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下的经济转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国有资本论文,收入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制企业占市场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通过逐步调整，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的市场比重逐渐减少。然而，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同，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长期表现为低于非国有企业。图1呈现了2003年至2012年以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从图中可以看到，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一直处于低于私营工业企业的水平，而且二者差距日趋扩大。
图1 2003-2012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固定资产净额比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随着改革的深化，非国有经济持续进入市场，国有经济的比重面临进一步下滑趋势。从图2可以看到，在2001年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还远远低于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从2006年开始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超过国有企业，而且一直保持增加趋势，进一步地，在2013年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和就业人数占比都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达到国有企业的近两倍之多，这意味着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渐下降。
图2 2001-2013年国有单位和私营企业就业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然而，国有经济的存在有其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国有资本是保障国计民生的坚实后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当前，为了应对我国养老保险收支失衡的风险，政府不断推出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社保基金用于补充养老保险金的相关政策条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强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实现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可以看到，国有资本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福利的作用是民营资本所不具备的。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我们必须兼顾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平衡发展，并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同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基金的政策为切入点，探讨了能够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分析了划拨国有资本收入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政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动态演化以及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 由于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体制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形成了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然而这种经济体制并不广泛存在于其他国家，因此学术界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研究的理论文献近几年才出现，可以借鉴的文献较少。Dollar & Wei(2007)基于中国投资占GDP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事实背景，在2005年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利用调查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投资是否有效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差距约23至54个百分点。数值结构表明，如果能够将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到资本回报率较高的企业，那么在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的投资率将会降低8％，从而能够促进消费，改善福利。Hsieh & Klenow(2009)利用中国和印度的工业企业数据，来分析生产要素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错配所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损失。研究发现在中国和印度，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远大于美国企业之间的差距。通过中国的实证数据发现，国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私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达到41％。尽管国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由于政府的补贴和支持使得国有企业仍然能够在市场上存在。但是，这种生产要素的错配使得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没有达到有效水平。Brandt & Zhu(2010)基于国有非农业部门、非国有非农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三部门动态模型分析我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表明非国有部门的人均资本比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在Zhu(2012)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Song et al.(2011)分析了劳动力在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动态转移。他们发现尽管国有企业有充足的信贷便利优势，但是由于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将会持续衰减最终将被民营企业完全挤出市场。Brandt et al.(2013)分析了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原因，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错配，而资本的错配是由于政府政策鼓励对国有部门投资从而引导资本流向国有部门造成的，最终使得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达到最有效的水平。 然而，上述文献都是从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研究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引入相关的民生政策机制来进行政策分析。杨俊、龚六堂和王亚平(2006)将国有股权与社会保障结合，假定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持有一部分企业股权，即国有股权，其余的企业股权由社会中的年轻人购买，股权收入作为老年人的养老金。