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十大论文,共同体论文,关键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探索国家之间和地区范围构筑“自由贸易区”、“经济联合”等新框架的动态十分活跃。2004年7月1日，东盟和中、日、韩各国外长在雅加达会晤时商定，2005年在吉隆坡举行首次东亚峰会，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意味着东亚地区从“10+3”合作机制向“东亚共同体”目标迈进跨出了第一步。这显然是令人鼓舞的新动向。
尽管有人说建立“东亚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紧迫的课题，也有很多人说，这还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遥远的梦，恐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然而，正如俗话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已经建立的东盟+中日韩(10+3)首脑会议的基础上，应考虑将设立旨在商讨、推动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在内的“东亚共同体”的政府间组织提到日程上来[1]，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在外交战略与政策方面，则需要以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步伐解决好以下3方面的10个关键性问题，或曰“要过十道坎”。
一、中日推进东亚合作的基本立场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方面的问题，这方面将有4道坎需要跨过。
第一道坎：面临欧洲联合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美国拟于2005年底将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势，在经济规模上可与美国、西欧匹敌的东亚地区（注：据统计和预测，1990年东亚的GDP占世界的19.3％，到2020年将占到世界的25.5％(美国为18.5％，西欧为19.4％)，达到50万亿美元。），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否使自己的思想紧紧跟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世界性潮流，紧紧跟上冷战后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指导思想上真正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的共识，对推进东亚地区合作抱有更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这将成为东亚地区能否尽快改变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落后现状的决定性因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人们，东亚各国必须依靠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力量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才能促使地区内各国更公平地得益于全球化，才能避免在全球化潮流中被边缘化的危险。也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全球化必须惠及所有国家，使所有国家获利，只有少数国家获利不能叫全球化。”[2] 而从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看，再次发生类似1997年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态并非不可能，尽快建立和完善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地区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第二道坎：中日两国能否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一方面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另一方面加强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双边分歧的努力。其内涵应包括中日两国之间能否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历史的和解”，注意避免部分民众之间出现的愈演愈烈的民族情绪对立，反对历史翻案主义和历史复仇主义，防止两者形成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和仇恨连锁。特别是有关国家的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民族对立情绪走向扩大化、极端化和行动化，停止任何可能导致刺激本国或对方国家的民族对立情绪的政府行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东亚各国特别是某些大国的民族主义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极易形成为地区安全乃至相关国家内部安全的强腐蚀剂。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成为强硬外交政策的催化剂；随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政府为避免在本国国内被斥为“卖国政府”的政治风险而倾向于在民族情绪压力下对对方采取强硬政策，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对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而加剧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刺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感到中日关系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何避免中日再次走向战争，是我们的责任。”总之，对于东亚地区合作来说，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至为重要。中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势不可挡，两个既是政治大国又是经济大国的邻国同时出现在东北亚是史无前例的，中日两国都要调整心态，为东亚繁荣共求双赢。
