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和张学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阀论文,蒋介石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 （2000）03—0117—04
1928—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蒋介石集团急欲“削藩”，以便实行中央集权，为此与冯、阎、桂等地方实力派不断爆发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拉拢雄居关外的张学良东北集团，为其所用，并借此使其卷入国内军事政治斗争的旋涡，以加强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一方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表示合作，给予有限的支持，从中获取实利；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渗透加以防范、抵制，以维系东北的半独立状态，并趁机向中央渗透，扩大东北对南京的影响力。
一、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利诱
实力雄厚的东北集团在蒋介石集团与其他地方实力派争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此，蒋介石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对东北极尽拉拢利诱之能事。其间，东北南京间函电不绝如缕，南京政要也穿梭往来于南京与东北之间。
首先，南京居高临下，冠冕堂皇，对东北实施政治攻心。蒋介石集团在与各地方实力派的争斗中利用其有利地位，高举“统一”大旗，视敌手为“叛逆”，把自己的“讨罚”标榜为正义之举，支持者亦自属站在正义一边，被誉为“翊赞中央，功在党国”。南京正是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展开对东北的政治攻心，这不论是在南京政府致东北的函电里，还是在南京政要对张学良等的晤谈中，比比皆是。蒋冯战争中，蒋介石在《告全国将士书》中称：“汉、贼不两立，革命与反革命不共存，我不消灭逆军，即为逆军所消灭，各将士……应为党国而牺牲，为生存而团结，以铲除反动势力之根株，而完成革命军人之天职。”[1]（P39）1930年5月26日，何成浚致王树翰电称：“时势英雄，史绩昭然， 遇机不图，终非良策……确在促成汉公建功党国，以求和平统一之早日实现。”[2]（P12）这一点对渴望统一的张学良来说，不能不产生影响。
其次，蒋介石南京政府利用中央的名号，对张学良和东北将领许以名位、官位。中原大战前夕，即1930年3月22日， 南京政府以对俄战役论功行赏为名，授予张学良等东北将领青天白日勋章和一至四等宝鼎勋章，并命专人送到沈阳，由吴铁城代为授勋[3]。随后，又分任王家桢、胡若愚为外交部常务次长（不久改任胡若愚为青岛市市长）。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又特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并由张群亲自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7月间， 刘光还把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国民政府任命状送到葫芦岛密交张学良。如此之高、之多的名位、官位，虽不足以决定张学良和东北集团的态度，但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作用。
再次，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惜以种种名义，许张学良东北集团以重金、地盘，以换取支持。1930年4月， 蒋介石以防俄阵亡将士抚恤金之名，给东北100余万元。在中原大战的后期，蒋介石曾多次电请张学良出兵，并许以重金，不断加大筹码。1930年8月29日， 蒋致电李石曾：“汉卿兄如果出兵平津……各行五百万元之款、……此数必当办到。请公代允可也。”[4]（P107）9月8日，蒋介石第6次致电张学良，又允诺两项新条件，即“平津部队饷项可由中央担任”和“中央发行公债，以整理奉票及铁路外债两端自可照办。”[4]（P127 ）随后又电告张学良“出兵费昨已令宋部长速汇，其余公债已催照发”[4]（P141）， 以坚张出兵决心。这期间，蒋介石南京政府又借辽宁一些地方发生水灾之机，大施救济，蒋介石个人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捐20万元，并要南京政府筹拟办法，广募赈款[2]（P7）。吴铁城、张群也各捐0.1万元。张群（时任上海市市长）还特电上海市政府，要其发起大规模赈灾募捐会，并令市财政局先行电汇1万元[5]。1931年两广再次联合发起倒蒋运动，并联络东北。蒋介石为进一步拉住张学良，又拨给东北军费500万元[6]。此外，南京政府还将“北宁路（连关内者在内）之收入”划归东北[7]，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又不惜以若干地盘让与东北：蒋冯战争中，将平津、察哈尔、绥远四省地盘让与东北；中原大战期间，“将山东、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地盘让归东北势力范围”[8]， “青岛行政交由东北处理”[9]。1931年南京政府为“讨伐”两广，又将河南、山东划给东北， “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委任张学良选定。”[10]名为虚，利为实。南京政府给予东北重金加地盘，“尤有力量”[4]（P107）。对张学良东北集团的态度变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反蒋各派所不及的。
