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儿童福利政策研究述评
——以瑞典为例
刘秒杞
摘要： 瑞典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包括儿童福利政策在内的福利制度。瑞典经验表明，福利国家的生长轨迹可以与穷国的工业化之路重叠，公共支出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儿童福利政策的内核是 “儿童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福利原则对尚未脱离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学前教育应兼顾儿童社会属性与生理属性，学前机构的公益性并不排斥竞争和私营；恰当、适度的国家干预是瑞典儿童福利政策迭代的引擎，瑞典经验也是全面理解西方福利国家学前教育的切入点。
关键词： 瑞典；儿童福利；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儿童福利政策不仅关乎当下学前儿童的教育及成长，更关乎一国教育的未来景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今天在儿童身上投入一元钱，明天就有十几倍的 “收益”。作为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一个多世纪以来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得益于 “儿童中心主义”的福利政策，值得借鉴。
一、福利国家的生长轨迹可以与穷国的工业化之路重叠
尽管瑞典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而且互联网在信息世界意义上已经将地球拉平，但文化隔阂与信息盲区引起的对福利国家典范的误解和误读依然存在。也许有人会说，瑞典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福利国家，是因其富有。而事实是，恰恰是因为瑞典采取了包括儿童福利政策在内的福利制度，才让这个19世纪的穷国成为战后公平且有效率的富国。前1%最富有人口的总收入占比从二十世纪前十几年的20%到接近30%的区间，一路降至1980年代的5%以下区间，尽管之后略有抬升，也未超过8%。人均名义GDP以1835年当时的英镑为计算单位，英国13.78，荷兰13.82，丹麦8.68，挪威7.31，瑞典5.82；如以1990年英镑为计算单位，英国1906，荷兰2131，丹麦1377，挪威881，瑞典901。比较当时的人均名义GDP，英国是瑞典的2.1倍。其中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人均GDP方面的差距并不大：英国3.23，荷兰3.14，丹麦3.84，挪威3.18，瑞典2.79；主要差距表现在工业产品的人均GDP上：英国4.92，荷兰4.06，丹麦2.36，挪威1.22，瑞典1.00。①由1835年五国人均名义GDP的比较可见，当时的瑞典算是穷国。比较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部门人均名义GDP，荷兰是瑞典的1.79倍，丹麦是1.60倍，挪威是0.95倍。这一历史时期，对于瑞典儿童来说，虽然享有儿童福利，但其福利深度和广度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福利国家的生长轨迹可以与穷国的工业化之路重叠。福利国家的起点并不一定是富裕国家，在福利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瑞典逐步成为富裕国家。广泛的国民福利极大提高单个劳动力产出的同时，也在极大提升雇员的素质，特别是受到良好看护和教育的儿童成年之后，作为高素质的产业后备军，构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每个瑞典人每年平均工作1611个小时，低于OECD国家1776小时的平均数。人们在羡慕拥有余暇时间如此之多的瑞典人时，往往忽略了慷慨的儿童福利政策催生的优质学前教育，没有领先全球的学前教育，儿童成年后怎么会快乐而有效率地工作呢？与丰裕的自由时间相对应的是瑞典人的教育时间，瑞典儿童在5岁时需要进行教育注册，到39岁时共接受了19.2年的教育。
日常生活里，他不会每天都喝葡萄酒。如果砍了3个小时柴，David会首选喝一瓶冰冻啤酒喝。由于住在新西兰，主要的酒精饮料是猕猴桃酒。最近David试着在奥克兰本地生产商那里品尝更多酒款，“我还喝了不少干型雪利酒，和我自家栽培的橄榄搭配真是棒极了！”
(2)在低振幅A=200mv和500mv的激励下，在频率80HZ附近，外加E=1000V和压电供电条件下减振后的加速度降幅明显低于无场条件下，E=1000V相对于E=0V条件下其振幅衰减量约50%，在压电提供电场的条件下其最振幅衰减量也达25%。但在较高振幅A=1000mv和2000mv的激励下，在低频段内相对与无场强其振幅量有所下降，但在较高频段，其效果相反。
图1 瑞典1870—1939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Krantz/Schön (forthcoming)；Schön(2000)，Note:Service shares are exclusive of real estate.
图2 瑞典1870—1939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就业比重
资料来源：Krantz/Schön (forthcoming)；Schön(2000)，Note:Service shares are exclusive of real estate.
