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史馆论文,赵尔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5—0104—06
清史稿自刊印以来，可谓众说纷纭、命运多舛。诟病者多以“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溯”[1](P228) 非之，但也有学者主张“虽非良史，尚无污蔑”、“实无长锢之理”、[2]“无毁弃此大宗史料之必要”。[3](第3卷第4号) 由此看来，作为查禁最重要理由的政治因素，也是见仁见智。究竟孰是孰非，从清史馆设馆缘起及其组织过程考察，应有助于发现其根源所在。清史馆的筹建，民国年间专治清代掌故的大家徐一士最先撰文论述说：“民国三年，内战甫止，袁世凯欲以文事饰治，议修清史。赵尔巽既应招至自青岛，遂受清史馆总裁之聘”，“世凯之设馆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犹之清初修明史故智，尔巽以‘援曩例以絷逸贤’之说进，在世凯自属‘正合孤意’，宜其有针芥之契，而优予经费，供‘养士’之用也”。[4] 对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的刘禺生和《清史稿》编纂后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的朱师辙等也有类似论述。这三人所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对于清史馆具体筹建的过程，都未有详细的论述。如果说清史馆的设置乃袁世凯与赵尔巽“针芥之契”的结果，袁世凯欲设清史馆网罗前朝遗老，赵尔巽则借修清史以报前朝胜恩，确乎合情合理。但前朝遗老对于入民国所设清史馆修清史态度各自不同，甚或截然相反，并未如袁氏所愿尽皆出山，而赵尔巽出任馆长一职过程也多有曲折。从考察清史馆的筹建背景及赵尔巽就任馆长的过程，可以更加深入具体地理解当时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复杂关系以及后来的变化和差别，进而透示前清遗臣在新朝与旧主之间的微妙心理和矛盾立场。
一、网罗旧臣与议设史馆
（一）复古招贤与设馆初议。1913年10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越发专制独裁，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北京本部及各地国民党机关，次年1月又正式解散国会。与此同时，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组和调整，“改组工作标榜创新，实为复旧”，[5](P507) 各种旧式办事机构不断恢复。在打压进步党人的同时， 袁氏不忘拉拢前清旧臣，如用政治会议代替已经停顿的国会，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设置参政院网罗人材等。当时舆论对此报道说，袁大总统对于海内硕学鸿儒及前清时代贵官大僚，皆委人敦请其晋京。[6] 不过，虽然袁世凯有意复古，变革机构名称以便适合前清旧臣出山，但后者对于是否出仕民国态度多有不同，所以预计设置参政职位70人，最后实际到任者不过1/3，樊增祥、瞿鸿禨、唐景崇、严修、丁振铎、锡良等六人还复电明确拒绝。[7] 鉴于参政对于遗老们来说恐有“贰臣”之嫌，袁氏随即又设立了一些名誉机关，如礼制馆、国学馆、考文苑等。设置清史馆，也旨在借编纂清史网罗前清旧臣。“此次参政任命发表，就中辞职最力者为劳乃宣、于式枚二氏，大总统以二君品学兼优，……又以二氏不愿就参政者，……于是拟别设清高之职以示尊礼之意，故急于组织清史馆，以便延聘劳、于二氏云。”[8]
为配合网罗遗贤的需要，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国务院早在1914年1月底就提出了设馆修史的呈请：“前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纪纲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鉴人心之趋向，臻世界之大同。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现拟广召耆儒，宏开史馆……。”[9] 与此同时，暂居皇宫的逊清皇室也决定编纂光绪德宗景皇帝实录。时有报纸云：“闻清廷现已决定将德宗景皇帝实录于今春开始编纂，以庚续大成，其总裁之任拟特派梁鼎芬、陆润庠。又闻政府对于清代全史亦拟派员修纂，拟派之总裁为徐世昌、陆润庠，惟进行手续尚未核定。”[10] 清室拟派梁、陆为编纂德宗实录总裁合情合理。而民国政府拟派名义上都还是清室的官员徐、陆为清史馆总裁，确乎让人费解。因为让他们担任总裁，不像是民国政府修史，更像是清室修史；而所设之清史馆究竟是民国的清史馆抑或清室的清史馆，其性质界定颇为模糊。后来批判《清史稿》的人多由此立论，但从南北和谈及民国创建的具体过程看，民初政府与清室的关系又有不同。
