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在进行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四大长线课题。所谓“长线课题”是指那些工程浩大，不可能靠几篇论文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研究，不断积累，才能从量变到质变、显示文学史新的突破性的面貌的重大课题。
一是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在2001年8月，他在《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中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文化地图是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可以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1]（P87）在2002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出版时，他在《前言》中写道，他曾为起书名而踌蹰：“在汇编近10年间断断续续发表的这些学术讲演、学术问答之后，说实在话，我曾经为其长短不一，题旨参差的情形感到懊丧。懊丧之余，幡然省悟：这些左说右说的话都出自一人之口，折射着一个学人在艰难的不息追求中的某些内在学理逻辑，某种潜在的精神聚焦，这就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固有写作模式来一番开拓性或革命性的反思，思量的结果，就是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学理性命题。”“重绘”的领域涉及到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版图，同时也会涉及中国的其它文学新领土的发现。杨义在讲演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类似的话，这一个工程“它还处于起步或探索的阶段，还需要付出更艰巨的诚实而执着的努力。”[1]（P9）说明了这一课题的“长线性”。
二是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均可归类在“重写”命题之中，其意图是要对现代文学史的若干问题重作审视与科学评价。钱、陈、黄三位在1985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的开端就说，提出这一概念就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2]（P11）。在1985年《读书》第10期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他们又认为，“20世纪文学”的提出不光是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还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黄子平特别强调：“在我们的概念里，‘20世纪’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一个‘文学史时间’。要不为什么把上限定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而不是纯粹的1900年？如果文学的发展，到21世纪，它的基本特点、性质还没有变，那么下限也不一定就到2000年为止。”[2]（P31-32）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物理时间虽然已到了2005年，但我们的总体格局还在“20世纪文学”的框架之中。在1988年第4期的《上海文论》上，陈思和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此后在《上海文论》上每期发表两篇对“五四”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与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的文章，引起学界较为强烈的反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陈思和在1989年《文学评论家》（济南）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重申在“重写”中要建立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要从材料出发，尊重客观存在的科学性”，“倡导一种在审美标准下自由争鸣的风气”，而其总的宗旨是要求更新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与结论，他特别指出“‘重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责任”，这不仅显示这一课题的“长线性”，而且也提出了研究的“群体性”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课题已经提出了近20年，但我们还在“现在进行时”中。
第三，章培恒在1999年2月6日在《文汇报》的《文艺百家》上发表《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提出文学史研究必须填平古今鸿沟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至今仍被作为两个并列甚或平行的学科……实在是害处多而并无好处的，当前已到了必须填平这鸿沟的时候了。”进而，他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设置了“古今演变”这一“研究方向”。“古今演变”与“古今打通”的提法还有所不同，“演变”就不仅仅是个打通的问题，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影响研究”，研究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对现代文学有哪些影响，而现代文学又有哪些创新与发展；还有是“转型研究”，即中国文学是怎样从古典型演变发展为现代型的“过程研究”。章培恒在文章的结尾中说：“有人也许会说：古代文学本身的研究还没能打通，哪里谈得上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到今天为止，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往往是断代的研究。但因处在同一个学科之内，这种断代研究经常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有的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有的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有的研究六朝隋唐文学，等等，把研究者的成果综合起来，我们仍然可以较具体地了解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线索。而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是两个学科，前一个学科的终点是后一个学科的起点，不存在上述的交叉情况。