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白虎通义》真伪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伪论文,白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整个经学史上，《白虎通义》可以说是一部颇不为人所怀疑的经学著作。从古代到近代，除了周广业、庄述祖和近人孙诒让三人对《白虎通义》作过一些形式的考辨（诸如篇卷的多寡、名称的异同、版本的流传）之外，只有宋代的朱翌（“政和中登进士第，南渡后官中书舍人”）大胆断定《白虎通义》为伪书。他说：“《荀子注》‘六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马六’。今之《白虎通》无此言。缘本朝求书有赏，往往多自撰以求赏，非古书也。如《竹林》、《玉杯》、《繁露》皆后人妄言，非仲舒当时书。”〔1〕
朱氏此言不但认为今本《白虎通义》是伪书，而且明确断定作伪于宋代。至于作伪者，在他看来，可能是无名之辈。孤立地看，仅仅根据个别语句的出入、有无来断定一部书为伪，并以同样不太可靠的旁证来类推，这的确有些过于幼稚了。《四库提要》的作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然则辗转传写，或亦有所脱佚。翌因是而指其伪撰，则非笃论也。”也可能正由于这个或许正确的原因，朱翌的看法一直没有引起后代学者的注意，周广业、庄述祖、孙诒让诸人竟全无一语提及，就连实际上步其后尘的近人洪业也是如此。
不过，洪氏的高明之处在于能直接从某些内容入手来考证《白虎通义》的真伪。“今读《白虎通》，疑其书非班固所撰，疑其非章帝所称制临决者，疑其为三国时作品也”。〔2〕较之于朱翌的歪打正着来说，洪业的看法就具体的多、可信的多。据洪业所说，历代目录书上有关《白虎通义》的作者便全是伪的。
在此文中（即“《白虎通》引得序”），洪氏据以立论的证据有三，其一，“固所为之，见两《汉书》中；此外，《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亦颇多征引。观其行文气韵，大不与《白虎通》相类。”其二，“且一代之经说，往往与其时之典章制度有关，倘《白虎通》足以代表章帝称制临决之论；何其又与汉制不合耶？”其三，《白虎通》九锡内容抄自宋衷纬注与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的九锡文。
洪氏所言确有道理，它构成了我们论述的基本前提和初步基础。不过，洪氏的论证仍嫌过于笼统、简单。洪氏并未从两汉经学背景、经学思潮，特别是从东汉初期的经学矛盾、经学问题入手来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彻底地解决《白虎通义》的真伪问题。本文正拟采取这种方法从经学、经书、谶纬、礼制等九个方面来对《白虎通义》的真伪问题进行一番新的考证。
第一，今本《白虎通义》混淆经学家法，不合东汉前期经学历史的发展特点。章帝建初四年的诏书明确说：“虽曰承师，亦经名家”。〔3〕就强调的是师承关系和家法系统。和帝时， 鲁丕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4〕另外，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蔡）伦监典其事。”〔5〕
据此看来，经学家法问题在白虎观会议前后一直深受皇帝和经学家的高度重视。这就绝无理由在白虎观会议中产生混乱和抹杀经学师法的现象，从而也就根本没有可能出现今本《白虎通义》这种不讲经学师法的作法。后代学者多从著述体例的形式方面来批评《白虎通义》汉有保存当时会议辩论的实际情况。“昔班氏之入此观也，习《鲁诗》者首重鲁恭，肆《欧阳》者并崇桓郁，景伯则专精专义，丁鸿则兼习今经，共述师承，咸资采析。今则淳于之奏，莫考旧闻，临制之章，无由资溯，师守之源流莫睹，专门之姓氏谁寻。而欲综《七略》之遗文，汇百家之异旨，津逮殊迷，渊源何自。〔6〕陈寿祺在《五经异义疏证》自序也说“《石渠议奏》之体，先胪众说，次定一尊，览者得以考见家法。刘更生采之为《五经通义》，惜皆散亡。《白虎通义》经班固删集，深没众家姓名，殊为疏失，不如《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赡过之。”
但学者们都没有真正理解今本《白虎通义》的这种作法本质上恰恰是混乱经学师法，而混乱经学师法不但达不到统一经学的目的，也根本无法贯彻皇帝本人对经学不同派别的裁断和评定。经学家法不仅在于怎样引用，更重要的在于如何解释。今本《白虎通义》一般仅仅是引用或转述，而极少作理论上的根本性解说，即使有些所谓解释也只不过是肤浅而杂乱地疏通文意而已，并不能构成一家之说或众家之论。今本《白虎通义》有无辩论者姓名和章帝制断之语，绝不是一个细节上的撰述形式和编纂体例问题，而是一个区别经学家法，明确道统的根本问题。
例如：《白虎通义》卷一有“《春秋传》曰：天子三年然后称王者，谓称王统事发号令也。《尚书》曰：高宗谅闇三年，是也。”据陈立疏证云：《春秋传》乃《公羊传》文，《尚书》乃“古文逸篇《说命》文也。”
《白虎通义》卷六有“耕云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桑于西郊何？西方少阴，女功所成。故《曾子问》曰：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亲桑，率外内命妇蚕于北郊。”对于“女功所成”前句话，陈氏疏证为“此《公羊》注或是异代礼，当时《古周礼》未行，故所据文少异也。”对于“《周官》曰”一句，陈氏疏证为“此引古文礼说备异解也。”陈氏之疏可谓前后矛盾，前疏不合经学实际状况，后疏曲解文意。实质上，这是《白虎通义》混乱经学家法的具体的表现。
