我们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并且理解梁实秋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顺着他的思路去看他所讨论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思维深处蕴含着与人生命题深刻同一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当时未能照亮文学的前进道路，但未必就没有价值。
许多人都知道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梁实秋与鲁迅及“左翼”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但却并不清楚梁实秋真正的批评思想。对梁实秋的批评思想至少还少有人研究，就笔者所涉猎，尚只有罗钢的《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文学评论》1988.2）及乐黛云的《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3）两篇文章较有深度，但他们都是从梁实秋与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论述，并没有打开梁实秋新人文主义理论批评的各种具体范畴加以具体分析。本文试就批评理论的种种范畴及批评实践的价值意义加以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上篇：模仿·涤净·节制·判断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概括起来可以作如下几点分述：
1、模仿：艺术本质论。梁实秋直接接受了亚里斯多德的“模仿”理论，认为艺术是对“当然的或然的”模仿，是“纯正的有纪律的想象力”，“超过耳目感官的现象界”，以达到歌德所谓的“较高的真实之幻想”，①所以梁实秋所认为的模仿并不是写实主义，艺术“所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他说“创作品是以理性控制情感与想象，具体的模仿人性”，艺术的对象是“普遍的常态的人性”，它存在于人生中，所以艺术与人生不能隔离。但不等于人生，而是高于人生的。梁实秋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应是人生中普遍的永久的原素，也即“真”和“理想”，而不是人生中变动不拘的一面。因此艺术家必须以“哲学的眼光在人生中寻求文学的对象”，“艺术的创造总是由经验而来，而此种经验更须要经过分析与综合的步骤，把此种制炼后的经验表现出来，这便是所谓‘创造的想象’了。”然而重想象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梁实秋的想象“乃是重理智的而非感情的，乃有约束的而非扩展的”。因为艺术以“普遍的永久的”为目标，即“真”和“理想”——人生与自然中的“普遍性”与“永久性”，“可想象‘未发生而能发生’与‘未发生与应发生’的事实，故模仿艺术的范围较历史为广，其目标也较历史为高”。②正是梁实秋所持的这种艺术本质论使得他站在了坚决地否定“文学是有阶级性”的立场上，在他那里文学是基于永恒的人性的模仿而不是阶级性。“文学乃基本的人性的发扬，谈不到什么阶级斗争的说法”（见《忆李长之》），那么人性在梁实秋那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梁实秋所谓的人性是情与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概念，不是象某些人所误解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卢梭式的“自然人性”，他说“理性制约情欲才是理想的人性”，“伦理乃是人性的本质”（见《文学的纪律》）。在梁实秋那里“人性”有两个含义：第一“人本来是兽，所以人带有兽性的行为。但是人不仅是兽，还时常是人，所以也常表现比兽高明的地方。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第二“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③他又说“人性常态究竟是相同的，浪漫主义者专要寻出个人不同处，势必将自己的怪僻的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见《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在他看来人性是普遍的而非个性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反对中国现代文学“推崇情感认为是人生向导，推翻传统而醉心于新颖”的支配精神，反对当时流行的“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见《浪漫的与古典的》），某种程度上说是击中了当时文坛的要害的。中国新文学肇始之初许多人都陷于盲目地反传统，盲目地崇拜个性与感情的泥淖，甚至鲁迅、胡适、陈独秀都不能幸免，而梁实秋正是在这点上保持了独醒的态度，主张“历史文化的传递是连绵不断的，文学的源流也有它的脉络和传承，一代一代去包容那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学的内容才能够博大，才能够精深”，主张“从文中的艺术性来说，典故的运用是不可少的”，“要写出好的白话文，一定得熟读古文”是需要相当的理论敏锐和勇气的。
梁实秋以人性的普遍性、永久性反对人的个性和人的阶级性在那个时代无疑显得保守，甚至不合潮流，然而亦或许正是这一点却又使他的批评与强调时代性、阶级性、个性的文学观实际上构成了互补状态。
2、涤净：艺术目的论。梁实秋借阐释亚里斯多德悲剧论的真意阐明了自己的艺术目的论：艺术之任务在使人愉快，使得观众郁结的情感得其排泄之机会，“但其愉快必有伦理的判裁”，“求情感之涤净”，“使人摆脱情感之重担，神志于以更为清明，理智于以更为强健”。正因此梁实秋激烈地反对文学上的“教训主义”和“享乐主义”，进而反对将文学当成宣传工具的工具主义及将文学当成奢侈品的“好奇主义”，这使他站在了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对立面，同时也站在了左派文学的对立面。他说“因为文学描写人性，势必牵涉到人生，也无法不牵涉到道德价值的判断，所以文学作品很难做到十分纯的地步，西方所谓唯美主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失之于偏狭，不能成为一代的巨流”。④对于左派文学他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以文学的形式来做宣传的工具当然是再妙也没有，但是，我们能承认这是文学吗？即使宣传文字里有文学意味，我们能说宣传作用是文学的主要任务吗？”