然而，社会保障持有国有股权的设定相当于将国有资本收入全部用于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杨俊和龚六堂(2008)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划拨率如何影响消费、储蓄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但是，其模型只是把生产函数的资本要素划分为国有和民营两部分，没有从本质上区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不同积累方式，也没有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行为设置不同的模型。杨俊和龚六堂(2009)基于我国1995年至2006年的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增长率数据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工资增长的影响。然而，该模型仅仅基于传统的完全竞争厂商行为模型进行分析，并没有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行为差异。高奥和龚六堂(2015)在三期OLG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该模型也没有分析划拨政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Song et al.(2011)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行为进行刻画的模型框架，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本文理论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能够刻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效率差异以及信贷约束差异的模型，来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这一社会保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第二，有别于以往文献偏重于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的内生生育、退休选择、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袁志刚和宋铮，2000；Becker et al.，1990；Ehrlich & Lui，1991；Zhang，1995；等)，本文不仅分析了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对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分析了划拨率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动态演化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的建立，对银行行为、普通工人行为、民营企业管理者行为、国有企业行为、民营企业行为、以及政府行为设定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第三部分是模型的分析，基于对模型的求解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第四部分为数值模拟，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这一政策机制在动态路径上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并讨论未来模型可能的扩展。 二、模型的建立 我们建立一个两期代际交叠(OLG)模型，即每个代表性个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种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个人在年轻时期，通过在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工作获得劳动收入，并用于消费、储蓄、缴纳社会保障税。在年老时期，个人退出劳动市场，依靠年轻时期积累的储蓄和利息收入以及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保险金进行消费。 (一)银行 本文模型框架对于银行的设定与Song et al.(2011)以及Song et al.(2012)保持一致，银行的职能是吸收个人的存款，并将存款放贷给国内企业。当存款大于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时，银行将超额存款用于持有外国债券；当存款小于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时，银行通过发行外债为国内企业融资。我们假设银行持有或发行外国债券的收益率相等，且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常数r，0＜r＜1。在竞争性均衡的框架下，银行通过为国内企业提供贷款得到的收益率
应该与持有或发行外国债券的收益率r相等，而且银行获得的贷款收益率
还应该与支付给个人的存款利率
相等。①因此，在均衡时则有国内企业的贷款利率
以及个人的存款利率
与外国债券收益率r相等，即
。 在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融资的额度是有差别的，相比较而言，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国有企业要大很多。这一事实是由于民营企业缺乏优质的抵押担保资产以及企业信息披露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相反地，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资金实力使得银行更偏好于对国有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支持，而不愿意对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因此，基于这一现实，我们假设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没有任何信贷约束，但是银行仅对民营企业的部分资金需求提供贷款，其余的资金需求由民营企业的自我资金积累来满足。 (二)个人 我们根据是否拥有企业管理才能将个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个人不具有企业管理才能，即普通工人(workers)；一类个人具有企业管理才能，这类人有可能成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managers)，也有可能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劳动市场。我们将t时期社会中的劳动力总数记为
，并假定社会中的劳动力总数以外生增长率v增长，即
。 具体地，t时期代表性国有企业所雇佣的普通工人数量表示为
，所有国有企业所雇佣的普通工人总数为
。对应地，代表性民营企业雇佣的管理者和普通工人总数表示为
，其中，
是代表性民营企业雇佣的拥有企业管理才能的管理者数量，
是代表性民营企业雇佣的普通工人数量，记所有民营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总数为
。于是，我们有
。 1.普通工人 假定所有个人在年轻时期的劳动供给无弹性，并将第t期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表示为
。假设第t期普通工人将自己在t时期获得的工资收入按税率τ缴纳社会保障税，其余部分用于储蓄和当期消费。第t期普通工人在t+1期退休，不再享有劳动收入，年老时期的消费来源于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保险金和自己在年轻时期的储蓄及利息回报。储蓄的回报率用(1+r)表示。本文假设个人一生的效用取决于年轻时期的消费水平
和老年时期的消费水平
，效用函数形式与Song et al.(2011)的设定一致，即假定个人生命周期的效用函数为常数相对风险厌恶系数(CRRA)效用函数形式：
其中，0＜β＜1是时间偏好因子。θ＞0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其倒数1/θ即为跨期消费替代弹性。每个代表性普通工人在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消费预算约束为：
2.民营企业管理者 相应地，与普通工人一致，我们将代表性第t期民营企业的管理者的工资水平表示为
。此外，代表性管理者还获得额外的红利收入，作为其管理才能为企业带来绩效的奖励，记为
。由于民营企业在金融市场面临信贷约束，银行能够批准的贷款小于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因此，管理者需要将自己薪酬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积累企业下一期的生产资本。我们将民营企业代表性管理者为第t期的生产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表示为
(人均水平)，将代表性管理者为企业第t期的生产所投资的资本表示为
，将第t期民营企业的生产资本表示为
