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家庭经济现代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区论文,家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藏区是指主要由藏族居民构成的民族聚居区。藏族除了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外，还有一半以上的藏族人民居住在青海、甘南、川西以及滇西北的广大区域。（注：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的藏族人口（218万）占全国藏族总人口的45.64%。）生活在不同藏区的人民，在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民族特征，但也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和社会经济生活特征。为了比较研究不同藏区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藏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课题组于1996年6-9月组成三个调查小组，分赴西藏、甘肃甘南和四川甘孜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工作采用了统一制订的调查工具，进行了入户调查和集体访谈等。本文主要根据这次调查资料写成。
一、调查地点的社会发展状况
本次调查的地点分别是：西藏拉萨市区的两个居委会（雪居委会和吉日居委会）和西藏山南乃东县结沙村（在建置上属于乃东县泽当镇的结沙居委会）；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一个牧业村（夏河桑科乡日芒村）和二个以农业为主的农村（九甲乡王府村和朗格塘村）；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四个村，即托坝、下雄、绒岔和河坝村。
调查选择这样三个地点，一是为了比较西藏的藏区与非西藏的藏区，比较城区、农区和牧区三种产业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其次，在藏族文化史上，藏区有“卫藏”、“康区”、“安多”之分。卫藏以拉萨为中心，包括山南等邻近拉萨的藏文化区。康区以康定为中心，其文化区域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主，即过去的西康省东部和川西藏区。安多以甘南藏区为主，其文化中心的象征就是拉布楞寺。我们选择上述调查点，也想反映“卫藏文化”、“康巴文化”和“安多文化”这三种基本的藏文化社会类型。
1.社区职业比较
社区的职业结构反映出社区成员的就业特征、生存方式以及社区特征。表1反映了本次调查地点的职业结构。
雪居委会和吉日居委会都是拉萨的老社区。1995年以前，雪居委会位于布达拉宫脚下。过去，居住在雪居委会（简称“雪村”）的人大多是直接为布达拉宫达官贵人服务的差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处于中下等级。民主改革以后，雪村成立居委会。1995年，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而修整布达拉宫，政府拨款在离布达拉宫不远的地方另建“雪新村”，于是雪村居民大都搬迁到新雪村，我们的调查就是在新雪村进行的。许多雪村居民在民主改革后参加了政府组织工作，目前离退休人员比较多。
吉日社区过去是有名的“贫民窟”，住民大多是各藏区来拉萨朝佛朝圣而无盘缠还家的人。这种移民背景的人在拉萨其他社区也能见到许多。民主改革以后，政府安置了大量这类无业游民到企业、工矿、农场或林场工作，成为社会的工薪阶层。目前这些人大多数已经退休，享受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吉日居委会靠近拉萨有名的商业中心八廓街，因而吉日居委会有不少的经商户（在调查对象中，吉日有7户，雪新村2户）、运输户（吉日2户，雪新村1户）、手工艺者（吉日4户，雪新村3户）、业主户（即个体老板吉日1户，雪新村无）。
结沙居委会地处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泽当镇。泽当镇是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结沙村位于泽当城郊，在行政区划上，结沙是“居委会”，但实际上结沙村是典型的农业村。村民以务农为主，兼营副业，副业主要是搞运输。在被调查对象中，本村运输户有10户，占调查对象的10%；其次是农副产品小加工。结沙村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机耕面积到达了99.5%，机械收割面积94.16%。这是结沙农村经济特色之一。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区历史上称安多藏区，其首府夏河县以拉布楞镇为文化中心。拉布楞镇因座落拉布楞寺而得名，可见藏传佛教有很大的影响力。夏河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区，主要的族群有藏族（主体民族）、汉族和回族，其他还有少量的撒拉族、保安族、蒙古族。由于这个特征，夏河在历史上就是藏族、藏回文化的交汇点和中央朝廷管理藏务的重要据点。在我们调查地点朗格塘村，藏族占61.9%，汉族占26.2%，回族占11.5%，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农村，这是其特色之一。
