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边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诗歌少有震撼人心、广为传诵之作，90年代的读者也不再以阅读诗歌拥有诗性为乐，80年代诗歌的轰动效应到90年代已成了一份苍凉的记忆。90年代诗歌在汪国真热后被逐向边缘，成为文坛一道冷寂的风景。《光明日报》1997年7月30 日第五版的两个随机抽样调查附表告诉人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厦门等五市“只有3.7 %的市民说诗歌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文学作品”，“近4 成市民认为当代的人们不大会以欣赏诗歌为乐”，“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新闻报道与小说类作品最受欢迎，而诗歌是受欢迎程度最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面对90年代诗歌的尴尬处境，关心诗歌前途与命运的人们不会漠然视之，“诗歌需要改革”的呼声早就此起彼伏。改革诗歌寻找诗歌出路的前提应是对诗歌现状的了解，对造成诗歌边缘化处境的根源的洞悉。从当今诗歌所处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态度入手，对此进行一番梳理，也许会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
谈论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90年代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渗透和影响。90年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商品经济大潮的持续涌动、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后现代文化对中心与权威的解构，构成了90年代文化精神的个性化的“无名”（陈思和语）状态。“无名”实际上就是“多名”，是多元的共存与“对话”。人们不再相信世界是由一种价值体系构成的，而呈现出多相价值的格局；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实现等值的目标理想；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人们往往表现出择定后的从容。90年代的学术、文化、艺术创造继80年代中后期以来显得更为开放多元。学术上有“新儒教”的复兴、国学热的升温、西方学理的输入……；文化价值取向上有“人文精神”的提倡、社会文化批判的勃兴、后现代文化的喧嚣；文学创作上有私人化写作、都市生活的追踪、乡土情感的抒发……。与此同时，审美的多元化同样引人注目。也正是在这里，诗歌遭受了一次不算沉重的打击。随着以整体、神圣、建构为特征的80年代的过去，以琐碎、世俗、解构为特征的90年代的到来，80年代初中期诗与小说互霸天下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它们在90年代不过是众多文学艺术类型当中的一种。人们能从相异的艺术种类中获取同样的审美享受，电影、电视、高保真音响、卡拉OK、通俗文学、纯文学各自拥有自己的欣赏群体。而在纯文学领域，诗歌似乎也缺乏更多的理由让更多的读者驻足留连，除戏剧文学门庭同样冷清外，小说、散文似乎更幸运一些。90年代审美群体的分流无疑是读者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诗歌边缘化的更深一层原因还在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世俗化转型和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塑。文学艺术的存在状况总是与一定的审美文化心理相关联的，而审美文化心理最终又决定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及生产关系特点。80年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如愿以偿地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还很大程度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作为它们的目标的“翻两番”、“奔小康”的广为宣传，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示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强大的物质主义潮流，它使整个社会围绕物质的轴心飞速旋转。物质主义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物质财富成了人们不遗余力追逐的目标，而文化和精神价值关怀则仅为少数文化精英孤独担承；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一种“商品化逻辑”（杰姆逊语）正全面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商品化”成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和金钱的屡试不爽的手段。人们在冠冕堂皇的等价交换规则中，获取了财富与实惠，也学会了精明与机敏。在文化艺术活动、精神操守遭到亵渎的同时，人们弥足珍贵的情感也“被缩减为一个枯瘦的回忆的骨架”（米兰·昆德拉语）。伴随着整个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物质的高度累积，“商业消费”开始刺激人们的世俗生活欲望。于是在拜金主义之后，享乐主义盛行，放松、消遣、休闲、刺激，成了90年代世俗生活的时髦和人们津津乐道的字眼，并在实际生活中奉行自如。