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积极探索论文,道路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毛泽东倡导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的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1949年就开始了。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得不照抄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P305)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有成效，但对这种“基本照抄”的办法，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P117)
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加适合中国情况的办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有两个情况促使他提出这种想法。一个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已经在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另一个是经过苏共二十大，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P23)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阐明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3](P9)
在提出实行“第二次结合”这个命题时，考虑到以往经济建设中有过照搬苏联办法的倾向，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3](P9)
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叫嚣要“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性质”，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浪潮。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指出，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但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则必须坚持。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两者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如果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共同性，即否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那搞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主义了；如果不从中国实际出发，那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不可能搞好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3.论述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首先，为了实行“第二次结合”，必须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实践经验。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1](P276)不经历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要正确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这里所说的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两个方面。正面经验告诉人们怎么做是对的；反面经验告诉人们怎么做是不对的。毛泽东认为，不犯错误，人们的经验就不完全。“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2](P375)不犯任何错误，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善于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只有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比较和对照，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才能逐步地符合实际。
毛泽东认为，“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在1960年6月所作的《十年总结》中说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4](P216)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十年不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毛泽东决心再用十年时间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可见他认识到了这个探索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不过从后来的实践看，即使再用十年时间去探索，也还不够。
其次，为了实行“第二次结合”，必须注重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必由之路。
为了纠正“大跃进”中发生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于1961年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认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1](P233)“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4](P518)
为什么在“大跃进”中会发生主观主义的错误呢？毛泽东恳切地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他同时希望大家都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1](P237、250～251)
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向实践学习的过程、“向群众寻找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P332)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5](P379)
再次，为了实行“第二次结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毛泽东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P109)总之，一要遵守、坚持，二要创造、发展，这就是他提倡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
要遵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就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6](P193)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东西不经过认真的钻研是掌握不了的。在全国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确定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目。新中国成立后，更对干部学习理论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认识，毛泽东在1958年建议各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1963年12月，他表示赞成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组织干部学习或选学马克思主义三十部著作的建议。在晚年，他还反复地讲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6](P216)这个教训很严重，应当记取。
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工作中的预见性。如果“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7](P169)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地总结经验，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我们“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8](P197)党内的团结和干部队伍的团结才能有牢固的思想基础。
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我们的思想方法，应当是“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2](P366)独创，绝不是闭门造车。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调查研究新的情况，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作出理论上的创造。正是从尊重实践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才说，“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所以，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8](P206、204)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针对性很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去积累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积极成果
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的挫折。
应当承认，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没有曲折和失误。这种曲折和失误，并不单纯是消极的东西。碰了钉子，汲取了教训，人会变得聪明起来。对于我们的党来说，也是这样。1961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就说过：“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1](P277)
我们党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在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要的积极成果，并由此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9](P374)，即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十分重视将中国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毛泽东等是作出了理论上的重要建树的。主要是：
1.提出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实际，并不是脱离世界的孤立的存在。在《论十大关系》这个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篇之作中，他就专门提出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个问题。[2](P41)随后，他在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提出了使之“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的问题。[1](P302)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是很必要的。为此，1956年，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P41)
怎样贯彻实施“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呢？这就是，“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10](P313)“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P41)
具体地说，就是：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外国的长处，是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事物。“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P41)如果说学，那就是从反面去学，引以为戒，不予照办。
毛泽东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P43)
其次，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也要同本国的特点相结合，做到“外为中用”。[11](P26)“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就行不通。”[10](P313)“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2](P83)“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什么？他强调，“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P82～83)
最后，学习外国，既要有世界的眼光、虚心的态度，又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丧失民族信心”。[2](P43、83)“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8](P231)必须反对贾桂思想。他认为，“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要破除。“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2](P404)东方人“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10](P393～394)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P5)毛泽东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0](P318)
2.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
主要是：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2](289)他把这个“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是“第二个革命”。[1](P217)
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大约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指出，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1957年3月，他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说，“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2](P275)1958年1月，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准备大改革”。[8](P43)这个思想，他以后又反复讲过多次。比如，经他修改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报告稿就指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迫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不进行不断的改革。”[4](P109)
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曾经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中共中央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由于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矫正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P116)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还很遥远；在一个长时期里，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论述两类矛盾的学说时，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坚持这六条标准，是我国的建设和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保证。
3.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经济建设方面：
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试办托拉斯，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主张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要求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设想(如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党代表实行常任制等)。
在文化建设方面：
指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
提出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
4.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
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方面，毛泽东等也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12](P199～200)
诚然，对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些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和发展。1959年底、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1](P137)由于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要随之发展。所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曾对与会者明确讲过：“你们应当超过我”。[8](P204)
凡事开头难。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革命家提出和阐明的这些富于独创性的理论，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们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13](P297)
三、毛泽东等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在学习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大家十分关注并且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问题。
为了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十七大文件中提出的以下论断：
其一，十七大报告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二，十七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三，十七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四，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十七大的这些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突然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切关联，把二者割裂开来是错误的。
十七大以后，中央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14]
习近平同志在不久前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一文中，明确地说：“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些论述，针对性很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为什么说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说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系统阐述的重大课题。
在这里，我仅就这个问题的若干方面讲一些看法。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所致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很明显，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个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具体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他确实明确地论证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定带有中国特点这个思想。他说：“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15](P143)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遵循的思想路线
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遵循的思想路线。
“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16]
3.关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建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政党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结构形式以及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随后又进行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这个根本的政治前提下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很明显，离开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创设的上述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离开毛泽东关于创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4.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步骤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等，都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并且已经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吸收，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诚然，由于中共中央在1979年宣布，“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即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因此，邓小平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这个“三步走”的战略，是为实现“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所作出的切合实际的战略构想，是对“两步走”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5.关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
比如，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论断，正是我们党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的思想来源。
比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这个学说，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比如，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也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比如，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两类矛盾的学说，同样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离开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的科学继承，许多问题是难以讲清楚的。
正因为如此，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门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作出了归纳和说明；并且指出：“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些论述，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