泯灭经学家法的观念和作法一般只能出现在东汉后期，和帝时徐防曾专门上疏说：“伏见太学度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渐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7〕对此，陈寿祺评论说“是时师法已衰。 ”〔8〕其集大成者就是郑玄的遍注群经，今古文经学互注互训。 但在明、章之际，尽管要求张大古文经学并力图统一经学，可家法之别还是经渭分明、严格恪守的。若混乱经学师法，何以白虎观会议之后不马上立古文经学呢？不立古文经学显然就是区别家法的明证。许慎作《五经异义》仍然以区别家法为己任，《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叔重此书盖亦因时而作，忧大业之陵迟，捄末师之踳陋也。”〔9〕由于《白虎通义》混乱家法，在形式上就表现为对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具体过程一字不提，甚至对章帝的决断内容也闭口不谈，这种作法只能出现于汉魏之后，此时经学扫地，家法崩溃，加之郑玄注经与门生的传播，使得几乎没有人能找出经学家法的区别来，只好因陋就简，杂抄众书，汇成此编，所以在体例上，上不与《石渠议奏》、《石渠礼论》同，下不与《五经异义》同。唯一与《白虎通义》相似的是刘向的《五经通义》。这是由于刘氏之书并非奉命而作。尽管在学说上也有依凭，在材料上也根据《石渠议秦》内容加以删节而成，但毕竟全然出于一人之手，并且主要是为表述刘氏本人之经学见解而作；其次，刘氏所处时期虽亦有《公羊》、《谷梁》之争讨，但并无今古文经学之角斗，因为不管《公》、《谷》之争再激烈，也较之《公羊》、《左氏》之差别要小得多。
第二，今本《白虎通义》中的“五帝”系统与东汉确立的正统的“五帝”序列截然不同。“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易》曰：黄帝尧舜氏作。《书》曰：帝尧帝舜。”〔10〕虽然这只是引用经书上的话，但这种只排列顺序而不加重新说明的作法本身，在客观上就必然与官方的正统系统相矛盾。
而对这个问题解释的最好的是贾逵，他对章帝说“《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今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11〕
其实，早在班固作《汉书》时就已经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排列了一个从古自今的汉家王朝的刘氏家族系统。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徒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祀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12〕
臣瓒注曰：汉承尧绪，为火德，秦承周后，以火伐木，得天之统序，故曰得天统。〔13〕
班固甚至还把“断蛇著符”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传说当作正式历史郑重其事地写进《汉书》里面。对此，应劭注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畴，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时，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14〕
可以说，班固这一番系统而又严密的历史叙述，较之于贾逵的经学论证，不但更有用，而且更可信，难怪明帝读过之后便大加赞赏。而且，由于班固所写的这些内容恰是全书的第一卷，自然完成的最早，因而可以断定，明帝当时首先读到的《汉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肯定包括这些。表面上，班氏作《汉书》是断代为史，但内容上却大胆地把刘氏从秦、项之列独立出来，而直承唐尧，这既满足了东汉皇帝的历史虚荣心，又符合东汉王朝的现实政治利益。尽管《汉书》形式上是班固写的，但实际上却代表了东汉皇帝的政治意志，同样，假如《白虎通义》是经学家们的意见，那仍然必须反映出东汉皇帝的现实要求，这二者是完全统一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今本《白虎通义》就没有任何理由作出那种与东汉皇帝政治利益完全不符的经学说明。因而，此书必非东汉之作品。