（二）南北议和与新旧递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启用被贬谪的袁世凯，出于自身地位的前车之鉴及当时革命形势考虑，袁氏决定议和，而南方革命军也无充分的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双方谈判持续数月，最后议定清帝退位创建共和，同时颁发一部让隆裕太后及满清贵族较为满意的《清室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颁布退位诏书，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1] 虽然“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据说是由袁世凯本人或徐世昌后来加入，但由清廷谕旨颁发当即代表其旨意。据此，未来中华民国政府即使不是清廷的延续，也有出自清廷创造的功绩。南京临时政府方面注意到谕文措词不妥，孙中山立刻“致电袁世凯，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然而“袁世凯已于本日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袁’之名义向内外大小文武官衙与军警发表文告”。[12](P656) 当时北方舆论也给人以共和乃清廷谕旨所颁，并非革命党人斗争结果的印象，更有报纸赫然以“恭录共和谕旨”为题，报道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发。
至此，新建的民国与逊清旧朝就有了某种继替关系，原内阁总理大臣做了民国总统，其他追随袁世凯的大小官员也各就其位。民国政府中的前清官僚，更视新旧朝递嬗为清廷“禅让”的结果，身在新朝为官，却恋恋不忘旧主者大有人在。袁世凯领导的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关系也颇为融洽，民国政府每年要给予清室优待经费400万元，并负责其陵寝维修及保护，确实是“崇德报功，无微不至”。1913年3月，隆裕太后死后，袁世凯“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13](P87) 由此看来，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与从辛亥革命及后来国民政府的立场观察大相径庭，与明清递嬗满汉不两立的情形更是大不相同，聘请不愿担任参政之职的劳乃宣、于式枚二人入馆纂修清史，袁氏以为二人当可接受。
二、清史馆的初步筹建
（一）设馆命令与官制草创。1914年2月3日，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国务院正式向大总统提出设立清史馆的呈请，具体内容有：首先提出设馆修史的理论依据，即中国断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其次颂扬清代的文治武功和“禅让”之举以及民国报德之功。既而提出纂修清史：“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14](第590号，1914—02—05) 整篇呈文旨在美化清朝的文治武功，褒扬清廷的“让德”之举，把民国的创建说成是清廷“洞观世运、俯察舆情”的结果。这表明，至少在袁世凯及其政府看来，民国与其说是革命党人斗争的结果，毋宁来自清室的禅让，前者有窃取之嫌，后者则具有正统性。而设置清史馆网罗前清旧臣及老辈学人是袁世凯的既定宗旨，褒奖前清，一方面增强对遗老们出山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昭示民国与清室的继替关系，使遗老们觉得出仕新朝和忠于旧主之间并不矛盾。筹备1月有余，1914年3月9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设置清史馆的大总统令：“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14](第660号，1914—03—10)
自国务院递交呈文到大总统令正式发布，其间国务院着手进行了一些具体的组织筹备工作，并且迅速拟订了一个清史馆官制草案，内容如下：
