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道家思想及其在西汉后期的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道家论文,后期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向是西汉后期的儒学家，《汉书·艺文志》将“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归入儒家[①]，又据《汉书·楚之王传》，“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受谷梁，讲论五经于不渠。”[②]可见刘向对于经学用力之深。然而刘向对道家也有所涉猎。《汉书·艺文志》所收“刘向《说老子》四篇”便是明证。惜乎其说今佚，使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刘向对老子思想的体会，但是在刘向的现存著述，如《说苑》、《新序》、《列女传》中仍可以看出刘向思想受道家影响的痕迹。比如，刘向《列女传》于《贤明》一卷中，先后收录了四位隐士的妻子“鲁黔娄妻”，“楚接舆妻”，“楚老莱妻”，“楚於陵妻”[③]的劝夫或从夫隐居的故事，尤其是后三位情节几乎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出于刘向内心深处对于道家理想的服膺，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汉书·艺文志》就收录有归于道家的《老莱子》十六篇，《黔娄子》四篇。因此，探讨刘向这样一个儒家学者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吸收道家思想，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刘向对社会政治问题尤为关注。他曾赞“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④]事实上他本人的著述也十分重视治乱得失。有学者认为，“刘向治儒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世致用。”[⑤]又有人认为：“今考向言礼，主于儒家德治，而反对用法家苛暴之政，于仪文制数，殆罕言之。而所著诗书，特重躬行践履之实，此礼之大者也。”[⑥]而刘向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也是如此。老庄思想中对于宇宙本原等的形而上的探讨，在他的著述中极少出现，他所感兴趣的是老庄思想中有关社会政治思想的部分。老与庄相对而言，他又更多地吸取老子的思想，这也是西汉学风的普遍现象，因为庄学对理智文化的完全扬弃及其“齐同万物”的观念很难在汉代这样一个有所作为的时代生存。道家思想的社会政治观对刘向的影响，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为而治的君人南面之术
《说苑·君道》曰：“人君之道，清静无为……”[⑦]又如，《新序·杂事·四》指出：“（舜）恭已无为而天下治”。[⑧]“无为而治”是《老子》的特有思想。《老子》再三强调“无为”，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⑨]，又如“为无为，则无不治”（三十七章）等等。与“无为而治”有关的一种说法是“所谓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说苑·政理》），这一观念也出于《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不阙户牖见天道。”（四十七章）
有趣的是，刘向的“无为”思想与“任贤”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如他在赞美舜的无为时，首先指出他的高妙之处在于“舜举众贤在位”（《新序·杂事四》），而在他关于人君之道的阐述中，“清静无为‘与’趋在任贤”（《说苑·君道》）甚至是互为因果的。《新序·杂事五》又指出：“天子居闉阙之中，帷帐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贤左右也。”同样是在表明举贤任能是“无为而治”的依据。所谓“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新序·杂事四》），正说明了刘向“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的实质。
“尊贤”的思想，与《老子》的观念是相悖的。《老子》明确要求“不尚贤”（三章）。而刘向则大力宣扬尚贤思想，有时“尚贤”几乎是王霸的决定性因素。《说苑》有“尊贤”一章，第一则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新序》的《杂事》一～五篇，也以大部分篇幅论尚贤的重要。甚至在《列女传》中，也随处可见择贤而任的思想。如《楚庄樊姬》一篇，述庄王因樊姬的劝说而废去虞丘子并以孙叔敖为相，于是“庄王以霸”之事。（《列女传·贤明》）刘向的尚贤理论，竟然在《老子》中找到了若干理论根据。如《说苑·尊贤》曰：“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这是人君尚贤的原因之一，而这一思想，显然脱胎于《老子》“富贵而骄者，自遗其咎。”（第九章）又如，尊贤之难，在于以贵下贱，所谓：“有道而能以下人。”（《说苑·尊贤》），“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说苑·君道》）以及“贵必以贱为本。”（《说苑·谈丛》）。《老子》则很重视这一点，其二十九章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合，非以贱为本耶？”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刘向以老子的守卑思想论证其尚贤说，于是与老子的：“不尚贤”大相径庭的“尊贤”政治思想，便在哲学根据上寻觅到了《老子》思想的依托。
尊贤同时意味着“容众”。《说苑·君道》指出：“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又有一种说法曰：“宽以正，可以容主众。”（《说苑·政理》），“容”的观念同样与《老子》有关：“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