于是，研究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既非前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能力所及，也非后一个学科研究者所胜任，只好大家都不管。而如能把这种两个学科的格局打破，纵然仍用断代研究的办法，也可把明清与现当代文学综合起来研究。”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的长河确实太长了，即使再过一个世纪，我看断代研究还是需要的。统一在“一个学科”中而采取“断代研究”的方法是可行而有益的。而陈思和在上面提及的《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也对现代文学史作为二级学科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在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与古典文学、世界文学等学科并存为二级学科，这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可是平心而论，现代文学是否具备古典文学、世界文学所拥有的那么辽阔的时空范围以及那么丰富的审美内涵？……但从它的实际状况来衡量，充其量也只是如‘先秦’、‘唐宋’、‘明清’等断代文学一样，作为‘20世纪文学’或者‘民国以来文学’这样一门从属于‘中国文学史’类下的学科。而之所以现在要把它抬举到古典文学相比肩的地位，实在是出于50年代初期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需要。”
四是“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课题是先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率先提出的，后来为文学史研究工作者们所接受。如1960年先有了“地球村”的提法，1985年美国R·罗伯逊等学者提出了现代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文化诸问题。文军在阐释罗伯逊的观点时说：“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3]1992年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时，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讲演题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了（美）米勒的《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对此问题的愈来愈大的兴趣。历史上有过许多世界性的大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但与全球化还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以高科技与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背景的，从跨国现象大增到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将全球联成一个整体而发生的“化合”现象，在文学领域中不可能没有反应。
这四大长线课题，够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忙乎一辈子，这四大工程需要研究工作者们“个人的创造性的劳动”，同时又需要默契的“群体的协调与配合”。我们所说“长线性”实际上也含有需要“群体性”去共同完成的一层意思在内，百川归海，海纳百川。那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又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人满为患”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创造性的重复劳动实在太多太烂了。不去做深入的勘探，不突破陈旧的模式与躺在现成的结论上而不求更新，才是症结之所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话倒应该在我们耳边时时回响的。
这四大长线课题，好像是在一个司令部统率下的四个方面军。第一个课题侧重在“空间”的划定，文学的版图也像一个国家的国土一样，有自己的国界，我们决不能“遗失”自己的领土。第二个课题涉及“时间问题”，同时因“时间”的调度而产生的若干连锁反应。将“物理时间”前推至1898年，接着又提出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而在今天2005年还是“20世纪文学”等等，这“文学时间”概念的确立，必然产生模式的更新与结论的重审。第三个课题是“纵向”研究，是古与今的鸿沟填平下的承传与发展的研究。第四个课题是“横向”比较研究，将中国文学置于全球文学之林，看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与它的成就和不足。所谓四个方面军，就是指这四个课题是有内在联系的，但它们又在时间与空间，纵座标与横座标等方面各有其自己的侧重点。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了我们现代文学的全方位的研究，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在进行时”的蓝图。
二
就我个人而言，这四个课题我都很感兴趣。例如研究通俗文学，也是一个重绘文学史版图的问题，1997年5月1日台湾《国文天地》第114期的《编辑部报告》中提及，苏州大学有人将现代文学研究重心转移到近现代通俗文学上去，当时学界为之哗然，可是经过十多年的理论建设与资料整理，引起了学界的兴趣与重视，觉得应该重新评价通俗小说。从通俗文学被排斥在文学史的大门之外，到接纳优秀的通俗作家和作品进入文学史的门槛，这也可算是重绘版图的一部分；但既然重绘了，那就得在文学史上进行“重写”。至于第三个课题，我现在就在章培恒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打工”——合同工，做“转型研究”的子课题。至于全球语境的问题，我实在懂得太少了，而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在这个课题中可以有很大的施展余地。不过，我觉得“全球语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我也可以力所能及地去研究一些个案。如果参照全球语境，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过去认为是“势不两立”的现象，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现在大家嘴上老是挂着“双赢”这个时髦的名词，可是在全球语境的参照下，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些争论，是存在着一种“双错现象”，也就是说，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都是错的，至少是双方都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我对这四个问题都或多或少有兴趣，很想去成为这“群体性”攻关中的一员。
