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斌[1]2002年在《武汉市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浪潮不可抵挡。在国家进行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转移的情况下，武汉市城市的飞速发展与城市化的理想预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武汉市城市化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本文作者对武汉市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本文对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武汉市城市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并对照世界及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运用数字城市、生态城市等城市发展理论，着重就武汉市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动力和动力机制、教育与城市经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作者指出：随着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浪潮的兴起以及我国加入WTO，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必然加快，武汉的发展也必将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要抓住机遇，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素质要提高，观念要更新，思路要开放，制度也要创新。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武汉市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应以人的发展、机制的建立为先导，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加快人的发展就是要加快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培植动力来源。通过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升市民整体素质，营造良好生活和投资环境；通过加大政府对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投入和政策调控力度，建立政策调控的传动机制，调整高校的办学目标，建立知识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机制，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对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需求。还应适应城市发展要求，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城市经营管理专家，推动城市发展。解放思想就是要以国际性城市为长远目标，开放搞活，超常发展，要勇抓我国加入WTO和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信息产业发展和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的历史机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遵循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走集团发展之路；实事求是就是要依据武汉市发展的实际，尊重武汉市的悠久历史，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寻找城市化和 d＼硕士学位论文 V戍示y ＊“nR’S卫－mu 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奉行“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人 居环境优美的生态城市。 作者认为：武汉的环境是得天独厚的，有山有水，有江有湖，关键是要 把环境的绿化、净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武汉的市政也己有一定的水准，关键 是要有统一的、长远的规划，并体现出武汉的沿江、滨湖特色以及与各个行 政区的发展特色相吻合；武汉的文化有深厚的底蕴，楚风汉韵源远流长，关 键是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并使其在一些公共场所及标志性建筑上得到表征化 体现；武汉的人才和科教优势明显，但普通武汉人的素质仍亟待提高，使之 更贴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跟上城市化发展的步伐。
崔元锋[2]2004年在《武汉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与“叁农”问题研究——基于农民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键所在。作为我国和华中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市“叁农”问题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特别是较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叁农”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叁农”症结中农民问题(收入、数量、身份等问题)的突出表现。武汉市城郊“叁农”问题在二元结构矛盾框架下所表征出来的制度供给不足、市场机制和宏观政策缺位等特征，在新世纪推进武汉市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有新的视角和新发展思路来加以解决。本文正是从这样的环境条件出发，在尝试建立二元结构矛盾弱化与“叁农”症结弱化理论的基础上，对武汉市城乡二元结构及“叁农”问题的主要特征、主要形成原因和解决的突破口，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试图创建解决武汉市城郊“叁农”问题求解的理论支撑体系。本研究不仅是诸多学科知识的一次大融合，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围绕武汉市城郊“叁农”问题化解，提出了各种基于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操作性和建设性。 本研究在现有宏微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土地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多次实地调查并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条件下，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包括经济计量分析、系统论分析、比较分析、产业经济学分析、发展经济学分析等，开创性地建立了武汉市二元结构矛盾弱化与“叁农”问题求解的一般理论。在借鉴外国发达国家二元结构理论及农村城市化理论和我国有关“叁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叁农”问题的思路与途径等方面论述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武汉市二元结构矛盾弱化与城郊“叁农”症结弱化的相关性。针对武汉市城郊“叁农”的特殊性，提出以“农民”为核心的解决途径。以“农民增收”、“农民数量减少”和“农村城市化”作为都市城郊农村“叁农”化解的重要途径，构建了武汉市“叁农”问题发展的理论支撑体系。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全面、系统地从宏观层面拟定了武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路，并对武汉市“叁农”的发展远景进行了展望，对武汉市城郊农村全面小康进程水平进行了定量评定，提出了可行的全面小康建设对策建议。 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综述、研究的方法、结构和创新点等。第二章和第叁章是本研究的背景分析，也是全文分析的基础。第二章主要对武汉市城乡二元分割结构进行现状考察和历史分析。重点分析了现阶段城乡二元分割的现状，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了城乡之间的分割现状。对武汉市城乡二元结构基本特点进行了定性描述，对其沉淀的原因进行了透析。第叁章从提出问题的角度来引出武汉市城郊农村的“叁农”，首先概述了城郊“叁农”摘要症结中农民问题的现状，然后在基于武汉市“叁农”问题的主要症结是农民问题上，引出两个焦点问题一一农民收入问题和农民数量问题。第四章在第叁章引出问题的基础上对二元结构和“叁农”问题进入了深入研究，重点探讨了武汉市城乡二元结构与“叁农”问题之间的关联性。第五章是本研究“叁农”问题求解的开始。首先从农民的收入着手，对武汉市城郊农民问题的求解进行利益选择。第六章是农民问题的效率选择研究。重点分析武汉市城郊农村的农民数量问题，重点对武汉市城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市城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对策。第七章是从农村、农业外部的角度入手，进行解决“叁农”问题的农外选择分析。第八章全面、系统地从宏观层面拟定了武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路。第九章是本研究的结尾，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武汉市城郊“叁农”的发展进行了前景展望。构建了武汉市城郊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水平的定量评价体系，并在和中心城区全面小康水平要素贡献相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市城郊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徐勇[3]2006年在《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影响因素及其协调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是城市功能的核心功能。