第三道坎：中日两国能否真正尊重本地区的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承认不管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平等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和“居间作用”。所谓“牵头作用”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东亚地区合作对话的倡议往往并非是由本地区的大国、而是由一些中小国家首先提出的，东亚地区合作对话的平台也往往并非是由本地区的大国、而是由一些中小国家首先创建的。比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当时，东盟国家认识到，单靠自己的能力难以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于是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10+3”、ARF就是首先由东盟发起的（注：一位日本学者说：“我多年在联合国工作，深感东盟的外交是非常巧妙非常精明的。我们需要看到东盟很会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这也许是小国外交的智慧。”目前东盟已经签署和正在商谈的类似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超过了40个。）；不久前，韩国又提出了“东亚首脑会议”倡议，这也很值得关注。所谓“居间作用”就是，在地区或多边合作对话中，有可能通过发挥中小国家的“居间作用”来拉近一些大国之间的距离，比如在东南亚地区，可发挥东盟在中日等国之间的“居间作用”；在东北亚地区，可发挥韩国在中日之间的“居间作用”。在中日之间谈不拢、谈不好的问题，在有东盟加入的场合，在有韩国加入的场合，很多问题就变得可以谈，可以办了。这意味着推进东亚地区或多边合作可使中日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事业，为发展两国关系构筑了一个超越两国关系的平台，可望成为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当前，一条以东盟为主导、以“10+1”和“10+3”为主体、以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途径，逐步实现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道路已经展现在东亚各国面前。有的学者分析说，欧洲的区域经济政治整合已经采取了以欧盟为主导的同心圆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区采取的则是轴心辐射式的整合模式。亚洲区域经济政治整合的发展必须走出自己的模式。笔者认为今后东亚走向自由贸易区将会有“交织式”、“板块式”、“积木式”3种可能的途径：(1)3个“10+1”交织模式。中日韩3国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来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深化各自与东盟的合作，同时注意加强3个“10+1”间的协调，那么，最终就有可能实现以“10+3”为主体的东亚自由贸易区。(2)EAFTA是中日韩与东盟这两个板块的结合。通过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和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也可能出现通过中日韩与东盟这两大板块的结合而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中日韩合作与东盟两大“板块”合成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FTA交涉的对象数目，大幅度缩短交涉所需时间。当然，在加强中日韩合作这个板块的时候，也需要加强同东盟之间的协调，形成中日韩与3个“10+1”之间并行不悖、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注：中国有句俗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当中日韩3国分别“舍近求远”，到美洲、到东南亚或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去寻找双边自由贸易伙伴的时候，也需认真探索在我们这地缘相近的3国之间如何加强经济合作，乃至在我们3国所处的整个东亚地区如何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途径。目前，在世界GDP居于前列的国家中，只有中、日、韩3国至今没有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区。在“10+3”框架下，加强中日韩3国合作，对于推动实现以“10+3”为主体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日韩已经形成3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今后，中日韩3国要进一步形成加深合作的政治决断，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改善3国之间、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的政治关系。）。(3)“积木”模式。这里所说的“积木”模式有两个含义，其一是通过加深整个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在投资保护、金融、流通、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通过各个领域的“积木”，步步构筑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其二是在邻近国家的某些省(日本的县)、地方之间，推进地方层次的“经济联系紧密化协议”，通过各个地方(指各国国内的局部)的“积木”，步步构筑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
中日韩3国经济规模占东亚的约90％，特别是中日两国堪称本地区的两个大国。在本地区的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方面，应注意一方面不要让中小国家对本地区的任何大国产生恐惧感，另一方面本地区的任何大国也不应谋求将某些中小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前，东盟担忧在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中如果按照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日韩3国的意愿进行，其主导作用会被弱化。对此，我们应该尊重东盟创建东亚地区对话的平台的功绩，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道坎：在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能否正确地发挥本地区大国的协调作用。虽然大国在争取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某种意义上的竞争，但应使这种竞争成为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东亚一体化的良性、健康的竞争。比如，中国同东盟开始(自由贸易协定)交涉，成为促进整个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圈形成的“第一推动力”，受中国与东盟在2001年决定在10年内实现FTA的“刺激”，日本也在2003年同意与东盟在10年内尽早实现FTA；受中国在2002年与东盟缔结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刺激”，日本也在2003年12月与东盟发表《日本东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其后也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日本的上述行动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所谓“竞争意识”，与此相反，中国方面表示了诚挚的欢迎态度。