九甲乡王府村、朗格塘村紧靠拉布楞镇，以农业人口为主，在调查对象中，王府有12.2%的非农户口，朗格塘村有16.7%的非农户口，其余都是农民。两个村的主业都是农业，还有经商户（在被调查对象中，王府村有12户，占9.8%；朗格塘有3户，占7.8%）、运输（王府村5户，占4.1%；朗格塘1户，占2.5%）、手工业者（王府3户，占2.5%；朗格塘1户，占2.5%）和临时工。桑科乡过去是牧民部落，乡民全部都是藏族牧民。日芒村是典型牧业村，日芒牧民的特征是从事副业的人很少，在被调查的49户牧民中，只有一户从事副业。调查发现，牧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在当地是比较高的，许多从事皮毛生意的回族商人依赖于牧民提供的畜产品。
甘孜州是四川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另一藏族聚居区是川西北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我们的调查地点是甘孜县城郊和农村的四个村。下雄村的经济特征是半农半牧，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70%的人从事牧业，20%的人从事农业。而托坝、绒岔、河坝都是农业村，也有部分村民从事运输等副业。
2.家庭规模的比较
家庭规模的大小是反映社区社会结构的重要指标。一般来看，传统社区以大家庭或扩大家庭为主，现代家庭则呈现出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城市家庭的规模一般小于农村家庭的规模，这与人们的谋生方式（生产与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人们的家庭观念有密切的联系。表2反映了不同调查区域家庭规模的基本情况。
表2显示，藏区的家庭规模的众数是4-5口人（雪新村除外），以主干家庭为主；只有雪新村家庭规模的众数是1-3口人，以核心家庭为主。6-7口人的家庭以牧区为多，甘南日芒占了32.7%，甘孜下雄占了33.3%。在农区，6-7口之家也不少，山南结沙占了24.0%，甘孜拖坝占了28.8%，绒岔村占了19.4%。8-9口人的大家庭在日芒占了22.4%，甘孜拖坝村占了21.2%，而在城区的两个社区分别只有1户。表明社区的产业结构对家庭规模的大小有很大的影响。农牧区家庭规模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对劳动力的需求。
3.文化程度的比较
人口的文化程度是反映社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为了相对精确地描述各调查点人口的文化程度特征，我们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以户为单位（表1、表2的分析单位是户）。
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则进入调查统计的总人数是2758人。上表的缺省值是295人（实际的缺省项为136人，为便于计算，笔者将“其他”一项也计入了缺省项）。表3显示出，被调查对象中文盲所占比重比较大，占了总体46%，小学与脱盲文化程度的占了35%，初中文化程度占10%，高中和中专占3.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7%。
从各个区域来看，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高于农牧区，拉萨两个居委会文化程度的众数都是小学与脱盲程度，初中文化程度分别为24.6%和15.2%。牧区的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最低，日芒的文盲比重高达80.4%，半农半牧的甘孜下雄村文盲的比重也有61.1%。农区的文化程度与城区不相上下，西藏的结沙、甘孜的河坝、绒岔村文化程度的众数值与拉萨市的众数值一样，都是“小学与脱盲”。农区初中生的比重也不少，西藏的结沙占7.8%，夏河的王府村、朗格塘村分别占了10%和18.4%。甘孜的绒岔、河坝村分别占了12.1%和21.1%。表3也显示了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除了甘孜的下雄村以外，每个藏区都有高中或中专生；除了甘孜的拖坝和下地村以外，每个藏区都有大专或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这对藏族的现代教育文化事业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其次，我们也发现传统的寺院教育仍然起作用。西藏传统的教育途径主要是寺院教育。“扎仓”是寺院教育的“学院”，出家人或学经者进入“扎仓”即成为“扎巴”。“扎巴”通过学经、辨经而获得佛学知识，掌握藏语文。因而是有知识的人。
