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文学史论文,抒情论文,就与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徽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女性，她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使她的价值观和感情方式倾向于西方文化。她的父亲林长民和她丈夫的父亲梁启超都是新派人物，对于西方文化有深厚造诣。她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不仅只是学得一口流畅英语，而且是一整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说她是“一代才女”，也只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时代气氛，解放了她的才华，使她看上去那么辉煌和幸运。林徽因身上当然有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因为她毕竟生于斯，长于斯，用汉语写作和思考。然而，她的感情故事是西方的，而感情故事是一个人最深、最潜在的故事，理解这些背景对于把握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用专业的文学研究的眼光来看，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在当时，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并不是文学意识形态的主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当时的文学主潮都是左翼文学，红色或者粉红色的文学。她的创作自然也不是官方文学或御用文学。然而，她的创作又不是离开文坛、自生自灭的独自存在、自说自话。她几乎是处在某个文学潮流、文学圈子的核心地带，在属于当时以及后来有文学史家称为“京派”的脉络里。1928年中国的首都由北京迁到南京后，上海文坛上左联与“第三种人”成为文学的风向标。而在北方，以京津地区为据点的“京派”所要的“独立”，也就是相对当时的北方左联而说的，所以，北方的“京派”与上海的“第三种人”相呼应。“京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念在那意识形态浓得化不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显然不合时宜。而在今天，在淡化意识形态又用“以人为本”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我们所处的社会里，或者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徽因当年的创作就获得了很大的认同。照今天文坛的潮流来说，林徽因的创作是“个人化写作”与“女性主义写作”。林徽因当年创作的作品，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获得了辉煌的生命力，甚至是个潜在的榜样。西方的诗学理论家T.S.艾略特甚至说根本没有文学史这种东西，文学是不会称为“史”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过时。或许可以说“以人为本”乃是林徽因创作的宗旨，这个“以人为本”也是西方的。恩格斯在1894年摘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简短地作出了如下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谓“以人为本”意即这里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个人。而当时的左翼文学乃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本，以人民或者社会为本位。传统的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本位，这个“仁”乃儒家学说之核，乃两个人，以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伦理为本。事实上，“五四”时期曾经就“立人”与“立国”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激烈论争，曾经给林徽因不小影响的胡适和鲁迅等，当时都站在“立人”这一边。除“以人为本”之外，还有一句话很有助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这就是：百姓生活无小事。谁都知道这些生活小事无非是鸡毛蒜皮、七情六欲，而这就是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所不可忽略的。总之，30年代左翼文学、五六十年代共和国文学所说的“人”是人民、阶级、集体，是大写的“人”，而80年代以来所关注的“人”，是鸡毛蒜皮、七情六欲的小写的“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林徽因当年的文学创作得到认同，得以彰显。
林徽因的文学理念以当时《大公报》为背景，广泛一点说，是所谓“京派”文人圈子所持的理念。因为她有时还在家里约见一些青年作者谈话、喝茶，她的文学活动还有某种文学沙龙的性质。这其中有些见解，在当年不合时宜自不待言，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林徽因却又很重要。例如，她在一篇小说选的题记里，认为文学描写“农人”与“劳力者”是一种“盲从趋时”的“风气”，认为这是缺乏创造力的表现。因为“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林徽因的文学理念是描绘作家“熟识的生活”，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1]（P38）林徽因持有这样的理念是很自然的，因为她当年文化圈子的朋友们也都持有这类理念；同时我们不妨推测，林徽因也许不知道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事业是她与丈夫梁思成不辞辛劳的赴山西寻找、发现和测绘那些淹没在荒草狼烟里的古代建筑。同时她认为她在文学创作上的使命，就是以诚恳的态度尊重艺术的独立价值与规范，从而写出有创造力、“纯真”艺术性和“个性”的作品来奉献给整个社会。这些在今天看来无可指摘，但是，读者可能不知道，先后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萧乾后来都因类似的文学主张，像“趋时”这样的批评被斥责为“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之二种（沈从文为粉红色，萧乾为黑色），并且在1949年以后停止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方面的活动。幸好这时林徽因的事业已经转到建筑文化研究方面，并且参与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这是因为林徽因虽是《大公报》上的活跃分子，沙龙里的女主人，然而并非领袖与旗帜。说到底，她是一位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艺术家、诗人和学者。
