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相论文,会议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115—07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于东征山西返回陕北后，在延川县的大相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东征，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是中共中央奠基西北、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但目前除了相关回忆和领导人传记有所提及之外，一般中共党史基本没有论及，甚至《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也没有列入，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利用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对这次会议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目前，相关涉及大相寺会议的著述，对其基本情况的表述存在颇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和传记中，也存在着相去甚远的情况。比如《张闻天年谱》称：(1936年)5月8日-9日，“主持在延长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320《毛泽东年谱》没有这次会议的记载，但有相关活动：5月13日，“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地点是“延长县大相寺”[2]541；《毛泽东传》的记载与《张闻天年谱》相同：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3]384《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是：5月8日、9日，“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会议总结红军东征的经验，决定西征。”[4]308《彭德怀年谱》是：5月13日，“出席于延川大相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一说政治局扩大会议)。”[5]144《叶剑英年谱》是：5月8日、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126《杨尚昆年谱》的记载是：“5月8日—9日，出席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东征回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5月13日，出席延川县相国寺举行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东征。”[7]225
这样的表述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会议地点，是叫“大相寺”还是“太相寺”，该地属于“延长县”还是“延川县”。二是会议名称和时间。即是一次中央负责同志与红一方面军干部的会议，如《周恩来年谱》和《彭德怀年谱》之说；还是分别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如《毛泽东传》、《杨尚昆年谱》的表述。
经查，延长县交口镇没有“太相寺”或“大相寺”的地名，延川县关庄乡有“太相寺”的村庄。而延川关庄、禹居、文安驿等地，是东征红军回师后的驻地，因此，此地在延川县域应是确定的(大部分红军将领回忆会议的地点是在延川县，现在当地中共党史表述也是延川县)。至于“大相寺”还是“太相寺”之谓，按理应是“大相寺”，因为当地方言把“大”发成近似“太”的音，但是现在延川地图或当地称谓都是“太相寺”。
关于会议名称和时间，根据相关资料可以辨析一下。
参加东征并参加东征总结会议的红军将领，都回忆召开过红军团级以上会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洛甫讲话，博古参加。[8]314-315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回忆说：“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延川大相寺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和徐海东出席了会议。”[9]127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黄克诚回忆：“五月中旬，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了一次有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红一军团在调人调物支援兄弟部队方面的本位主义。”[10]249时任红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的李志民回忆：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大相寺会议”)，总结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的经验。[11]281教导营政委王宗槐回忆：“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参加了在大相寺召开的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我记得这次干部会是在一个大席棚里开的，主要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12]107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平回忆：(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13]140红四师通信主任张震回忆：5月13日，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14]111红军将领的回忆，与《毛泽东年谱》、《杨尚昆年谱》的记载相吻合，基本可以肯定：在1936年5月13日或14日，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那么，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之前，是否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第一，召开会议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建议的，4月28日21时，毛泽东、彭德怀针对国民党的山西增兵、实行堡垒战术的敌情，致电张闻天：“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2]538-5395月5日红军全部返回陕北后，在8日、9日开会合乎情理。因为在军情紧急时刻，确定红军战略发展问题的会议不可能拖得太晚。第二，《张闻天年谱》使用的是当时的会议记录，内称：5月8日—9日，“主持在延长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全体”和“各军团首长”出席，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320除了“太相寺”属地有误外，主要内容应该是准确的。第三，从张闻天、周恩来的行迹看。张闻天5月初从瓦窑堡赴延长迎接东征红军，10日，他致电李维汉说：“我明日动身回瓦”；13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我们十二日到瓦。”[1]321由此判断，张闻天在“太相寺”参加的会议只能在5月10日以前。周恩来5月2日至5日在延长一带迎接东征红军，5月12日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延安会谈。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延长到延川、从延川到延安，均需要两天时间，即周恩来在“太相寺”参加会议的时间也只能是5月8日至9日。他们的行止时间说明他俩不可能参加5月13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的只能是另一次会议，即许多记载中的在5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四，程子华的回忆有助于理解两次会议的关系，他说：“五月十一日，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四日，一方面军总部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9]126