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和提升问题是一个决定城市经济功能的多因素协调机制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索如何促进中心城市经济功能诸因素的协同作用，从而增强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全文紧紧围绕如何提升中心城市经济功能这个主线，并由此作深入研究。首先，界定了城市经济功能与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明确本研究的对象；其次，通过对影响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内部性因素即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城市经营、城市政府管理五大影响因素的优化研究来增强和提升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第叁，探讨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与城市体系和城市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关系。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单个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在进行单因子分析的同时，更侧重于诸因子耦合性研究。重点探讨中心城市经济功能诸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并运用多目标下的线性规划方法构建了强化中心城市经济功能因素的协调机制模型。最后，通过运用构建的模型进行案例研究，为探索增强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提供基础。为此，本文运用了比较分析、数理分析、计量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对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影响因素及其协调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主体结构主要分为8章。第1章为导论，主要是对论文的选题意义以及对国内外在本选题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回顾与评述。第2章是对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中心城市的内涵、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特点、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与城市经济功能的关系、中心城市与城市化及城市经济的关系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归纳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一般性规律，以便全面分析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为本文的研究确定了核心内容。第3、4、5、6、7章则分别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城市经营和城市政府管理与经济功能开展了研究。集中探讨了增强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一系列核心因素。构建了各因素与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相关关系模型。第8章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心城市经济功能诸因素耦合的协调机制模型，揭示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与与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城市化速度、人均GDP、第一产业在GDP的比例、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市财政支出、城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年末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第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市人口增长系数、第叁产业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这些因素耦合、协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并运用此模型对武汉市城市经济功能进行实证分析，确定中心城市经济功能诸因素协调机制的最优模型。同时提出相关对策。 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其一，系统地研究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并构建了中心
靳诗怡[4]2017年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武汉市公共交通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城市人口持续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严重的背景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积极展开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打造现代化智能城市生活。李克强总理曾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智慧城市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而交通是连接城市的主要经济纽带,对城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智慧城市,公共交通应该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善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公共交通管理,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管理水平,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武汉市作为中部崛起城市,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交通需求增加,解决公共交通问题迫在眉睫。本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对武汉市公共交通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国内外学者对公共交通研究为出发点,对比我国研究的不足,并运用文献综述法,数据分析法进行文章深入分析。文章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主要是对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还介绍了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性与可能性。第二部分是对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概述。一是智慧城市与公共交通概述。二是相关理论基础概述。第叁部分是对武汉市公共交通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首先介绍武汉市交通基本情况,然后是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第四部分是国外公共交通管理的经验及启示。本文对纽约,巴塞罗那和首尔治理公共交通问题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借鉴和研究分析。第五部分就是对武汉市公共交通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建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二加强公共交通需求管理;叁是推进公共交通系统智能化建设;四是唤醒公共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最后部分是结语部分,针对武汉市公共交通管理进行总体概括,并对武汉市公共交通发展进行展望。
孙辉[5]2005年在《武汉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地下空间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资源和载体,同地面空间一样,是实现城市空间立体化开发,逐步完善城市功能,实现城市生态化和可持续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是城市走向集约化和效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武汉市为例,运用城市规划原理以及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理论,系统分析了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动因、模式和规律。在优化城市功能、合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科学配置城市要素、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促进武汉城市建设健康发展,提升城市活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对研究问题的由来和概念进行简介,并对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动向作扼要回顾与述评。第二章,主要对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背景、动因与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提出武汉市应及早建立地下空间开发的总体规划,推动和促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第叁章,对武汉市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历史概况,运行体制、以及在经济、技术和体制方面的制约因素进行认真研究,指出武汉市已具备地下空间开发条件,应跳出旧有模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第四章,主要研究内容为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模式,指出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对增加城市空间容量的作用巨大,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可观。第五章,对武汉市地下交通系统中地下铁路、地下公路、地下人行通道和地下停车场等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应优先、大力发展地下铁路系统,以解决武汉市跨江交通问题和公共交通矛盾。第六章,对城市广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结合武汉市城市广场现状,对地下空间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研究,提出武汉市城市广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式和途径。第七章,对武汉市地下综合体的开发建设作了较详尽的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针对武汉城市街区的特点提出了开发建设地下综合体的建议和设想,并对武汉城市节