我想谈谈我目前是如何从一个基点上去“切入”的，这是我个人研究工作的“现代进行时”。研究要以扎实的史料工作为基础，但是有一种现象不能再重复——就是不能再搞那种“划地为牢”式的史料研究。因为老框子划定了，老结论也似乎成了“定论”，它同时会给你一个有利于它自己的史料的老框框，在这个史料的框框里，人们即使想翻一个十万八千里的大筋斗，但结果得到的还是老框子给人们的老结论，就像如来佛的掌心一样。一定要跳出这个史料老框框的“掌心”。我觉得，我们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最薄弱的环节是19世纪末到“五四”前的那一段，我们的许多文学史的有关那一段的结论大多是来自“五四”权威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我们过去觉得既然有了权威的结论，再去看这一段的原始资料是多余的，是浪费时间。我最近比较认真地读了“前期”《小说月报》，我觉得把前期《小说月报》看成是一个“十年之久的顽固堡垒”的权威结论是错误的，我读后的结论是（前期）《小说月报》，特别是恽铁樵办的那五年，是一个“纯正的，努力改良的，不讲门派的，悉心培养青年作者的，较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公共园地”。应该看到那时的水平就只有那么高，鲁迅的《怀旧》、叶圣陶的《旅窗心影》等等，也就是那样一个水平。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恽铁樵在前期《小说月报》上发的，但是恽铁樵生前却不知道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是经他的手发出的。恽对叶圣陶和张恨水等都有过影响，他对青年作者是悉心培养的，但有人却说他是“顽固堡垒”，再加上其他的原因，他就去做中医了，他在医学上的成就远比文学上高，成为改革中医，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先锋人物，是个大大的开拓者、革新派。因此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4]。这是从老框子以外的很普通的资料入手的，对不对还有待于大家讨论。19世纪末到“五四”前的一段是我们20世纪文学的起步阶段，如果对起点的史料不好好研究，基础工程没有打得稳固，那么以后的结论会全是科学的么？
我在2000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以后，就对我的合作者们说，我们是从研究知识精英文学“起家”的，以后我们将重点“转移”到大众通俗文学上来，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回归”，回到研究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去。这“起步”、“转移”、“回归”，应该是我们研究历程的三部曲。我们既懂了一点大众通俗文学，也懂一点知识精英文学，视野就和过去有点不同了，我们以后也许能提出若干“另类”的观点，与同行们切磋。例如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5]，就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一些另类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借鉴革新派，鲁迅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6]我们的知识精英作家当然也会有继承的一面，可是他们的重点是借鉴外国文学的精华，在本民族掀起一场文学革命运动；一是继承改良派，他们也有很多人懂外文、搞翻译，但他们的重点是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又进行若干改良。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雅俗“两个翅膀论”的，即文学本体的“一体两翼”问题。如果只用一种单一的文学，要满足全民的多元需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又例如，我们在研究通俗文学的过程中，发现抗战时的沦陷区，在通俗小说中出现了较多的精品，如刘云若、王度庐和宫白羽等人的作品。他们身陷在日寇的铁蹄下，苦闷异常。正如刘云若事后曾借《粉墨筝琶》中的人物翥青之口说“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当初本可以到内地去，已经把机会误了。现在做生意，不但没本钱，没经验，我也不愿发那国难财。做事情更不愿吃汉奸饭，受矮子气。就是当一名清高的教员，我不忍看着许多好青年去给日本人修飞机场，运军用品。”于是他只好写小说，卖文为生，虽不能言抗日，却以他的民族正义感写“愤书”。他的《旧巷斜阳》等小说脍炙人口。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连载于1941—1944年的《青岛大新民报》；而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最初连载于1938年天津《庸报》，他在1942年的《三版自序》中说“昔逢时变，抱病闲居；创小学以宅心，鬻小说以糊口”[7]。他们说是“卖文”与“糊口”，实际上是在政治的巨大压制下，在能怒而不能言的苦况中，他们对自己的作品的美学品格是下足了功夫的。以上提及的这三部通俗作品都以其审美品格成为通俗小说中的精品。通俗小说中有精品，这时期的知识精英小说中也有精品，张爱玲的小说能巧妙地融汇古今中外雅俗于一炉，得到读者的交口赞誉。
又例如，我们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觉得鲁迅一再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功能是“娱目悦心”[8]，“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9]，他认为《西游记》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游戏”[10]，他对“明之拟宋市人小说”的“告诫连篇，喧而夺主”[11]极为反感，他说：“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说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12]当然，鲁迅的小说里没有这种“教训主义”的色彩，但他自己在写小说时，目的就不在娱心，而是“遵命文学”，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这其实是双重标准，他对古今小说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因此，鲁迅的小说观是“二元论”的，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就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但在我看来，鲁迅在当年是不自觉地说出了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的不同的批评标准。大众通俗文学是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知识精英作家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学观提出自己的创作宗旨，也有着自己的审美和批评标准。
总之，当我们的视野有所扩大时，在我们脑子里盘旋的东西也就多了，我们提出一些“另类观点”的目的就是想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在进行时”中去，在这个“四大长线课题”的学术潮流中，成为一朵小小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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