二、公共支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高福利并未拖垮瑞典财政。改革后的福利政策令瑞典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财政赤字转为实质盈余，得益于经济平等和充分就业，就业处于25年来的最高水平和欧盟区的最高水平。国家债务降低到1977年的水平，公共财政盈余在未来的几年内可持续到2020年，2018年财政盈余占GDP的0.9%。
在对轨道站内客流运动规律进行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于轨道站点评价展开了丰富而全面的研究. 文献[3]根据轨道客流等指标的定量变化，对各类通行设施的服务水平进行等级划分. Tsukaguchi[4]和Mori[5]基于客流特征变化对轨道站点内的通行设施进行评价，Sarker[6]主要从轨道站内出行者的便利快捷、舒适安全等角度，对通行设施的服务水平进行划分.
因学前儿童生理特点和社会属性的特殊发展阶段，在教育的非技术层面，或者教育的上层建筑范畴，学前教育与学前儿童福利（广义上的）的交集极大。提出 “儿童中心主义”的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十分强调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和儿童教育内容的“解放”（Emancipation），认为教育必须尊重和利用儿童爱好活动的天性。的确，科学合理的儿童福利政策可以更好地释放儿童天性，激发儿童的潜在动力。学前教育阶段的儿童所享受的福利政策，正是通过创造与儿童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家庭内外环境，引导儿童积极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图3 瑞典、芬兰、丹麦15年工作经历学前、小学、初中教师工资（美元）
三、福利政策的内核是“儿童中心主义”
与北欧其他国家大致相同，瑞典学前教育职业是体面而有尊严的，学前机构教师与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据2017年统计数据，瑞典15年工作经历的学前教师工资（税前）39444美元，略低于同样工龄小学教师的43201美元和初中教师的43827美元。学前教师中最高收入为42737美元，刚开始工作的最低收入36192美元，两者也相差不大。
瑞典儿童中心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儿童教育免费。尽管送孩子去学前教育机构的费用最高可达1287瑞典克朗，但很多家庭可以选择使用每月的儿童津贴来冲销这一费用。瑞典公民完全没有必要担忧孩子教育的费用问题。6—19岁的教育是免费的（学前教育到中学），连午餐都免费，瑞典本土的大学都是免费。
儿童中心主义的家庭福利引致家庭友好、社会友好。如果需要从学前机构早些接回孩子，或者因孩子生病请几天假，大多数瑞典公司都会比较人性化地灵活安排工作，请假期间儿童父亲（或者母亲）仍可获得80%的收入。更为友善的是，这种临时请假的时间的上限为120天/每年/每个儿童，直至孩子满12岁。瑞典怀孕妇女得到特别照护。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危险工作的妇女，只要怀孕就能受到特别的孕期照顾，如可以提前下班。这种福利可以在妊娠期内享受，直至预产期前的11天；在瑞典，当孩子出生或者被收养时，父母可以享受480天的带薪假期。放到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这一父母带薪生育假期都是非常高的。而且父母能够在390天内领取80%的薪资，计算福利的依据是不超过37083瑞典克朗上限的月收入。其余的90天按统一标准支付。那些没有被雇佣的人也有假期福利。父母假期在儿童八岁之前都可以使用。生育每个孩子都可以申请假期津贴，这样父母就可以因生育多个孩子积累假期（多胞胎除外）。在孩子八岁之前，除了480天的带薪假期，父母还可依法减少他们的正常工作时间，最大幅度至25%。当然，领取与工时对应的薪水。
四、作为福利国家原则的普遍主义
自1913年养老金改革以来，普遍主义就是瑞典的一项基本原则。如今，瑞典政府每月给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每月1050瑞典克朗津贴，用于父母抚养儿童的支出。如果一个家庭有超过一个孩子，可以获得补助，且随着孩子数量的增长而增长。拥有6个孩子的家庭不仅可以获得6300瑞典克朗的儿童津贴，而且还可以仅仅因为6个孩子额外获得4144瑞典克朗的家庭补助。
也许有人觉得如此之高的儿童及家庭福利，会不会侵蚀雇主的利润。答案是福利主要来自税收。国家税务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瑞典地方税从约29%（Vellinge市） 到近35%（Hofors市）不等。从所得税看，收入低于43.89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35万元） 的不必交税，收入介于438，901至63.85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1万元）的税率为20%，收入高于63.85万瑞典克朗的税率为25%。遗产税在2005年被废除。尽管如此，瑞典税务局仍然在民意调查中显示它具有极佳声誉，市场调研机构TNS Sifo在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税务局在29个主要的瑞典公共机构中排名第5。
远离贫穷、满足需要的安全感是一项最基本的普遍原则，在20世纪前半期尤为重要。与只针对工人阶级的保险制度比，瑞典等福利国家的普遍主义原则无疑是个巨大进步。但最新研究表明，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视同仁，而是因性别、年龄、劳动力市场所处的地位、收入等发生公民之间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短期内难以弥合。
表1 北欧国家引进第一项普遍/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法律）时间
普遍主义原则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借鉴。19世纪90年代，瑞典向自愿基金提供资助。1913年实施的养老金制度属于现金福利。除了1913年瑞典的养老金和关于儿童补贴的法律有局部和定向群体的适用范围，那些强制性保险的法律一经颁布就是覆盖全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这些针对定向群体的法案也是普遍主义的，因为暂时没有包含在特定群体的人群，并非缘于被歧视而长久无法归入服务范围，比如人种、居住地等，而是由于年龄未达到养老金领取的标准，或者不再处于儿童阶段、不具备儿童津贴领取的标准。