黄勇[6]2004年在《城市规模发展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21世纪是人类社会的城市世纪。城市是与国际接轨的前沿，要想在国际经济分工占有一定地位，就必须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崛起自己的城市。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子。因此，城市规模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城市发展环境分析。从城市发展环境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趋势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指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为中国的城市发展现时的任务，城市规模的扩大必须坚持是质的提升前提下的量的增长。 第二章，城市规模分析。首先，对城市规模的基本概念、决定城市规模的因素、城市规模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介绍。接着对城市最优规模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城市规模的进一步增大是城市化的要求，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人为的控制城市规模的方法都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并对城市规模的合理性进行分析，指出合理的城市规模应满足以下要求：城市的经济规模是合理的、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协调性好、城市空间结构是合理的、当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社会综合收益等于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社会综合成本时，城市规模是合理的、城市规模的合理性还要看城市发展是否体现了可持续性。然后，从城市规模扩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的角度，指出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应和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相协调，合理确定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 第叁章，城市管理与城市规模发展。首先，介绍了城市管理的一些基本概念。接着，对城市管理中的城市规模问题进行分析。然后，从城市管理的视角，对城市规模的合理扩张速度进行研究，指出制约城市规模扩大速度的主要因素：城市所在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城市地位、城市发展的现状、城市主导产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城市财政的支出等。最后，对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章，武汉市的城市管理研究。首先，通过对武汉市发展环境、比较优势进行分析，指出武汉城市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得出武汉城市规模发展的重点在于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贯彻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和严格保护耕地的原则；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完善。接着，对加强武汉城市管理提出建议。
郝华勇[7]2015年在《湖北省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城镇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城镇数量的增长、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比例的提升,更是一个资源要素在城乡地域间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方面的系统演化。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城镇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病凸显、半城镇化现象等问题制约着城镇化正效应的释放,城镇化质量日益成为切入点来研究城镇化发展方式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在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水平的双重目标引领下,提升城镇化质量既具备结构优化的经济背景、也契合追求发展质量效益的目标要求。湖北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面临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有利机遇,立足区域发展基础、推进城镇化质量提升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示范效应。全文以“城镇化质量界定——城镇化质量实证评估——城镇化质量制约因素——城镇化质量提升路径”为研究思路,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分析框架、价值取向,以湖北省域单元为例证,在实证评价基础上归纳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论文的通篇内容分为6章,其中：第1章为导论。分析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现状。认为研究城镇化既要关注城镇人口的规模增加和比例提高,还要强化对城镇化涉及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质量的考察,避免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数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外对城镇化的微观研究难以应对我国城镇化宏大的规模、空前的差异和复杂的动因,国内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存在分析框架模糊、研究视角泛化、机制归纳匮乏等不足。第2章为城镇化质量内涵与研究范畴的理论分析。从发展理念、空间形态、资源环境、统筹兼顾、目标导向五个方面解读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质量诉求。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分析框架,即：产业支撑是动力、城镇体系是载体、公共服务是保障、生态环境是基底、城乡统筹是腹地、文化特色是品位。梳理了城镇化质量的价值取向：以生态文明为基底、以“四化同步”为过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第3章为城镇化质量实证评估。分别构建省域、市域、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做实证评估。对湖北省域城镇化质量演进态势做评价后,又将湖北纳入全国省域单元做比较分析,并对全国31个省域单元的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数量、城镇化质量与数量的偏差做实证比较。横向对比之后,又将湖北城镇化质量作区域分解研究,从省内市域、县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不同尺度区域城镇化质量的差异及空间格局,提出差异化的提升对策。第4章为城镇化质量制约因素分析。依据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及实证研究结论,可将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总结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重型化的工业结构带来的就业效应不显着,从动态趋势看,湖北产业结构演化对城镇化提高的影响作用趋势在减速增长。城镇等级体系的首位分布特征明显,运用分形维数考察湖北城镇体系的演化,表明湖北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比较松散,首位城市垄断性强,且自2004年以来这种垄断趋势并未减弱；城市间存在产业同构,武汉市高端产业优势不突出；城镇空间组织方面,省域主中心武汉市的人口、经济集聚效应明显,省域副中心及其他城市集聚效应偏弱,县域城镇化对全省城镇化进程贡献较小。湖北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仍显不够,不能够满足快速城镇化人口对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城乡收入差距略小于全国,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湖北自然生态本底条件优越,湖泊众多、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水平,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较高,高能耗的产业结构与低赋存的能源储量形成矛盾。