第三，今本《白虎通义》没有一处提及《左传》，甚至极少引用《左传》内容。这与会议前后的经学历史背景格格不合，更不符合亲临裁决的章帝本人的经学观点。据史料记载，我们知道从建初元年到建初八年之间这段时期，章帝对古文经学的态度一直是稳定的，即古文经学始终是得到章帝支持的，特别是贾逵在对章帝讲经说法时所作的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概括：“《左传》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15〕这样，《左传》便具有《公羊》绝对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既能为东汉刘氏王朝寻找出合法的历史根据，又能给东汉皇帝提供现实的统治理论。“君父”之义乃“三纲五常”之根本，“强干弱枝”乃封建政权之国策，岂有忽视之理。按常理说，既然贾逵早已提出这些理论性的基本经学问题，那么，作为章帝亲临裁决的白虎观会议又怎能毫不涉及这类问题呢？又怎能不以一种更具体、更丰富的形式在白虎观会议上提出来并进行相当激烈的深刻地论证呢？又怎能不在《白虎通义》中必然性地反映出来呢？因为，从当时的经学发展背景看，要想回避贾逵通过《左传》所提出来的基本经学问题，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十三经》中除了《孟子》、《左传》之外，《白虎通义》全都提到了，但《孟子》在当时既非经，又与今古文争讨无关，而《左传》就完全不同了，虽《左传》亦非经典，但却与今古文经学争论有着直接的、核心的关系。因此，《白虎通义》不提《孟子》犹可，但不提《左传》则万万不可理解。
另一方面，对于今本《白虎通义》的此处作伪之处，还可以通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述来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国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籍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左传》不但先成于《公羊》，而且据“本事而作传，”不象《公羊》纯以“空言说经，”徒以“口说流行。”“据《后汉书》，《白虎通义》之成当在建初五年，而《汉书》之成，倘在其前，不过二年；如在其后，不过四年，使二书皆为固一手所撰，何其文之不同耶？”〔16〕洪氏之说有理，不过尚有遗漏：倘其书诸儒之说，何与会诸儒中竟无一古文经学家乎？倘其书为今文经学家之论，班氏何能如此客观地整理而丝毫不带有古文经学家之观点耶？
如果略加考察的话，还会发现班氏在《汉书》中实采取一种扬《左》抑《公》之手法。《汉书》董仲舒传的“赞”中说“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仍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之徒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这实乃明褒暗贬之语。汉世公羊之学出于董氏，但董氏尚未及游夏；而游夏远未及丘明，可丘明又与孔子同是非，这不是一语道破了《公羊》不足贵的实质吗？为了发扬古文经学，班氏可谓苦心孤诣矣，倘若今本《白虎通义》确为班氏为之，何能如此不露声色乎？
第四，从经学背景看，建初年间，古文经学家主要是力图联合谶纬之学来共同战胜今文经学，但今本《白虎通义》中的古文经学内容之少却令人吃惊，即使是作为东汉初期“内学”的谶纬的内容在今本《白虎通义》中也少得极为可怜。据统计，今本《白虎通义》中共出现的所引书名有607次，其中谶纬之书占36次， 约占全书所引书目总数的十七分之一。今本《白虎通义》共321个章节，而30 个章节里有纬书的内容，这只是全书的十一分之一，其中又有六个章节主要是谶纬内容，即，纬书在六个章节中构成了本章节的主题。出现的纬书种类有17种，而今本《白虎通义》共引书的种类有39部，在这点上纬书占的比例似乎较大，但要知道，当时的经书总共也就那么有数的几部，说来说去，不过有《五经》及十几种经学传记而已，相对而言，纬书种类自然要多一些。但种类并不说明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引书的出现次数上，以及在全书章节中占居的比例多少，只有从这两点才能看出到底是经学还是纬书对今本《白虎通义》的影响大。根据统计：《公羊传》被引用62次，占引书次数总和的十分之一；引《谷梁传》六次，占引《公羊传》次数的十二分之一，《公羊传》是《谷梁传》的十二倍；引《尚书》共70次；引《王制》30次；引《春秋》19次；引《论语》48次；引《孝经》8次； 引《易经》22次。
如果考虑到今本《白虎通义》有时在引用纬书内容而没有提及书名的因素，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考虑到今本《白虎通义》在引用经书内容时也有相当多的不提及书名的因素，经过统计，纬书被隐括的有8次，而经书被隐括的次数则要远远超过8次，这也就是说，针对上面的基本 结论，这两种因素不但不能否定这一结论，反而加强了这个结论。
这样看的话，可以断定，今本《白虎通义》没有任何象近人所说的那种谶纬化，或神学化，或宗教化的倾向，相反，基本上仍是一部纯正的经学著作。比如，此书基本上没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内容，虽也有些“天道”、“天命”、“天理”等名词，可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与董氏所说的“天命”直接联系起来，好象此书在有意地避免议论“天道”，且“天人关系”在此书中也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三纲五常”共在7个题目中出现，其中5个是全章的主题，阴阳的成分较多，在63个题目中出现过，其中，阴阳占全章节主题的约有15个，除这方面外，大部分提到阴阳之处多是古人的习惯性用语，并无任何微义和深意；虽有个别的阴阳内容与谶纬混杂在一起论述，但绝大多数还是区分得很明显的。五行出现的不多，共9次，其中5个是全章的主题，阴阳五行的痕迹更少，只有5个章节中成为主题。这一切都与东汉前期谶纬泛滥， 以至于古文经学尚要结合谶纬来谈论经学问题的历史不相一致。