林徽因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诗歌上，此外小说《九十九度中》、《钟绿》也是优秀之作，有相当重要性。她编选的《大公报小说选》（1936）也为文学史家所注意。她的文学论文，如《〈大公报小说选〉题记》、《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有相当丰富、深刻的内容，其中凝聚着的创作体验和经验，至今仍然新颖而重要。对于林徽因的文学创作，20世纪3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都有一些评论研究，其中一些比较有见地的也不少。例如，朱自清对于《别丢掉》一诗的解释、萧乾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卞之琳的《忆林徽因》、费慰梅的《回忆林徽因》、李健吾对于《九十九度中》的评论、邵燕祥的《林徽因的诗》等。关于林徽因文学作品的版本，当以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为完整与完备。笔者在1981年完成过一项关于新月派的研究，长达3万字的论文，1982年在全国重要刊物全文发表，其中有相当篇幅讨论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和理念。值此林徽因诞辰100周年之际，撰写这篇论文，并不打算写一篇从零开始，系统论述林徽因文学成就的刻板枯燥的文字，只想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于林徽因诗歌创作之“核”，做一些分析，并以此窥探其文学成就和特色。
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开端于1931年，当时她27岁，1931年和1936年是她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两个年头，两个高潮，或者说是两个中心。
1931年是林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以及1932年共有5首诗处在同一个脉络之中，看起来属于同一个故事，这一年创作的别的诗也都与这同一个故事有关，并形成这几首诗的外围。这几首诗为：1931年创作的《那一晚》、《情愿》、《仍然》、《山中一个夏夜》以及1932年的《别丢掉》等。《那一晚》是事隔十年用蜜一般酿出的滋润的记忆所写下的“告别康桥”。因为林徽因1920年在英国剑桥结识徐志摩，徐志摩在1922年8月写成《康桥再会吧》，1928年11月又作《再别康桥》，表达对林徽因的一往情深。林诗《那一晚》叙述1921年10月那一个晚上与徐在剑桥的分手：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到如今我还记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最后两句为：
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1]（P146）
诗人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如今我在感情上已经成熟，已经有勇气闯入十年前不敢去闯的“边境”。从艺术上看这最后一句所写“凌乱的花影”总让读者想起唐人元稹的传奇作品《莺莺传》里莺莺写给张生的几句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首诗当然是有勇气的、浪漫的，显然只得以笔名发表。然而，笔名“尺棰”的含义又是那样缠绵（古代典籍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莫竭”）。对此复杂难解的悖论，徐志摩写下《两个月亮》：
一个这时在天上，
满地全是她的金银，
还有一个你看不见，
虽则别提有多么艳！
说慷慨她也从不让人，
可惜你望不到我的园林！[2]（P265）
徐志摩所说“两个月亮”指林的两重人格，一个是公众眼中的林徽因，另一个是隐私的“尺棰”：一个“山海间有她的清丽”；另一个则是读者诸君所“看不见的”。“可惜你望不到我的园林”所指，乃是林诗“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望你的花园里射一个满弦”。[1]（P147）而且这里又有一个大家所知的典故，只不过是西方神话罢了。《那一晚》最后两句用了中西两个典故作为隐喻，十分自然。全诗在艺术水准上高出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所以，徐志摩说林徽因“常把我的灵波向高里提”。[2]（P266）
林徽因的《情愿》一诗以及《那一晚》，为徐志摩创作《云游》一诗的灵感和源泉。而林徽因的《仍然》一诗则是对徐志摩的《云游》的质疑。看上去这有点像“聪明”的林徽因把“厚道”的徐志摩“耍弄”了一番，正如前述《莺莺传》的故事里莺莺曾经把张生耍弄了一番。在这里读者看到两位诗人互为灵感，互相激发，可以说是“现代唱和诗”的范式。林徽因在诗里说“情愿”化成“流云一朵，在澄蓝天/和大地再没一些牵连”，“但抱紧那伤心的标志，/去触遇没着落的怅惘”。[1]（P151）徐志摩敏感到这“情愿”背后的真实情绪，创作了《云游》，沿用原诗中白云涧水的比喻说，“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然而“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地盼望，盼望你飞回！”[1]（P295）对于这种“盼望”，林徽因写了《仍然》“答谢”说“尽管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白云，又像是一流冷涧澄清”，“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地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1]（P153）这种姿态、态度，也就是梁从诫经常谈起的，他母亲告诉他姐弟的，她身上所保持的深厚的古典传统。
