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时空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以8家大型跨国零售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零售企业论文,因素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2)04－0063－10
1 引言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已经来临，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Ohmae(1995)认为全球化是指高度发达的技术、全球消费观念的扩散，使得信息、资本和创新的“流”达到最大的状态[1]，可以概括为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快速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2]。另外，Water(2001)、张晓平(2003)、简博秀(2004)、Tuna Tasan-Kok和Jan van Weesep(2007)、宋金平(2008)[3-7]等诸多学者都对全球化的概念展开了讨论，但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定义，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背景，提供了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和竞争的外部环境[8-12]。全球化初期，国外学者将视角置于全球化对特定热点城市、重点地区的影响，提出了“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等新概念。国内学者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辽中南地区扮演着推进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国内、国际双重角色[13]，香港—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大渤海湾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全球化的热点区域，正创造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空间[14,15]，北京、上海、广州成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16]。
全球化并非少数特定城市的专利，而是所有城市共同经历的过程[17]。地方(locality)是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全球的空间和地方的空间不可避免的通过网络相互缠绕、纠结[18]。全球化与地方发展之间为被动嵌入关系，全球化是依赖于地方制度环境的一个过程，离开地区谈全球化是一种“理想主义”[19]。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地理学关于全球化空间辩论的主导方向[20]。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推动者，与全球化过程相伴而来[21]。众多学者围绕跨国公司进入、扩张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Yeung(1997)分析了香港公司在东盟地区的嵌入过程及其跨区域组织，发现香港公司在东盟地区的绝对优势明显，种族渊源与联系发挥着决定作用，组织与个人的政治经济交流水平对其产生着积极影响[22]。Ivarsson(2005)以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的沃尔沃为例，讨论了空间接近性对跨国公司进入及企业对接的效应，发现跨国公司倾向于将工厂布置在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并围绕组装厂，按照地缘接近性原则选择本地供货商，以节约运费和交流成本[23]。Jacobs(2010)讨论和分析了世界城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途径以及跨国公司的区位模式，发现跨国公司更趋向于嵌入海港城市，以便向国际商品链提供先进的APS服务[24]。
跨国公司各行业的区位选择、空间扩散存在着差异。经济全球化通过企业网络对地域空间结构产生实际影响，不同的企业空间型式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25]。零售企业是跨国公司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26]。Tuna等(2007)认为伴随着全球化，均一化的新地区零售和消费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和涌现[6]，零售业的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资零售业已开始全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不仅大城市，就连中小城市也成了外资零售企业争夺的对象[27]。近年来，国内学者展开了零售企业国际化动因与模式[28]、进入方式[29]、店铺布局[30]、区位选址[31]、业态选择[32]、本土化[33]等研究。Dawson(2007)指出跨国零售业的空间扩张与制造业有着显著差别[34]，贺灿飞(2011)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其主要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35]。
与跨国公司结伴而来的全球化本质上作为一个地理过程，并不是像地毯一样均匀的铺展开来[36]。其浸入中国城市的过程也不是一蹴即至的，不同时期全球化浸入的区域、城市及影响因素呈现差异性。Hill(2007)认为跨国零售企业综合考虑目标市场的市场规模、居民(潜在)购买力、居民生活水平、经济增长速度、政治环境、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及风险等因素，确定进入市场、进入时机、进入规模[37]。Jun Li(2008)分析瑞典服装零售公司H&M的国际扩张过程及影响因素，认为其国际扩张经历了特许经营、全资销售子公司、生产部门三个阶段，以及由本国市场向北欧市场、西欧市场、美国市场、东欧市场、中东市场、中国市场的扩散过程，强调了文化、语言、制度等精神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扩张的影响[38]。