，于是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满足如下关系式：
这意味着，参数η是对民营企业信贷约束的度量系数，η越大，金融市场对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越小；η越小，金融市场对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越大。
求解民营企业管理者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代表性第t期管理者的最优投资水平为：
(三)国有企业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代表性企业的技术是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要素为物质资本和劳动，国有企业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0＜α＜1用于衡量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1-α用于衡量劳动的产出弹性。
表示代表性国有企业用于生产的物质资本，
表示代表性国有企业所雇佣的普通工人，
表示代表性国有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用于消费和投资。 假设国有企业需要将资本收入划拨一部分给政府用于补充养老保险金，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
即为划拨给政府用于补充养老保险金的国有资本收入。基于我国国有企业享有信贷支持政策这一现实，我们假设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没有任何信贷约束，并且资本当期完全折旧，根据资本市场无套利原则，则有国有企业t时期的资本净收益率等于银行的贷款利率r。进一步地，本文对划拨养老保险的国有资本收入与国有资本总收入的比率进行如下定义：
对(13)式求全微分，可以得到
，这表明工资水平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下降。根据我们的模型设定，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本质上相当于对国有企业征收了资本税，从这一机制来看，国有资本对养老金的划拨会减少国有企业的收入，从而减少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 (四)民营企业 与国有企业一致，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代表性民营企业的技术是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要素为物质资本和劳动。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每个代表性民营企业都会聘请具有企业管理才能的管理者来经营企业，也正是管理者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经营更有效率。我们用参数χ表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机制为每单位普通工人带来的超额效率，其中χ＞1。据此，代表性民营企业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0＜α＜1用于衡量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1-α用于衡量劳动的产出弹性。
表示代表性民营企业用于生产的物质资本，
表示代表性民营企业雇佣的管理者和普通工人总数，
表示代表性民营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用于消费和投资。 为了保证劳动市场无套利，民营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和国有企业保持一致，即：
。假设资本当期完全折旧，由于民营企业存在信贷约束，因此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只能在工资水平
下，通过选择雇佣劳动力的人数
来最大化资本收益：
假设代表性民营企业为管理者派发红利以奖励他们的管理才能为企业带来的超额效率。假设派发给单个管理者的红利为普通工人工资的加成，即
，这里的参数
＞0衡量了管理者和普通工人的薪酬差距。于是，代表性民营企业派发给管理者的红利总额为：
根据各个参数的经济意义，不难证明
恒成立，因此，民营企业派发给管理者的红利总额实质上是产出的一部分(Song et al.，2011)。求解管理者的资本收益最大化问题可得：
由于
是代表性民营企业的产出支付所雇用的普通工人工资和管理者薪酬后的净值，即民营企业资本收益，所以根据
的表达式可以得到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
显然，当且仅当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足以支付贷款利率时，即
≥r时，管理者才有激励将薪酬收入投入民营企业的生产中，才有激励经营民营企业，从而民营企业才能够在信贷约束下发展。 (五)政府 在本文中我们考虑的是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政府对社会中有劳动收入的年轻人收取社会保障税，并将这部分税收作为养老金转移支付给同一时期社会中的老年人。由于民营企业管理者的薪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普通工人一致的工资收入，一部分是红利收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模型中假设民营企业管理者只基于其工资收入
缴纳社保税。 假定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于是，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政府用于支付当期老年人养老保险金的收入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于当期社会中的年轻人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部分来自于划拨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收入。记t时期政府支付给社会中的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金为
，则有政府在t时期的预算平衡约束为：
其中，
为t时期社会中的年轻人的数量，
为t-1时期社会中的年轻人数量，即t时期的老年人数量。化简(16)式可得，在t时期代表性老年人领取的养老保险金为：
从(17)式可以看到，若不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机制，即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金账户的划拨率
=0，则有
，即标准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 三、模型的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解出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动态转移方程，然后基于劳动力的动态转移来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动态演化。 (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劳动力要素的动态转移 我们通过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份额来反映企业的市场份额，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市场份额分别表示为
：
1.基准社会保障体制 我们将没有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社保体制称为基准社会保障体制。我们首先在基准社保体制下，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变化的内在机制。 当且仅当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足以支付银行的贷款利率时，管理者才有动力选择在民营企业工作，才会经营民营企业。相反地，如果民营资本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那么管理者一定不会将资金投入民营企业，这就意味着，在信贷约束下民营企业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本来进行生产，民营企业无法存在。 所以，民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大于或等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即
≥r。根据民营企业资本收益率
的表达式(15)，
≥r可以改写为：③
进一步地，在基准社保体制下，没有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亦即划拨率
