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至一九九七年四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为依据的统计和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论文,传播学论文,九九论文,所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考察起因与目的
我国新闻学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各高校新闻院、系、专业教师们的努力。他们作为一支专门的学术研究力量，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之余，不断拓展着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在全国一百多个新闻院、系、专业中，我们选择历史相对悠久，教学科研力量相对雄厚，在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四所高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以下简称复旦、人大、北广、武大）作为样本，考察这四校教师近年来涉足的研究领域和发表过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不仅可以大致把握各校的科研力量，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二、考察依据与标准
本文力图全面考察90年代以来各校教师在全国报纸、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为便于整理和分析，本文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系列”G6《新闻学》季刊（以下简称《新闻学》季刊）中收录的四校教师论文作为统计依据。统计年限为1990-1997年。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摘录和编印，国内外公开发行，并已进入INTERNET，同时发行电子版（即光盘索引）。它收录的文章分为“全文影印”和“索引目录”两大类。显然，编者认为这些文章有一定的独创性、代表性，值得学术界同仁重视与关注。就重要程度而言，“影印”类当高于“索引”类。《新闻学》为季刊，每年4期（1994年仅能查阅到三期）。 选择此刊作为统计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权威性，该刊广泛地被全国各省市级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资料室订阅和收藏，有一定权威性；二是全面性，与其他同类刊物相比，该刊收录论文涉及的范围广，数量多，且又不失“学院”风格，所收文章侧重于从权威或核心期刊中选择，并且比其他同类刊物更关注高校教师发表的论文；三是连续性，该刊连续出版多年，为将来各种视角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库”。必须说明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文章的选录不可避免地受到编者价值评判标准的限制和影响。
为尽量保证统计的准确性，本文将统计的起迄年份规定为1990至1997年间发表的论文，共8年，包括编译文章在内，共332篇。以下几点需要说明：1、《新闻学》季刊1990年第一期收录的各校发表于1989年的论文未计入；2、可能被收录于 1998年第一期，但发表于1997年的论文也忽略不计；3、 被影印或索引的各校举办的研讨会发言、综述性文章不计入；各校教师在校外各类研讨会、座谈会上的发言不计入；各校教师接受报刊采访的访谈不计入；但由各种报刊组织的新闻学有关问题的书面讨论计算在内；4、不包括学生的作品，或青年教师在学生时期的论著； 不包括各校兼职或名誉、客座教师的论著；但师生合著的文章计算在内；5、原在校任教，后离校的教师，仍将其发表于任教时期的文章计算在内。
三、比较与分析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90年代以来《新闻学》季刊上收录的四校教师论文进行整理与比较分析。
1、1990-1997年各校被《新闻学》季刊收录论文篇数分学校比较
学
总 占全部被收其中其中全影印文章占该校
校 篇数录文章比例索引文影印被收录篇数比例
复旦134 40.36%
10133 24.63%
人大116 34.94%8333 28.45%
北广 53 15.96%3716 30.19%
武大 29 8.73% 22 7 24.14%
合计332 100.%24389 26.81%
从被收录文章的绝对数看，复旦最多。但是，被全文影印文章占被收录文章比例而言，北广最高。编者对影印文章的选择，自然代表其一定价值取向，也难免有个人偏好。然而从文章的内容看，仍然有助于辨别历年新闻学研究焦点所在和研究领域拓展的轨迹。例如，北广作为我国培养电子传媒专门人才的最高学府，研究重点自然在广播、电视传播的各个领域或层面，其文章被较多地影印，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的迅猛发展，及新兴媒介研究的发韧使新闻学术界较多地关注电子传媒的理性思考与学术探讨。
2、1990-1997年各校被《新闻学》季刊收录论文篇数分年度比较
学校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总计平均每年
复旦 15 30 27
5
1 21 15 20 134 16.75
人大 8 14 20 23 12 19 14
6 116 14.5
北广 3 10
5 14
5
6
6
4 53
6.625
武大 2
3
3
4
3
6
4
4 29
3.625
合计 28 57 55 46 21 52 39 34 332
41.5
图1:1990-1997年各校被收录论文篇数分年度比较曲线
图1： 1990-1997年各校被收录论文篇数分年度比较曲线