第一条：清史馆掌纂辑清史并储藏关于清史之一切材料；第二条：清史馆置官员如左：总裁（特任）、秘书（荐任）、纂修（同上）、协修（同上）、主事（委任）；第三条：总裁一人掌全馆事务，直隶于大总统；第四条：秘书一人，承总裁之命，掌理文书事务；第五条：纂修四人，协修八人分任编辑事宜；第六条：主事二人，承总裁之命掌会计及庶务；第七条：清史馆荐任官由总裁呈请大总统任命，委任官总裁专行之；第八条：清史馆为缮写文件及其它庶务得酌用雇员；第九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15]
该草案在清史馆的具体运作中有较大改动，但据此可以看出设馆之初民国政府对清史馆性质的基本定位。首先，清史馆不隶属于民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总裁直隶于大总统；其次，除总裁一人由总统特任外，其他人员分荐任与委任，而主要职位纂修、协修都为荐任官，需由总裁呈请大总统才能任命，只有主事可由总裁专任。由此可见，清史馆虽不隶属于民国政府的任何机构，不归国务院管辖，但从总裁到纂修、协修，都要经民国大总统同意方能任命，实际还是民国政府的特设机构。后来为了适应延聘遗老的需要，袁世凯不得不对此官制有所调整，并在延聘手续上做文章：“设总裁四人以分掌其事，均由大总统礼聘，不发任命，以示尊崇”，[8]“赵氏就职后，即要求政府对于清史馆之用人及编纂问题均不得干涉，大总统亦一一允其所请。”[16] 清史馆及其人员的地位日趋尊崇，与民国政府的关系也愈加微妙，有心进入民国的前清旧臣固然为之心动，在旁人和后人看来，不免模糊了民国与清朝的界限而有同流合污之嫌。
（二）馆长人选之难。清史馆明令设置后，首要任务当是延聘修史人才，其中最重要的即为馆长一职。最初袁世凯想请徐世昌或陆润庠出任，但陆较顽固，不肯出仕民国；徐志不在此，且袁氏又有请其任国务总理之意，这二位人选遂作罢。当时学界较有名望的硕学鸿儒当属章太炎和康有为，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而康有为似在讨论名单之内，[17] 但清亡后，康氏一直以遗老自居，并和宗社党关系密切，与袁世凯又有复杂纠葛，很难应允其事。另有以梁启超任馆长一说，[18] 梁启超时任币制局总裁，清史馆长一席于其不甚合，因此后来也作罢。此外，在馆长人选考虑之列者还有樊增祥、周馥等人，由于种种原因也都未能实现。[19] 虽然袁世凯想方设法让清史馆和馆长处于清高地位，以显示民国与清室的特殊关系，其所欲争取的前清遗老、硕学鸿儒还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就任，因为任民国的清史馆长一席，毕竟有出仕之嫌。由于馆长人选不能确定，所以清史馆也就迟迟未能正式开办。
在各方人选不能落实的情况下，袁世凯想到了赵尔巽，并亲自发函敦请其出山，[20](卷7,P27) 赵尔巽为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初隐居青岛，袁氏对其优待有加，不仅颁大总统令“授以勋二位”，[14](第590号,1913—12—24) 民国二年底还派人前往青岛，“召前奉督赵次珊来京协议要政。[21] 赵尔巽此番入京和袁世凯会面，并未答应出山，但就民国政治向袁氏有所建议。徐一士认为“尔巽以‘援曩例以絷逸贤’之说进”，劝袁世凯设置清史馆，似有可能。或有人认为，“赵次珊自奉天都督还朝，不甘野处，自愿编修清史，以酬故君，袁氏即如其意以畀之。”[22](P60) 揆诸实情，此说当为后人臆测。1914年初袁世凯发函敦请赵尔巽出山，传闻说“赵君复电颇有允意，约不久即当先行来京云”。[23] 由于馆长人选更换频繁，所以舆论对赵氏能否出山还是持观望态度，“现闻政府刻拟以赵尔巽氏承乏斯席，此信恐未必确，而言者谆谆，或者竟有此事耶。志之以观将来”。[19] 果不出所料，未几，赵尔巽以身体不适为由请辞，“大总统前已拟决推任赵次珊君为清史馆总裁，已连电相邀，乃赵君复电以病推辞，并无来京之确期。昨闻大总统以清史馆开馆不能再延，曾亲笔专函敦促赵君来京，并特派秘书王延年赴青岛劝驾云。”[24] 尽管如此，赵氏仍迁延不出。
三、有功新朝与不负旧主
（一）代弟讼冤事件。对于赵尔巽先允出山，后又称病不出，时人颇觉难以理解，舆论有种种猜测，个中原由，颇耐人寻味：“新政府改组后，前清故吏相继登庸，惟赵次珊为大总统最密契友，竟千呼万唤不能出来，闻其原因非止一项关系。大致一为某大吏之案尚未办结，一为老病衰迈，一为无相当之位置，一为与某当局意见素不甚合之故。”[25] 所列四种原因：老病衰迈无疑是托词借口；无相当之位置亦不确，“清史馆开，属以总裁，公（即赵尔巽）曰是吾志也”；[26](P77) 与某当局意见不合当指徐世昌，徐、赵二人在清末曾有一段纠葛，但徐氏当上国务卿后也曾致函赵氏请其出山，[27] 可谓颜面给足。所谓“某大吏之案尚未办结”，当指赵尔巽之弟、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建祠议恤一事。