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史论文,三十年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2-0025-07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史学开始走向全面复兴，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加强，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30年过去了，回顾与思考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广大史学工作者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拨乱反正，史学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繁荣、发展新时期中国史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迄今已经召开了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主题先后有：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球化与全球史，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建设，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新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
“文革”结束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3月，葛懋春、谢本书教授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出版，这是我国由国家教委确定的第一部史学概论方面的教材。这部教材是高校历史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关于史学研究的方法，历史科学的一般知识，以及国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现已有白寿彝、陈高华、姜义华、庞卓恒等主编的近20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或“史学导论”方面的著作问世。这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理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系、世界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也开始接纳史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生。这一切有力地加强了这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了进一步推动史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些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该研究会广泛团结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其中包括一批知名的史学理论研究专家，对加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目前，中心设立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中西史学比较、西方史学史等研究室，承担中外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课题，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3年，集科研、编辑和教学三位一体，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而建立起的史学理论学科，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其总体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当代外国史学发展前沿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总结西方史学史中的经验教训，发掘、总结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全面推动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在当前，尤其要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该重点学科承担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重大课题，编辑出版我国唯一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接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200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其宗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组织、协调院内外学者开展中外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推动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为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努力奋斗。
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外历史学家在史学理论层面上的内容广泛的学术交流。1980年，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历史学家组团出席，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比较军事史、历史学方法论、拜占庭史、法国大革命史、大学史、古钱学等问题的研讨。这些标志着中国史学界结束了与国际历史学界彼此相互隔绝的状况。此后，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通过不断密切的学术交流活动，加深了中外史学家的相互了解。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来自世界大约60多个国家的1200余名学者出席了大会。中国史学家代表团除组织了“近现代的中国与世界”专题会议外，还积极参加了历史的全球化与它的局限，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神话与历史，历史上的战争、和平、社会和国际秩序等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各种类型的史学理论国际学术会议也不断增加，例如，2007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际史学史学会主办了“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中国学者外，来自德国、法国、荷兰、美国、英国等十余个国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他还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就“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②关于史学理论研究，最大的“框框”之一，就是认为唯物史观既是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对史学理论方法论如要进行任何其他的研究，都是对唯物史观的干扰、破坏或否定，根本不存在建立或研究唯物史观以外的“史学理论”的问题。
所谓“史学理论”，既包括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也包括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就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讨，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大家逐渐有了这样的共识：“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③从上述认识出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研究史学理论，并不是要将这一理论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恰恰相反，研究史学理论，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因此，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应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冷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在此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作为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在研究实践中，少数人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否认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但遭到大多数研究者的抵制和批评。我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使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受到史学理论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近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整体观，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资本论》语境中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分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实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机制的理论及方法论启示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全球性的视角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从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历史转向普遍性、世界性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身也同时从地域性的封闭条件下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世界历史的未来是共产主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全球化理论，但在看到两者之间区别的同时，我们仍可从“世界历史”理论到今天全球化的现实的联系中，认识这一理论的现代意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批判地研究、改造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视野投向了“世界历史进程”，明确使用了“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在这里，“世界历史”被认为是与“民族史”、“国别史”和“地区史”相区别的人类整体的历史。
近30年来，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或争鸣的主要问题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历史记忆，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者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价值认识、历史和社会认识等。
近30年来，人们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开展对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采用。
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
在建设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过程中，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复兴时期，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热潮。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经过必要的准备和精心组织，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④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0年来，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在不少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首先是对有影响的外国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这些研究，是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经过将近30年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较全面地表现出我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评介西方史学理论百年发展史的专著，内容包括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两大部分，作者重视理论评析，不少篇章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何兆武还主编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在浩如烟海的西方史学文献中，精选出有关内容，为我国开展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最终成果，该书凝聚了二十余名学者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园地辛勤耕耘所付出的心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历史研究的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这是和历史研究课题的日趋复杂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历史学分支学科，原有的一些分支学科也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较全面的、系统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导论，就社会史学、文化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政治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以及主要的理论、方法及原则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大量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思潮被纷纷介绍到中国学术界，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仅仅介绍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在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本质内容，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作者对西方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和心理史学、心态史学进行评析时，重视理论分析。编者认为，“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确有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趁着西方学术大量引进而人们还来不及咀嚼和鉴别的时机，专门热衷于从其中挑选那些最集中地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糟粕来大肆褒扬，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从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根基。历史学也是他们进行这种破坏活动的领域之一。对此，我们决不能置若罔闻”。⑤正是从这一清醒认识出发，使该书具有明显的特点。
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有多种成果问世。从已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看，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郭小凌编著的《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从史学的起源、古希腊史学到现代西方史学，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和研究。张广智、张广勇著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重点探讨了20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演化的轨迹，对当代西方史学发展中的各种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晏绍祥著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较系统地论述了欧美、俄国、东欧和中国对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情况，全书涉及史家约九百人、史书千余部。
西方历史哲学是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我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其代表作可以韩震著《西方历史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为代表，那么在21世纪初，我国的历史哲学研究则开始进入成熟期。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学者在进行历史哲学的反思的同时，开始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深入分析了现代西方的历史与思想，兼及中国宋代理学和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史学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有了明显的加强，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史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苏东剧变之后，资本主义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繁荣，而是使危机更加严重；原来资本主义世界因反对社会主义而掩盖的尖锐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中逐渐活跃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在中国国内有所反映。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也逐渐深入人心。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普遍关注。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立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其中重要内容是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事实表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正在不断得到加强。
外国历史学家阐述“全球史观”的主要著作，近年陆续都有中文本出版。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中译本1996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198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⑥
吴于廑教授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之“世界历史”条，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即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家主流观点的“全球史观”。他在其他的一些著述中，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思想。⑦他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⑧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⑨
阐发全球史和全球历史观的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译著和著作，每年都有新品问世。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斯特恩斯特等著《全球文明史》(第3版，中华书局，2006年)，《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论丛《全球化和全球史》(于沛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全球史观”和世界史学的重建，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历史中心与历史联系——对全球史观的冷思考，“全球历史观”的困境与机遇等。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注重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是冷战政策的产物，魏特夫提出“治水社会”的理论，杜撰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他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埃及的历史，而且污蔑社会主义国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为了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国内学者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对其进行了深入而有说服力的批判。1997年，由李祖德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和史实上的原则性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3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卓著，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例如，史学理论研究如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和历史研究实践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此外，还有如何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很难想象，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能够充分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让我们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关注现实，创新理论，使史学理论研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③《世界历史》评论员：《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④这些译作颇多，不能一一列全，现仅介绍几套主要以西方史学理论为主或含有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丛：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名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雅典娜思想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西方现代思想史丛书》。
⑤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⑥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42页。
⑦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等相互关联的四篇论文，此外还有《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3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1990年，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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