=0，此时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r。那么，
≥r意味着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这使得资本会流向收益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向民营企业聚集，从而国有企业难以发展。然而，由于银行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非对称的信贷政策使得资本并不能无限制地流向民营企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需求没有信贷约束，实质上是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无信贷约束的优势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与民营企业共存的可能性。由于方程的复杂性，我们不能断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动态路径上能否永远共存，本文将在第四部分通过数值模拟来给出分析。 2.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体制 现在考虑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这一政策机制的情形，即划拨率0＜
＜1。与基准社保体制下的分析原理一致，民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仍然是
≥r，根据
的表达式(15)，将
≥r改写为：
然而，与基准社保体制的情形不同的是，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后，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为
，总回报率中的
为划拨给养老保险的部分。我们将国有资本总回报率划拨养老保险后的收益率r称为“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与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
予以区分。在这种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社保体制下，民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
≥r则包含了两种情形： 情形一：民营企业资本收益率
大于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r，而且，民营企业资本收益率
小于国有企业资本总回报率
，即：
情形二：民营企业资本收益率
大于国有企业资本总回报率
，即：
尽管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大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甚至可能大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但是与基准社保体制下的分析原理一样，国有企业的信贷无约束优势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与民营企业共存的可能性。 进一步地，在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下，就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和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
分别对划拨率
求微分可以得到：
其中，0＜
＜1。从(25)和(26)式可以看到，尽管在划拨机制下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仍然为r，但是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
和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都是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上升的，也就是说划拨机制的引入会同时提高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总回报。然而，根据(25)和(26)式可以发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随着划拨率增加而上升的幅度是不相同的，我们分情形进行讨论。 在情形一下，我们由
可以推出
，即当划拨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国有资本总回报率的增加幅度大于民营资本收益率的增加幅度。此时，划拨率的提高会有两种效应：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
大于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资本在这个驱动下会流向国有企业，因此，提高划拨率对促进国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有正向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上升，而国有企业支付给资本的实际收益率r不随划拨率改变，那么随着划拨率的上升国有资本收益率和民营资本收益率的差距逐渐拉大，使得资本在这个驱动下会流向民营企业，因此，提高划拨率对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有正向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机制下，结合考虑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使得我们并不能直觉性地推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如何变化，本文将在第四部分通过数值模拟给出分析。 在情形二下，根据
可以推出
，即当划拨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国有资本总回报率的增加幅度小于民营资本收益率的增加幅度。这意味着，随着划拨率的提高，资本有更大的驱动力向收益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聚集。但是，由于信贷约束的存在，资本不能无限制地全部流向民营企业。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动态演化仍然需要我们通过数值模拟进行分析。 (二)银行资本账户均衡 根据本文在第二部分对银行的设定，银行的职能是吸收个人的存款，并放贷给国内企业，为国内企业的生产提供信贷资金。此外，银行通过对其他国家发行债券或持有外国债券来保持银行资本账户出清，如下式所示：
四、数值模拟 我们将(10)、(13)、(14)和(19)式代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劳动力要素市场份额的动态转移方程(20)计算整理后，根据我国的实证证据选择合理的参数，通过数值模拟来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在动态路径上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储蓄率、投资率、平均资本回报率、人均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模型的外生参数选择 在模型中需要设定取值的参数有：外生参数
，以及外生政策变量
。根据Chow(1993)对我国不同行业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进行了估计，得到农业、工业和建造业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0.25、0.68和0.52，本文假定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α为0.4。我们将代表性个人的生命周期分为两个时期：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设定每一时期为30年，若每年的时间贴现因子在0.98至0.998之间，于是30年的时间贴现因子取值为0.5455至0.9417之间，据此我们取其中间值β=0.85。对于外生回报率r，我们基于2009年至2013年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后求算术平均得到2009年至2013年的平均一年期存款利率真实值为0.1317％，由于我们模型假定每一时期为30年，所以取