由上述情况判断，大相寺会议是时间衔接、先后召开的两次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红军团级以上干部会议。
这里，还需要对上述回忆或记载中的几个小问题进行辨析：(一)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地点拟在延长”，为什么改变在延川的“太相寺”了?主要是因为东征红军和中央领导人是从清水关、铁罗关、于家咀渡口西渡黄河的，①而这些渡口的西岸都在延川县境。(二)《杨尚昆年谱》记载两次会议分别在“大相寺”和“相国寺”召开，实际应是一地，因为“大相寺”本是“相国寺”，因该地区有一大一小两个“相国寺”，把其大者称为“大相国寺”，简略为“大相寺”。(三)关于张闻天、博古出席红一方面军干部会议的回忆有误，因为此时张闻天等已经离开“太相寺”了。另外，关于会议日期的回忆，有的也存在差错。
二
在大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2]538-539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发言，毛泽东做《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形势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以下重要决定。
第一，决策西征。中共中央落脚西北苏区后，面临着扩大生存空间的严峻任务。西北苏区所在地是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人口稀疏，交通闭塞，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而中央红军减员极大，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特别是西北苏区的境况和中共中央复兴革命、推进民族革命战争新局面的目标很不适应，因此，拓展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的一个重大任务。针对当时的实际，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确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用积极的进攻作战来巩固和发展西北苏区。1936年2月20日起，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东征的直接目的是经略山西，“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7]216但终因蒋介石10万大军涌入山西“围剿”红军，5月5日东征因山西敌情发生严重变化而结束。东征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用毛泽东的话概括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2]541但东征没有达成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预期目的。
为了实现扩展西北苏区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彭德怀在研究结束东征时，就分析应该向西行动。当时陕甘宁地区的敌情是：早先进入陕北北部围堵红军的阎锡山晋军因红军东征而回撤山西，敌人兵力“在神府区域、三边区域(两地皆在陕北北部——引者注)空虚”；因红军东征并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北上，国民党在甘肃的军队大部调往山西、甘南和陕西南部，甘肃“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因此，毛泽东、彭德怀判断：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他俩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新的行动方向有二方案：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陕北北部——引者注)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全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二十八军、三十军去神府区域。”[2]539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明确强调了西向甘肃的问题：从目前我们力量看，在山西立足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下一步行动方向目前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但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留)”；宁夏少数民族区域，到处是寨子与堡垒，“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军事上此地不能守”；陕南条件最好，但蒋介石的力量也最强；而“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3]385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如张闻天在发言中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西征。
第二，提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方针。瓦窑堡会议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针的同时，认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后，党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而广泛宣传，号召全国。同时，党在开展对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并迅速与东北军建立停战、合作抗日的关系。1936年2月下旬，红军和东北军67军达成各守原防、互不侵犯，恢复双方区域交通和通商关系的协定。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通商和互派代表常驻等内容的协定。张学良对中共“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主张，作出积极的反应。1936年1月20日，他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4月9日，在和周恩来会谈中明确表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15]342延安会谈后，张学良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思想突飞猛进，4月底，他表示已有一个“不小的计划”：打算用半年多的时间作准备，对外展开联络，对内训练部下，“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指蒋介石——引者注)打一架”。[16]684，685张学良从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改变为准备弃蒋自干，原因复杂，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是明显的，而其对外展开联络、对内训练部下的想法，应该说是与中共的“国防政府”的主张颇有关连。与此同时，党与杨虎城十七路军也建立联系，达成了互相谅解、避免冲突、互不进攻的意向。[17]330，[18]304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首先在西北取得重大进展。针对这种情况，为推进它进一步发展并因此影响全国，毛泽东在大相寺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建议：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3]385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要坚持统一战线，勿被“左”的右的情绪所动摇，现在则要以西北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1]320会议最后把“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确定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1]320-321