五、学前教育应兼顾儿童社会属性与生理属性
在我国儿童及青少年教育的政策导向上，不同程度存在重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轻学前教育问题，特别是从学前儿童福利政策层面促进与完善学前儿童教育方面差距较大。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及学前教育的频次远远少于高等教育，更谈不上家庭福利政策的“儿童中心导向”了。在中国，不论是生理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学前儿童的教育都与发达国家的存在较大距离。瑞典作为全球儿童福利的领导者，其学前教育领域的时间成果有目共睹。
人的一生都是社会化的过程，人脑在整个生命周期都在被塑造，学前儿童（0—6岁）阶段的身心（生理人与社会人）发育也不例外，儿童学前期是其一生中脑的形态、结构和机能发育最为迅速的阶段，从脑科学强调学前儿童发展的重要有其合理性，而一旦过度就容易陷入生理决定论或遗传决定论之中。这不仅是公平层面的价值判断问题，也是教育实践的有效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涉及人的社会属性的终极回答问题。脑科学、生物工程、神经回路乃至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成果尚不支持生理决定论和遗传决定论，倒是越来越有利于社会决定论。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后天的社会属性在精神疾病的控制与治疗中的作用不比先天禀赋小。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学前期大脑发育之于儿童未来成长的特殊状态，反而要格外强调对儿童学前期的敬畏，少一些自命不凡的干预，多一些“自由放任”。从狩猎时代至今，人类不过进化了区区600代，盲目地将脑科学运用到学前儿童教育是可怕的。仅仅从生物质考察，人与猿区别并不大，甚至在分子生物学上看，人与猪的相似度也是惊人的。正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认识人才不会犯路径上的错误。
瑞典学前教育作为儿童福利政策的实践领域，也是教育“外溢性”的承接领域。作为学前儿童自身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化”的桥梁，学前儿童福利政策在为学前教育实践提供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自身也深深嵌入学前教育之中，甚至成为学前教育的一部分。瑞典一以贯之的学前儿童福利政策对福利国家的包括儿童在内的整个国民教育贡献不可估量。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外部环境仍不如人意，除了儿童福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部门对儿童福利政策孕育的巨大“外溢性”认识不足外，兼顾儿童社会属性与生理属性、身心教育并重的问题远未得以解决。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统计指标和考评体系，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服务运行规范和考核标准。加强对处理场站运营的技术指导、安全监督和经济监管，实施作业水平与运营经费核拨挂钩制度，保证垃圾收运处理设施规范安全运行。制定生活垃圾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生活垃圾应急处置的必要保障经费和设施，保证突发情况下的垃圾处理工作。
六、学前机构的公益性并不排斥竞争和民营
私立学校在瑞典的历史与义务教育一样长，然而直到1992年的公募教育基金法案出台，它才取得了与公立教育相互替代的竞争地位。公募基金支持的非公立学校叫作friskola（charter school），有别于来自私人资金的学校（在瑞典已属极少）。瑞典也存在对盈利性教育的怀疑和担忧，如盈利优先对教育质量的影响。而非公立教育的倡导者则从统计数据中证明，参加独立教育的儿童和父母的满意度比公立教育的更高。
瑞典儿童看护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使父母兼顾亲子关系与工作、学习成为可能，另一个是支持和鼓励儿童发展、学习并帮助学前儿童在有益于他们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儿童看护的双重目标曾写入1970年代瑞典官方发布的儿童看护发展计划。儿童社会发展基于儿童群组，群组在儿童看护中心发挥重要的教育功能，营造令人满意的儿童群体氛围对新加入的其他儿童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瑞典学前机构非常注重在儿童之间玩和活动的社会属性发展，塑造人格与培养技能融于一体。玩已经包含在国家统一的课程大纲里。瑞典学前机构将玩游戏看作儿童看护的核心，玩既可以帮助儿童理解周围世界，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以帮助儿童及形成与他人共同学习的能力、共同进行某种主题活动的能力。②
部分学前教育方面的研究将改革开放后社会力量办幼儿园溯源到199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发布了《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提出的“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办园模式和内部管理体制，逐步推进幼儿教育社会化”。进而将“学前教育社会化”出现的问题和偏差理解为脱离了学前教育的完全公益性。从瑞典的学前教育实践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瑞典现在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非公立学前机构，这恰恰是瑞典从兼顾公平和效率出发改革学前教育领域的结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同时要求，省一级政府要制定民办园分类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分类管理政策。现有民办园根据举办者申请，限期归口进行非营利性民办园或营利性民办园分类登记。可见遏制的是不顾社会责任的高收费民办园“过度逐利行为”，而不是民办园。