中国零售业对外开放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变革，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扩散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与国外的情况不尽相同，本文试图以八家大型跨国零售企业为例，第一，分析跨国零售企业嵌入中国城市的时空演化过程；第二，选取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对外交流水平、行政等级、开放政策、城市区位等指标，分析影响跨国零售企业在华扩张的影响因素。以此透视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时空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与样本
到目前为止，全球250强零售商中已有37家进入了中国内地市场，其业态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食品超市类处于全球化的领先地位[27]。选取沃尔玛、家乐福、欧尚、乐购、麦德龙、永旺、华堂、易初莲花等八家大型超市零售企业为企业样本(表1)，25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城市样本。
2.2 时段划分与空间单元选择
中国零售业对外开放经历了1992—2005年的渐进式开放和2005年之后全面开放两个阶段，本文选择1995—2004年、2005—2010年为时间断面进行分析，并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一五”期间提出的内地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域方案为空间单位进行分析(表2)。
2.3 方法与指标
采用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式1)分析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影响因子：
2.3.1 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其代表着城市消费群体的大小。此处选取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人口规模指标。
2.3.2 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选择的城市样本包括了中国25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其GDP的绝对额差异巨大，为了增加可比性，选择更能反映城市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人均GDP。定义中等偏上、高收入城市为较高收入水平城市，中等偏下、低收入城市为较低收入水平城市，作为分类变量引入方程。
2.3.3 行政等级
中国城市可划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四个等级，分别有4个、15个、268个、367个。论文选择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共计257个。设置是否是地级以上城市分类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2.3.4 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是影响城市市场容量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着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与市场导向型的外资零售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文选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测度居民收入水平的指标。
2.3.5 开放政策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开放是一个禁止—试点—扩大—全面开放的渐进式过程(表3)。其对全球化的扩散产生了影响，故将开放政策纳入到分析指标中来，设定是否是零售业对外开放城市为操作层指标。另外，2010年所有城市均为开放城市，在引入方程时将之前的指标替换为是否是2004年之后开放的城市。
2.3.6 城市区位
区位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2010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沿海地区区划，界定其内9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沿海地区城市。以便于考究沿海—内陆的区位条件是否对全球化浸入产生了影响及其变迁，选择是否是沿海地区城市为代表城市区位的指标。
2.3.7 对外交流水平
在涉外旅游方兴未艾的今日，入境旅游已成为城市参与国际交流的一种不可小觑的重要途径，分析全球化浸入的动因时，也应该考虑城市对外交流因素，以各城市年度接待入境旅游人数为标度城市对外交流水平的指标。
3 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时空演化过程
3.1 空间推移过程
3.1.1 浸入深度：稳定的“沿海—内陆”格局
浸入深度表明了全球化在各区域的影响程度，本文以综合经济区内外资零售企业门店数量的多寡来量化。
2004年、2010年主要外资零售企业在华门店总量分别为201家、686家，按照平均值加减标准差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表5)。2004—2010年，东部综合经济区、南部综合经济区、北部综合经济区深度优势地位稳固，为第一、第二等级区域；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浸入深度位序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而东北综合经济区则由第四位下降至第六位。
图1为2004、2010年全球化的浸入深度格局，可见，沿海地区是全球化浸入中国的第一优先区域，其浸入深度明显高于内陆地区，表现由从沿海向内陆逐步衰减的格局。并且，2004—2010年这种浸入深度的总体情况无明显变化，全球化浸入的“沿海—内陆”的总体空间格局趋于稳定。
图1 2004、2010年全球化的浸入深度格局示意图
Fig.1 The Immersion Depth of Globalization Immersion in China(2004 and 2010)
3.1.2 浸入广度：“东广西疏”向“南袤北稀”空间演化