赵尔丰辛亥革命时在川被杀，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对前清旧臣遗老颇多优待，甚至高官厚禄不减当年，加上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之间“禅让”、“优待”之关系，赵尔巽也想从民国政府方面为其弟平反。1914年1月底，在赵氏旧部的授意下，川民杨隽、魏绍猷等40余人上呈大总统，请为赵尔丰建专祠祭祀。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四川旅京同乡200 余人立即在永光寺西街全蜀馆召开大会，商量对策，公推同乡会会长杜德兴为代表向杨隽等交涉，[28] 并向内务部呈请取消此案。杨隽等见事不可行，“亦有悔呈奉内务部，批准取消在案”。[29] 至此，赵尔丰建祠一事遂中止。赵尔巽因其弟昭雪之事未能落实，难免耿耿于怀。
袁世凯得知赵氏本意，立即授意曾为赵尔巽部下的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上呈为赵尔丰议恤立传。接到朱庆澜上呈后，袁世凯特派人赴川调查赵尔丰死事详情，随即颁发大总统令为赵尔丰平反：“查该故督于革革之际，洞明大局，退职安民，赞成共和之心昭然若揭，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猝被惨祸，殊堪矜悯。著国务院从优议恤，并著内务部查取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藎。”[14](第675号，1914—03—25) 虽然赵尔丰对于辛亥四川独立确有一定作用，[30](P241) 深受其害的川人当时对于政府此举还是强烈反对，但大总统令已下，最后折衷方案决定议恤照旧，立传暂缓，“援照沈故前督例给予一次恤金七百圆，遗族年抚金四百五十圆，由财政部发给，照章给予三年。”[14](第690号，1914—04—09) 对此结果，赵尔巽仍不甚满意，“昨大总统复以电敦促之，赵亦未表示从违之意思。闻以私函致某要人，必要求政府将某高等武人案圆满解决后，始肯出山云云。”[31] 袁世凯连电催促， 赵则托词曰：“因夏日炎热，拟秋后来京云。”[32] 直至6月初，清史馆的开办已经耽搁近3月之久，在袁世凯再三去电敦促下，赵尔巽这才动身北上，“到京后住秦老胡同，系大总统特备之公馆，并派车队四名妥为护卫，可为极优之旷典矣。”[33] 开始赵“对于清史馆馆长一席仍辞不就，闻大总统坚持责其担任，辞不获命，已经应允矣”。[34]
时人对赵尔巽以赵尔丰案作为出山条件，多有评论：“赵尔巽之于史馆总裁也，曾要求昭雪乃弟，始肯就任，今得二十四日大总统矜悯之令交院议恤，赵尔丰平反，于是赵尔巽得安然就任史职矣。”[35] 以遗老自居的赵尔巽， 何以冒犯川人众怒之险而为其弟争一有功民国有罪清廷之虚名，内中缘由，牵连民国与清廷的关系。袁世凯北洋政府中的前清旧臣视民国为清廷“禅让”的结果。既然清廷“洞观世运，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14](第628号，1914—02—05) 那么赵尔丰悬挂国旗，赞成民国，既有功民国也不负旧主。此种解释后人看似牵强，实则正是赵氏之流的前清旧臣在民国初年内心写照，所谓“及辛亥南方革命军起，人心惶惶，恐慌已极，清帝复以救民水火为己任，立建共和，愿行揖让，天下赖以安定，亦无非一念为民而已”。[36] 此外，赵尔巽此举也是为自己出山寻求依据。既然民国与清廷是“禅让”关系，赞成民国并非背叛清廷，那么出仕新朝自然也就不负旧主了。如此一来为新朝修旧主之史，应是有功而非不忠。
（二）遗臣态度各异。赵尔巽就任后，立即在秦老胡同设置“清史馆临时筹备处”，开始着手进行组织筹建。馆员聘请伊始，“每日踵门干谒者，户限几为之穿”，[37] 甚至有老友旧交写信推荐修史人材。[38](P68) 但是赵氏心目中的人选“必须由翰林苑起家，学问渊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满蒙藏各文者方为合格”。[33] 而“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39](P172) 后来所聘诸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入仕民国再入馆修史，如吴廷燮、王式通、王树枏等；未在民国政府任职但对民国设馆纂修清史一事表示赞同，如夏孙桐、秦树声、姚永朴等；不愿入馆但担任名誉职者，如严修。不愿入馆却对修史之事比较积极，如于式枚，名列纂修兼总纂，但始终未入馆，不过于修史提出过诸多建议。虽然入馆之人众多，但赵尔巽最看重的一些人物并未出山，“赵氏因拟请皇室派陆师傅润庠为总纂，藉以号召前清翰林院御史台之人物，不料又有他种原因，此等计划复归无效。”[37] 不但如此，一些顽固遗老甚至明确反对设馆纂修清史， 如梁鼎芬就致函赵尔巽说：“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举请即中止，却为稳当。”[40]