当然，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张学良东北集团的极尽利诱，也包含着使东北卷入国内军事政治斗争的旋涡，对东北渗透、分化、削弱、乃至瓦解的因素在内。蒋介石抛开张学良，直接收买一些东北将领即是例证，如对于学忠、马廷福的收买（当时蒋介石曾写信并派人拉拢驻扎于山海关的临绥警备司令于学忠未成，后又派人拉拢于学忠的部下——临绥驻军第23旅旅长马廷福，许给马300万元，煽动其叛张投蒋又未果， 马廷福被张学良扣押。）
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支持和保留
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利诱，张学良东北集团以自身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对蒋介石既给予一定的支持，又有相当的保留，表现出自主性。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支持，体现在声援、接济军火、出兵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声援是最表层的，亦是张学良做得最多的。在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直至中原大战中，东北当局每每发表通电，其基本态度是“拥护”中央，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如蒋桂战争爆发后，张学良通电声明：“服从国府，檄讨武汉”[11]。蒋冯战争中，张学良等东北将领发表对时局通电，称：“学良等效忠党国，不敢后人，拥护中央，尤为素志。其有甘冒不韪自绝于人者，宜当仗义直言，与众共弃。”[12]其后，张学良又在天津发表书面声明，谓：“东北之态度，以中央之意志为意志，以民众之响应为响应，扶助中央统一政策，以便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13]（P198）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等数次发表通电，呼吁“愿我袍泽，务各开诚布公，拥护中央，以固国家之统一。”[14]提供武器物资则更进一层，具有实际意义，但张学良东北当局做得不多，而且“接济中央的军火，必须由中央出价购买”[15]，有时甚至要高价购买。中原大战时，战争双方多向国外购买军火，当时日本式三八步枪每支25元，而东北制造的三八步枪价格则在日本的一倍以上，南京政府就以这种高价一次向东北当局购买10万支[4]（P29）。出兵是最深层面的支持，也最具实质性意义，但张学良东北当局却只做一次，又是蒋介石南京当局以巨大的利益换来的。《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当时评论道：张学良“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如青岛、威海卫、河北、平津、北宁铁路、五千万现款（应为500万——笔者注）及天津海关等等。”[16] 这也正说明了张学良对蒋介石支持的有限性。
与这种有限支持相对应的就是张学良对南京所持的较多的保留态度。张学良在许多问题和相当程度上不受南京的左右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不仅体现在战争中恪守不轻易直接出兵参战的原则，不为南京的种种煽惑所动等方面，而且在中原军事善后处理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1930年9月18日东北出兵关内武装调停时， 张学良对《大公报》记者的一番话，道出了东北对国内军事政治的真实态度。他说：“余之表示，亦不尽与宁府的期望相吻合，盖余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余决不为落井下石之举。”[17]此言为中原军事善后问题的处理定了基调，也向包括南京在内的各方面传递了东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事实上，东北军在出兵前就已确定了不与冯、阎军作战的方针，但当时蒋介石南京政府决意乘势彻底铲除冯、阎，9月21日，即张学良发出巧电后的3天，南京即致电张学良，谓：“近若不除此祸首罪魁到底，不能实现统一，全国亦无确保和平之途径，中央政府希望和平统一之趣旨不得不彻底地剿讨冯阎。”[18]张学良则坚持己见，对在沈的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说：“如钧座必欲彻底讨伐，恐一时不易结束，惟有对于冯阎各部妥为按置，使冯阎下野他去，最为得策。”[19]于是，南京又提出无条件改编冯、阎两军，不给地盘，否则武力消灭的办法，又为东北所拒绝[ 4]（P163）。张学良还告诫蒋介石，对此“必须周密考虑，稍有不慎，即种将来恶果，妨害永久和平。”[2]（P278）1930年11月， 张学良首次到南京，就中原军事善后问题与蒋介石反复磋商，张学良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蒋介石只好让步，予张学良以处理全权。但在冯、阎军的编遣问题上，南京又从中做梗。