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点 】
“求是奖 ”获奖者的科学社会学分析
赵婉懿 文成伟 沈恩珠
摘 要 本文以求是科技基金会奖助的科学家为例，探讨获奖科学家的社会属性和成长历程，同时总结我国科学界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科研模式等方面的特点和不足，可以得出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求是奖；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成长规律
1994年初，查济民先生与其家族在我国香港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主要用于表彰基础科学成就突出以及产生重大科研成果的协同科研项目，具体分为“杰出科学家奖”“杰出青年学者奖”“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三个部分，另外有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奖学金支持。基金会以“科学精神，人文情怀”为核心理念，秉持求是求真、不计得失、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24年间发掘、奖助和扶持了一批杰出科技人才及重大科研项目，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培养新生力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下文仅就“杰出科学家奖”和“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两个“求是奖”的主体奖项展开分析。
一 、“杰出科学家奖 ”的年龄 、性别和成长规律
1994—2017年，共有28位学者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从他们身上，既可以窥见我国科学界在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上具有的一般特点，也可以总结出科学家成长的一般规律。
(一)年龄结构
科学界的年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影响因素既涉及科学家主体，也涉及科学本身的学科属性和特点。科学界的年龄结构与科学的发展水平、认知结构、权威确立及角色分配等都存在密切的联系[1]。它既受到科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蒋介石也是主张少争论，多做实事。在1928年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谈话，提出:“读书研究，不宜论列党政，往复讦难，引起更多之纠纷。且欲避免本党目下之纠纷，惟有少发议论，多做事实。此时小册子愈多，则青年心理愈纷，为害愈大，而小团体亦愈多，徒使青年思想不一，心志不定，而党国危机愈甚也。”［蒋介石:《论党国时局之意见》(1928年9月4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0页］
首先，根据默顿的观点，科学的这种增长主要来自年青一代的参与；而年轻科学家在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上的增加意味着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比其他职业更年轻化的年龄结构[2]。
其次，科学领域典型的“进出”模式会影响科学界的年龄结构。由于前期学习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科学家进入劳动力行列的年龄通常晚于其他行业职员，在24岁以下的年龄层中，科学人员的构成比例明显低于该年龄段所有职员的占比；这种情况在25到45岁的年龄段发生反转，科学家年龄结构的百分比在这一时期超过并远高于所有职员的平均值；而在45岁以后，从业人员的比重都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科学家的比例更是再次迅速下降到所有职员在该年龄层的比例以下[3]。科学家这种独特的职业流动模式和年龄结构是由科学的认知结构决定的——科学家在胜任科研工作前比一般职员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学习。除了时间和精力，其中还包含大量经济和情感方面的投入，再加上严格选拔带来的高淘汰率。不过，这些标准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家职业选择的稳定性[4]。
“杰出科学家奖”28位获奖者的年龄结构同样满足上述规律。如图1所示，获奖者的获奖年龄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4年以前，科学家的获奖年龄均在65岁(含65岁)以上，获奖平均年龄为74岁，整体偏高；而在2004年以后，获奖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整体年轻化。这种年龄结构上的变化与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科研体制的完善以及科学共同体合作的加强有关，也与科技人员同时期教育水平的上升密不可分，是社会普遍科学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之一。
图1 “杰出科学家奖”获奖者获奖年龄分布曲线
在科学领域流传着“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的说法，它反映了一种倾向：科学中最优秀的成果通常都是在科学家相对年轻的时候取得的[5]。这种说法在28位获奖者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这28位科学家获奖的平均年龄为64岁。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青壮年时期就已基本完成了这些发现，平均年龄为39岁。作为一种强调创造性的活动，科学既需要足够的体力、充沛的精力，也需要科学人员在记忆力、理解力等思维能力方面的均衡协调，所以25～45岁可谓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区，处在这一年龄范围的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可能性更高。在科学发现年龄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会相对更大[6]。然而，在图1中可以看到，与获奖年龄相反，科学家取得最初成果的年龄呈增长趋势，这一变化则反映出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也加大了科学发现的难度。
1995年，求是科技基金会首次设立“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截至2017年，已有14个重大科研项目获此殊荣，它们在专业分布和科学家成员构成上具有一定的科学社会学规律。
