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性质——兼评“比较优势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陷阱论文,性质论文,理论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由赫克歇尔(E.Heckscher)和俄林(B.Ohlin)等人开创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萨缪尔森(P.Samuelson)等人的完善，取代了李嘉图的模型成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现代形式，同时也成为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个理论一直受到各种严厉的批评。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见解是，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不具有动态性质。更有论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但是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正确。虽然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和描述大量地采取了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的思想是静态的。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内在地具有动态的属性。
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概述
比较优势一词进入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成为最重要的理论概念，首先应该归功于李嘉图(D.Ricanto)（注：尽管在李嘉图之前，托伦斯(Torrens,1815)就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好的阐述，而且更有人把它追溯到桑顿(Thornton,1802)对国家黄金储备流失的分析，但是却是李嘉图在他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Rrcardo,1817)中的精彩表述使得这一概念广为流传。）。李嘉图模型是对斯密(A.Smith)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的重要扩充。其核心思想是，在各国之间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因为国家间技术水平相对差异而产生的各国生产同一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异，构成国际贸易的原因，并且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按照这种贸易模式进行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促进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改善，并为各贸易国带来国内福利水平的增进。李嘉图之后，詹姆斯·穆勒(J.Mill)、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埃奇沃思(F.Y.Edgeworth)等人都对这一模型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条件问题和一些比较静态分析上，对比较优势成因的解释并没有超出李嘉图所说的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
进入20世纪，情形有了变化。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研究表明，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在此前后，哈伯勒(G.Haberler)引入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且用机会成本重新解释了比较成本的涵义，从而使得比较优势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彻底脱离了关系。加上这一时期勒纳(A.P.Lerner)和里昂惕夫(M.M.Leontief)，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比较优势理论在以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为边界约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在此后约半个世纪中，这一取得现代形式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且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分支。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一理论常常被称为H-O理论。由于后来萨缪尔森在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又被称为H-O-S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用要素禀赋的差异解释了比较优势，因此又叫做要素禀赋理论。应该指出，从其现实意义看，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李嘉图基于国际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但是因为这一理论采用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因而很快取代李嘉图模型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纯理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注：近二十余年来新贸易理论的崛起也没有取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它仍然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即使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也还是以其为基准的理论创新。）。本文将其称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
这一理论有两个中心概念：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其基本结构则被后来的研究者归纳为四个基本的定理。它们分别是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S-S)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price equalization,FPT)定理或称H-O-S定理和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注：Ethier,1974."Some of the Theore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Many Goods and Factor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4,pp.199-206.）。这四个命题之所以被称为定理，是因为它们都经过了严格的数理证明。
（二）两个关键概念
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是H-O理论的两个中心概念。国内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一些无谓争端就源于对这两个中心概念理解的偏差。我们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详细说明，作为后面论述的基础。
1.要素丰裕度。要素丰裕度有时又称为要素禀赋，指的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可用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丰裕关系。它有两种度量的方式。其一是各种要素存量的实物量的比率；其二是要素相对价格。在两要素（资本K和劳动L）假定下（注：本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在涉及生产要素的时候，采用的都是资本和劳动两要素假定。），衡量一国的要素丰裕度，若采用实物形式，就是考察国内可供使用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存量的比率(TK/TL)，即人均资本存量。若采用要素形式衡量，就是考察两国在封闭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即利率(r)和工资率(w)的比率(w/r)。微观经济学表明，价格是对资源稀缺程度的衡量，因此西方学者通常认为，要素相对价格是资源禀赋的更好的衡量指标。但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现代表述中，通常都假定各国的技术水平和消费者偏好一致，因此两种衡量标准得到统一。