蒋以“中央财政拮据，无力担任”为由，拒不拨发编谴费，而令张学良自筹[13]（P407），以此从经济上扼杀两军，也给张学良出难题。张学良反复力争：“中央无论如何为难，请筹给100万，至少80万，解决此难关。”[13]（P415 ）蒋介石居然要张学良“将阎之财产变价充公，以充编谴费用。”[2]（P137 ）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在晋私产不过10余万，且现金已汇往他处，对编谴起不到多大作用，若没收只能是“空担没收之名”而无“没收之实。”[13]（P421）蒋介石无奈，只好以“补助副司令部”的名义，拨给80万元，由张学良“支配用途。”[2]（P137）至此，张学良挫败了蒋介石的又一阴谋。 到1931年初，晋军、西北军改编完成，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各省政府已改组结束，中原军事善后问题的处理以张学良的意志最终完成。
张学良东北集团如此回应蒋介石集团，说到底是从如何维护乃至扩展本集团的利益出发的。这一点，张学良当时就说得很明白：“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20]（P88 ）防范抵制蒋介石集团的渗透和控制，维持半独立局面，是易帜后东北集团无时无刻不魂牵梦萦的一个问题。首先，当时国内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对反对派的不择手段、必去之而后快的独裁行为，都令张学良对蒋介石必须提高警觉，严加戒备。东北集团的二号人物、辅帅张作相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吃高粮米的，哪能斗得过吃大米的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以免吃亏上当。”[21]另一元老熙洽也说：“东北若与南京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 ”[21]尤其是蒋介石集团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及其他方面的集权、专制措施，更使张学良和东北集团心有余悸。“昔防俄彼作观我，今我亦可作观彼”，是东北集团的一般心态。张作相在致王树常等的电文中说：“回溯中央措置，如编遣，如财政集权，如俄案之为难，如勾结我方部队，往事昭彰，皆与我不利。一旦得志，仍虑以此见施。”[2]（P31）由此可见东北集团对蒋介石的防范之心。其次，张学良从政治格局和地理位置上考虑，完全倒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亦于己不利。从政治格局上看，阎、冯完全被消灭，东北也就失去“超然地位”，与南京变成“两足”之势。就地理位置说，一味支持南京，必与阎、冯“成对峙局势。我不犯人，人将犯我。”况且，“阎、冯本皆根深蒂固”，东北“即参加讨伐，亦不易使之消灭，倘仍存在”，东北与其“壤地相接，所结怨毒过深，实非所宜。”[2]（P31）不仅如此，阎、冯势力在华北中原一失，东北与南京的统治区域势必连接。为自身安全计，东北需要在与南京之间保有一种政治势力和一块缓冲地带。再次，也是张学良东北集团向外扩展，加大其对南京影响力的需要。正如张作相所说：只要“我方内部团结、地方巩固，将来无论何方，均须前来联合，反有操纵之时。”[2]（P31）可见，张学良深知这是向蒋介石伸手的好机会，所以，在相当一段的时间里，不管蒋介石如何急切求援，张学良就是不为所动，使蒋介石不断加码。总之，在1928年到1931年间，东北集团最终成为国内军事政治斗争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真正受益者，对蒋介石南京政府也随之硬气起来，敢于分庭抗礼，按自己的意志解决中原军事善后问题。
新军阀混战中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复杂关系，绝不仅仅是蒋张二人之间的关系，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治动荡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对当时及后来的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国民党内派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拉拢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支持虽然有限，但也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最终战胜冯、阎、桂等各派的重要外因。并且，在拉近与张学良关系的同时，一方面使东北集团重新卷入了新的国内政治斗争的漩涡，另一方面收买和腐蚀了东北集团成员，强化了对张学良和东北集团的渗透与控制。其二，张学良通过对蒋介石的有限支持，获取了巨大实利（权力、地盘、金钱），成为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最大的赢家。同时，张学良也没有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没有按蒋的意愿彻底铲除冯、阎，而是留有相当的余地，为他们日后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也使国民党内各派纷争的格局得以保持，对其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收稿日期：200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