4.社区家庭经济比较
人均年纯收入是反映家庭和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之一。根据本次调查数据，我们将调查点家庭人均收入综合如表4：
表4显示出，各地家庭年均纯收入差别比较大。令人不解的是拉萨两居委会家庭人年均纯收入的众数都是200元以下，但根据1994年的一项调查（格勒、金喜生主编，1995，第675页），拉萨居民人均月工资收入116.9元，月奖金收入20.76元。以此估计，拉萨被调查者所说的年人均纯收入应该是消费支出后的节余部分。
对于农牧区家庭人年均纯收入的水平，可用小康指标来衡量。按照有关专家的意见，人年均纯收入低于350元的属于贫困人口；收入在350-500元的属于基本解决温饱但尚不稳定；收入在500-1000元的属于基本解决温饱并较为宽裕的人口；人年均纯收入1100元为进入“小康户”的标准，这也是官方所确定的小康线（农村年度分析课题组，1995，第41页）。由此衡量我们所调查的藏区，结论是西藏结沙村的家庭经济收入是比较高的，80%以上的农户已经脱贫，37%的农户收入达到了官方认可的小康线。
在甘南，王府村的贫困户占一半左右，主要原因是人均耕地少，但通过副业，本地的小康户也有13.5%。朗格塘村以中等收入户占多数，脱贫户超过了70%，小康户比重为20%；日芒村的经济收入比较均衡，脱贫户在60%以上，小康户占18.4%。
在甘孜，脱贫的比例普遍高于甘南，拖坝、下雄、河坝的脱贫户都占80%以上，绒岔的脱贫比重也接近80%，而小康户的比重，拖坝、下雄、绒岔、河坝四个村分别是27.3%,38.9%,17.8%和39.3%，说明甘孜农牧区家庭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二、藏区耐用消费品的家庭占有
在现代化的社会，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日益普及，使家庭的物质消费结构从传统逐渐过渡到现代。产业化的耐用消费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占有率的提高，体现了家庭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表5反映了藏区家庭消费品的拥有情况：
表5显示出，“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在藏区普及率很高。（注：“老四件”是80年代初期的消费潮流，单车（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新婚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90年代初的消费潮流是所谓“新六件”，即电视机（彩色与黑白）、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电风扇和照相机。现在的消费潮流是所谓摩托、空调机、电脑和高级组合音像系统（集电视、音响、VCD、录相机一体化）、电话“新五件”。部分高收入家庭则开始拥有轿车、移动通讯电话等。）在调查总体中，每百户拥有自行车88.7辆。拉萨雪居委会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7.3辆，吉日居委会为95.9辆，山南结沙村102辆，甘南王府村123.6辆，朗格塘村157辆。这表明自行车已经成为藏民的日常交通工具。手表的普及率也很高，65.4%的家庭拥有手表，每百户拥有126.8块。即使在耐用消费品拥有的数量、品种都比较少的甘孜下雄村，手表的拥有量也达到了每百户100块，成为下雄村各项指标中最高的一项。缝纫机的拥有量在总体上每百户24.6台。我们注意到，缝纫机在每个调查点都出现了，只不过各地家庭所拥有的比重不同而已。收音机普及率达到了每百户25.9台，收录机的普及率为每百户64.7台。由于收录机的功能强于收音机，人们更喜欢购买，而且收录机的价格便宜，一般家庭有购买力。
藏族家庭“新六件”的拥有率以电视机为高。“电视文化”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电视机的普及标志着大众传播覆盖面积的扩大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将黑白和彩电两项指标综合起来看，西藏拉萨雪居委会和吉日居委会每百户拥有电视机分别达到92.3台和91.8台，并且彩电多于黑白电视，表明拉萨城市居民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相当高。山南结沙村每百户拥有电视57台，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拥有了电视，这对西藏来说，是家庭社会生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甘南农区的王府村、朗格塘村和牧区日芒村，电视机普及率每百户分别达到82.4台、52.6台和16.4台。不难发现牧区日芒村电视普及率显得较低，调查资料表明只有12.2%的家庭购买了电视机，这与他们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在甘孜，半农半牧的下雄村，电视机的普及率为零，因为缺乏日用照明电，而靠近县城的河坝村，电视机的普及率高达每百户89.5台，绒岔村达到了87.4台。