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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科技管理系统在各方面改革上作了许多努力的探索，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由微观行为向宏观职能转换，应该说是成功的。特别是继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之后，各省市出台的科教兴省方案，把科技教育融入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通过一系列工程项目引动，由局部渗透全局，促进各省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与更新，实现兴省富民的目标。这些方案必将对我国未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对方案作深层次分析，虽然较好地结合了各省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在资金项目安排上注重形成合力，但项目的作用依然是局部的，其引动力和渗透力如何，受制于许多因素。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普遍性是依靠特殊性的改变来调整的，改变全局也不可能全局动作，而只能由局部渗入。这就出现了两对矛盾。一是畸型经济的可能性。我们讲科技进步贡献率由目前的30%发展到未来的50%，是指科技因素渗透到几乎全社会的所有领域，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全社会的进步。如果只是极小的一面，表面上水平提高了，实际上全社会水平并不高，这是一种畸型经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共拥有的一种弊病，经济落后地区也必须防止这一弊病。二是科技发展究竟围绕什么展开。围绕现实问题、还是既定目标，是制定科技方案的一个必经选择。从各省市科技兴省方案看，都比较注重结合全国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及2010年远景目标，因而科技进步带有宏观性和全局性特征，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则使科技方案成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附属物，同科技自身的问题结合的不是很紧。这就使科技方案有可能脱离现实问题而单独存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概念，所以科技进步应当特别注重解决如下现实问题。
一是科技发展的社会基础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力量，但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推广却十分困难呢？说白了就是没有解决科技需求与供给的平衡问题。现在我国的整体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都相当落后，应该对新技术蕴藏强大的需求，但现实却出现了一种完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大量的装备技术几十年不变，整体水平落后，另一方面大批科技成果得不到转换，被束之高阁，产学研脱离。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社会推向前进。实事求是地讲，社会需求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有传统体制的影响，有国民素质的制约，有管理体制的束缚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科技发展面临发展问题时，必须注意我国的特殊性，即我们领先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还得有目的地培育一个需求市场，就是科技需求市场。
二、投资领域的责权利脱钩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投资效益不佳，科技体制改革必须立足解决这一问题。但科技怎样参与投资是个难点。传统体制通过个别项目提高科技含量，发挥技术作用，由于小规模小范围的局限，自然不能成为下一步我们的改革选择。科技渗透必须参与到理顺投资体制当中。现在计委、财政、银行决定投多少资、投到什么地方，最终又去评估投资效益，实际上是无监督，科技管理部门改革应朝着强化督导的方向前进。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增长的低效益是由投资领域的低效益造成的，投资领域的低效益在于科技含量的弱小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低下，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渗透到全社会投资当中，投资的弊病就不可能解决，未来我们的种种设想也有可能落空。
三、市场与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九五”到201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应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设想。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要在今后短短的十五年完成这一转变绝非是十分乐观，特别是中西部比沿海发达省市差距，包括市场发育的差距，现在就很大，能不能在十五年内缩小也是一个问题。就科技而言，需要超前的预见，而市场又常常带有滞后性、局限性和即期性，这是一个矛盾，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解决，这就是政府。这也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所以说没有纯粹的市场机制，也没有完全的政府调控。它们之间有一个配置比率，各地区正是通过不同的比例组织来实现最大效益。其实建立市场机制并不是否定政府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需要更高超的政府艺术。从西方发达国家看，国家政权在各地区发展中都有过不同寻常的功效作用。比较典型的是德国、日本、前苏联的依靠政府实现短期赶超，我国要想实现经济腾飞，不可不研究国际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形成的物资基础，要求我们必须走中国式的道路。从道理上讲，无论什么社会都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运转模式，发扬优势克服劣势是最重要的，不注重社会主义优势的发挥，一味效仿西方经验，从方法论上讲出未为可取。可以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当然也不例外。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亦有一些成功范例。上海浦东开发之初，市政府对有一定污染度的企业严禁入沪建厂，通过制定技术经济指标培育社会发展基础。就投资领域的一些问题而言，我国从西（安）三（六）开始，相继在京津唐、济青、太旧等高速公路借鉴国际土木工程建设的菲迪克条款，推行监理制度。这一制度采取“政府监督、施工监理、企业自检”的模式，对进度、质量、投资实行三大控制，其根本点就在于投资方、施工方、政府方互相独立，却又三位一体。政府在这些项目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参考。
现在美国政府由克林顿新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国由李鹏总理亲任国家科技领导组组长，各省市也是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科技置于最高位置。我理解，这并不是上几个项目，建几个大工程来提高科技显示度，其地位本身就说明科技具有一种宏观社会作用，需要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需要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而目前所谓科技渗透全行业，实际上其作用是局限的，这就要求科技管理在通过一系列工程项目引动全社会新度革命的同时，必须找到能够渗透全行业全社会的渗入点或曰结合点。
因此，建议成立科技显示度评估小组制订有关指标，负责对全社会投资实施监督，有权制止缺省科技显示度的工程项目，并监督评价投资部门的科技推广力度，进而保证新上项目有一定的科技显示度，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和前驱力。但是这一问题涉及部门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投资部门从过去一统到底，到现在增加个婆婆，需要适应。但从根本上讲，这是科技渗透的一条基本途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为此，应深化改革加大调整力度，切实强化科技管理部门的宏观督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