物质主义潮流、“商品化逻辑”“商业消费”促成了90年代整个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自发运动，文化在这一场运动中得以迅速转型，其结构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异。大众文化喧嚣闹腾、耀武扬威地占领文化市场，将精英文化挤向边缘。大众传媒、大批量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斥市场，强制性地左右着人们的视听，破坏了适合欣赏精英文化的氛围，使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与反应日益被动、粗陋、迟钝、浅薄。90年代文化的世俗化转型过程也就是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塑过程。80年代曾令人忘情沉醉的诗性与情感、浪漫与玄想、优美与崇高、形上追问与精神价值……正从这一结构中逐步淡出，而世俗性、功利性、实用性、娱乐性日益占据着结构中心。这一审美心理结构很大程度限制着人们对文学艺术类型品种的选择与接受。与此品格一致、趣味趋同的文化艺术现象很容易受到人们的礼遇，任何远离它的对象则会遭到大众的漠视，而且愈远愈甚。大众文化最后促成了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而审美文化心理反过来又刺激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以广告、流行时装、肥皂剧、“娱乐天地”、家庭影院、卡拉OK、通俗文学等为内容，以享乐、休闲、娱乐、刺激、时髦、流行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自然得到大众的青睐；在纯文学领域，新闻特写、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虽不及大众文化幸运，但或因其纪实性内容与大众生活相关、从中能映现自我的身影，或因曲折引人的情节仍能给人们带来刺激和想象的快乐，或因语言表达的原生性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或因叙事性能勾起人们对世俗事务的联想，而仍能拥有部分读者。而诗歌这种创造心灵、创造美、专注于终极关怀、脱离庸俗拒绝媚俗的“最高语言艺术”，因远逸出审美文化心理期待视野而日渐陷入困惑与尴尬。再加上诗歌由于语言上跨句、空白、停顿、断开、转折等技巧的运用而与生活语言的脱节、诗歌意象带来的人们对诗歌内涵拆解的困难以及诗歌的抒情本质，在现时代无疑会失去更多读者。
这是一个“诗性”落荒而逃的时代，诗歌对祟高、神圣、精神操守的命名因其与世俗生活的相左而对大众失去效应；诗歌艺术因缺乏审美熏陶的“眼睛”与“耳朵”而遭到冷落；“诗人”则由精神导师的角色转而成了不合时宜的别名和人们戏耍调侃的对象，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诗人与诗歌艺术已陷入进退维谷、别无选择的尴尬处境。尽管90年代诗歌的冰层解冻现象时有发生，如《中国当代诗人精品系列》的相继出版、《二十世纪桂冠诗丛》的隆重出台、90年代后朦胧诗群的亮相、《诗刊》1998年第1 期“关注现实力作”《真面生活的灯》专辑的推出等等。但所有这些所谓的轰动恰好强烈地反衬了诗歌的冷寂。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在短时间内将无法改变。因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经济发展仍是我们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还需要不断完善，物质主义潮流、“商品化逻辑”、“商业消费”也将持续不断地影响社会生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定要带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平衡。中国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十年浩动结束不久、人们的精神素质较低的条件下展开和取得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抚平心灵的创伤、清理好精神的杂质，就迈上了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的征程，而这时新的困惑又不期而至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象两驾互不相干的马车各奔前程，而要想取得二者的平衡从而协调发展，在短时期内显然难以凑效。因此，任何对诗歌处境的盲目乐观与粉饰，任何对诗歌的急功近利与浮躁，都将是对诗歌艺术的损害。
90年代的文化语境促成了读者大众与写作者在拒绝“诗性”上的合谋，读者大众在远离诗歌而去的同时，写作者的诗歌态度也发生了畸变。写作者对诗意言说方式的敏感与冲动、对诗歌的信仰与虔诚日益丧失，代之而起的是对“诗性”的麻木与迟钝、对诗歌艺术的戏耍与利用。诗歌写作的反诗化与诗歌批评的庸俗化，就是当今诗坛的两道风景。而这种反诗性的诗歌态度反过来又加剧了文化语境的反诗性，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诗歌的边缘化。
没有哪一种文学类型象诗歌（新诗）那样更让人误解了。诗歌的篇幅短小，三五行、十几行、几十行都能成诗，在什么都被缩减的时代，其本质规定性已被掏空，人人都能遵守的似乎剩下分行这一点了。于是诗歌这一“最高的语言艺术”便被视为最易制作的玩艺了。一些初学写作的人或对诗歌艺术并不虔诚的策略写作者，在它们对诗歌的诗意言说方式还茫然不知、汉语言根底根本缺乏、语言表达还欠自如的情形下，就选择了诗歌创作作为进军文坛的突破口。在一些文学刊物或出版社急功近利、把关不严、而自费出版又成为可能、似乎人人都能做诗人的当今（当代文学史上曾有一个人人都能当诗人的大跃进时代），那些带着好奇心或为了显示某种姿态而写下的所谓诗歌作品，竟然轻易发表或成册出版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散文类文章写作中出现的不可原谅的语病，于诗歌写作中却得到了宽佑。一些负有培养文学青年重任的文学刊物和诗歌批评，理应要承担一些责任，正因为它们的失职导致的诗歌创作的一定程度的失范，才最终让一大批远离“诗性”的伪劣之作充斥文学市场、搅乱了诗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