浸入城市数量及浸入率能很好的反映全球化的地域扩散广度，浸入率为综合经济区内被浸入的城市数量与城市总量之比(包括县级市、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根据2004—2010年全球化浸入各综合经济区的广度情况(表6)，可以发现三个特点：
(1)全球化浸入地域不断拓广。浸入城市数量由43个增加至138个，其浸入率由6％增长为21％，除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浸入广度无明显变化外，其余的七大综合经济区的全球化浸入广度得以逐渐扩大。
(2)全球化浸入地域拓广非均匀铺开，八大综合经济区差别性增长。其中，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全球化广度扩散最快，其浸入率增加了32个百分点，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扩展势头较为强劲，其浸入率分别增加了18个、20个、20个百分点，而东北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浸入广度扩展较为缓慢。
(3)全球化浸入广度的空间格局由“东广西疏”向“南袤北稀”转变。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化浸入广度明显优于内陆地区，南部综合经济区、东部综合经济区、北部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等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浸入率均位于前四位。然而，至2010年底，这种东西分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南北浸入广度的差异开始凸现，位于浸入率前四位的综合经济区转变为东部综合经济区、南部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等南方综合经济区，而北方的四大综合经济区分别位于后四位，且浸入率均低于21％的平均水平。“南北”地区的城市总量大致相当，分别为340个和311个，而其全球化浸入率却分别为30％和12％，南北分异也就一目了然了(图2)。
图2 2004、2010年全球化的浸入广度格局示意图
Fig.2 The Immersion Breath of Globalization Immersion China(2004 and 2010)
3.2 层级推移过程
图3为2004年和2010年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空间分布图。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深度及广度进一步扩大，截止2010年底，全球化已浸入27个省/直辖市，138个城市(包括13个地级市)，门店数高达686家。其在浸入过程中，除表现出上述的空间推移规律外，还遵循了一定的城市层级浸入推移规律，包括人口规模层级、经济发展水平层级及城市行政层级三方面。
图3 2004、2010年全球化浸入城市的空间分布图示意图
Fig.3 The Globalization Immers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Cities(2004 and 2010)
3.2.1 人口规模层级推移过程
按照《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市辖区总人口分组的方法，将样本城市分为五个层级(表7)。
(1)各规模组城市的全球化浸入程度不断拓广加深。2004—2010年，除去人口400万以上城市其浸入率饱和外，各人口规模组城市的浸入率分别增长了4％、35％、32％、16％，另外其门店绝对额也分别增长150家、94家、130家、92家、10家。
(2)各人口规模组浸入广度的层级结构稳定。2004年各规模组的浸入率分别为100％、68％、15％、4％和0％，2010年各规模组的浸入率都扩大为100％、72％、24％、14％、1％(图4)。全球化的浸入趋向于规模组饱和趋势，即首先在上级人口规模组浸入，直至该组趋于饱和，再大规模向下级规模组城市扩散，这也印证了贺灿飞(2011)的外资零售业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的结论。
图4 2004、2010年全球化浸入城市的人口规模等级分布
Fig.4 The Population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Immersed Cities in the Year 2004 and 2010
注：浸入率为全球化浸入城市数量与规模组城市总量之比，浸深比为该规模组城市门店之和与全国门店总量之比。
(3)全球化浸入深度沿城市人口规模位序衰减，向低位序人口规模城市扩散趋势隐现。高位序的城市门店数量的绝对额较大，2004、2010年这种大城市区位指向性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其浸深比呈现出下降趋势，2004年400万以上、200—400万等两个人口规模组的浸深比分别为57％、22％，然而，2010年其比例分别下降至39％、22％，200万以下的城市规模组该比重均有所上升，50万以下规模组更是实现了零的突破，这表明全球化正逐渐向低人口规模级城市扩散(图4)。
3.2.2 经济水平层级推移过程
统计257个样本城市两年的人均GDP，其平均值为22446元，标准差为18764元，按照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四个经济水平层级(表8)。
第一，全球化浸入的人均GDP门槛效应。目前，全球化并未浸入人均GDP低收入的城市，实际上，2004年、2010年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人均GDP最低值均为9000元，可以把该值视为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门槛值，即全球化只选择浸入高于该门槛的城市，而拒绝向处于该门槛值以下的城市扩散。
第二，全球化浸入符合经济水平层级推移规律。高、中等偏上收入城市的浸入率、浸深比均明显优于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城市。2004年各经济发展水平组的浸入率分别为73％、50％、8％、0％，2010年这种的层级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其浸入率分别增长为80％、53％、29％、0％(图5)。浸深比则有一定波动，即2004年高收入城市的浸深要稍微低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城市，至2010年，这种层级结构恢复正常水平，其按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等级递减推移。
图5 2004、2010年全球化浸入城市的经济水平层级分布
Fig.5 The Economic Level Distribu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Immersed Cities in 2004 and 2010