中日双方都应该欢迎这种对本地区经济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的“良性竞争”，而不应该将其视为对某个次区域的“争夺”。我们认为，尽管日本国内外媒体报道说，日本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对话，带有明显的同中国“竞争”、“对抗”的意识，但是，这种主观上的竞争、对抗意识的背后，或许正是推动东亚地区走向机制性经济合作的一种不以个人的意志和信念为转移的客观要求和趋势使然。正如日本贸易振兴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所指出，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在10年内实现FTA的两大构想，“将在亚洲形成巨大市场，实现物、人、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企业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长期经济低迷的日本来说，汲取亚洲的活力，也有利于推进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在中日韩、“10+3”等多国或地区合作中，中日两国在事实上也在加强协调与合作，这反映了双方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然而，目前中日两国虽然在经济方面还能做到继续合作，但在政治关系方面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对待地区合作问题上也缺少互信与协调精神（注：日本共同社于2004年5月1日发表的、针对日本159家主要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65％的日本大型企业看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认为这对日本经济会产生好的影响；68％的企业在中国设有网点，62％的企业与中国企业有贸易往来，36％的企业在中国市场有投资。而与中国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企业仅占6％；此外，有58％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21％的企业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日本经济形势的稳定，并降低了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中日需要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不会去追求，日本也不宜去追求。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中日都不应采取试图将对方排除在外的做法。未来的亚洲既不是中国的亚洲也不是日本的亚洲。正如中曾根前首相所说：“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那么日本将一事无成。”（注：此为中曾根康弘语，引自新加坡《海峡时报》2003年11月14日。） 中日都需要认识到，中日两国离开地区合作“单独奋斗”都将达不到真正提高本国地位的目的。只有通过提高本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中日两国才能更自主地提高各自的国家地位，这件事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两国在地区内部争夺主导权。
二、经济合作是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原动力
经济合作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在实际合作中需要迈过两道重要的坎。
第五道坎：东亚各国特别是作为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中日韩3国能否借鉴欧洲联合首先从建立“煤钢共同体”的经验出发，在日趋突出的能源问题上开展有效合作，防止恶性竞争，为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而努力，为实现东亚共同体走出关键的一步和提供重要的示范。在东亚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应以能源问题作为牵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因为在东亚各国经济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情况下，利用能源问题牵制他国，等于是牵制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东亚主要国家在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需考虑整个东亚地区的能源安全保障问题。特别是在中日之间，在能源问题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上，只可能是或者“双赢”或者“双输”，不可能出现“一方赢另一方输”的结果。在从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寻求新的石油、天然气的来源问题上，中日韩应做到既追求本国的利益，也照顾到他国的利益，避免进行只考虑本国利益而将他国利益置之度外的过度竞争，在3国特别是中日之间围绕能源供应形成过度竞争，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弱化需求方的立场。中日在与作为供给方的俄罗斯等国进行对话的同时，也需开展相互间的对话。在连接东亚与中东的海上通道的安全问题上，相关各国能否避免走向相互戒备甚至冲突之途，而走上共同维护海上通道之路，这是关系到相关各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因为从东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直到中东的海上通道是中日韩等国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中日韩等国乃至东南亚有关各国、美国、印度能否扩大在海上通道安全方面的合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
对日本来说，能否积极地将其先进的省能技术向本地区的其他国家转移，也是关系到东亚地区能源安全保障、关系到日本自身国益的重要环节。中国从日本导入先进的节能技术，以便在今后一二十年大幅度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其效果不下于开发出若干个超级大油田，将可能起到缓和日趋紧张的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的作用。如果日本利用ODA来促进其先进的节能技术向能源利用效率低的国家转移，那么，这必将是富有战略性和效率性的ODA使用途径。在政治上不断增强互信的基础上，还值得探讨在石油储备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此外，还需加强在核电开发、核电安全、核燃料处理等方面的合作。与环境保护相关联的、有关石化能源的清洁利用(特别是煤炭的清洁利用)以及可再生新能源的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尤其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在能源问题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上，中日正处于一个“是以竞争和非理性态度为重，还是以合作和理性态度为重”的十字路口，从两国实际利益和东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两国只有理性地对待那些各自国家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努力缓和竞争加强合作才是明智的选择。