电力能源的发展和普及，是促进家庭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推广而言，非生命能源（电力、煤炭、天然气、汽油、柴油等）使用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现代耐用家电用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大多要使用交流电。没有电力，即使家庭有购买力，也不能消费这些工业品。其次，家用电器的消费与藏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生活方式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由于藏区地处高寒地带，日夜温差比较大，因此电风扇、空调机的用处不大，而这些东西是南方居民家庭的重要消费项目。又例如，藏族居民喜吃糌粑、风干肉等食品，对于这些食品，电冰箱显得多此一举。所以，除了城市家庭以外（饮食消费的品种增多），农牧区藏族家庭很少购买电冰箱。
高压锅使西藏城乡家庭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高原地带气压低，水的沸点在70-80度之间。没有高压锅，做饭做菜都很难。所以藏族传统的食品结构就是糌耙、酥油、酸奶、牛羊肉（风干肉或半生不熟的新鲜肉）这四大件。高压锅的普及，米饭、面食、炖品进入了平常百姓人家，改善了藏族家庭的食品结构。表5显示出，西藏三个社区高压锅的普及率分别达到每百户拥有115.7个、122个和105个，平均每户至少1个。（注：根据笔者1995在藏北安多牧区的调查，高压锅的普及率达到了100%，不少的家庭甚至有二三个高压锅。）甘孜的这项指标分别是拖坝4.3个、下雄为0个、绒岔32.4个、河坝84.2个。表明河坝村接受新事物的倾向比较强。甘南藏区高压锅拥有量是较低的，在被调查的216户中，只有2个高压锅。高压锅的价格每个只有七八十元左右，但甘南藏区高压锅的普及率这么低，原因不得而知。
太阳灶的普及体现着藏族家庭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当我们目视藏边人家，古寺喇嘛，支起太阳灶烧茶水、打酥油、和糌粑时，深深体会了那种传统与现代的奇妙结合。我们知道，青藏高原的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灶的普及为藏族居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能源。家用太阳灶的价格在300元左右，家庭都买得起，人们主要用太阳灶烧开水、煮饭。在拉萨许多居民楼房上，安置了太阳能热水器。表5显示出，在西藏，太阳灶比较普及，拉萨雪新村太阳灶的普及率是每百户17.6台，吉日16.3台，结沙15台。而在甘南藏区，太阳灶的普及率比较低，只有靠近拉布楞镇的朗格塘村达到了9.5%。在甘孜，靠近甘孜县城的河坝村，太阳灶的普及率是最高的，达到了26.3%；而下雄村的普及率为零。虽然太阳灶并不是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太阳灶普及程度和人们的接受与使用的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现代化的程度。
三、农牧业机械化程度的比较
我们考察藏区经济现代化的又一个角度就是农牧区家庭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机械化是生产集约化的基础之一。在过去，西藏和其它藏区的机械化是在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相结合的体制中进行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为农用机械的推广和使用，柴油、汽油消费的增长，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的引入等等。从而要求提高农牧业生产集体化和统一经营的程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主要藏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结沙村的农业机械化起步于农业集体化时期，在人民公社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建成农业机械化的服务体系。80年代推行包产到户，本村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发展到1995年，结沙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为2189亩，当年实际机耕面积2169.85亩，机械收割面积为2052.65亩，分别占总面积的99.53%和94.16%（李涛，1997）。本村农业机械的总动力，1995年比1990年增长了101%，达到4629.5马力。在以农村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新体制下，结沙居委会完善村集体管理的组织功能，推行“六统一”的规模服务方式，即统一机械作业、统一种植计划、统一农田水力设施的使用和建设、统一农业科技措施、统一重大生产措施、统一筹集化肥基金。这种以社区生产服务为特征的统一管理模式，体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方针，适应了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内在要求。