造成这种波状起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定时期的研究热点，教学科研队伍的调整变化，编者在一定时期的关注焦点等，都会对此产生影响。比如，1993年人大被收录23篇，其中被影印11篇，比例几乎达到50%，14篇童兵教授的文章中，有10篇谈“毛泽东新闻思想”，9篇被影印，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由此可想，一段时期的热点问题会赋予研究人员以灵感，从而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
3、1990-1997年各校被《新闻学》季刊收录论文篇数分作者比较
学 被收录论文其中全文影印 1次 2-5
6-10 11次
校
作者人数 论文作者人数
次次
以上
复旦
29 217人 13人 6人
3人
人大
11 73人 3人 3人
2人
北广
20 128人 9人 3人0
武大
10 74人 2人 4人0
从绝对量看，复旦最高。北广有20位教师的文章被收录，绝对量不低，但其中被影印文章作者的比例最低(60%)。相反，武大10位被收录过文章的作者，有7 位的文章被影印过，比例为70%。复旦和人大的被影印文章作者的比例则分别为 72.41%、63.64%。
值得注意的是，人大教师中被收录文章最多的达46篇，其中22篇被影印。复旦被收录最多的为13篇，其中被影印的仅1篇。其余两校被收录次数量多的均为6篇，北广3人，武大4人。
4、1990-1997年各校被《新闻学》季刊收录论文篇数分研究方向与论文主题比较
1990-1997年各校被收录论文篇目研究方向统计表
图2: 1990-1997年各校被收录论文篇数前5位主题
(1)复旦：134篇文章中，按数量排序，论文涉及较多的主题依次为：
A、“新闻业务”类36篇，数量最多，纵向比较，占复旦所有被收录文章的26.87%；横向对照，占四校所有“新闻业务”类文章的55.38%。
B、“新闻理论”类31篇，占复旦的23.13%，占四校所有“新闻理论”类文章的24.8%。
C、“国际新闻”类15篇，占复旦的11.19%，占四校同类文章的62.5%。
D、“新闻事业史”类12篇，占复旦8.96%，占四校同类文章的66.67%。
E、“传播学”类10篇，占复旦7.46%，占四校同类文章的41.67%。
历年涉及最少的主题是：
‘F、“新技术／新媒介”类2篇，占复旦1.49%，然而却占到四校同类文章的40%。
G、“新闻政策／法规／职业道德建设”类，没有被收录的文章。
(2)人大：116篇文章中，按数量排序，论文涉及较多的主题依次为：
A、“新闻理论”类60篇，占人大所有被收录文章的51.72%，占四校所有“新闻理论”类文章的48%。
B、“新闻业务”类26篇，占人大22.41%，占四校同类文章的40%。
C、“国际新闻”与“新闻教育”类各6篇，占人大5.17%。其中，“国际新闻”类文章占四校同类文章的25%，“新闻教育”类文章占四校同类文章的54.55%。
新闻传 新闻政 新闻 广播 国际新闻新闻广告 新技术媒介 新闻 合计
理论播 策／法规业务 电视 新闻事业工作公关与 经营
教育
学 职业道德（事业） 史 者
新媒介与管理
复旦31
100 36 9
15 12
842 34 134
人大6041 26 16
4
211 46 116
北广1850 0212
2
112 10 53
武大1650 3 11
0
100 11 29
总计125 241 6532
24 18 1265 911332
D、“传播学”、“新闻事业史”、“媒介经营与管理”各4篇，占人大3.45%。其中，占四校同类文章的比例分别为：“传播学”16%；“新闻事业史”22.22%；“媒介经营与管理”44.44%。
历年来，人大在以上各类主题中都有被摘录的论文，尽管有的主题数量不多。例如，四校仅有一篇被收录的“新闻政策／法规／职业道德建设”类文章——《在培育新闻市场中加强作风建设》就出自人大童兵教授之手。
(3)北广：由于北广是一所侧重于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的学院， 因此显得比较特殊。本文将涉及“广播电视业务”的文章统一归入“广播电视”类，因而其在“新闻业务”类中的被收量是0，但在涵盖广播电视理论研究、 业务探讨的“广播电视”类中，为四校之冠，达21篇，占北广所有被收录文章的39.62%， 占四校所有同类文章的65.63%。
此外，北广在“新闻理论”方面，有18篇文章被收录，占北广33.96%， 占四校同类文章的14.4%。
(4)武大：在以上12类主题中，武大有5个主题90年代以来没有被收录过，即“新闻政策／法规／职业道德建设”、“广告／公关”、“新技术／新媒介”和“新闻事业史”。武大的29篇文章中，数量最多的是“新闻理论”类，有16篇，占 55.17%，占四校同类文章的12.8%。
值得注意的是，武大从“大文化”的角度对传播学进行的研究独树一帜。90年代以来，有5篇被收录，占武大17.24%，占四校“传播学”类全部文章的20.83%。
四、评价并代结论
最后，本文拟就以上主题、方向和文章分布，对90年代以来四校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显现的特征作粗浅分析。
1、传统研究领域仍是各校科研重点
所谓传统研究领域，涵盖了学者们长期以来涉猎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国际新闻、广播电视等诸专业。各校基本上都有相对稳定和较为充足的研究力量。在某些领域，各校还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从宽泛意义上说，在“新闻理论”方面，各校对内涵开掘和外延的拓展都不断加强。如果说在90年代早期，学术界对新闻是否有“学”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从90年代中期起，这种争议的声音事实上被更多的对新闻学科本质规律认识与探讨的声音所淹没。早在1992年，复旦徐培汀就曾发表过《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关于新闻有“学”的几点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新闻理论研究者的“宣言”。当然，对新闻学的研究是很难完全脱开它的阶级性和其他学科的依托背景来进行的。例如对于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对新闻规律的探讨，或对新闻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展望，都无法回避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年来各校对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有相当深入的探讨。如复旦夏鼎铭对马、恩、列报刊理论的研究，童兵关于马、恩党报基本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北广康荫对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的评述，武大张昆对毛泽东党报理论的述评等，都自成一家。同样，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和江泽民新闻论述也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各校都重视从新的角度对“舆论”和“宣传”进行探讨。90年代初，研究的重点在于舆论导向和媒介的宣传功能，90年代中期开始侧重于舆论监督职能、新闻的信息传播功能和新闻本体文化特征的探讨。