科学发展中的变化不是在每一个学科中都一致，所以当从科学的总体转向科学的不同学科时，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在年龄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学科的形成时间和发展水平相关，而且与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化程度有关。一门科学的体系化程度会影响人们获得相关能力的方式，进而影响相关领域科学家的年龄结构[7]。“体系化”是指把经验知识加以整理，转变形成简洁、系统、相互关联的理论阐述。具体来说，在体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科学家往往更依赖于以大量描述性事实为主要内容的经验知识，这些较低层次的理论通常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验证；而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一般具有更精准的理论结构和更规范的评估标准，学术流动和理论更新速度也相对更快。所以，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学科里，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时普遍年轻，新思想也更容易得到应有的重视。换言之，“马太效应”在体系化程度较低的学科中作用更明显，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学科中，年轻科学家的成果能更快地得到肯定，其贡献也能与年长科学家享有同样的知名度[8]。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生物、物理、数学等体系化程度较高的专业领域，年轻科学家可以在“杰出科学家奖”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二)性别结构
很显然，获奖科学家出生和成长的地域分布与该地区的发达程度呈正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区域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促进当地文化的繁荣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产生重要影响[12]。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华东地区特别是江浙沪一带之所以能催生如此多的获奖科学家，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条件，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科学界男女结构的看法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女性生来不适合从事科学工作造成的。这一观点背后有一段人类关于大脑对性别影响的认识史。19世纪，解剖学发现女性比男性的脑体积小，而当时的人认为脑体积大则更聪明，于是这一点被作为女人智力比男人低下的证据；后来，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表明，脑体积的大小是因身高体重不同导致的，与性别无关，且没有证据能证明智力水平与脑重之间有密切关系；科学家又试图以男女脑内结构差异来论证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智力上存在先天缺陷，这种说法也很快被证明是荒谬的[10]。此外，生理决定论用以论证两性因生理差异导致智力状况不同的“变异性假说”在20世纪上半叶也被证明是不成立的。目前，学界已普遍达成一致，认为两性大脑间的区别很细微，而且人类各器官的可塑性很强，所以两性的认知能力并无明显差异。以上事实说明，如果将智商或认知水平作为一种能力衡量标准，女性从事科研的先天条件并不比男性差。“杰出科学家奖”唯一的女性获奖者王小云教授在专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科学家毋庸置疑的科研实力。
现今的中小学生，大多数在幸福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被溺爱被照顾的养育方式造就了部分学生缺乏远大的理想，抗挫折能力不强，很难与人相处，缺乏进取心。因此，中小学教育需要将君子教育的理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注重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普遍的社会认知中，自然分工的差异会使女性在科研工作中面临更多困难，因而会比男性科学家更早地遇到科研“瓶颈期”，所以很大一部分女性科学家都只能在相对一般的科研机构工作，能享受到的科研资源和支持力度远不如男性科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女性科学家的发展空间。
而在我国，在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即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性别问题就已初见端倪：一方面体现在男多女寡的性别比例失衡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因类而异的专业倾向性上——男学生多集中于理工科专业，而女学生多集中在人文社科专业，文理科性别结构差异显著[11]。世俗偏见和差别对待共同导致了教育分化现象，这种教育分化又成为后期职业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社会普遍更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很多女性从最初就表现出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过多投入科研活动，不是出于个人喜好，而是在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或重重压力下，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为家庭生活做出让步。
在以上获奖项目中，有三个特别值得一提。其一是1996年获奖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当时作为主要科研人员之一的屠呦呦凭借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可见，科学家们为科学事业和人类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屠呦呦等人在1996年获得的“求是奖”是一份早于国际生物医学界20年的肯定。其二是1997年获奖的早期生命演化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团队在随后的2003年又被国家授予了自然科学一等奖，再一次证明了求是科技基金会的远见卓识和求是顾问团的权威公正。其三是2003年获奖的为研制无人飞船作出杰出贡献的六位代表科学家。与1994年为“两弹一星”元勋们颁奖时的“滞后”现象不同，这一次为神舟飞船载人航天工程核心团队颁发的是“提前”的奖。在载人上天尚未最后实现的时刻颁发这一奖项，该奖项既是想要肯定这六位专家已经做出的成绩，表彰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为载人航天飞行事业做出的努力和积累的经验，也是为了表达对研制队伍全体人员的敬意和支持，传达所有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对他们的期望与信心[14]。而在颁奖典礼仅一个月后，“神舟”五号就载着杨利伟成功完成了飞天目标。这一年恰好是求是科技基金会为“两弹一星”元勋颁发“杰出科学家奖”的第十个年头，“求是奖”见证了两代科学家的孜孜以求和杰出贡献，更见证了中华民族两次圆梦的历史跨越。
（3）形态观察：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胶束粒子的形态。将TPGS-CS载药胶束溶液用水稀释后，滴至表面有支持膜的铜网上，自然晾干后，用1%磷钨酸染色，自然晾干后，送检。从图5可见，载药胶束呈球形，有清晰的核-壳结构，呈椭圆形，粒径约为160 nm。
(三)成长规律
除了年龄结构、专业分布和性别问题，“杰出科学家奖”28位获奖科学家的出生地分布也具有一定的特点。统计结果，见表1。
表 1获奖科学家出生地地域分布统计表
回溯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在科学活动中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直至20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但就整体而言，从事科学活动的女性数量仍然有限，进入精英级别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在科学社会分层的高层中，这种对比更加明显[9]。不仅如此，还有数据表明，在科学界，女性所处地位与男性相比也不完全一样，所得到的承认和奖励也较少。“杰出科学家奖”获奖者的性别结构也符合上述特征：迄今为止，“杰出科学家奖”的28位获奖者中仅有一位女性科学家(密码学家王小云，2006年)，获奖者男多女少，性别比例极端失衡。