今人多喜从今本《白虎通义》的题目、章节的目录次序上来穿凿附会，企图论证《白虎通义》的章节题目全是后人所加，后人所排，“爵号以至嫁娶皆后人编类，非其本真矣”。〔17〕并非原书所为。
第五，今本《白虎通义》虽以今文经学为主，特别是以《公羊传》为其思想根据，但却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提炼概括出来的“三科九旨”之说没有丝毫联系。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它都算不上两汉经学的高潮，任继愈之说毫无道理。〔18〕另外，《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讲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但今本《白虎通义》没有一处是《左传》与《公羊传》的针锋相对的辨论，也根本看不出“《公羊》义”是如何“皆有理证”的。
贾逵说“《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这句话正好说明了《白虎通义》为何突然出现于曹魏时期的原因。〔19〕汉魏之际，经学蕃篱趋于崩溃状态，儒家的传统伦理纲常一度遭到破坏和扫荡，重才轻德是其风尚，崇尚权变这是三国时代的必然特征，所以，成书于这时的《白虎通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它虽然伪托于东汉，但其思想倾向是崇尚权变的公羊学。这一点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今本《白虎通义》虽以《公羊传》为主但却一点也没有董仲舒公羊学的内容这一奇特现象。董氏治《公羊》的目的在于维护现实政权的“大一统”性，“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其根本主旨，“三科九旨”是其具体规定。总之，在董氏的公羊学体系里，几乎没有推崇权变的观念，相反，更多的却是极度地反对变易、强调一统的观点，这一切当然绝不会为曹魏时代的公羊学所重视，自然也不会为《白虎通义》所利用。
第六，据金德建考证《白虎通义》引今文本《论语》共4次， 而今本《白虎通义》引《论语》48次，仅占十二分一，并且金氏认为“东汉古文本《论语》出于马融。”〔20〕甚至许慎“《说文》引的《论语》大半还是马融以前的今文本。”〔21〕今本《白虎通义》不可能成于班固之手，也同样不可能出现于马融之前。
金氏考证今本《白虎通义》引今文本《易经》2次， 并说“从汉初起到马融这段时期中，各书所引《易经》是今文《易经》。”〔22〕“《易经》校定成为古文出于东汉马融。马融以前所谓古文《易经》并非实有。”〔23〕但今本《白虎通义》共引《易经》21次，这就是说，其余的19次皆为古文本《易经》。这又是《白虎通义》不能成于建初年间的证据。
金氏考证今本《白虎通义》引古文本《仪礼》3次，〔24〕认为“东汉古文本《仪礼》出于卢植”。〔25〕而今本《白虎通义》共引《仪礼》44次。亦可为之一证据。
第七，今本《白虎通义》的可疑之处在于其中所言礼制与东汉礼乐制度全然无关。对此，学者们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议论，即《白虎通义》所言礼制皆不与东汉制度相合。洪氏说“且一代之经说，往往与其时的典章制度有关，倘《白虎通》足以代表章帝称制临决之论，何其又与汉制往往不合耶？禘袷之释，历代争辩，治丝而纷， 然三年一治袷，五年一禘之说， 《礼纬·稽命曜》已有其文。张纯又于建武二十六年奏云‘《礼》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且《后汉》一代以三年冬袷，以五年夏禘也。《白虎通》曰‘三年一禘’。纵白虎观讨论时，诸生中有为三年一禘之说者，章帝又何必从之？倘从其说，又何故不改汉祭之制，而许慎《说文》（示部）又谓周礼三年一禘，五年一袷耶？”〔26〕
金春峰也说：
《白虎通》全书一共汇集四十三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重要条目并不是关于制度的法典式的规定，而是汇集不同观点的学术说明和解释。例如“封禅”，在封建社会是最隆重的祭天大典，在《白虎通》中是重要条目，但《白虎通》在“封禅”条中，仅对封禅的历史和意义作理论的说明，对其仪式，典礼等等，并无规定。“巡狩”条重在对巡狩的目的意义及历史情况作解释，而关于天子五岁一巡狩的规定，则纯属历史说法，没有现实意义。事实上，从建初七年起，章帝几乎每年巡狩一次。章帝诏书对巡狩意义所作解释，也与《白虎通》不同。“封公侯”条对《尚书》、《礼记》、《公羊春秋》中有关封公侯及官制设立和宗法继承情况作了解释，涉及制度规定的“九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国二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也是历史情况，和东汉现实情况完全不符。东汉初光武建武二年封功臣，对封地就大大超过此制。丁恭说：“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就是明证。