⑤进而他概括到“近年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据我考查，在理论上尚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并不成功”。⑥这些论断自然是带着梁实秋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的偏见的。但或许正是这种偏见的立场，使他获得了在左派之外观察左派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不说他道出了某种事实。的确，革命文学在当时还只是理论上的讨论，所谓的革命文学实质还只不过是激进的左的口号加上公式化的爱情，如蒋光慈、阳翰笙、洪灵菲、胡也频等在当时创作的那些“革命浪漫谛克”作品，虽有一部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处于“转换”期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但共同的缺点都是“激情”没有经过作者情感的内省和艺术醇化，过于坦露，急于转成政治鼓动，显得肤浅而缺乏艺术品味，因此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只能算一种不典型的浪漫主义，或可称为‘准浪漫主义’”，⑦其把文学视作宣传工具，忽视生活实感，忽视真实性、艺术性，创作标语化、口号化、模式化，都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如1928年3月《文化批判》上就发表了读者来信，批评蒋光慈某些作品“说教的态度太重”，“内容仍然带有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思想”，所写的革命是“学生式浪漫”，读了反而可能使人“讨厌革命”，产生对于革命的离心力。即使如此整个左翼创作界仍然是萧条的，1933年1月，左翼刊物《北斗》就曾组织过“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讨论。退而言之，即使从理论上说1928年初开始的“革命文学”理论在一系列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上都没有给予科学的回答，其理论本质是“左倾机械论”，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在1933年以前少有译介，当时大量译介的是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拉普”文论）。激进而幼稚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有粗疏的了解，急于建造新型的无产阶级文学，“因而特别注重从阶级性和宣传性方面去强调革命文学的特质”，⑧甚至将文学反映生活这样的基础规律也当作“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以否定，将复杂的创作过程当作组织、图解经验或观念的过程，这就抹杀了文学创作形象思维的特点，将文学等同于科学、政治，从而也就否定了文学，使文学沦为单纯的宣传工具，为概念化、公式化倾向敞开了大门。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于全盘否定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建立的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传统，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这就使得“革命文学”运动实际上构成了对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阻碍与挫伤，以至鲁迅也对他们抱慎审的乃至批评的态度。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踏着‘文艺是宣传’的梯子，爬进唯心主义的城堡里去了。”⑨需要指出的是鲁迅此时在理论上也同样处于探索阶段，论述还停留在较直观的范畴上，观念上接近于二十年代苏俄文艺中的“山隘派”及托洛茨基。迫于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处在艰难环境中的作翼作家势必以政治敏感去分析批判梁实秋，他们不能容忍在政治斗争激烈，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以文学配合革命的时候，过多地指责“革命文学”，他们作为浪漫主义者浮夸的政治热情阻碍了他们冷静地对待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批评，吸取其中可能用来纠己之偏的合理成分，结果只能以政治斗争代替理论批判，甚至以人身攻击代替学术分析。当然梁实秋并不能真正指明“革命的文学”的结症，但是独立的理论立场也使他获得了相当的评判力。他说“近来有人提倡‘革命的文学’，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由文学方面来观察”，⑩“这种影响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且不可避免地流于感情主义，以及过度的浪漫”，(11)“这种理论的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争斗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这些所指所论未必就是空穴来风，未必就全无道理。可惜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古典文学理论的生长环境，甚至发言权也是个问题，更谈不上冷静的非政治的学术争鸣了。其后的左翼理论独尊局面就使得这一点更为不可能，以至左翼理论沿着“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大众化”（民间形式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突出”、“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论”衍进，一直未能摆脱从政治要求出发界定文学，将文学当作斗争武器，宣传工具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抗战及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到顶峰，严重地阻碍了五四以来作为人学的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构成对文学的严重挫伤。
由此观之，梁实秋的文艺目的论作为左翼武器论、工具论主潮中的一个不谐和音符，无论其贡献还是偏误，都有“文学史价值”，在今天值得“吾人平心静气的研究”。