以水比德，是刘向著述与老子思想契合的另一方面。《说苑·杂言》曰：“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以下列述水所象征的君子的十一种品格：“德、仁、义、智、勇、察、包蒙、善化、正、度、志，而老子则一再以“水”来比拟一种最高的境界。所谓：“上善若水”（八章），又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在水这种自然现象中，《说苑》所寄托的伦理竟多与《老子》有相似之处。如：“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说苑·杂言》）之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八章），又如“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乎道”，（《老子》八章）之与“受恶不让，似包蒙”（《说苑·杂言》）其思想显然是十分接近的。而以水的恩惠万物与包容一切来比拟他们心目中的“无为而治”的治道无疑是很贴切的。
二、去奢重俭的人主之德
《新序》有《剌奢》一章，多述有关君主奢侈失国而节俭以强的故事，《说苑》无“剌奢”之目，但《反质》一章，多倡节俭，观其故事中多“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及“桀以奢亡”之类的教训，可知去奢即俭是“反质”的一个重要方面。重俭思想不是老子一家独有，但《老子》之重视节俭，也是十分突出的。其六十七章有：“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之说，并认为“俭故能广”。此外，《说苑·反质》以“敬实而不贵体”之说来反对祭祀中的奢侈过度，类似的说法也见于《老子》：“是以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体。”（三十八章）。与统治者的赋敛有关的一个概念“藏”，也似乎与《老子》有一定的渊源。因为《说苑·反质》有“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之说，这显然与《老子》中的“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的思想是贯通的。
三、去祸求福的“敬慎”观
对于祸福的敏感，对于刘向的著述以和《老子》而言，似乎是一种共性。《说苑》有“敬慎”一章。“敬慎”的内涵就是“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说苑·敬慎》）。而全身远害，也几乎是《老子》的一个中心内容。《敬慎》一章多引《老子》，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1）“反骄而重谦。”《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类似的说法还有：“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十五章）以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等等。而《说苑·敬慎》一篇，也是连篇累牍地申述谦德之必要以及骄恣的祸害。如“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又如“夫王道毁满而福谦。”以及“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等等，皆在说明身处尊位的君王，必须保持一种谦卑的姿态，才能长久地得到民众的拥戴，反之则会遭到败亡的下场。（2）慎终如始，“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说苑·敬慎》），或曰：“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新序·杂事三》），这一说法也见于《老子》“慎终如此，则无败事。”（六十四章）亡国败身的君主，大多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因而慎终如始的劝诫具有很强的的实践意义。（3）柔弱胜刚强。《说苑·敬慎》有三篇谈及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其中一篇直接以常摐（传说为老子之师）与老子的对话来阐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另外一篇则大量引用老子关于柔弱胜刚强的论述，如“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又如“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七十六章）等等。“柔弱胜刚强”的理论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身远害，长生久视之道。显然，刘向是很重视这一方法在避祸得福中的作用的。
虽然以上理论都提供了长治久安的可能性，但祸难败亡常常会不期而降。在此之前，一种“未卜先知”的智谋就显得重要了。《老子》七十三章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王弼为之注云：“垂象而见吉凶，先事而设诚，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谋之，故曰然而善谋也。”事实上，刘向的《权谋》（《说苑》）、“善谋”（《新序》）等思想的产生，正是与求福远害的敬慎思想有关的。《说苑·权谋》曰：“防事于未萌，避难于无形”。要求防患于未然，显然与“其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专乱”（《老子》之十四章）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序·杂事二》曰：“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早从事矣。”《新序》虽较少引用《老子》这一方面的语句，但“善谋”一词已透露了它与《老子》思想的渊源。刘向重视这种预见祸福的智慧，同样反映在《列女传·仁智》一篇中，他强调女性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豫识难易，原度天理，祸福所移”，从而能够“危险必避”（《列女传·仁智·小序》）