第六道坎：能否顺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民间企业的呼声，加快本地区FTA和经济技术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制度化的地域合作框架。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当前东亚地区已经实现或正处在交涉过程中的双边或多边FTA形成了相互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需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围绕其先后顺序等问题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逐步将各类FTA整合为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日本与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国分别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EPA)，并决定从2005年4月起与东盟就缔结FTA为中心的经济合作进行正式谈判。日韩之间已举行过5次有关FTA的谈判。然而，中日之间FTA谈判尚停留在研究阶段。日本虽在“中期目标”中把中国“纳入进行FTA谈判的视野”，但欲进又退，表示要视中国经济的动向、日中关系的整体等做“综合判断”。日本经济界人士对政府在日中缔结FTA方面的行动迟缓表示不满，认为会损害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需要认真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将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当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起点和突破口。在2000年5月达成的“清迈协定”(13国财长在亚行年会上同意建立货币互换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灵活的货币互换机制，逐步扩大货币交换额度，尽快形成能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有效机制，促使“亚洲的钱用于亚洲的发展”。本来，国际资金流动应该是从资金充足且有剩余的国家流向存在旺盛的资金需求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以目前日本外汇储备达到8265亿美元(2004年3月底数字)，中国则是4032.5亿美元(2003年底数字)。事实上，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货币大量流向美国，形成“贫困的亚洲国家向富裕的美国提供着不限用途的无条件融资”的“有悖于国际资本循环的正常流向”的极不正常的状态[3]。尽管东亚各国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于2003年6月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以期促使“将亚洲的储备用于亚洲”，但其作用十分有限。今后，当务之急就是加强亚洲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大力发展能以亚洲货币结算的债券市场。正如“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所预言的那样，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需要以“亚元”作为本地区金融合作的长远目标。而在当前，需要逐步导入“一揽子货币”，以作为走向“亚元”过程中的过渡货币，解决亚洲货币与美元或欧元挂钩而产生的问题。
第三，为了促使整个东亚地区跟上信息化潮流，需要大力加强东亚各国在信息化方面的合作，推进有关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化家电、信息安全、第四代移动通信、软件与数字内容产业、信息通信规格、防止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加快转移先进的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宜共同探索汉字统一化的途径，利用东方文化与语言的类似性来促进本地区的信息化发展。中日韩3国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正在取得显著的进展，有可能成为整个东亚地区信息化合作的典范。
第四，在东亚地区某些次区域应该形成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中日韩3国之间，尽管未能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但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2000年中日韩3国GDP总和约6.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0％，东亚整体的2/3。由于3国地理相邻，发展形态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彼此间的贸易发展很快，2003年，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额分别达到1335亿美元和632亿美元；中日、中韩人员往来分别达306万和250万人次；中日、中韩分别缔结友好城市223对和75对。目前，中日韩从政府到民间，都在积极探索建立一个适合本地区情况的经济合作机制。2004年11月底在老挝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晤中，通过了中日韩3国在贸易、投资、环保、安全等14个领域的行动计划，这将可能为今后缔结中日韩新投资协定开辟道路。
第五，对日本来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活力可能成为日本摆脱经济低迷的契机。通过利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活力有可能推进日本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如果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分工体系之中，强大的竞争对手可能转变为强大的同盟军。例如，从九州经由釜山直至中国的东北地区，将成为世界五大汽车厂开设工厂的大规模产业集结地。如果这类要素能够很好地组合，日本和中国的市场规模很大，就有可能实现互补型的产业分工，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迅速发展。还需提到“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中国国内某一地区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中国进入新一轮的、以机械制造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化的全国性问题。日韩等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地理接近，非常适合于相关各国在重化学工业、也就是所谓“重厚长大”产业领域开展合作。此外，中国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环渤海经济区依然是中日韩等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而以中国某些地区的振兴与开发来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可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又一特色。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是东亚共同体建设必须关注的大问题。解决东亚安全问题有四道坎需要迈过。