1931年秋初，林徽因创作了《山中的一个夏夜》，这是另一个“那一晚”，这是而今眼下的“那一晚”，这是一个深黑的仲夏之夜，假定是当时的北平西山吧，浓密的松林，对山闪着一两盏灯，没有风，单有流水声响与虫鸣。两个人约会在这样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虔诚、期待与祈祷，也有些紧张，因为夜的眼在看，夜的耳在听。这个山中的仲夏之夜，与十年前“告别康桥”的那一个秋夜一样，成了林徽因感情生活的重要“事件”。在这个夏夜之后不久，徐志摩就在山东飞机失事遇难了。在度过极度的悲恸日子之后，1932年夏天，同样的夏夜再来到的时候，林徽因写成《别丢掉》一诗，祈祷不要忘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诗里再次描述了去年今夜的氛围——幽冷的山泉，黑夜的松林，隔山的灯火，满天的星。回忆真的就如女诗人所写，就像梦一样。或者说她多少有点神情恍惚，因为她竟然说这个满天繁星的晚上，还有什么月明。这是一首艺术水准很高的诗，朱自清当年专门撰文予以解释，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页重要文献。
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感情故事，在1932年夏天写过《别丢掉》之后，从诗歌这方面看，虽然不能说已经丢掉，但是也就差不多不再记起来了。接下来的一场感情危机，是另一个感情上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初显现于诗歌，是1933年岁终创作的《忆》，但这首《忆》只是一颗种子，这种子要到三年之后的1936年才生长起来，形成林诗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这高潮表现于1936年创作的《八月的忧愁》、《空想》、《山中》、《一串疯话》等诗里。《一串疯话》是个总结。在此之后，林徽因不再有这方面青春期的感情的波澜和感情的故事。
《一串疯话》是梁思成先生最喜欢的一首诗，据林洙先生《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书记载，梁先生当年向林先生求婚时即用这首诗起“兴”（风、雅、颂、赋、比、兴之一种）。这首诗只有八句：
好比这树丁香，几支山红杏
相信我的心里留着一串话
绕着许多叶子，青青的沉静
风露日夜，只盼五月来开开花
如果你是五月，八百里为我吹开
蓝空上霞彩，那样子来了春天
忘掉腼腆，我定要转过脸来。
把一串疯话全说在你的面前！[1]（P224）
爱情本是很主观的东西，但林徽因却把它诉说得那么客观，因为只有站在客观的立场，才会说爱的言辞是一串疯话。可是，这疯话是那么含蓄，那么有普遍性，那么美好。林徽因只在这首诗里正面写到过爱情，诗性地剖析了青春期的女性体验和享受爱情的心理过程，尤其是女性青春时期心灵上无端的忧郁如何被拂去的，“八百里为我吹开蓝空上霞彩”。[1]（P224）但是，这首诗不是一次就写成了；它在三年前，在一首叫《忆》（1933年岁终）里就写过一次：
新年等在窗外，一缕香，
枝上刚放出一半朵红。
心在转，你曾说过的
几句话，白鸽似的盘旋。
我不曾忘，也不能忘
那天的天澄清的透蓝
太阳带点暖，斜照在
每棵树梢头，像凤凰
是你在笑，仰脸望，
多少勇敢话那天，你我
全说了，——像张风筝
向蓝穹，凭一线的力量。[1]（P173）
在这诗里本来是“写实”的“一缕香”，“半朵红”，后来在《一串疯话》里改为“这树丁香，几支山红杏”，而且改成了比喻；在这诗里的本来也是“写实”的“心在转，你曾说过的/几句话，白鸽似的盘旋”，后来演变成了“将来时”的句式：“如果你是五月，八百里为我吹开/蓝空上霞彩”，这诗里的“多少勇敢话，那天你我全说了”，后来改为“忘掉腼腆，我定要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全说在你的面前！”在这诗里的“像张风筝/向蓝穹，凭一线力量”，后来改为“那样子来了春天”。《一串疯话》的艺术魅力，来自于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化成公众的爱情话语乃至诗性格言，把个人情怀的真实述诉，转化成了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概括。
与此同时，林徽因在1936年还写了好些同属于“这个”故事的诗篇。《八月的忧愁》（1936年夏末秋初）这首诗，根据一篇长篇访问记披露，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还记得这个诗题。当时记者找出这首诗给金先生看，请他尝试回忆与林徽因的交往，他婉言拒绝说，他的话只能对林徽因个人去说，现在林徽因已经不在，他只能把这些话留在心底。所以，《八月的忧愁》是值得今天细读的一首诗。这首诗有三节，最后一节为：
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
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
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
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1]（P196）
读者不妨试着把“八月”解为年龄，“八月”可以比喻青春期刚刚过去，而中年期又还未到。林徽因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很受冷落：“从没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可是，这诗里的抒情主人公恰恰在此时遇到一次感情的危机：原本的生活同新的梦想怎样得以连牵？“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据林洙先生的回忆录记载，林徽因曾经把这个感情难题提请梁思成帮助解决，就像一个妹妹向哥哥那样倾诉。
在写《八月的忧愁》前后，林徽因还写了《山中》等诗，从感情脉络来看，也都同属一个故事。在这些诗里，林徽因反复诉说着“暮秋梦远，一首诗的寂寞”，“只能空想，也厌烦了空想”（《空想》）。[1]（P199）这种感情危机在很快地过去：“我们倏忽翻过几重天空”，“你我如同画里人，掉回头，便就不见！”（你来了）[1]（P199）“我问秋天，秋天似也疑问我：在这尘沙中又挣扎些什么。”（《“九一八”闲走》）[1]（P200）这场感情的故事最终成了美好的记忆、诗的灵感：“当时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相信/那三两句长短，星子般仍挂秋风里不变。”（《山中》）[1]（P208）