就甘孜州的农业机械化来看，七八十年代甘孜农业机械化获得了快速发展。1981年，甘孜州大中型农用拖拉机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达781台（张建世，1997）。我们的调查点甘孜县是地区农业机械化推广得最好的地方，70年代末已有10个公社建立了拖拉机站。其它的农用机械，如联合收割机、大型脱粒机、中小型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机引犁、播种机、推土机、松土平整机等也大量引入农业生产。1975年，拖坝公社（现在在拖坝村）的机耕面积超过24500亩，占总面积的79%，机械拖拉480万斤，占总产量的93%。80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责任制的推行，以大型农机为主的机械化不适应新的农业生产体制，农民家庭对小型拖拉机和其它农业机械的需求迅速增加，于是农业机械的小型化和多功能化成为农村机械化的新趋势。全州农业机械的总动力从1980的88569千瓦增长到1995年的178402千瓦；甘孜县从1990的5274千瓦增长到1995年的10812千瓦，5年时间增长了一倍以上。由于农用机械的多功能化，因此机械动力更多地转向了副业生产，其中主要是生产运输（肥料、家用燃料、粮食等）和农副产品加工。
下面，笔者从各社区拥有农用机械的数量，来比较各藏区农牧业机械化的程度，表6是依据本次问卷调查资料编制而得。
表6显示出，就我们调查的农牧社区来看，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无疑是西藏山南的结沙村。每百户拥有汽车、拖拉机、柴油机、脱粒机和扬场机的比重分别达到8辆、68辆、3台、38台、29部。这些机械主要用于机耕、机播、机运、机收等农业生产过程。结沙的电动磨面机达到了每百户11台，这种磨面机碾磨青稞、小麦，又快又好，既解除了过去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可以对外承接粮食加工业务，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在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以种植业为主，兼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运输业。为了适应生产力的机械化水平，结沙经济开始走向以家庭为基础的互助合作，这是结沙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色。
在甘南的王府村和朗格塘村，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明显低于西藏的结沙，从农户拥有的农机种类来看，主要是运输工具，即汽车和拖拉机。王府村每百户拥有汽车9辆，拖拉机3.3辆。朗格塘村每百户有14.3辆拖拉机，这两个村其它的农机很少，表明这些现有的汽车和拖拉机主要用来跑运输和抓副业；其次，王府村和朗格塘村的人力车的数量比较多，分别为每百户65架和52.4架。这些人力车主要用来农闲时抓副业。平常也可用来运送肥料、家用燃料和粮食。甘南的日芒是牧业村，标志其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是牛奶分离器。这种机械既可手动也可电动，其功能是快速地将原汁牛羊奶分离成酥油和脱脂奶，脱脂奶经过发酵变成酸奶，所以它在牧区是很普及的。从表6可知，甘孜下雄只有牛奶分离器，每百户拥有73.6台，而其它农用机械全部没有，这与下雄村的生产方式有关。因为，下雄村以牧业为主，农业为副，耕地面积少，机耕用处不大。以上分析表明牧区社区的现代化程度落后于农区。
甘孜的农区的机械化程度与结沙相比仍然显得落后，但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拖坝和河坝村来看，拖拉机每百户有30辆和39.5辆，柴油机分别有8.2辆和10.5辆，脱粒机分别有11.4辆和10.5辆，这些农机都可直接用于机耕、机收、机运和机械化脱粒等农业生产环节，体现甘孜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表6还显示出，喷雾器在各藏区的拥有率都是很低的。喷雾器主要用于喷洒农药，在内地农区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农机具，而在藏区却很少使用。是不是高寒地带就没有虫害了呢，不是的。原因是在藏人的心目中，喷雾器是“杀生”的器物，这与藏传佛教的惜杀观念相矛盾，因此藏族农区都少用这种农机具，体现了传统观念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四、藏区市场化的比较