。Song et al.(2012)根据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产出数据估计得到民营企业每单位劳动力的效率是国有企业的2.73倍，我们取χ=2.73和μ=0.05。④对于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根据Ferson(1982)给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的合理取值范围为0至5.3之间，我们取θ=0.5。 对于劳动市场总劳动力的增长率v，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04年至2013年就业人员数据来计算，如表1所示。由于本文在模型设定中将企业分为两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此本文用就业数据中所统计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来分别计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用“国有单位与私营企业就业总人数”来计量劳动市场中的劳动力总量。参考国有单位与私营企业就业总人数增长率在2004年至2013年的平均值，我们取v=0.06。考虑到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2004年至2013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10.45％，结合劳动市场总劳动力的增长率v的取值，我们取技术进步率z=(1+10.45％)/(1+v)-1=0.042。
由于本文只考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率τ设定为0.15。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η和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划拨率
，我们将取不同的值进行政策分析。由于度量民营企业管理者和普通工人工资差距的参数
的设定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一小节暂不做设定。综上所述，外生参数的设定如表2所示。
考虑到我国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同时结合表1中2004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本文将数值模拟中的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份额的初始值
设定为
=0.60。 (二)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社保体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动态演化 这一小节我们将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政策机制在动态路径上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对模型的分析，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机制后，则有0＜
＜1，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回报率为
，划拨
给政府补充养老保险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r。在这种社保体制下，民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其资本收益率
大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r。这一条件
≥r包含了两种情形：情形一是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介于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r和总回报率
之间，即r≤
＜
，与(23)式对应；情形二是民营企业资本收益率
大于国有企业资本总回报率
，即
≥
，与(24)式对应。此时，民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
≥r所包含的两种情形等价于：
不等式(28)和(29)给出了管理者和普通工人薪酬差距度量参数
的取值区间表达式。基于(28)式和(29)式，我们将表2中已经赋值的参数代入，并且对划拨率
连续赋值后计算参数
的取值区间，得到的主要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对模型的分析，由于民营企业管理者机制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的单位劳动生产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并且民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因此，资本有驱动从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但是，在社保体制中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后，划拨率的改变不仅影响着国有资本总回报率，同时也影响着民营资本收益率。那么，在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下，能够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的条件是什么呢？若给定划拨率，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处于什么水平时，才能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呢？进一步地，若给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应该怎样制定才能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呢？我们将在这一小节回答这些问题。 1.信贷约束的改变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 我们首先分析在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下，改变信贷约束η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动态路径上市场份额的影响。在分析信贷约束的影响时，我们基于取值范围0＜
＜1，将划拨率
取其中间值
=50％，进而分别在r≤
＜
和
≥
的情形下展开分析，数值模拟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社保体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动态演化(改变) 可以看到，在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机制后，信贷约束η在不同的情形下均存在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以任意比例长期共存的信贷约束临界值
。当民营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较为宽松时，即η＞
(如图3中η=70％和η=80％所对应的曲线)，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缩减至零，市场最后只剩下民营企业。当银行给予民营企业较严格的信贷约束时，即η＜
(如图3中η=40％和η=50％所对应的曲线)，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上升，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最后市场上只剩下国有企业。进一步地，我们发现信贷约束η存在一个取值
，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以任意比例长期在市场上共存，我们对这样的信贷约束
进行如下定义： 定义2：信贷约束临界值
，是指能够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动态路径上以任意比例长期共存的信贷约束η值。当η＞
时，民营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较高，其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衰减，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当η＜
时，民营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较宽松，其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增加，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 此外，我们看到图3中
这三种情形所对应的信贷约束临界值
是依次递减的，信贷约束临界值
越小就意味着需要对民营企业提供更少的信贷供给来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共存，反之，信贷约束临界值