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本质和功能定位、新闻商品性、信息资源配置市场化等，成为研究内容的主流。如人大宋建武1996年的《报业经济运作模式初探》，北广郭镇之的《市场经济与新闻信息》等。
也有文章结合当前新闻现象，运用传播学理论探讨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如复旦孙玮1996年《“议题设置”理论和“炒新闻”现象》。从90年代初开始，各校还对新闻学研究方法本身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改进意见，如复旦叶春华1991年《新闻分析原理初探》，童兵的《论新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等。
90年代以来，新闻理论研究的外延也得到开拓，宣传心理学、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勃兴。但作为一种尝试，外延的拓展极为有限，量少、面窄，面的拓宽和度的加深都有待加强。
至于新闻改革，较多的是对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变化的市场条件和相对沉闷的媒介发展状况的思考。学者希望有改变，但又怕原有定位的迷失并感到重新定义的惶惑，因此90年代中期对于新闻改革的论述，更多的是呼吁，如人大甘惜分1993年的《新的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或是总结，如复旦李良荣1995年的《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或是谨慎的试探，如裘正义1995年的《传媒市场取向与中国新闻改革中观思路的若干问题》，或是大命题，如武大单波1995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于中国新闻业命运的整体观照》。
传统新闻业务领域，仍然是各校教师的研究强项和兴趣所在。在历年收录的66篇“新闻业务”类文章中，有理论探索，如复旦周胜林自成系列的《论隐蔽采访》、《论异地采访》、《论“体验式”采访》、《谈企业新闻》等；也有实践经验总结，如人大胡文龙论述社论、述评等言论写作及其特点的系列文章；还有对改进写作方法的探讨，复旦张骏德1991年的《谈新闻写作中的幽默笔法》等。
对专业新闻报道如文艺报道、教育报道、科技报道等特色的总结，也是新闻业务领域重要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学者们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受众传统思维定势的松动，对新闻采写编评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武大罗以澄1995年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新闻采写的改革》探讨了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自省意识和应变能力。
此外，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有意识地对中外新闻报道的写作文体进行比较研究，如单波1996年的《西方消息写作的特点》，希望通过探讨中西方新闻写作及其背后隐藏的新闻报道思维的异同，发现可供中国新闻报道文体借鉴之处。
“广播电视”类文章涵盖了理论和实务。在四校所有“广播电视”的文章中，单纯涉及“电台广播”的很少，几年前各地电台的改革浪潮没有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大多数文章重心明显偏向于“电视”。一定程度上，广播优势丧失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理论研究中。
电视业的发展，开始促使中国的电视研究者以传播学理论为依托，从更大的视角来考察电视与人、电视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复旦的陆晔，她于1995-1996 年相继发表了《作为现代社会文化情境“媒介真实”——试论电视传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论双向交流与电视传受双方的角色定位》和《电视人与社会人——电视新闻从业者的文化角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激烈地冲击着“电视人”的固有观念，并急速地将电视传媒拉向市场。1993年后，对市场经济与广电传媒互动关系的探讨明显增多。如康荫《新闻广播与市场经济若干关系研究》，郭镇之《市场经济中的广播电视》等。电视人开始探索电视有别于其他传媒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如北广王珏、袁东亮1993年的《电视新闻表现形式应走自己的路》，任金州1991年的《电视现场短新闻必备五要素》，复旦张骏德1997年的《试论电视新闻评论》等。受众口味的变化还要求电视节目有“精品意识”。人大喻国明1997年的《关于精品和电视精品的若干断想》，以及武大蔡凯如1997年的《营造新闻传播的无距离境界——关于“远距离现场直播”的思考》，就是对此在理论上的回应。