第三，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到达陕北后，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需要休整，红十五军团也因错误肃反的影响而需要调整关系，②同时为了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使之适应和顺利迎接全国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实施红军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吴起镇，毛泽东就向中央红军团级以上干部指出，当前任务的第一项就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2]482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把干部教育列为红军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他指出：“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75为此，1935年11月间，中共中央把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与陕北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③1936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但因为紧接着就是东征，也因为对于办学之事“少数单位不够重视”，[20]112-113“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办学情况很不理想。④有鉴于此，毛泽东在大相寺政治局会议上着重地提出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3]385-387强调：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20]113，[11]141大相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团以上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提高军事政治水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3]141
第四，对东征中红军一些部队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严肃批评。东征过程中，红军部队内部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一是本位主义。杨尚昆回忆说：“一军团在洪洞、赵城一带扩兵比较多，筹款也多，而十五军团在北线牵制敌军，主要是在山区活动，伤亡比较大，而扩兵和筹款都比较少。中央要一军团分一部分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坚决不答应，强调自己的编制也还不足，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21]165，⑤还有一种情况是保存实力、不愿调出干部：“因为刚到达陕北，各师团干部尽量保存实力，都避免部队过多伤亡，另外中央要加强陕北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只有从红一军团调干部，红一军团领导不愿意给。……打仗时有些同志瞻前顾后，争打硬仗恶仗的思想不如以前。”[13]140二是不团结现象。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军单独北上后，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在改编为红一军团时，取消原红三军团番号并把它改编为一军团的第四师，任命彭雪枫为政治委员，调原一军团的陈光任师长。“他们两人性格不一样，在有些事情上合不到一块，东征中有些不团结”。[21]165-166王平、张震具体回忆了他俩的不和情况：围绕攻打洪洞县城发生严重分歧，一个命令攻城，另一个命令号兵吹起了停止攻击的军号。[13]138，[14]110-111针对红军中暴露出的问题，张闻天在大相寺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目前要大大地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模范的革命军队。故此次讨论特别将军队统一团结的问题提出来。他并对东征中暴露出的本位主义现象提出了批评。[1]320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错误现象，“批评了红一军团在调人调物支援兄弟部队方面的本位主义。”[10]249甚至据叶子龙回忆是严厉的批评：毛泽东发了火。他严厉批评了红一军团个别领导的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以致在东征作战中调动部队不得力的错误。他还点了林彪的名：“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22]105
三
大凡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从上述决定中看出大相寺会议的重要性。其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被迫长征之后，突破危局、复兴革命的关键时刻，是奠基西北的关键时刻。大相寺会议继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晋西会议等之后，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目标，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影响深远。
第一，实现了拓展西北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根据大相寺会议的决定，5月18日，中革军委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决定以第一、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和总兵站、总医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简称“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扩大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据此，19日“西方野战军”发起西征战役。战至7月底，西征战役胜利结束。历时两个多月的西征作战，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2 000余人枪，战马500余匹；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尤其重要的是占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纵横200多公里的根据地，使陕甘苏区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它很好地证明了中共中央“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并使之变成了现实，不仅对巩固西北根据地意义重大，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而且特别是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打下了基础。