其它“爵”“号”条，虽然援引今文经学的传统观点，对帝王，天子作了“君权神授”的论证，但主要内容是对经典和历史记载的解释。〔27〕
然而，学者们仅仅看到了今本《白虎通义》与东汉礼制不合，却没有将此理解为《白虎通义》与东汉礼制完全无关，而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如果单单不合的话，尚还有解释余地，即可解释为今本《白虎通义》与东汉礼制所出现的不合现象恰恰是极为正常的，倘若二者有了某种相合之处倒是不正常的现象。因而，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本《白虎通义》与东汉礼制的全部无关上面。
从无关的角度看，尽管今本《白虎通义》可以不为汉代制礼，可以不与东不汉礼制相符合，但却绝对不可能丝毫不涉及一点东汉的基本礼乐制度，不可能一点也不从东汉的礼乐制度出发去或多或少地解释前代礼制或经书的记载。也就是说，由于今本《白虎通义》并没有试图按照经学规定来为汉代制礼，因而可以与东汉礼制不合；但决不可能因此而导致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今本《白虎通义》能够完全脱离整个东汉的政治环境和经学背景去抽象的议论前代的礼乐制度，能够完全不以东汉的现实礼制为出发点去解释和说明经书的规定与记载。
许氏作《五经异义》虽然是为了辨明经义异同，但仍不能做到与汉制完全无关，如：田税
案《公羊》十一税，远近无差，汉制收租，田有上、中、下，与《周礼》同义。
征役
仅案《五经》说皆不同，是无明文所据，汉承百王之制，二十二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复征之，非用民意。〔28〕
郑玄在反驳时亦据汉制“驳曰：案《士冠礼》云：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自周及汉，天子有益，此有爵甚明，云无爵，失之矣。”〔29〕
这就是说，今本《白虎通义》的作伪并不在于它与东汉礼制不合，而在于它与东汉礼制无关。因为，作伪者尚能做到相合，但却做不到相关。更何况，白虎观会议上是为了统一经学，张大古学，并非为了给汉代制礼。
从史料上看，“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30〕章帝章和元年“乃使（曹）褒于南宫、东观差序礼事，依旧仪，参《五经》，验以谶记，自天子至于庶人，百五十篇。”〔31〕
这就是说，如果要制订礼乐制度，当然要参据于《五经》；反过来，如果要解释《五经》，那就当然要涉及到现实的礼乐制度。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才认为今本《白虎通义》与东汉礼制是无关的，从而也就是伪书。
第八，今本《白虎通义》“封禅”条目基本抄袭于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
孔子称：“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七十有二？盖王者受命，易始改制，应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平也。所以必于岱宗者，长万物之宗，阴阳交代，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剋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鱼，坛广十二丈，高三尺，阶三等。必于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纪号，著已绩也。或曰金泥银绳，印之玺，下禅梁父，礼祠地主，去事之杀，示增广也。禅谓坛
当有所与也。三皇禅于绎绎，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绎绎者，无所指斥也。五帝禅于亭亭，德不及于皇，亭亭名山，其身禅于圣人。三王禅于梁父，梁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与也。〔32〕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者，著已之功迹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盖于天地，若高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以印玺。故孔子曰：升泰山观易姓之五，可得而数者七十余君。封者广也，言禅者明以成功相传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于梁甫何？以三皇禅于绎绎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绎者无穷之义也。五帝禅于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审諟，道德著明也。三王禅于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辅也，信辅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于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记号，知自纪于百王也。〔33〕