第七道坎：能否实事求是地认清本地区的安全形势及其长期趋势，一方面不制造任何不切实际的“某个大国威胁论”，另一方面清醒而充分地认清世界安全问题正在发生有目共睹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为属性的和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正在日趋上升(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海盗等，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包括环境恶化、气候变异等)，反恐怖主义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注意到对付非传统威胁的需要在客观上日益成为推动有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巨大动力。
我们应该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主权国家之间相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注：1976年2月通过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友好谈判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条在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发表的《东京宣言》中也得到确认。）。应该实事求是地认清本地区内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也在导致共同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课题的增多，重叠利益的扩大，合作空间的拓宽，相互敌意的降低。
东亚地区格局的美国因素是一个客观存在，关键在于东亚各国如何对待这个因素。首先，东北亚地区应该注意消除“冷战思维”，特别是日本等国需要认识到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在应对东亚现实的安全问题方面的局限性，不过度倚重双边军事同盟，而与东亚各国共同建立不针对第三方的、非军事同盟性的多边安全体制。日本作为本地区的一个大国，应该注意使《日美安保条约》不具有任何直接、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与此同时，本地区的大国、强国应该“言行一致”地向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乃至世界表明其坚持“和平发展”的不变的国家意志和决心。目前地区内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各自国家同美国的关系，依然没有摆脱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依赖。在承认这种现状的同时，地区内国家能否更加重视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上，中日两国都很重视发展对美关系(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注：日本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家说：“在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日本与中国做事的速度和作风不同。在中国方面。比如与泰国，是从能够做成的事情做起；而日本政府却受制于各省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的束缚。在同东南亚签订友好合作条约问题上，外务省的亚太局主张签订，而北美局、综合政策局却反对，后两个局的意见曾一度占了上风，后来由于东盟的强烈反应，才使亚太局的主张获得通过。日本外务省因为长期形成‘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固定概念，导致其独立的情报分析和判断能力的缺失。而中国的外交却能与时俱进，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轻视多边外交的倾向。美国虽然搞单边主义，但是在朝鲜核问题上却重视多边，在伊拉克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美国的对应是完全不同的。”），但需要防止出现对两国相互关系采取“等而下之”的轻视态度。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积极解决朝鲜核问题可望成为建立东北亚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的一次重要演习。相关各国宜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推动六方会谈逐步走向机制化，使“东盟地区论坛(ARF)+六方会谈”成为未来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可以预计，随着本地区乃至全球安全问题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政策取向势将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渐行渐远”逐渐转向“渐行渐近”。还需指出，东亚加强安全合作并不排除美、俄等本地区以外国家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日美俄四大国之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的协调关系对东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就曾提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并两次与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讨论这个构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4] ｛P253｝。尽管在冷战时代石桥的构想无法实现，但是到了今天，中日美俄结成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型关系已非梦想，显示出石桥湛山与周恩来所预言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的具有深远的前瞻性。
对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应该注意“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真正切断“仇恨与暴力的连环”，避免由于过度倚重军事手段而导致在纷争地区播下更多的仇恨种子，反而把事情弄僵。正如有的学者针对美国提出的“邪恶轴心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真正应该克服的‘邪恶轴心’是贫困、无知、疾病和暴力”。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在贫困、无知、疾病和暴力之中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不到生命的幸福和价值，就会感到与其“生”不如“死”，不仅视自己的生命为草芥，而且往往也视别人的生命为草芥。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会不断出现“人体炸弹”，为什么恐怖主义会“越打越蔓延”，“越打击越厉害”。依靠“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可能取得一时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战争也在导致贫困、愚昧、疾病、犯罪的“再生产”，导致恐怖主义的“再生产”，而且这种“再生产”具有很高的“效率”。为此，反对恐怖主义不能过度地乞灵于战争手段，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寻求根本的综合的治理办法，比如促进民族与宗教的和解、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经济可持续共同发展等等。