以上是刘向著述所吸收的老子思想的主要方面。从《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书的著述性质来说，它们大多数是刘向采取当时的典籍中的故事、议论再加以自己的阐发而成的，因而很多篇章段落都是有出处的。而以上所引的很多篇章，也见于《吕氏春秋》[⑩]、《淮南子》(11)、《韩诗外传》(12)、《韩非子》(13)等书。试略析以上著述对刘向的影响如下：（1）《吕氏春秋》对刘向著述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新序》、《说苑》等的篇名来看，不少篇名与《吕氏春秋》接近，《说苑》之“建本”之于“务本”（《吕氏春秋》卷十三），“立节”之于“士节”（《吕氏春秋》卷十二），“尊贤”之于“下贤”（《吕氏春秋》卷十五），“正谏”之与“直谏”（《吕氏春秋》卷三），“至公”之于“贵公”（《吕氏春秋》卷一），“指武”之于“用兵”（《吕氏春秋》卷七）等等，显然很多思想都是直接受到了《吕氏春秋》的启发。再从《说苑》的材料看，几乎每一章都有取自于《吕氏春秋》的段落。而其中的《君道》、《立节》、《复恩》、《权谋》等章中竟分别有5篇、4篇、7篇、7篇都取自《吕氏春秋》，《新序》的情况也与之仿佛，《杂事四》有9篇，《杂事五》有10篇，《节士》有7篇，与《吕氏春秋》的内容相近。（2）《韩诗外传》是刘向著述的又一材料来源。《韩诗外传》收录了十几位女性的故事，其中有11位为《列女传》所采用。《新序》有30多则故事取材于《韩诗外传》，尤其是其中的“节士”一篇，有七篇是源于《韩诗外传》。而《说苑》有67则来源于《韩诗外传》，其中又以“君道”、“复恩”、“敬慎”等章为主。（3）《淮南子》同样对刘向的著述有重要的影响。《说苑》有46则、《新序》有14则取自《淮南子》，其中《说苑·谈丛》一篇竟有22则与《淮南子》相近。此外，《韩非子》等著述对刘向的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其取材于《韩非子》的篇幅也不亚于以上诸书。众所周知，《吕氏春秋》、《淮南子》分别是秦汉黄老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诗外传》也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同样，《韩非子》也汲取了老子思想的很多成分。
从刘向道家思想的直接来源看，“无为而治”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韩诗外传》、《吕氏春秋》等书，而用以阐述“剌奢”思想的材料多取自于《吕氏春秋》、《韩非子》和《韩诗外传》。而“敬慎”思想则是受了《韩诗外传》和《淮南子》等的启发。此外，刘向著述中的文字多与《黄老帛书》同。如《说苑·君道》之“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即与《黄老帛书·称》的“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的说法十分接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刘向的道家思想，基本上属于黄老一派。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道家思想在汉初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黄老思想，另一方面，刘向的学术思想具有很强的兼收并蓄的特色，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刘向学术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兼容并包”(14)，“只要对社会有用，对天下有益，他都采纳、吸收”(15)，这种学术特色，使得刘向很自然继承了融合道、法、儒各家的黄老道家。
但刘向不是真正的黄老道家。在刘向的思想体系中，他毕竟是以儒为本位的。他的儒学本位，表现在儒道关系上，可谓是以儒兼道。其一，他所吸收的道家思想，本身与儒学有相通之处，绝大部分都已为儒家前辈所接受。比如，老子重“俭”，这不但是墨家所强调的，同时儒家也很重视。如孔子说：“节用而爱人。”(16)。又如，从《老子》的“敬慎”思想来看，《荀子·尧问》有“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的说法，恰与“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思想是相近的。又如，《说苑·敬慎》中关于“持满之道，挹而损之”的论述，在《荀子·宥坐》篇中就有类似的看法，尽管它也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其二，刘向所吸收的《老子》中的许多概念，往往改变了其本来的内涵。正如上文所述，《老子》之“无为”说，主要是针对“有为”而发的，所谓“民之饥，以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七十五章）这一命题本身包含着废弃礼义等儒家的社会政治手段的意味，当然也包括“尚贤”思想。而刘向著述中的“无为”则成为“尚贤”的理由和结果。这里的“无为”完全反映了“君无为、臣有为”的黄老思想的特征。这种耐人寻味的改变，恰恰是出于一种将老子思想糅入儒家思想的意图，使得《老子》思想能够为儒家所用。其三，《说苑·反质》与《新序·杂事五》中分别有仲尼与老聃的对话以及“仲尼学乎老聃”之说，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两本书的倾向是尊老抑孔的。相反，由另一种现象却可以看出刘向对孔子的尊崇，也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他多次将《老子》中的语言归属于孔子的名下。如《说苑·权谋》中有“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其“报怨以德”即出于《老子》六十三章。显然，刘向试图通过这种“张冠李戴”的方式，将老子思想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来，实现其以儒兼道的目的。此外，刘向在建立一种思想时，尽管其源出于道家，但他却往往设法在儒家思想中找到根据。同样是在《权谋》一章中，刘向为了说明权谋的重要性，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孔子的“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的言论。