随着我国广电主持人节目的出现和发展，主持人及主持人节目研究也成为90年代以来广电理论研究的重心。北广陆锡初1990年的《我国大陆主持人节目的10年》，对大陆主持人节目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节目主持人主持思想、主持技巧也逐渐引起研究兴趣，如陆锡初1991年《论电视主持人人体语言的科学运用》，傅程1994年《节目主持人进入话题和结束话题的方式和技巧》，以及复旦叶昌前1997年《论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主持思想》。此外，对主持人的研究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传统的播音学和播音技巧的研究兴趣。
电视纪录片的表现思想有所突破，形式有所创新，但似乎尚未到总结的时候。各校对电视纪录片、专题片的理论探讨显然滞后于实践探索。近8年来， 各校有关纪录片的论文只有北广任远1991年的《电视纪录片的界定和创作》及他与郑蔚合著的1993年的《[广东行]的叙事特色》两篇。
翻译介绍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电视研究文章，也是国内电视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北广姜绍禹1991年编译的《美国社会的弊端与电视的影响》等。
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从时间跨度看，各校侧重于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近代如复旦秦绍德1990年的《论上海近代报刊的诞生》、《新闻事业和上海近代化》，张国良翻译的《上海最早的中文月刊报纸〈六合丛谈〉》等。
现代则有人大张之华1990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新闻舆论作用评论》，复旦丁淦林的《灾难与改造——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变化》，北广哈艳秋的《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等。对建国后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专题性研究不多，仅见张之华1993年的《“抗美援朝”中的中国新闻事业》，郭镇之的《新时期中国电视的10年》等。方汉奇的《十四大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是对最近时段新闻史的回顾。
从空间跨度看，香港、澳门的近代新闻史研究早就纳入学者的视野。90年代早期有复旦秦绍德的《我国近代新闻史探微——兼论香港、上海早期报刊》，宁树藩的《关于“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中期以后有张国良翻译的《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宁树藩的《十九世纪香港报业概述》，姚福申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再认识——关于南洋最早的中文期刊》等。但对台湾新闻传播业历史的考察，相对而言，关注程度较低，历年中没有被收录的文章。
传统新闻史的研究也呼唤新的思路和方法。宁树藩和秦绍德1991年的《实事求是继续深入——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和人大程曼丽1996年的《横向比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南北学者的思考精神与创新意识。
在“国际新闻”研究方面，也可以划分为几个相对独立但又彼此相关的领域。一是对国外新闻界的概况介绍，90年代初期和中期，复旦潘玉鹏对亚洲各国如朝鲜、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介绍，自成体系。二是考察各国富有特色的新闻体制、运作机制、新闻政策并试图把握其最新发展状况，如洪兵1991年的《美国报纸对华政策新闻来源》，潘玉鹏1992年的《北欧国家新闻界自我约束的机制》，郭镇之1996年的《加拿大广播政策史评》，张征1996年的《德国的报业发展与现状》等。三是在宏观的国际政经背景下，对某一特定时期国外新闻业的评价与考察，如1991年对海湾战争期间国际新闻界宣传战的述评与分析，对东欧、包括前苏联变化中的新闻业的观察等。四是对国外新闻业务的评介，如张子让1992年摘译的《法国报纸的文风与文体》等。除此之外，当代海外华文报纸的生存与发展也构成对国际新闻界研究的特殊一环，如甘惜分1995年的《爱国主义——海外华文报纸的重大主题》等。
2、传播学仍处于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的阶段
对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引进和系统介绍，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算起，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各校教师创造性地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对西方传播学诸论的翻译、介绍、学科评价，也开始尝试以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中国的新闻、大众传媒研究和受众、传播效果调查。
纵观近8年来《新闻学》季刊中收录的各校教师有关传播学的文章， 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热点：
一是对传播学理论的介绍和评价。如90年代早期复旦裘正义的《大众传播学的起源演进与学科评价》，中期人大郭庆光的《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从“沉默的螺旋”假说谈起》等。
二是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研究、实务发展现状的考察和介绍。如潘玉鹏1991年的《论实用主义对美国传播学的影响》，张国良1994年的《当代日本大众传播产业结构的新变化》等。