据吴氏所校今本《风俗通义》“以告平也”脱“太”字；“长万物之宗，阴阳交代”亦有脱误，当为“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汉书》武帝纪中服虔在“道登封泰山”下注曰“增天之高，归功于天。禅，阐也，广土地也。”对于“绎绎”，《礼器疏》曰“绎绎，无穷之义，禅于有德者而居之无穷已。”
今本《白虎通义》“封禅”条的解释基本与《风俗通义》“正失篇”相同，不同者也都显得更加合理，显然抄自于应劭而略有改正，并很可能参照了《汉书》武帝纪服注与《礼器疏》的解释，而这两种注解无疑都成书于东汉末期之后。如果是应劭抄自于《白虎通义》，何应劭闭口不提《白虎通义》呢？《风俗通义》引其它书籍皆提及之，更何况《白虎通义》为东汉一代煌煌的经学法典呢？应氏引证之对已岂不更为有利、有据乎？
第九，把今本《白虎通义》与许慎的《五经异义》略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白虎通义》的基本特点是内容宽泛、思想肤浅、问题琐碎，整体印象是既非一家之说，又非众家之言，而是一部词意浅薄，内容空洞，缺乏内在联系的经学名词的训诂词典，全无一点成书于东汉经学兴盛时代的博大恢宏气之象。
许慎是贾逵的学生，而贾逵又是白虎观会议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古文经学家，但从《五经异义》却看不出它与《白虎通义》有何思想源流上的关系。一般说，尽管《白虎议奏》在会后秘而不宣，但按许慎的条件：一是距离白虎观会议时间很短；二是直接从学于贾逵，三是在和帝时便即入东观校订经学传记，这几方面因素联系起来看，许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自己的经学著作里和《白虎通义》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即使他没有亲眼看到过《白虎通义》，但总是能够知道相当了解其中所提出的以及讨论过的基本经学问题。
注释：
〔1〕《猗觉寮杂记》下卷。
〔2〕〔16〕〔26〕“《白虎通》引得序”《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3〕范晔《后汉书》章帝纪。
〔4〕范晔《后汉书》卓曹魏刘列传。
〔5〕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
〔6〕陈立《白虎通义疏证》自序。
〔7〕范晔《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8〕《五经异义疏证》自序。
〔9〕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自序。
〔10〕陈立疏论《白虎通义》卷二。
〔11〕〔15〕范晔《后汉书》郑范陈贾列传。
〔12〕〔13〕〔14〕《汉书》高帝纪下。
〔17〕庄述祖《白虎通考》。
〔18〕《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第472页，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19〕对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论述更少。庄述祖认为《白虎议奏》已佚于隋、唐。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下）中认为其说亦为精核也。”姚振宗认为“所谓两京大乱，扫地皆尽，盖即亡于此时。（《后汉书艺文志》）唯独洪氏论述较为详细。“《白虎通》乃综合其说，其必作于建安十八年之后明矣。夫唯其书如此之晚，所以不仅许慎、马融不能得其书而读之，且蔡邕、郑玄并不曾举引也。”然而《白虎通义》之出，又似在正始六年（245）之前。”
〔20〕《经今古文字考》第415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21〕《经今古文字考》第418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22〕《经今古文字考》第191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23〕《经今古文字考》第379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24〕《经今古文字考》第208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25〕《经今古文字考》第430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27〕《汉代思想史》第457—4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8〕〔29〕《五经异义》卷上。
〔30〕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下。
〔31〕袁宏《后汉记》卷十二。
〔32〕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3〕陈立疏证《白虎通义》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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