根据要素丰裕度的不同，我们把国家区分为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和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如果一国可用资本存量对可用劳动存量的比率高于贸易伙伴国，或者其封闭条件下资本相对价格（即利率／工资率之比）低于贸易伙伴国，则称该国为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反之，则称为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
要素丰裕度概念的内涵，关键是其相对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我们不能根据可用要素的绝对存量来判断一国的要素禀赋。要素禀赋或者说要素丰裕度是两种可用要素存量之间的相对比率（或者更准确地说，相对稀缺程度）。其二，我们不能根据一个国家不同的可用要素存量之间的相对比率来确定该国是资本相对丰富还是劳动相对丰富。哪种要素相对丰富哪种要素相对稀缺，是在和贸易伙伴国对比的基础上得出的。中国常常被认为是劳动相对丰富的国家（注：这里使用“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原因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并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因此仍然坚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认为劳动是生产要素。）。但是还有很多国家资本／劳动存量比率比中国更低，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就是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
2.要素密集度。要素密集度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投入要素之间的比率。在资本和劳动两要素假定下，要素密集度可以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ki=Ki/Li,i=X,Y)，也就是人均资本消耗量来衡量。根据生产过程中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产品区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要素丰裕度一样，要素密集度也是相对概念。首先，它是生产过程中不同投入要素数量之比，与要素投入的绝对量无关。其次，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一种商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要判别一种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必须把它的要素密集度和其他产品进行比较。
应该说明的是，如果生产技术是固定要素比例的，即每种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则直接比较该比率就可以区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但是大多数产品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劳动和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随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理性厂商会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比例进行调整，因而要素投入比率会随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针对这种情形，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区分的依据是：如果在任何相同的要素价格下，一种产品(X)的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比都大于另一种产品(Y)，则称产品X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产品Y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可以用图1来说明。
图1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在图1中，曲线XX和YY分别是产品X和产品Y的等产量曲线。若要素相对价格为(w/r)，两条斜率均为(w/r)的平行线分别与曲线XX和曲线YY相切于点A和点B，此时生产X的资本／劳动比
大于生产Y的资本劳动比
，即
。在另一组要素相对价格(w/r)′下，两种商品的资本／劳动比之间的关系是k′x＞k′y。实际上在图1中，在任何一组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都有X的资本／劳动比都大于Y的资本／劳动比，因此X为资本密集型产品，Y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注：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将这种情形作为少见的例外抽象掉了：随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两种商品的要素密集度发生逆转，即对应一定的要素相对价格，某种商品是资本密集型商品，而在另一些要素相对价格下却又成为劳动密集型商品。但诸多经验研究都表明这种情形并不常见。）
（三）四个基本定理
1.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这四个定理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H-O定理。该定理指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将出口在其生产过程中相对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丰裕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在其生产过程中相对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的产品。这样的贸易模式使贸易参与国的福利得到改善。这个定理试图说明的是要素禀赋和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贸易的利益。
2.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S)定理涉及的是商品价格的变动对要素价格的影响。它指出，某一商品国内相对价格的上升，会提高在生产该商品的过程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该定理有一个推论：关税可能提高一个国家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收益。由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两人合作于1941年提出该定理的文章现在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因为该文第一次在两要素两商品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对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贸易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
3.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说明的是贸易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素能够自由地跨国流动，并且抽象掉交易费用，那么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流动会使各国同种要素的价格，无论是相对价格还是绝对价格，都趋于一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则说明，即使生产要素只能在国内务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不能跨国流动，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则在一定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相同要素的价格也会趋于一致。也就是说，商品流动替代了要素跨国流动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这个定理继承了李嘉图强调贸易和国内收入分配之间内在联系的传统，在现代国际贸易纯理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其规范意义则在于，它潜在地认为，在没有要素跨国流动的条件下，仅仅通过商品的自由贸易，也能够实现世界范围内有效率的生产和资源配置。
4.雷布津斯基定理。该定理阐述的是，如果商品价格保持不变，则一种要素存量的增加不仅会导致生产中密集地使用该要素的产品在产品产量中的份额增加，而且会导致这种产品产出的绝对量增加，另一种产品的产出则绝对的减少。