注：浸入率为全球化浸入城市数量与规模组城市总量之比，浸深比为该规模组城市门店之和与全国门店总量之比。
第三，全球化浸入继续向高收入水平层级城市加深。与人口规模等级推移不同的是，目前，全球化并未表现出向低经济水平城市扩散的趋势，2004年，全球化浸入各经济水平组的深度分别为34％、42％、24％，0％，2010年其分别为69％、24％、7％、0％(图5)，可见，高收入城市的浸入深度逐渐加剧，而较低水平城市呈现减退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城市的市场仍未饱和，其市场吸引度远远大于低收入水平城市，另外，越来越多的城市脱离较低收入水平城市的行列，跨入高收入水平的界限，导致了高收入水平组城市数量的继承性增长，而较低水平城市则面临着有效浸入城市的移出境况。
3.2.3 行政层级推移过程
按中国城市行政等级的划分方法，将城市划分为四个等级组(表9)。
2004年底，全球化已浸入中国城市为41个，其中，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等4个直辖市，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长春市、济南市、青岛市、杭州市、宁波市、南京市、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武汉市、西安市等15个副省级城市，23个地级市，其浸入率分别为100％、100％、8％，暂无县级市进入全球化的浸入名单。从各行政级别城市的浸入深度来看，高行政级别的城市门店数量大、浸深比高，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共有外资零售企业门店156家，浸深比为77％，而地级市的浸入深度较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行政级别城市的绝对优势逐步减弱，全球化逐步向地级市等低行政级别城市推移。截止2010年底，全球化浸入各行政级别城市的数量分别为4个、15个、106个，40％的地级市成为了全球化浸入城市，其门店数量达到300家，占全国的44％，超过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另外，全球化开始向县级城市扩散，其城市、门店数量仅为13个、16家(图6)。
图6 2004、2010年全球化浸入城市的行政层级分布
Fig.6 Administra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Immersed Cities in 2004 and 2010
注：浸入率为全球化浸入城市数量与规模组城市总量之比，浸深比为该规模组城市门店之和与全国门店总量之比。
可见，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行政等级溢出效应明显，全球化首先浸入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高行政等级城市，当其覆盖饱和时时，转向较低等级的城市。
4 全球化浸入过程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2004—2010年各影响因子的变化，在单因素试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7个指标强行进入的方法进行回归，以0.05的显著水平为判断标准。
在讨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之前，需要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本文的自变量数量较多，且含有连续变量，采用最大似然平方的对数值检验(-2Loglikelihood)以及Hosmer-Lemeshow检验综合检验的方法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2004年、2010年的两个模型均以良好的拟合度通过检验，其模型预测准确度分别为93.3％和75.9％(表10)。得到2004年影响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显著性影响因子分别为年末总人口、是否是沿海城市、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是否是开放城市等四个因子，2010年影响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显著性影响因子分别为年末总人口、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接待入境旅游人数等三个因子。
4.1 城市人口规模、对外交流水平因子的影响显著性稳定
2004—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均以0.00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值分别为2.56和2.51，与全球化的浸入呈正向关系。本文选择的全球化代表为外资零售企业，是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其目的是向城市居民出售全球化商品，城市人口规模直接反映了城市消费群体的大小，其与全球化浸入关系密切，该影响因子显著性趋于稳定，且代表的指标影响能力系数值稍有下降，与现实相符，并论证了
3.2.1 的结论。 2004—2010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分别以0.01、0.0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其系数值分别为3.04和3.78，与全球化的浸入呈正向关系。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全球化趋势，代表着城市的对外交流水平，对外交流水平越高，表明本地居民对全球化的认可度越高，更容易接受全球化商品，该因子影响稳定且增强无可厚非。
4.2 开放政策因子影响弱化
2004—2010年是否是开放城市影响因子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和0.90，前者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后者对全球化的浸入无显著影响，其系数值分别为2.72和-0.09，表明政策对全球化的浸入具有导向的作用。但是，时至2010年，这种政策因素的影响能力已大为削弱。2004年之前，中国零售业只开放了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等几类城市，这使得本文选取的全球化代表——外资零售企业的地域扩散受到了诸多限制，故该时期政策因素的作用明显；2004年底，中国取消对外资零售业的地域限制，全球化在浸入中国城市时将不需要再考虑其政策因素，故2010年的回归方程中，是否是对外开放城市指标已不显著。