3、节制：艺术创作论。梁氏认为的人性既是“普遍的常态的”又是包含着善与恶二元对立的人性。因而在他看来文学的目的就是使人以理性克制欲望，以善却恶，使人性趋于健康，这决定了他的艺术创作论必然是“节制”的，强调文学的严肃性及伦理与艺术的结合，重理性，守纪律。他说“古典文学的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通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12)“文学本身是模仿，不是主观的，所以在抒泄情感之际也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性，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出伦理的效果”。(13)“文学表现本是艺术的而不是自然的。文学的物质方面的形式象是一只新鞋，初穿上去难免有一点拘束，日久也就舒适”。(14)他说“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建筑性的’，要注重的是干部的坚固，骨骼的均衡”。(15)概而言之，何为“节制”？他说“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驶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16)“理性是最高的节制机关”，“是制裁的总枢纽”，梁实秋也承认作为“较高的真实之实际的写照”的文学是“想象的”，但同样在他那里，“想象还必须是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节制是文学力量的源泉。(17)
正是梁氏作为新月理论的代言人的这种“节制”的创作论直接导致了闻一多、徐志摩新格律诗理论及运动，带来了现代诗坛的继郭沫若之后的又一次发展与高潮，使得新诗的形式美第一次得到确认和完善。这一点上梁实秋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或许正是这种崇尚节制的艺术创作论使得梁实秋在批判当时文坛流行的浪漫主义及革命的罗曼谛克主义创作上获得了某种片面的深刻，他说“‘抒情主义’的自身并无什么坏处，我们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从质、量两方面观察，就觉得我们新文学运动对于情感是推崇过分。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是：（一）流于颓废主义；（二）假理想主义。由“节制”论导致梁实秋在创作论上强调“内倾”。他要求有理性的文学作者象阿诺德所说，“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全体”，然而他的所谓“观察”并不是要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而是要求作者凭借“强敏之智识与锐利之眼光”向内转，体会“变幻万态之现象界”之“较高的真实”，进而把“较高的真实之幻象”予以艺术的形体，因为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模仿的并不是直接的现象界，而是比现象界更高的理想及普遍的永久的“真实”。他说“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人性，而此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高山深谷里面，所以我们正不必象探险者一般的东求西搜，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们心里”。(18)这使他成为一个体验论者，强调“文学创作要发掘人类的内在意识”。他认为“一个作家去把握人生时不是把握它的现象层，而应把握它的实质层”，只有如此，“才能使文学永久”。因而他对作家深入生活的流行观点持审慎态度，扩大作家生活面的观点与文学的政治功利观结合在一起，使得当时作家重视生活表现的纷繁而忽视内心的深邃，“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程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所谓‘普遍的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19)或许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实秋的体验论者式的“文学创作要发掘人类的内在意识”的观点对流行的扩大作家生活面的观点有着重要的补充意义。
4、判断：文艺批评论。梁实秋对文艺批评理论有着丰富的译介和独到的研究，这是他的文艺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他针对“中国近来文学批评并不多见，但在很少的文学批评里，大半都是‘灵魂的冒险’。(20)……很少人把文学批评当做一种学问去潜心研究”(21)的现状，将建立理性的现代文学批评作为己任。何为批评？他说“凡是靠着自己的感觉而享受一件艺术品，其结果我叫他做‘鉴赏’。凡是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而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其结果我叫他做‘批评’。我们可以由印象而得鉴赏，可以由品味而得批评”。(22)他还从两个方面来界定批评：“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以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者，乃是否认批评家判断力之重要，把批评家限于鉴赏者的地位”，“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并以此反对印象主义及“作家——作品——社会环境”批评模式（见《浪漫的古典的，文学批评辩》）。
此外，梁实秋还严格区分了文学与科学方法的不同之处，对那种以“对付病态心理的手段施于一切文艺”及“以经济解释文艺”的“武断”作法予以了批判。在《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23)一文中，他说，“科学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自然与社会的现象，文学以经验的想象的方法来说明人生……（二者）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梁实秋对科学与文学的划分对于长期以来一直把文学等同于哲学认识论的衍生，以科学思维模式解释文学，只将文学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将反映生活再现生活，剖析生活当成文学的基本特性加以肯定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有修正意义的。