第二，促进了红军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开拓了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渠道。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相寺会议后，拟议中的红军大学迅速组建。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方法及学校组织等问题。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宣布正式成立。其第一期招生1063人，分三科分别培训师团级、团营级和连排级干部。在中国革命剧烈变动的时期，对历经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各级指挥员集中培训，从政治、军事方面提高他们，其意义毫无疑问是重大的。人们普遍重视红军大学第一期的高级干部，如在中国革命史上声名显赫的林彪、罗荣桓、陈光、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张爱萍、王平、耿飙、贺晋年、杨立三、赵尔陆、张达志、张经武、杨成武、黄永胜、刘亚楼、苏振华、陈士榘、谭冠三、莫文骅、郭述申等。但还应看到，即使这个时期的连排级干部，在后来大都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固然影响他们成长的因素很多，但红军大学的学习无疑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加油站。李志民回忆说他就是因大相寺会议的触动而向毛泽东要求进红军大学学习的：见到毛泽东后，“我怕耽误主席的时间就开门见山地对主席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势。在大相寺会议上，我听主席的报告后，更深刻认识到应该利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有利时机，学习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听说抗大第三期又开始招生，所以特地来请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学习。’”[11]305促进了大批党和人民军队精英的成长，这应该是大相寺会议决策的一个显著作用。二是，纠正了红军内部的不良风气。大相寺会议对本位主义等的批评，引发了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有什么讲什么，没什么顾虑，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21]165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回忆说：在会上我检讨说一军团的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受批评，我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8]315王平回忆说：“我们也都作了检讨。”[13]140在东征中意见分歧的陈光和彭雪枫在会上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虽然主要针对一军团，但正如聂荣臻指出的“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在红一方面军中引起普遍的警觉，其作用是积极的和深远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对这次在大相寺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干部会议有很高的评价：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反对了自由主义，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7]226消除了内部存在的问题，增进了内部团结、统一，这无疑是大相寺会议的一个重大成就。三是，开启了培养大批党政军干部的渠道。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大量招录青年学生和各方面的优秀人才，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府，培养出十余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不少人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罗瑞卿曾评论抗大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从抗大的辉煌历史和造就大批优秀党政军干部的角度去审视，就可更加清晰地了解大相寺会议的重要性。
第三，推进了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大相寺会议后，中共争取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全面铺开，并把“西北国防政府”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5月12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再次密谈，商讨了张“准备大干”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及与杨虎城等“七部建立联合战线”等相关问题。[2]540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争取西北国防政府胜利的方针。其后，中共与张学良双方多次函电往返，该计划得到了不断充实。应该看到，这是中共和张学良合作抗日的重大进展，是中共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具体实施，也是其效力作用的成果。
九十月间，杨虎城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联共、联张(学良)、抗日、反蒋的思想发生飞跃性的变化，他“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於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及(至)今沈(沉)闷，有主驻(捉)蒋说。”[23]264他和中共关系日臻密切，对中共的帮助逐渐增多，因此毛泽东在12月5日致信他，表示感谢：“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级(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毛泽东并就“以西安为中心的五六个省区联合救国大计之具体合作计划”与之相商，寄望甚殷：“多仗大力出面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24]170可以敞开和杨虎城讨论和交流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事宜，足见此时中共和杨虎城双方关系之密切。而杨虎城正因认同中共的“西北国防政府”主张，才敢有“驻(捉)蒋说”。与此同时，杨虎城和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也在联合抗日的基础上趋于密切，他当面对张学良的代表高崇民表示：“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25]
虽然“西北国防政府”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但这一主张在推动中共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的联合抗日关系、形成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
注释：
①毛泽东就是从于家咀渡口西渡黄河的。
②错误的肃反严重地影响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关系，直至1935年底，“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毛泽东、周恩来因此指示：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页。)
③目前中共中央在陕北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成立时间，有1935年10月、11月等说法。根据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晋省委会合、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等情况，以及中革军委1935年11月19日任命袁国平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决定，判断该校最早也是在11月间成立的。
④没有权威材料证明其成立的情况，但根据情况判断很可能没有办起来。首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训练处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训练处长的郭化若就认为：“抗日红军大学，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编而成的”。(《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⑤实际上当时一军团本位主义情绪比较普遍，聂荣臻回忆说：林彪不同意拨兵给红十五军团，“下边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一军团有的连队也不充实，有的连应有的班的建制都编不全。我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也有本位主义思想。”(《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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