4.3 全球化浸入趋势的内陆化
2004—2010年表征城市区位的是否是沿海城市因子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和0.46，其系数值分别为1.78、0.28，前者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并与全球化的浸入呈正向关系，后者未能通过检验。全球化由沿海登陆中国，在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初期，其沿海城市必以其优势的区位条件，率先受到全球化的浸入。但是随着全球化在沿海城市的浸入密度加剧，必将转而向内陆城市推移，全球化浸入已经内陆化了，这也呼应了3.1.1的结论。
4.4 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凸显
2004—2010年代表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82、0.05，其系数值分别为-0.11、0.68，前者未能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后者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并与全球化的浸入呈正向关系。本文数据来源于外资零售企业，这与居民的购买力密不可分，职工平均工作收入代表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越高其购买力越强，该城市就越容易吸引全球化于此，该指标成为影响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重要因素是合乎常理的。
4.5 人均GDP、是否是地级以上城市二者均未能通过检验
2004—2010年人均GDP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97和0.76，均未能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值分别为0.03、-0.09，2004年与全球化的浸入呈正相关关系，后者为负向关系。综合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经济水平等级推移来看，2004年经济水平较高城市的总量为41个，水平较低的城市数量为217个，全球化浸入数量分别为21个、20个，高经济水平的城市无明显优势，导致人均GDP的回归结果不显著。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与较低水平城市的数量分别为144个、113个，全球化浸入的数量分别为86个、33个，仍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转变为负相关，这也呼应了3.2.2的观点。
2004—2010年是否是地级以上城市因子的显著性水平均为1.00，未能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其系数值分别为17.07和13.90，与全球化的浸入呈正相关。之前3.2.3中，得出了明显的全球化浸入的行政等级溢出规律，但回归后该因子并未通过检验，这主要由各行政等级城市数量的无可比性所导致，自高向低，各行政等级城市的数量分别为4个、15个、268个、367个，剔除排除于方程的367个县级市。2004年，2010年，引入方程的全球化浸入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量分别为41个和119个，2004—2010年引入方程的地级以上城市数量均为19个，而地级市数量分别为22个、101个，后者如此的数量优势导致了行政等级因子的回归结果不理想，并非3.2.3中的结论不妥。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全球化水平较高的外资零售业这种实体公司的时空扩张，透视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引入相关指标分析影响全球化浸入的因素及其变迁。
研究发现：
第一，全球化并非特殊城市的个别现象，中国城市的全球化是整体全球化的过程。目前，中国的众多城市均经历着城市全球化，全球化已浸入27个省/直辖市、138个城市，囊括了全国性中心性城市、省级中心城市以及地方城市等多级城市。
第二，全球化的浸入并非均匀展开，表现为“东深西浅，南袤北稀”的空间格局及演化。全球化浸入中国的城市深度主要沿着“沿海—内陆”的空间方位推进，东部沿海的大城市成为了其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全球化的浸入广度表现为由“东广西疏”向“南袤北稀”的空间格局演化，2004年全球化浸入广度与深度均表现为沿海与内陆的差异明显，然而，2010年这种东西差异削弱，南北分异凸现。
第三，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遵循一定的城市等级浸入推移规律，包括人口规模等级、经济发展水平分级及城市行政等级三方面。全球化在浸入中国城市时，优先浸入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尔后向规模较小的城市扩张；全球化浸入城市的层级结构符合经济水平等级推移规律，另外，城市经济水平发挥着门槛效应；全球化浸入中国城市的行政等级溢出效应明显，高行政级别城市率先受到全球化的浸入，再由高向低进行等级扩散。
第四，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对外交流水平等因子对全球化浸入的影响显著且稳定；开放政策、城市区位等因子影响显著性逐渐弱化；人民收入水平因子的影响凸显；行政等级因子、城市经济水平因子受到数据的制约，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全球化的浸入，使中国城市与国外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后续研究将利用全球500强公司在中国城市的浸入状况，建立广泛涉及国外城市、中国城市的城市关联网络，并对其进行研究。另外，认为各个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受到全球化浸入的主导要素具有差异性，其不仅包括本文所涉及的外资零售企业，还包括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后续研究可以着眼于浸入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要素，剖析其差异性及时空演化规律。
收稿日期：2011-10-26：修订日期：2012-01-08
标签：显著性论文; 显著性水平论文; 全球化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企业空间论文; 因素分析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