梁实秋认为“凡从事于文学批评者……其态度必须是严重的”。他反对把文学艺术当成消遣品及好奇心的不严重的态度。他认为伟大的文学者，必先不为群众的胃口所囿，超出时代的喧嚣，然后才能产生冷静的审慎的严重的作品”。他还说“我所谓文学须要表现常态的人性，并不是说文学里绝对的不可把变态的人物做题材。最变态的性格，我们可以用最常态的态度去处理。文学里很重要的是作者的态度”。这样梁实秋就将自己与那些浅薄的题材决定论者区别开来（见《文学的纪律》）。批评的意义何在呢？他说“一定要有一种人来做诗人与非诗人中间的媒介物”，将诗人所探得的真理“直接的显示给民众。”(24)文学批评的任务还不仅于此，“文学批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25)那么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26)“人性根本是不变的……而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27)“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也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28)文学批评的方法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历史的透视”(historical perspective)，他说“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衡量需要顾到他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也还要注意到文艺之高度的严肃性。”(29)他所写的文学批评，非常注意作家作品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显得有高度，也有深度。具体地说来，他认为文学批评只是“人的心灵之判断力的活动，是客观的绝对的标准之确定与运用”，“文学批评不在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标准，而在于超出时代与地域之限制，建立一个普遍文学的标准，然后再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品味对于这个标准是符合抑是叛异，”(30)在《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一文中，他说道“批评的任务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而是作品价值的判断。解说的方法，传记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承认是文学批评方法的一部分，但不能认为是批评的终点，更不能认为批评方法的正则。纯正的批评方法，乃是严谨的判断”。在梁实秋那里文学批评实际上牵涉到整个人生哲学的一种人生态度，在梁氏看来批评其实是以理想的方法观照人生，因此具有形而上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个批评至上主义者。”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31)
下篇：如何与现代人对话
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研究会的先辈们主张文艺必须“为人生”，后来的实践证明，不免还是有一点“文以载道”的余味。创造社诸作家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本质上这主张与文学研究会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而后来他们的向左突转使得这一趋势更是分明。新月社的作家批评家，特别是梁实秋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在其文学活动中坚持了新人文主义信念，提出了一个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批评模式。
白璧德(I.Babbitt,1865-1933)是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白璧德的思想，有两个基本观念，一个是人与物有别，一个是人性二元论；三个要点，一是中庸，视中庸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哲学，一个是节制，视节制为臻达人性完美的通途，一个是贤明人物，视少数圣贤是导引多数向上的核心力量；在文学上白氏的态度又可归纳为两点，一点是以反映和表现人性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一个是以尊重并倡导古典著作所表现的重理性、尊纪律为荣。(32)梁实秋从白璧德那里得到了无穷启示，梁氏的主要观点都可以从白璧德那里找到理论依据。
梁氏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儒家的中庸哲学，释家的体悟之说，道家的淡泊无为都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梁实秋，以至成为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一个思想基础；虽然梁实秋对儒家及道家的文学思想曾大加贬抑，但这一点终不可否认。在梁实秋看来审美的目的就是维护人类经过长久历史发展而积淀下来的做人的伦理准则，他遵奉的古典艺术美是一种不悖于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思想的保守的审美理想：中庸中和之美；特别是中年以后，其中更是融进了以佛道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冲淡、隐逸、出世等传统因子，走向闲适、宁静、超远。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儒家的伦理学我以为至今仍是大致不错的”。