诗歌写作的失范还表现在另一种反诗化的写作中。那就是借口“内形式”、“内节奏”任意散文化。由于缺乏对诗本诗、诗意言说方式的感悟与把握，相当多的写作者在诗体形式上随心所欲，各行其事。新诗所必须具备的韵律、节奏、体式结构特征等等要素轻易遭到摈弃，把诗写成非诗成了“混乱年代的一种混乱”。《诗刊》1997第5 期《考问（三首）》一诗有一定代表性。其诗行排列过分随意，整首诗缺乏起码的音乐性，口语化诗句的任意断开或组接，让人对诗的内涵难以捉摸。这首诗能登在堂堂的《诗刊》上，看来并不仅仅是作者的孤芳自赏。有人说，对于读不懂的诗，不要执意去读懂，得用读不懂的态度对待。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诗歌语言的过分口语化，在诗歌写作中也颇为常见。引口语入诗，对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其作用不可低估；但如果操之失度，忽视从大众口语中发掘诗语言的特殊规律，省略对日常口语的提炼加工，而仅仅以对日常口语的描摹为满足，就会走向“反诗性”的一面。象“去痛粉20包／感冒清一瓶／利眼灵半瓶”或“谭运长在我对面，手指伸进嘴里摩擦／发出呜呜的语音，他很快活。宋琳在隔壁／用圆珠笔写文章”这样鄙俗而不堪卒读的诗句，一方面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诗的失望甚至反感，另一方面也会给文学爱好者以效尤的示范。
将诗歌写作仅仅视为一种技艺，是对诗歌的另一种误解。一些写作者热衷于写作技术的谈论与切磋，绞尽脑汁于锻字炼句、东拼西奏，津津乐道于智性与巧思的追求，忽视思想人格的修炼，放弃对精神操守与生命存在意义的形上探求，其结果仅仅满足了制造诗歌的快感，却失去了众多的读者。
肇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新生代”的游戏诗歌、调侃人生的写作态度至90年代依然是读者大众接近新诗的最大障碍。在物质主义潮流席卷一切，物欲横流，文化与精神价值江河日下的当今社会，一些写作者忽视人格的修养，在社会需要他们为“清洁精神”而战时，他们却轻易地放弃了责任与使命，或茫然失措随波逐流，或以嬉皮士自居调侃游戏人生，或佯装高蹈“蔑视群俗”。在诗歌写作中，则拒绝对事物的美丑善恶做价值判断，放弃对诗之本真与人之为人的思考。于是，诗这种追问生命存在意义，提升精神价值的“最高的语言艺术”，在他们那里便成了渲泄自我欲望、描写琐屑平庸、传达无聊颓废的玩世的文学游戏。写作已不再是一种变心血为黑迹的工作，而是对诗与人生的双重调侃耍弄。如此诗例不可谓不多，充斥诗坛的有的是“我仍然能够写作，能够／驾驶劳斯莱斯，在艾略特的荒原里兜风／把被他强奸的那个石碑，一个／哭泣的姑娘，再强奸一遍……”或“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X 点钟……”之类猥亵鄙俗伪作，有的是“李清照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自称易安居士／不爱读《女诫》或琼瑶小说／不爱跳伦巴或探戈／十八岁就与大学生赵明诚结婚（早婚）／其陪嫁绝无彩电冰箱之类”或“曹雪芹的衣衫旧得发白／一日心血来潮／他操起狼毫笔／在纸上涂了起来／一涂就是十年，这书呆子／居然涂出一本八十回不多的东西／夫子们说他胆子好大／说这东西是本淫书／曹雪芹仰天大笑。”之类无节制调侃历史文化现实人生之作……。读者大众已很难从他们的写作里读到曾经令人灵魂震撼、难以忘怀的回肠荡气之作了。
与此同时，诗歌批评对诗歌艺术的虔诚与恭敬正日益丧失。“庸俗化”成为90年代文化语境中诗歌批评“反诗性”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灰色景观。“商品化逻辑”的渗透、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经济规律办事”等口号在文艺界的提倡并付诸实施，极大的污染了文艺界的人文环境。“媚俗炒作”的泛滥、“圈子批评”的盛行，为“稻粮谋”的热衷，致使诗歌批评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与写作者、编辑、出版商合谋的互惠互利的交易之中。于是诗歌批评的主体性遭到阉割，独立品格落荒而逃，诗歌艺术受到亵渎，“诗性”失去血色，日见苍白。我们常常读到的是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辞、遵命应时的应酬之作；看到的是对平庸拙劣的廉价吹捧、对缺陷败笔的一笔带过、对轻佻媚俗的无动于衷，甚至大加欣赏；而发人肺腑、刻骨铭心、撄人心魄、一针见血的有良知的批评则寥若晨星。批评日益成为无关痛痒的摆设，“批评家”只不过是一个挂在羊头上的空头徽号。批评在丧失“自我”的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对诗歌艺术的不满和厌弃。
那么90年代诗歌的出路在哪里呢？走格律化道路，诗歌形式内容本体规范，坚持在“差异”中写作，直面生活关注现实……，所有这些方面固然十分重要，但在物欲横流、金钱吞噬一切、价值迷失、思想贫血、诗性缺席的90年代文化语境中，这些从诗歌本身寻找诗歌出路的思路，多少有些不得要领。在我看来，坚执文化对抗立场，以挣脱现存文化语境的制约、实现文化超越，将是唯一出路。我们看到，正是因为一些文化精英、有良知的知识者向流俗的顽强抵抗，才阻止了90年代在文化上向平庸、浅薄、媚俗的过度倾斜；而在诗歌领域，正因为郑敏、牛汉、唐祈、李瑛、苏金伞、彭燕郊、翟永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陈东东、孙文波、杨克等新老诗人的存在，正因为他们对世俗诱惑的有力抵御、对诗歌领地的寂寞坚守、对生命存在意义的不断叩问……才确保了诗歌的最后尊严，才使诗歌有了存在的理由和走出困境的希望……。坚执文化对抗立场，实现文化超越，不仅是文化颓败时代诗歌应肩负的使命，同时也是诗歌救助自己的最后途径。尽管在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这种文化对抗还显得那样孤独，艰难和悲壮。
收稿日期：1998-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