然而，当儒家思想吸收道家的思想的某些成分之后，“儒”便不复是纯儒，而呈现出一种驳杂的风格。这可以说是刘向融汇诸家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吧。如《说苑·权谋》篇中，吴王未能识破越王的计谋而遭到了败亡，按说吴王是必胜的，因为他恪守仁义之道，“吴王曰：‘吾闻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虽得十越，吾不为也。”然而刘向在《权谋》一章中想要说明的是一种谋于未形的高瞻远瞩的重要性，因而其结果是“越王不与而攻之，遂破吴。”在此，道家思想中的“权谋”便战胜了儒家伦理中的“义仁”观念，以儒为本位的刘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自身理论的矛盾，在走向道家的过程中，儒家本身遭到了否定。
刘向以儒兼道，有其理论上的根据和方法。其中之要者，可以归为由《易》、《书》入“道”。《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小序曰：“（道家）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可见刘向是把《易》、《书》视为儒道两家之间的桥梁的。而在《说苑》、《新序》等篇中，他也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桥梁。在《说苑》的每一章中，刘向往往于第一节论述篇名的意义、内涵及其理论根据，其间常常引用《易》、《书》的内容。如，刘向吸收了《老子》的“以贵下贱”的思想，他同时又在《易》中找到了根据：“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说苑·尊贤》）又如，《说苑·至公》的“至公”思想，与《老子》也不无关系，因为老子也强调：“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然而在《至公》一章的开头，刘向便引用了“《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以及“易曰：无首，吉”来加以论述。可以看出，在由儒入道的过渡中，《易》甚至比书具有更大的作用，换言之，刘向更多地引用《易》来阐述一种道家思想。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易》的思想与道家有很多可以沟通之处，另一方面，刘向本人对《易》学的精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或脱去无咎悔亡。又如《汉书·楚之王传》云：“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又云：“歆及向始皆治易”。显然，刘向对于《易》的浸湮之深，无怪乎他在著述中一再引用《易》经，并且有一种以《易》说《老》的倾向。
刘向对道家思想有较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刘向父刘德即“修黄老术，有智略……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楚之王传》）三次身陷囹圄的经历，长期废置不用的落寞，使得他对人生祸福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这都可以说是刘向吸收道家思想的个人因素。
从道家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议后，黄老之学开始受到官方儒学的排斥，因而在西汉中后期呈衰歇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老道家思想如果想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多少有其一席之地的话，以被儒家包容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与此相反，《汉书·艺文志》载录的《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徐氏经说》、《老子傅氏经说》以及严遵的《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当然也包括刘向的《说老子》等）则是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在野派的姿态，以与儒家抗争的形式，将道家思想发展下去。可以说，以上所述的刘向道家思想的特色，即儒道相糅，或曰，以儒兼道，是西汉中后期道家思想发展的第一种模式。这便是“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的道家思想在西汉中后期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
[②]（汉）班固《汉书》卷36《楚元王传》
[③]（汉）刘向《古列女传》，四部丛刊本
[④]（汉）班固《汉书》卷48《贾谊传》
[⑤](14)(15)吴敏霞《刘向学术思想特点浅议》，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⑥]许素菲《说苑探微》，31页，（台湾：太白书局，1989年2月）
[⑦]（汉）刘向《说苑》，四部丛刊本
[⑧]（汉）刘向《新序》，四部丛刊本
[⑨]（晋）王弼注《老子道德经》，诸子集成本
[⑩]（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
(11)（汉）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诸子集成本
(12)（汉）韩婴《韩诗外传》，许维伋《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6月）
(13)韩非著，（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本
(16)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一《学而第一》，诸子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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