湖北历史底蕴深厚,但依托文化资源实现的旅游业发展仍显不够,城镇个性及文化彰显仍需加强。第5章为解决对策。基于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和湖北的现状短板,提升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包括：强化产业支撑,产城一体发展,构建符合省情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结构升级并扩大就业效应。优化城镇体系结构,数量比例要协调,形成一主两副多极带动；职能分工要差异,形成互补发展格局。完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担负起职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在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强化财政的民生投向,弥补公共服务短板；将外来人口,即农民工群体逐步覆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生态文明,在发展起点上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界定城市的扩张边界,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开发格局；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空间结构集约化、基础设施绿色化、生活方式低碳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等环节,落实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发展结果上,强化绿色考核,将“绿色GDP”、“生态文明型城镇化”等绿色绩效纳入考核。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把握着力点,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士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壮大县域经济。文化传承上,注重突出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凸显武汉、襄阳、荆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彰显荆楚文化魅力。第6章为论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总结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创新点,并指出了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今后进行完善和提升的重点与方向。论文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阐述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建立城镇化质量的分析框架,并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依据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省域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路径中,构建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为其他区域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综观全文,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既涉及理论问题又实践性很强的一个命题。区域城镇化质量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其动态,做系统化研究。今后应突出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区域研究,在研究深度、数据来源、案例借鉴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也是后续研究的着力点。
李雯[8]2005年在《大城市郊区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文中研究指明随着隔离城乡的行政壁垒逐渐消除,中国的城市化正在摆脱原本人为的欠城市化状态,向积极型城市化转变。同时,我国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郊区化现象。这使大城市郊区迅速的发展,经济、社会情况有着比较快的变动,也给大城市郊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在这一转折性时刻,我国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冲突,如二元结构的弥合,在大城市郊区也表现得十分集中和容易观察。在这一地区,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将如何面对和应对这些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 立足于经济、公共管理等多方面的理论,本文将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个案研究对象,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从对武汉城郊的城镇及农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分析中,来印证大城市郊区就业与社会保障的一般规律,并做出一定的思考给出一定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目的在于从个体的实践探索对整体提出借鉴意义,来讨论系统工程中的特殊性与共性,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具体问题。 由于大城市郊区的情况在我国城市化加快这一过程中的典型性,这些思考和对策对我国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对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珍[9]2005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转型时期的独特现象。城中村是随着城市发展逐步形成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结。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消防治安、环境卫生、社区结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有着巨大差异的城中村问题突现出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协调发展、功能提升和市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城中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充分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城中村改造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是我们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选择。因此,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中村改造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界定城中村的内涵人手,介绍了我国城中村的大致类型以及进行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着重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背景原因。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壁垒、城乡二元土地结构壁垒、城乡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壁垒),此外,对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对村庄历史文化的认同是城中村形成的内在因素和文化因素。接下来,本文以武汉市城中村作为研究个案,对武汉市城中村的分布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改造中遇到的难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在借鉴国外类似问题和国内部分城市城中村改造的经验基础上,针对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和改造中的难点问题,本人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主张。 本文具有以下特点:
刘驰[10]2012年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聚居形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加速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步伐。同时,城市的发展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城市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影响因素较多,它不仅体现了一个地区人口性质的变化,还体现出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城市几百年来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在中国集中显现。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更多带有阶段性、结构性特征。因为经济水平、发展模式的差异,中国城市环境问题表现形式各异,影响机理也有所不同。研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市环境问题,首先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发展中环境问题的特点来展开。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巨大的城市环境压力来自于人口与经济的双高增长机制,也源于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区域发展不均衡,污染物排放地区差异明显,这决定了中国城市环境问题具有阶段性的两难特征。影响城市环境的因素有很多,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经济水平叁个方面：从城市规模来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将会有更多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带来对原料的更多需求,同时也会产生较多数量的废物排放。适度的城市规模有利于集中处理污染,而城市规模过大会导致外部成本上升。城市发展规模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等诸多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发展规模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上。为此,本文基于固定截距变系数模型分析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非农人口规模对城市环境的不同贡献率,表示城市发展规模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不同人口规模对城市环境污染的贡献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说来,大城市的污染贡献率为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会使城市环境污染程度不断加深。相对而言,小城的污染贡献率为负,即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加重城市污染,反而对城市环境治理有积极作用。分界点在100万人口左右。所以,要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放慢人口增加的节奏,鼓励大城市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及卫星城转移,以缓解大城市内部发展压力。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城市整个产业处于重型化的趋势中,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是重化学工业的组成部分,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同时,这些产业发展对电力等能源工业提出新的需求,导致城市周围电力工业乃至煤炭工业迅速发展,而煤炭、火电产业都污染严重。产业结构是城市发展结构的重要表现,本文以2010年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为对象,以相应的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的数据作为对应城市的环境指标,构建了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发展结构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污染水平受到产业结构与污染控制能力的影响。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重工业比重的提高会造成环境污染水平近乎20倍的指数增长。大力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增速远远高于污染后增强控制污染能力使得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速度。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控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控污能力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从经济水平来看,城市环境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260个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省会城市或旅游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总体上较高,并且大部分位于我国东部地区。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出现了协调性的不平衡。较发达地区具有较高的协调度,而落后地区的城市与环境协调度相对较差。中国大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调类型为过度调和类。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考察各个影响因素对城市环境的综合影响。经济变量中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规模变量中的非农人口,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产业变量中的第叁产业占GDP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技术变量叁废综合利用率对城市环境污染有影响。现阶段,城市产业结构对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大。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比第叁产业比重增加对环境产生的负作用要强。人口因素对于城市环境污染存在影响,但其影响相对较小。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叁废综合利用率的提高能够改善城市环境。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的空间有限,而且即使建成区面积扩大,那么也意味着通勤距离加大,交通成本上升,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大气污染。所以,提高叁废的综合利用率是减少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武汉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本文运用复合指标法构建了城市综合发展指数,通过二十年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从纵向研究城市发展与城市环境的作用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武汉市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工业经济规模,单位产出排污效率以及产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武汉市环境污染总量。只有提高工业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够适当减少各种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第二,从趋势上看,武汉市“叁废”污染物随城市发展进程的变化并不完全呈倒“u”形。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增长阶段,近十年来,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随城市发展的加快而加重；而水环境污染虽然出现类似EKC的拐点,但最近由于生活废水排放的增加又呈上升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后发条件下推进城市发展与环境质量相协调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方面,应进行合理规划,优化布局,发展适度规模的城市,尤其鼓励紧凑型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限制污染产业在城区内的发展；进行制度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公众参与,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实现“城市”真正“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1]. 武汉市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问题与对策研究[D]. 吴红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武汉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与“叁农”问题研究——基于农民问题的研究[D]. 崔元锋. 华中农业大学. 2004
[3]. 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影响因素及其协调机制研究[D]. 徐勇.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4]. 智慧城市背景下武汉市公共交通管理研究[D]. 靳诗怡. 湖北大学. 2017
[5]. 武汉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研究[D]. 孙辉.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6]. 城市规模发展的实证分析[D]. 黄勇. 武汉大学. 2004
[7]. 湖北省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D]. 郝华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大城市郊区的就业与社会保障[D]. 李雯. 武汉大学. 2005
[9].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研究[D]. 李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10].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研究[D]. 刘驰. 武汉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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