越大就意味着需要对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供给来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 2.划拨率的改变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分析在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机制下，划拨率的改变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动态演化的影响。我们基于信贷约束η的取值范围0＜η＜1，取其中间值η=50％，进而分别在r≤
＜
和
≥
的情形下展开分析，数值模拟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r≤
＜
、
=
、
＞
这三种情形下，如果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比率较低(如图4中
=50％和
=60％所对应的曲线)会使得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上升，相应地，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如果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比率较高(如图4中
=80％和
=90％所对应的曲线)，则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减少，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上升。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划拨率
存在一个取值
，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以任意比例长期在市场上共存，我们对这样的划拨率
进行如下定义： 定义3：划拨率临界值
，是指能够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动态路径上以任意比例长期共存的划拨率
值。当
＞
时，国有企业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过高，其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衰减，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当
＜
时，国有企业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偏低，其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增加，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
图4 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社保体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动态演化(改变)
进一步地，从表4还可以看到随着信贷约束的放宽，即η取值逐渐增大，在
这三种情形下，划拨率临界值
都随着η的增大而降低。这意味着，随着银行对民营企业信贷约束的放宽，过高的划拨率会使得国有资本流失，从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此时应该降低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来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动态路径上能够以任意比例长期共存。相反地，如果银行对民营企业施行较为紧缩的信贷政策，此时可以通过加大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力度，从而保证民营企业能够在严格的信贷约束下与国有企业长期共存。
基于上述数值模拟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政府可以通过信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引导我国的经济转型，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调发展：(1)在宽松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的信贷额度较为充裕，那么可以通过降低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2)在紧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银行对民营企业提供的信贷供给较低，那么政府可以提高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 五、结论与扩展 本文基于Song et al.(2011)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模型框架，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金的政策机制，分析了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金的划拨比率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社会资本积累、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信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引导我国的经济转型，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协调发展。在宏观经济较为宽松的时候，民营企业的信贷额度较为充裕，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在宏观经济较为紧缩的时候，银行对民营企业提供的信贷供给较低，那么政府可以提高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 本文还发现，随着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划拨率的提高，社会的总投资率下降，资本平均回报率上升，人均消费和经济增长率都随之增加，这意味着适当地加大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力度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经济增长。⑤但是，根据数值模拟结果，过高的划拨率会使得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动态路径上逐渐衰减，不利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因此，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在选择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时，不能因为划拨政策对经济的有利之处而制定过高的划拨率，政府还应平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 虽然本文的模型捕捉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生产效率差异以及两种资本的积累方式差异，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特征没有被刻画。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规模差异、国有企业享有民营企业所没有的垄断利润，等等。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模型来刻画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特点，从而为我国的经济问题给出更为准确的分析和研究。 注释： ①事实上，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时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如交易成本、审批手续费用等等。如果用外生参数ξ度量信贷市场的冰山成本，则有
，即贷款利率
高于存款利率
。由于冰山成本ξ在本文的研究中并不重要，为了便利分析，我们假设信贷融资渠道的冰山成本ξ=0。 ②当划拨率
=1时，表示国有企业将资本收入全部划拨给养老保险，显然与现实不符合。因此，我们将划拨率
的取值范围定为0≤
＜1。 ③这里分析的是没有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情形，即(15)式中的划拨率
取值为0。 ④对于民营企业管理者与民营企业雇员总数的比值μ，我们参照Song et al.(2011)数值模拟的取值设定为0.05，即每5个管理者管理95个普通员工。在符合事实常规的范围内改变参数μ不影响本文结论。 ⑤相关结果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呈现，读者如有兴趣请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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