国家干预不应被理解为限制竞争的手段，也可以成为创造竞争环境的工具。为什么民营的酒店、饭店的服务质量不比国有的质量差？为什么社会责任与盈利性能够比较好地得以兼顾？究其原因就在于充分竞争和可选择性。客户会自动放弃性价比差的酒店。家长对幼儿园的可选择性远远低于酒店商场，天然存在竞争不够充分问题，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和学前儿童福利政策加以校正。当然，学前机构发起者的资格、质量、安全、师资水平等等，都不能完全依靠国家干预得以解决，还必须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学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但当前首要的是以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纠正地方政府滥用教育技术壁垒限制学前机构的充分竞争，减少基层教育部门形式重于实质的管理对监管资源的浪费，
学前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需要在有监管的充分竞争中加以解决，而不是消除竞争。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办与民办并重。在适当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的同时，引导扶持民办园纳入普惠性服务体系。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事业，但不排斥学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学前教育是一个具有混合属性的领域，在坚持公益性为主前提下，也应存在适度的竞争性和盈利性。这一点在瑞典的非公立学前机构那里已经得到证明。政府对公立与非公立的学前机构一视同仁，创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竞争，进而提升服务效率。这就不仅给政府监管的水平和勤勉尽职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学前儿童福利政策提出了更精细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比如，儿童补贴直接发给儿童的抚养人，而不是补贴给幼儿园，让儿童及其家庭“用脚投票”决定日间看护中心的选择。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问题，直接涉及学前儿童福利政策导向和原则问题。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还不具备完全实施普遍主义的学前儿童福利政策的状况下，借鉴国外学前儿童福利经验，重点应放在政策演进的全面客观梳理和具体措施的准确识别上，否则就谈不上合理借鉴，只能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比如，瑞典的公立学前机构服务是免费的，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还不能免费，除了地方政府财力方面的原因外，全额财政拨款也不利于托儿所、幼儿园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提升。民办幼儿园虐童事件多于公立幼儿园，既不能简单得出公立事业单位幼儿园体制一定优越于民营机构，也不能反过来说后者一定优于前者。只能说明竞争不够充分、监管不够到位，学前教育的师德、师能改善的空间还很大。
七、恰当、适度的国家干预驱动儿童福利政策改革
儿童天性的“自由放任”并不是说在学前教育领域不需要国家干预，相反，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只不过强弱及干预方向应充分兼顾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干预学前教育的提法并不科学，政府与国家并非一体，特别是在瑞典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下，国家干预包括议会立法和政府出台的配套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还有瑞典地区级的20个省和地方级的 290个自治市出台的地方政策。
1996年瑞典学前教育成为国家学校体系的一部分，并有了全国统一的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瑞典较好地兼顾了儿童福利的社会属性和教育属性。相对于义务教育，虽然学前教育不是强制性的，但每个家长有权送学前儿童入公立托儿所、幼儿园。在瑞典，中央政府颁布全国统一课程、质量建议、职业标准等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规范。儿童福利和学前教育也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福利支出以地方为主。瑞典的地方政府，如市、镇内部，拥有组织上的决定权，也因此造成各个地方政府存在不同的管理体制，包括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管理授权方式程度的不同。市政当局甚至可以外包服务或与邻近的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享或购买公共产品。但我国则不同，不能简单照搬瑞典，应吸取其经验的“合理内核”。瑞典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自治权，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议会能自主决定税率，在瑞典的非中央财政收入结构中，自主税收占74%，国家专项拨款、非专项拨款分别为7.5%和18.5%。③从中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可以承担包括学前儿童福利在内的福利支出的主要部分；而根据我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这就不同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教育事权也不可能与财权一一对应，中央在教育上的转移支付比例更大也是常态。瑞典虽然人口规模不大，1000万人左右，但其学前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健全完备，也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实践检验，总的看来，作为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平衡关系的函数，政策效果是积极的，不仅有益于该国学前儿童的长期发展，也极大促进了该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模型分析过程中，相较于以往的CAD绘制，BIM技术可以创建虚拟建筑模型，进而对建筑进行智能化分析，而且在虚拟建筑模型中还涵盖着丰富的非图形数据信息，对其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即可实现对建筑物结构、能量、工程量等各方面数据的准确信息，进而获得对建筑物全方面的认识，从而确定最优的建筑设计方案，实现对建筑工程施工的全方位控制。通过BIM技术运用可以有效规避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保证工程信息与建筑设计方案的一致，为后续的施工工作提供准确的方案指导，进而推动建筑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