由此可见，前清遗老旧臣对待民国的心态颇不相同。陈宝琛、梁鼎芬等恋恋不忘旧朝，对于民国政事一概不闻不问；于式枚、严修等人严守名节，虽未出仕民国，但并未怀有敌意；其他诸人则视民国为清廷“禅让”所建，将入馆修史作为报效旧主的表现，同时多少也有融入民国之意。赵尔巽多聘前清旧臣参加修史的主张，以致“新党中人恐该馆撰革命史必多偏袒，且将表明袁总统之大权非于革命后由国民公决予之，乃得诸清帝之禅让”。[41] 遗老一多，则其编纂之时，对旧主有所袒护与避讳也就不可避免。的确，在遗老们的眼中，民国得诸清廷“禅让”已成公识，这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确实视民国为清廷“禅让”的观点相一致。遗老们在新朝旧主之间获得某种程度的平衡，也就不足为怪。
（三）政府经费风波。赵尔巽起初预算清史馆的临时开办经费为1万元， 每月经常经费为1.2万元，后来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开办费改为2万元，每月经费追加至2.2万元。就在一切筹备工作井井有条、按部就班之时，突起经费预算风波，以致清史馆之筹建差点戛然而止。此事起于财政部向国务院呈复国史馆所据经费时措词不当，呈文称：“本部详加查核该馆（指国史馆）与清史馆情形大略相同，……其经常费十万零一千六百七十五元，平均每月仅八千四百七十二元，与清史馆经费相较，该馆预算似较撙节。”[42] 清史、国史两馆同时筹建，预算也几乎同时递交，赵尔巽对于财政部将两馆相提并论，且为国史馆抱屈的说法大为恼火，遂上书大总统，呈请清史馆暂缓开办。其时国史馆长王闿运因与馆员意见不合离京回湘，受此影响，赵尔巽萌生退意，“拟即日请假一个月赴胶州调养，将来是否返京就职，察观情形如何再定。”[43] 袁世凯阅其呈请后，为安抚赵氏，当即交谕财政部，将议准清史馆经费速筹的款按数拨给。在袁世凯的一再挽留下，赵答应继续留任，“清史馆开办经费周总长停滞，赵尔巽自请缓办，袁批慰勉并饬速拨，始和好如初。”[44](1914—07—29)
其时京师各报的舆论，多把此次经费纠纷归咎于财政部，谓其“何必在国史馆文章中而讥讽清史馆”，况赵总裁“此辈老人浮沉政海中数十年，早无一功名富贵之念，与王壬秋八十而仕其滋味不同。经此一番讥讽，遂有抛弃之意”。[42] 舆论把赵尔巽与王壬秋作比较，而对两人的相似言行评价截然不同，似应根据清史、国史二馆的性质不同而定，国史馆为民国政府的正式机构，清史馆“系临时设置机关，迥非国史馆常设机关情形可比”。[45] 所以赵尔巽出任民国清史馆长一职，虽然陈宝琛等顽固遗老视为贰臣，但时人也有认为不算出仕之举。
四、结语
寓居青岛的赵尔巽不怕背负“贰臣”之名出任清史馆长，虽以“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13](P90) 为自己辩解，又得到一些舆论的谅解，以为“赵君自民国成立后，本无意于仕途，此次之出任清史馆长，且意欲编纂一至完全之清史，以尽其耿耿之心”，[16] 仍被顽固遗老目为不忠。其出山之时，“为其弟尔丰极力辩冤，闻可办到未曾反抗民军而止”，[44](1914—03 —14) 甚而证明其有功于民国，表面上对新朝不无趋附之意，实则顺应“禅让”之说，试图在新朝旧主之间求得平衡。如此，赵尔巽任清史馆长为民国修清史，至少在他本人和相当一批遗老旧臣看来，未必是对清廷的不忠。
民国取代清朝，与明清兴替分别甚大，满汉之分，新旧之别，前后相继，交织错综。与民国保持距离者，或是固守传统文化而与守旧者声气相通，可谓文化遗民而非遗老；或在新朝旧主之间谋求出路，绝非不食周粟；有意表现气节者，反而往往被时论讥刺为矫情。所谓遗老，不忘旧主之心相同，报效之手段则各异，赵尔巽甘冒出仕新朝之嫌而修旧主之史的行为，可以从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中找到两全其美的解释，其在编纂清史之时，对于旧主多有曲笔维护也就不可避免。倘若北洋政府一直延续，这些从法理上未必成为问题，尽管舆论必然议论纷纭。随着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设馆礼聘前清旧臣修前朝正史的法理依据已经改变，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渊源上实为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继续，共和革命与忠君保守的观念再度发生碰撞，立场转换之间，《清史稿》的正当性不复存在，只能成为人们口诛笔伐、鸣鼓攻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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