林徽因创作的诗歌里，重要的优秀的诗篇还有不少，例如，《暂缓》、《六点钟在下午》、《小诗》、《恶劣的心绪》、《写给我的大姐》、《一天》、《忧郁》、《哭三弟恒》等，都开掘深刻、技巧新颖。但是，因为本文所讨论的是林诗创作之“核”，所以，对于这个“核”之外的篇什，就不作讨论了。
当我们把全部林诗匆匆检阅一遍，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一首是写她与丈夫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的。普通的读者或许会对此惊讶不已。梁从诫先生曾谈到《你是人间四月天》一诗，据他父亲梁思成先生告诉他是写给她的丈夫和子女的，但他未听他母亲林徽因先生告诉过他。笔者认为，从这首诗的抒情风格看，不大可能是写给丈夫和孩子的，因为孩子年龄太小，丈夫又不大有时间读诗，林徽因为什么要写一首朦胧难解的诗给他们呢？尽管这样，读者也没有理由惊诧，因为诗是一种情感挣扎的产物，或者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文学都是报忧不报喜的东西。戴望舒说：“幸福的年华，空白的诗帖。”[3]（P169）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则各种各样。这样说来，林诗里没有涉及丈夫和孩子，那说明这个家庭大体上说来是稳定的，因而是幸福的。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笔者这篇论文的写法。他们或许会说，就评论林诗的写法、技巧、词句就够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分析这其中感情上的故事，这不是揭人隐私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笔者引证著名宋词研究专家、前辈学者，已经过世的吴世昌先生的一段相关论述。吴世昌先生在《周邦彦“少年游”词赏析》一文里说，周邦彦之所以能“集大成”，其关键处就在于他在抒情写景之际，浸入了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因此，周邦彦词弥补了柳永词的不足。[4]（P228）这也正是林徽因诗的一个大特征，她在诗里“述事”，使得她的诗有可能高出那些只是抒情写景的诗，因此别具魅力，为世人所传诵，也正是林徽因对于宋词优秀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我们将林诗里所述之事分析出来，理解因此而深下去并且清晰了。反观当下的一些诗歌写作，由于没有述事相“钩连”，抒情写景显得支离破碎，无论整体或局部都显得难于理解。这不也是林诗在当下的意义吗？
我国青年诗人王家新在一篇诗论里曾经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一个诗人是有限度的，他的一生都在写着同一首诗，是一首诗的不断重复、深化、扩展，回到起点上，又朝向它的新的可能。王家新还说：一部文学史无非就是文学自身的不断重写、变通，自我调节与循环往复。[5]（P54）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经典范式。笔者所说的林诗创作之“核”，大体上也就是王家新所说“一个诗人的一生总是在写着同一首诗”。[5]（P54）这是因为一个诗人是有限度的。记得有一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来北京在北京大学演讲，会议主持人请笔者提第一个问题，于是，我问：“你一生写的诗歌可能在1000首以上，我想知道，你的诗创作是否有一个‘核’，好像你一生一直在写它？”他回答很肯定，他说有一个核，这就是“乡愁”。他说他离开大陆时20岁，晚上总是梦见昔日的朋友找不见了，他从那时开始写诗。他说他此次回大陆，目的是去东北寻找“九一八”那支在抗日战争期间流传很广而一直回荡在他胸间的歌。同样，林徽因的诗也有这样一个“核”，这个“核”就是抒写一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林徽因“开笔”所写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无意之间“预言”了这个“核”，可谓是这个“核”的隐喻：面对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以及永恒这个谎言，人的生命是否需要不息的变幻，一刻也不能安定？她试图通过写诗“参透这幻化的轮回”，探索怎样大胆地爱这伟大的变换。林徽因在一些通信里说：“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1]（P334）林徽因对于人生的这些体会，使人想到德国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关于人的生产力依赖于敏感的情绪这一可畏的观点。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曾指出爱情对于发展经济的作用，这个问题迄今无人研究。科学史家们纷纷发现，爱情与感情对于科学家的成长与创造，不是妨碍，而是推动。我们不妨从这些观点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理解林徽因诗创作之“核”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不必一定与“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林徽因的诗就可以获得重要的和肯定的评价。对于“宏大叙事”，林徽因早就说过“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哭三弟恒》）。[1]（P232）她还嘲讽说“真佩服一些人整天说着大话，自己支持着极不相干的自己”。[1]（P340）她甚至还说，“对我来说，‘读者’不是‘公众’，而是了解我、与我具有同感，渴望听我诉说，并且会有感动的那些人。”[1]（P39）她还说她的作品必须是从她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必得是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她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所有这些理念与体会，在今天都应得到明确的肯定，而且这也是深入理解林诗的价值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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