第八道坎：东亚各国能否以更坚定的决心和更大的努力来推动各自国内的体制与结构改革、特别是农业等领域的结构改革，以便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能否借助参与经济一体化这个“外力”来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从而形成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与相关各国国内的经济政治改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以日本为例。农业问题成为日本发展与东亚及地区外各国之间的FTA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日本的农业要继续生存发展下去，迟早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农业就业人口中，65岁以上高龄者所占比例已经高达56％，随着高龄化进展与年轻人离开农业，2020年日本主要从事农业的人口与2000年相比将减少近半(从240万减少到129万)，这意味着当前日本农业的小规模经营状态势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WTO有关农业的交涉要求日本农业在10年之内必须彻底实现农产品的自由化，因此，通过改革走向规模化高效率的农业经营并调整农产品结构(在加强高质量农产品方面的优势的同时，扩大一般农产品的进口范围)是早晚的事。然而，日本长期以来对国内农业实施大力加以保护的政策，每年的保护额达5万亿日元以上，除了“休耕补助”、单项农产品年度补助外，每年向农户支付约7478亿日元(1999年数字)的“稳定农家经营补助金”，与此同时，对大米等200多种农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其中大米490％，花生500％)。日本担心如果改变这种过时的保护政策并开放农业市场，便宜的进口农产品将会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影响到目前的权力者争取农民选票的政治需要，为此而把势在必行的农业改革一拖再拖。这个事实表明，权力者的自私狭隘的政治利益可能延误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及其融入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日本的农业问题表明，面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各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只能是“早改革早主动”，拖延改革势必日益陷入被动。东亚各国需要全面地理解现代化的意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体制和观念的改革与创新。
第九道坎：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本地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以加深本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感情，以便形成一种能够超越单纯的金钱、物质关系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以东方思想和文化来增强各国人民的感情纽带和地区认同感，促使东方思想和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对于西方文化，我们既要积极吸取其先进性的成果，又不能采取盲目崇拜、全盘照搬的态度。迄今为止，东亚各国自主地进行了文化选择和文化学习，积极地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果。今后，走向东亚共同体的各国需更加注意弘扬东方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的精华推向世界。自称为“西方的一员”的日本已经不再是东亚地区“一枝独秀”的国家，它需要从思想上心态上努力适应整个东亚乃至亚洲地区日益走向现代化的新现实，改变一百多年来奉行的“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旧思维，回到它的文化故乡——亚洲来。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家。今后，中国也需要摆脱历史上所谓“中央大国”的思想负担，防止“自我中心”倾向的复发。能否坚持“以人为本”，也表现在能否进一步利用东亚各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十分接近，人员移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大大扩大地区内的人员交流，提高各国之间人员交流的自由度，形成既自由又有序的东亚地区劳动市场。在这方面东亚各国有很多事情可做。走向东亚各国的日资、韩资企业以及开始“走向国外”的中国企业，不应该仅仅将“走向国外”当作是企业的机械的、地域上的迁移，而且注意与企业迁移相伴随的、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此外，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人口老龄化浪潮，走向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日本能否开放本国劳动市场，扩大接受外国移民，是关系到日本今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与此同时，以日本为“领头雁”的养老市场，也可能逐步扩展为一体化的东亚养老市场。
第十道坎：东亚各国政治领导人能否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于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真正认清本地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真正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自己的政治日程上来，而不为自身狭隘的政治私利而牺牲本国、本地区乃至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东亚地区是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地区，尤其应该树立发展与安全“一体观”。在当今世界上，一方面是很多安全问题来自于“不发展”，例如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所有疾病与死亡，有80％与水源有关，平均每8秒钟有一名儿童死于与水源有关的疾病。又如贫富差距扩大本身就是一个安全问题，因为贫穷落后容易成为产生恐怖活动的温床，一些人感到活不下去了，就容易从对现状极度不满发展到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很多安全问题也来自于“发展”。