上述两个理论源泉也决定了梁实秋文艺理论的局限性。1、后视的文学发展观，梁实秋的眼光永远是向后看的。在他那里古典主义的金科玉律永远是不变的典范。他以人性的善恶二元对立代替社会的阶级对立，否定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自然人性论和浪漫主义文学，以人性的普遍性而否定文学的发展与变化进而否定文学的时代性。2、唯心主义的文学本质论。他认为文学是对人性的模仿，而人性是类属性的普遍的绝对的，进而完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文艺既已存在的事实。针对浪漫主义文学梁实秋强调人性的善恶二元对立，反对将文学当作渲泄感情工具，强调理性对人性恶的节制，针对无产阶级文学他又强调人性的普遍性永久性，反对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反对平民文学、个性主义。这其实是梁实秋新人文主义理论批评观的一体两面，本质是同一的。并不是他的观点因时代不同而有了改变。3、英雄主义的文学历史观。在梁实秋看来，文学家与批评家永远高于一般百性，一般民众只能是文学艺术的欣赏者而不能成为批评者，因为他们是没有批评品味的，也因此似乎文学便成为几个文学家批评家的事，可以脱离民众、时代而追求所谓永恒价值。4、绝对理性主义，以理性反对感情，进而否定浪漫主义文学。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反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在哲学本体论上，梁实秋似乎还处在亚里斯多德的“第一哲学”时期，而没有象许多现代文学大家（鲁迅、郭沫若等）那样将思想体系建立在人的感性存在基础之上（后者思维深层更倾向于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在理性主义的的框架内，且又明显地存在着消融为伦理学的趋向。理性只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尽管是相当本质的方面，但不是全部本质，也因此理性只是自由的前提、可能性，但它本身不是自由，也不会导致自由，进而言之，自由的本质不是群体性而是个体性，人虽然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但他区别于动物恰恰在于个性，动物仅仅是群体生物，它没有个性。个性化的存在、独特的精神追求、个体的意义世界，这才是人的自由的本质，也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质而言之，生存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更本质的则是超理性方面。人类生存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就是对于理性的超越，作为人的自由的实现方式之一文学艺术自然也有同样的性质，理性主义圄于传统哲学的樊篱，忽视感性与个性，否定非理性，便在本质上失去了与现代人对话的权力，因而也部分失去了对未经反思的、非自觉的、主客未分的本真生存状态，也即自由的艺术审美的存在的分析力。这样它达到艺术本体论的能力就有限了，而这种达到的努力显出的深刻矛盾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局限性都决定了梁实秋的古典主义的文艺观与政治化的现代社会的激锐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现实及现代人的万劫不复的精神世界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牴牾。换言之，在那个时代梁实秋所追求的超政治、超永恒价值的古典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缺乏生长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因而它的命运、它的孤独与被攻击几乎是注定的。
然而对于梁实秋的评价，我们绝对不能再陷入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认为“不赞成左翼观念”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反革命的”。梁实秋作为一个出卖智识为生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上够不上“资产阶级的”，在政治观念上他倾向于美国式的议会民主，但终身保持了独立的态度，没有依附于国民党，没有投靠反对派，也够不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梁实秋是中国现代社会较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里我要引用鲁迅的好友曹聚仁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笔者特地要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元凶，也是太天真了的！”
注释：
①《文学的纪律，“艺术就是选择”说》。
②《亚里斯多德的〈哲学〉》。
③《文学因缘·文学讲话》，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关于梁实秋的二元人性论请参见《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乐黛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3期。
④《梁实秋读书札记·纯文学》。
⑤⑥《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⑦⑧温儒敏：《现实主义观念的嬗变及文学现象》，《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72页。
⑨《壁下译从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9页。
⑩《文学与革命》。
(11)《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12)(13)《浪漫的与古典的》。
(14)(15)(16)(17)(18)《文学的纪律》。
(1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20)是梁氏所谓“鉴赏的批评”，主张“于自己性情嗜好之外不承认有任何固定的批评标准，故其批评只是根据一己之好恶”。
(25)(26)(27)《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批评辩》。
(28)《文学的纪律》。
(29)《梁实秋论文学·序》。
(30)(31)《文学批评辩》。
(32)白璧德的主要著作有五种：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1903;New LeoKoon,1910;The Ma-Sters of French Criticsm,1912;Rousseau and Romanticism,1919;Democracy and Lendership,1924
(33)《偏见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偏见集·人性与阶级性》。
(34)曹聚仁：《鲁迅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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