农副产品商品率或市场率是衡量市场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表7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综合了西藏山南、甘肃甘南和四川甘孜三个藏区农牧产品市场化的程度。
注：以上农牧产品商品率的计算方法公式是（出售量+交换量）／产出总量。例如，青稞的商品率＝（青稞出售量+交换量）／青稞总产量。“交换”是指直接的物物交换，例如用青稞交换卡垫、羊毛等等。这种交换方式在藏区仍然比较流行。
从表7可见，藏区农牧产品的商品率是不高的，这种情况与笔者1995年参与进行的“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的研究结果相符合。（注：根据1995年的问卷资料计算得出，在那曲的安多牧区，牦牛的商品率是5%，羊的商品率是19%，农产品的商品率则相对较高，例如，在日喀则的江孜农区，青稞、小麦、豌豆、油菜等的综合商品率达到31%。）分析表7，不难看到农牧产品的商品率与不同农牧区的产品结构和食物消费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山南结沙村小麦的商品率高于青稞，因为青稞的产量低于小麦，而藏族的消费偏好于青稞。糌粑、青稞酒都要消费青稞，所以，青稞的种植面积少，产量低，所得主要自家食用。而小麦则主要用来出售和交换，换取现金。因此小麦的商品率大大高于青稞。在甘孜农区，青稞和小麦的商品率相差不大，分别是9.94和8.05。甘南夏河农区青稞和小麦的商品率均比较低，分别只有0.51%和0.67%，原因主要是人均耕地少，朗格塘和王府村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只有0.8亩和1.07亩，低于所处乡（九甲乡）的人均耕地1.53亩。相对而言，山南结沙和甘孜四个村的人均耕地比甘南多一些，结沙村的人均耕地为1.95亩，甘孜拖坝等村人均2.23亩。耕地少，产量低，剩余粮食有限，这是导致粮食商品率低的基本原因。
调查显示，畜产品中，猪的商品率最高。山南、甘南和甘孜猪的商品率分别达到了27.56%（结沙村生猪存栏共185头）、70.69%（朗格塘、王府村生猪存栏共58头）和52.42%（拖坝等生猪存栏共124头）。目前，结沙村家家饲养生猪，甘孜大部分家庭也养猪。这表明藏民开始改变不养猪、不吃猪肉的传统习俗。其实，生猪对农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是经济价值高，生猪的出栏期短，市场需求量大，而且也卖得出价；二是生态价值大，大力养猪，过腹还田，可为耕地提供优质的有机肥料。许多不养猪的藏区，不仅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因为在藏区，大量的牛粪没有用于肥田，而是当做家用燃料，耕地普施化肥，久之必破坏地力），同时也少一条增加家庭收入的渠道。
相对于生猪来说，牦牛和绵羊的商品率显得较低。结沙的畜群结构以黄牛为主，黄牛有345头，牦牛只有3头，犏牛只有9头。黄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家之宝，很少用来出售或交换，因而结沙村牛的商品率只有2%。结沙村共有绵羊941只、山羊45只，羊的商品率也很低，只有1.42%，因为这些羊是本村鲜奶、酸奶和肉食品的主要来源。甘南的日芒村（纯牧业村）、王府村和朗格塘村，共有耗牛2343头、犏牛168头、黄牛55头，绵羊7187头、山羊126头。牛和羊的商品率分别是8.77%和10.27%。
从表7可见，相对于西藏的结沙和四川的甘孜，甘肃甘南的畜产品商品率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究其原因，一是甘南的交通比西藏和甘孜要方便，为提高畜产品商品率水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是这里的市场网络比较发达，人们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特别是回族和汉族商人的努力经营，促进了本地畜产品市场化水平的提供。
五、结论
藏族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藏族经济现代化由此启动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加大对藏族的经济扶持和深化民族经济的改革，藏区的经济现代化步骤加快，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藏族家庭经济生活水平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藏区经济现代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大力发展有民族特色的商品经济，深化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不断提高藏区农牧产品的商品化水平，推动藏区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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