学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争议不断，理论界认为学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等于学前教育质量下降的观点也十分流行。表面上看，部分私立幼教机构的盈利性至上降低了教育水准和看护服务质量，但除了政府监管和法律法规约束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前儿童福利政策不成体系，儿童福利短板决定了全社会学前教育的短板，个别民营学前机构才可能突破道德、法律底线。在瑞典体罚儿童，哪怕是抓头发或者非肢体接触的有辱儿童尊严、名誉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儿童监察专员（Child Ombudsman） 会受理儿童及其父母的投诉。
通过血清学检测发现，在51280份标本中，51043份标本为HBsAg阴性，25份标本为单试剂阳性，212份标本为双试剂阳性。
八、政策启示：全面理解、合理借鉴福利国家学前教育的切入点
瑞典学前儿童福利政策为全面客观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学前教育提供切入点。为什么瑞典人能抓住福利国家的机会？这固然与瑞典国境线自1905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自1814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有关，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制度安排基本顺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能在争议中达成共识加以变革。长期以来，对瑞典的误解林林总总，如高福利下的瑞典人懒惰、瑞典的自杀率高、福利社会影响了经济增长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都需要结合福利政策研究给予正面回答。
从政策历史变迁的路径分析看，借鉴瑞典这样的先进福利国家的经验，不仅要发现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还需要知道哪些是不能学习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注意到儿童福利政策哪些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能模仿，哪怕是成功的道路，也不具备照搬的条件和可能性。例如，瑞典单亲母亲在就业上享有更大福利，一般预算收入中用于非婚单亲家庭的福利较双亲家庭更多，这类政策不可能移植到我国，也与我国有关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不一致；再比如，瑞典实施的是普遍主义的儿童福利政策，而我国现阶段还不能达到普遍主义的标准。如果解剖细分领域的政策历史，就可能将瑞典这类福利国家典范的具体政策措施当作改革的标杆。而事实上，政策从来就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久远的历史演化而来，路径依赖与路径迭代相交织，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反映在儿童福利政策的二元结构属性上，短期内不可能一下子过渡到普遍主义的福利结构。如同城市化的进程一样，是渐进的而不是跃变的。不研究政策历史，就极容易混同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政策目标，也极容易忽略政策历史“层垒”与阶段设计的界限，进而不理解实践层面的不同时期政策“路径依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迭代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④同样道理，也没有定于一尊的儿童福利政策和福利模式，学习瑞典经验应当避免碎片化地表象复制，注重发现政策演进背后的规律。批判地吸收瑞典儿童福利政策方面的先进经验，既为我所用，又不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髓也在于此。
注释：
① Rodney Edvinsson，New Estimates of Swedish GDP by Activity 1665-2010，Stockholm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2011，2，p.44.
② Skolverket，Child Care in Sweden，Lenanders Tryckeri AB，Kalmar，2000，p.4.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③ 斯坦恩·库恩勒：《北欧福利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在活动的开始需要教师在教师端发起一个活动的签到定位，然后学生才可以进行签到，学生端点击签到的时候，先判断学生定位是否在所规定范围之内，如果在范围之内，进行扫码签到，扫码成功，代表签到成功，否则签到失败。活动签退由教师在教师端发起签退定位，学生在手机端点击签退，判断学生定位是否在所规定范围之内，如果在范围之内，签退成功，否则签退失败。具体流程如图3所示。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982（2019）02－0060－06
作者简介： 刘秒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责任编辑 辰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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