比如，在大力追求或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忽视经济、社会、文明的均衡发展，就会使社会问题日积月累，矛盾日益激化，导致环保滞后而引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滞后而引发疫病流行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浮出水面，这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损害民众赖以生存的环境，影响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发展”与“安全”双重性。从重视人和自然的协调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发展与安全的一体观”出发，对于“发展中的安全”应具有高度的预见性。例如私人轿车的普及正在引起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必须及早开发和普及节能型交通工具、规划有利于环保的交通方案并付诸实施。面临环境破坏等非传统威胁日益加重的现实，东亚各国应大力纠正只讲“国家安全”而无视“人类安全”的偏向。一般来说传统威胁或人为属性非传统威胁主要关系到特定国家、民族及利益集团的生死存亡(除去发生世界规模的核大战，造成人类同归于尽的极特殊情况)；而自然属性非传统威胁则往往关系到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生死存亡。这绝非危言耸听。瘟疫流行引起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历史事实就是证明(目前全球每小时仍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近年来，“非典”、禽流感等各种传染病、怪病的发生与流行，是一次深刻的公共卫生危机，是环境危机的衍生物和急性发作，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它又一次敲响了非传统安全的警钟，提醒人们必须认真处理好围绕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种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将国家安全扩展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
此外，全球气候的变异以及“非典”、禽流感等各种传染病、怪病的流行又一次提醒我们，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两个安全”之间，应改变将传统安全问题置于极度优先地位的片面性，增加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投入；在人为属性非传统安全与自然属性非传统安全这两者的关系方面，也应保持对这“两个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兼顾和均衡，改变“厚此(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薄彼(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甚至顾此失彼的片面性，增大对自然属性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投入，人类的整个社会机体还是有着很多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这就是保证生物圈处于能继续生存与发展的状况。
与传统威胁主要关系到特定的国家、民族乃至国家集团的生死存亡(除去发生世界规模的核大战，造成人类同归于尽的情况之外)相对照，非传统威胁可能关系到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生死存亡，它需要全人类“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加强真诚的合作。然而，可惜的是，尽管人们都在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能够齐心协力保护它的文明世界，太缺少能够胸怀全人类利益的、能超越一己的政治私利的大政治家。特别是号称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的美国，在环境问题上却表现出极端的损人利己，对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致使当今世界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倒退。比如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1/4，过去10年间，其排放量增长幅度超过了印度、非洲和拉美国家总增长量，正是这个对全球气候变异应负起重要责任的美国在2001年3月退出《京都议定书》，宣称它将不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使这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面临流产的危险。面对这个情况，东亚应该以“一个声音”说话，在防止地球变暖等问题上要求美国改变其我行我素的错误态度和孤立主义立场。为了克服人类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环境、资源等问题，我们应该把“向人与自然的矛盾”作斗争的任务提到最重要日程上来，向科学技术进军，向科学、健康、和谐的人类新文明模式进军，开发出能使人类摆脱环境、资源危机的科技手段与文明模式，并大力弘扬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东方文化和文明。建设科学、健康、和谐的新文明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需要全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奋斗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环境恶化这种看似“慢性的”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随时可能“急性发作”的程度。而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环境、资源问题这些人类的真正“大敌”撂在一边不管，就难免滑向将整个人类引向无穷灾难、以致永远得不到子孙后代饶恕的错误乃至罪行的深渊。
总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安全保障概念日益从对付外国侵略的国家安全这种狭隘的安全概念向着包括对应环境破坏、疾病流行、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安全问题在内的广泛的“人类安全保障”概念发展。“一国之得通常即为另一国之失”的传统安全观逐渐发生质的变化，而“人类安全保障”概念则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安全政策的取向越来越注重“双赢”和“多赢”。
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中，“和平”比“发展”更重要，因为没有和平不仅没有发展，而且会使人们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同时使任何已经实现的发展毁于一旦。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是当代人从事和平建设的保证，也是为子孙后代保持一个适于他们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之必须，因为真的打起仗来，就会为了赢得胜利而不顾一切，其留下的灾祸可能是几代人也难以抹去。现代战争不仅直接破坏环境，而且还会引发“二次灾难”、“三次灾难”。因此，我们应该坚信：“资源诚可贵，环境价更高；若得和平世，二者皆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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