三是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的考察和评价。如复旦刘海贵1991年的《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沿革与走向》，潘玉鹏1992年的《传播学在中国》等。
四是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运用。引进传播学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各校教师对此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及拓展传播学研究领域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打破思维定势，树立“传播观”、“大新闻观”对中国传统新闻思想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来说，决非易事。但如果仅仅满足于引进和介绍，是不可能建立中国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这也有违引进和介绍的初衷。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较长的积累过程。在现阶段，似有两类研究以平行方式展开，尽管速度并不一致。首先是理论层面的创新与开拓。如武大单波1996年的《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秦志希的《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征》等，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和文化意义上对传播理论研究的运用；其次是实践层面的操作与总结，各校学者们越来越注重受众调查，如人大喻国明1995年有关报纸读者的调查分析，北广对1992年中央电台听众调查的分析等，都是典型个案。复旦廖圣清1997年的《中国受众与新闻媒介——从15年来受众调查看获取新闻主渠道和对传媒总体评价的变迁》和北广朱光烈1993年《关于“以受众为中心”观念的讨论》不仅类似于小结，而且凸显了“受者本位”的思考。朱光烈也试图以“传播学”的理念来重新诠释中国的新闻改革，如他在1993年就提出《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
五是传播学理论与传媒文化的比较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复旦、武大的学者率先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国良的沪港大众传媒比较研究，秦志希的大陆台湾传媒文化及传媒民族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
3、对新兴领域的探索亟待加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注意到8年来涉及“广告／公关”、“新技术／新媒介”、“媒介经营与管理”和“新闻政策与法规”等方面的论文不多，反映了各校教师对新闻传播新兴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不尽如人意。
在“广告／公关”方面，6篇被收录的文章中，有4篇出自复旦教师之手。有对中国广告业发展现状的审视和前景的预测，有对广告表现某一形态如“公益广告”的思考，有从传播学和社会文化角度对中国现阶段最强势广告形态——电视广告的观察，也有对某国如日本广告发展史的回顾。而涉及公共关系的论文，只有程曼丽1997年的《试论新闻工作者在公关活动中的角色定位》一篇。
对于广告文化、广告经营活动中典型案例的敏锐把握和纵深剖析都显不足；对于崭新的公共关系咨询行业，包括其国内外的最新发展状况、公关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国外新兴的“整合市场传播(INTEGRE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等的介绍和思考几成空白。并且，尚未从经济学、社会学、市场行销学等交叉领域着手对广告公关学科进行整体把握。
现代高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尤其是电讯业的超常规发展，不可避免地介入传统传媒领域，它不仅仅为新闻传播技术手段更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传媒、文化传统、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从此种意义上说，对于新媒介与新技术的漠视是可怕的。朱光烈在1994年就率先提出了“我们将化为‘泡沫’”的预言，这并非耸人听闻。
在“媒介经营与管理”方面，武大张昆早在1990年就提出“电视时代中国报业的生存问题”，1996年和1997年，宋建武、喻国明对中国报业经济的发展和传媒产业的运作提出过独到的观点，复旦学者对报纸的服务功能和市场定位也有分析，尤其是以姚福申为代表的学者对“报业集团”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报业联合体从理论构想逐步走向现实。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能否在真正意义上进行资产重组、企业化经营、信息资源共享，是“拉郎配”还是“水到渠成”？这些问题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的评判。此外，对媒介经营中的个案分析少，对有关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论述少，如制片人制、新闻“辛迪加”节目、经营成本分析与预算体制的建立等，再如节目资源的共享、媒介衍生实体的经营等微观课题的探讨也不够。
新闻政策与法规，包括职业道德建设，是各校教师的文章中涉及最少的。固然有一些敏感的话题，但若从促进新闻法制化建设的愿望出发，开展学术探讨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有偿新闻”现象，也少见学者们从深层次上寻找这种现象产生和蔓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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