获得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的14个项目包括112位科研人员，涉及40余个合作单位，这些内部成员在构成上也具有一定的科学社会学规律。
统计28位科学家本科毕业的院校，发现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985”“211”大学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数据不仅再一次验证了求学名校、拜师名门、打下良好学习基础对于一个科学家成长的重要性，而且对我国重点建设“双一流”大学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也是一个佐证。然而，尽管这些科学家本科就读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在我国处于学术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大学，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本科毕业之后还是选择了出国深造，真正完全由我国培养出的科学家只有陈中伟、于敏、王振义、王小云这四位。这一现象表明，我国的教育体制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目前仍欠缺独立培养高端科技人才的实力，我国的高校与世界顶尖大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二 、“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获奖者的科学社会学分析
由于科学的制度规范要求普遍主义和独创性并以扩展被证实的知识为目标，所以，确立已久的学科与新兴学科发展的相对速率会略有不同。在“杰出科学家奖”获奖者中，获奖年龄最大的是谈家桢院士，获奖时86岁；最年轻的是潘建伟院士，获奖时仅有35岁。这两位科学家的获奖年龄相差了51岁，忽略时代背景的不同，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谈家桢院士所从事的遗传学是一门传统科学，而潘建伟院士研究的量子信息学是一门新生科学，相对而言发展速度更快，更容易取得突破性成果。
(一)专业分布
从1995年到2017年，获奖项目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医药科学、航空航天科技等多个研究领域；既包括理论层面的创新或发现，也包括实践方面的探索和突破。在这23年间，随着时间的变化，获奖项目的技术含量与理论水平也发生了变化，获奖课题研究领域的体系化程度自2002年起有明显的增强趋势，项目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理论也日臻先进和成熟。不同于前期，获奖项目都是一些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验证或实施，研究领域多属于体系化程度较低科目的情况，后期获得“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表彰的科研项目以创新型为主，不仅项目所在专业的体系化程度更高，而且几乎都是处在国际科技研究领域前沿的学科或课题。
可见，社会对两性的刻板印象及性别偏见，影响了女性自身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也影响了社会对女性的客观评价和角色分配。想要弱化这种性别结构失衡，只能通过体制的完善和观念的转变来实现。
但这么多年以来，像王小云教授一样崭露头角的女性科学家依然寥寥无几，我国科学界的男女结构仍没有显著改善。这种性别问题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社会文化因素。
从延津试验站到水稻分子遗传学创新团队，“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获奖项目的专业分布和变化趋势，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研重点以及科技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体现了求是科技基金会作为评选方的前瞻性和风向标作用，体现了“求是奖”作为一个以科学技术研究为主要对象的科技奖项，更看重科研过程和科学精神而非单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选标准。通过奖助方向的灵活调整，“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不断顺应中国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展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切的人文关怀及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为我国科学界的良性发展给出了正确的引导。
井点管的埋设宜用套管冲枪或钻机成孔，孔深=井点管长+滤管长+0.5m，成孔孔径应达到0.3～0.35m，管壁与井点管之间有一定的间隙，以便于填充砂石过滤层，滤网厚度应选用60mm和100mm两层，以防止孔壁坍塌。
(二)内部成员
从科学家的出生地域和成长环境可以引申出关于科学家成长一般规律的研究。在《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书中，朱克曼总结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经历的共性特征。首先，他们通常都出身于具有良好经济条件和学习传统的家庭；其二，他们通常都毕业于著名大学且他们的导师也多是相关领域的佼佼者；其三，这些人往往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初露锋芒[13]。获得“杰出科学家奖”的28位科学家也非常符合以上特征：他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与影响，他们的授业恩师也多是各自领域非常有造诣的专家学者。
首先，除了参与1995年(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延津试验站)、1997年(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2002年(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三个获奖项目的科学家均来自于同一科研机构外，其余11个获奖项目的成员都隶属不同的大学、企业或科研院所。这一现象说明集合多种社会资源，展开通力合作这一科研模式的有效性。中医药现代化项目(2001年)涉及12个合作单位，其中有大学，有研究所，还有医院。这些成员间的合作既体现了医药、生物学科间相互关联的专业特点，也说明了体系化程度较低的学科在科研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所以，这一课题既要求科学家们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求他们学贯中西、勇于创新，积极掌握和利用当代科技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从而建立起一套为国际医药界所认同的中医药质量和疗效的标准。而正是这样的发展目标、学科特性和专业体系化才促成了相关科研单位间的合作。
此外，在成员构成上同样具有鲜明特点的一个项目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这一项目的内部成员在构成上除了研究所和大学以外，还囊括负责具体生产的制药工厂(广西桂林制药厂)。尽管大部分研究人员仍出自专业科研机构，但这一项目仍是科学、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典例，也是14个获奖项目中唯一与企业达成合作的项目。一方面，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课题性质和学科差异有关，不同于侧重理论研究的学科，这种倾向于社会应用层面的课题更需要与生产环节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这一特点也体现出了一个问题：就整体而言，虽然我国科研领域在科教结合上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但与企业或生产间的联系仍有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我国科研成果的创新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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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求是奖 ”科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启示
首先，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要特别重视对青年科学家的培育和支持。科学发现具有最佳年龄区间的规律，给我们进行科学人才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通过重点资助该年龄范围科学家等方式充分调动其科研积极性，促使其创造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15]。针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特点，应给予最适宜的政策和奖助扶持，在科学奖励机制上应尽力克服科学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包括科学领域的分层问题，在奖助过程中要尽可能兼顾，对各分支学科一视同仁。
学生在每次完成课堂任务或者家庭作业时，教师要及时评价，对学生掌握不好的地方进行即时性反馈，并且督促学生进行改正，这样学生才能够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进步，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不光要对学生的学业表现进行关注评价，还应当密切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引导学生走正确的道路。
其次，性别偏见对女性科学家的事业发展有消极影响，改善科学界的性别平等情况迫在眉睫，而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已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干预。例如，放宽女性科研人员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上限，允许女性因生育原因延长在研项目的结题时间(最长可至24个月)，增加专家评审组中女性的数量。这些举措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6]。但仅依靠资助机构的作用是有限的，为女性提供与男性公平竞争的环境、采取多种措施消除性别偏见和社会障碍是解决科学家性别差距的关键。
再次，在科学家成长方面，我国政府与高校应共同致力于打造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大学最根本的职责应该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引导创新，肩负起科学研究的重任，而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科学研究的能力。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科研整体实力，催生出更多“土生土长”的优秀科学家，必须对办学的硬件设施、课程的深度广度、师生的综合素质、学术的成绩声誉、研究基金的额度数值，等等，制定更严格的要求和评价指标，进一步完善高校教育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推动大学成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和催化剂[17]。同时，想要培养出真正具有科研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还要注重开展产学研并行的教育和管理模式。除了国家政策规划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高校的积极配合，以及企业、工厂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从而更好地推动科技社会化，将产业、教育和科研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最后，要进一步确立秉持科学自治理念的科学奖励机制，保证科学奖励机构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自主性，做到真正“让科学界为科学家颁奖”。正如求是科技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以其独到的眼光发掘和奖励了一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其中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初期或未被官方认可的阶段就得到了基金会的奖励。“求是奖”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原因的就是一直遵循着科学发展的“科学自治”原则；而其中一个前提条件则是拥有一个强大的专业顾问群体全权决定奖项的评定，不接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申请，保证奖项不受外界力量的干扰。不可否认，权威也可能犯错，由科学权威主导的科学奖励模式也有质疑的声音；但相对而言，科学权威是最了解科学的群体，保持科学自治理念的科学奖励机制更有利于落实科学的自主性原则。
“那么你班上的女生很少，而且你没女朋友。想认识更多女孩应该是你想加入社团的理由之一，搞不好是最大的理由。”长发女生说。
四、结语
历经二十四载春秋，“求是奖”见证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嬗变，见证了几代科学家的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技整体水平的大幅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具有的一些共性特征，揭示了我国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与科学社会学规律。科学奖励既是科学进步的集中反映，更是一个指明科技前进方向的指向标，它告诉科技界以及整个社会什么是好的、值得重视的科学，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向导。
多年的实践表明，实训设备和理论教室于一室的一体化教学场所，形成了教室不像教室、工厂不像工厂的局面，出现实训设备损坏、闲置的严重浪费现象和安全事故，影响了正常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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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与华无极
中图分类号 G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25(2019)01-0012-06
作者简介 赵婉懿(1996-)，女，吉林四平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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