雷布津斯基定理表明，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变化，也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就有力的暗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动态化的性质。
这四个基本定理都建立在瓦尔拉斯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之上。其中H-O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直接涉及到国际间的比较，而S-S定理和雷布津斯基定理则是涉及国内的关系。（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国家之间要素丰裕度的差异对H-O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都很重要，但是，要素丰裕度差异的大小对两个定理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这一概念后面还有详细的说明）的条件下，两国间要素丰裕度较大时，H-O定理所描述的贸易模式必定成立，但是贸易不一定能带来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因为过大的要素丰裕度的差异可能引起完全分工，即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完全实现专业化。而若两国的（实物形式衡量的）要素丰裕度非常接近的时候，则两国需求上的较小差别也可能使得贸易模式不符合H-O定理的结论。参阅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2卷，6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四）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证含义和规范含义
现代比较优势具有实证和规范两种含义。从实证层面而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预言，在各国的生产函数、国民偏好、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且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模式取决于各贸易国的要素禀赋。尽管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自由的商品贸易也会使得各国同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价格趋于一致，从而影响各贸易国的国内收入分配。从规范层面而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指出，自由贸易能够改善国际间的资源配置状况，增进各个贸易国的福利。
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性质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的两个中心概念——要素禀赋和要素密集度——都内在地具有动态性质。从这两个概念出发，有两种动态化比较优势理论的思路。其一是在各国的要素禀赋既定的条件下，引入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其二是在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既定的条件下，引入国家（地区）资源禀赋的变化引起的动态化。前者主要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后者本文称之为动态要素禀赋理论。
（一）产品要素密集度动态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哈佛大学教授弗农提出。用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语言进行简略的表达，其基本思想是，当某种产品最初为创新产品出现的时候，是一种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技术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进，该产品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比较优势就转移到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当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再下一阶段，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就具有了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的比较优势。
这个理论作为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特点是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化，而且这种动态变化是基于产品自身属性的，因此是内生的动态变化。
（二）国家要素禀赋动态变化：动态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即要素丰裕度）的变化也使得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动态性质。这实际上从雷布津斯基定理的推论中已见端倪。这个方向的思路有两种，其一涉及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的内生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使得一国的要索丰裕度发生改变，从而引起比较优势的变化；其二则涉及到跨国资本的流动：资本流入使一国以实物衡量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以要素价格衡量的要素禀赋。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要素禀赋变化是内生的，后者则是外生的；前者只涉及商品的跨国流动，而后者则涉及到要素的跨国流动。
1.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沿着第一种思路，二阶堂(Dniki)和宇泽(Uzawa)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每个国家劳动的数量以外生的速率增长，资本存量的变化则由国内储蓄倾向所决定。生产的两种产品中一种是专门的消费品，另一种则可兼作资本品。在这个模型中，长期而言每个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都趋于稳定，这一比率与国内储蓄率正相关。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贸易小国的比较优势会逐渐转移到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此外，将资本存量从而要素丰裕度内生化的重要成果还有斯蒂格利茨和芬德利的模型。
林毅夫等则从对以扭曲要素价格和提供产业保护为特征、强调政府替代市场的赶超战略进行批判的角度入手，在对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负面影响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如下：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是外生变量，而是经济系统内生的，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的变化。要素禀赋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存量变化对一国要素丰裕度的影响最大。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于积累。积累取决于储蓄倾向和经济剩余的规模。储蓄倾向由制度性因素决定，因此影响资本存量的关键是经济剩余的规模。经济剩余的规模则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则其生产成本就较低，竞争能力就较强，创造的剩余就多，积累量也就越大。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能够较快地实现资源结构升级，从而产业结构升级也就越快。为了实现比较优势，关键是要有一个能够准确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
林教夫等人的理论与二阶堂和宇泽等人的模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林毅夫等人更加注重国内资源配置和结构变化。这个理论是迄今为止将比较优势这一概念和国内资源配置结合起来考察的最成功的理论。但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看，这个理论存在着一个遗憾——对比较优势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没有进行充分分析。林毅夫曾指出，“比较优势战略只是借用了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的概念，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并非一定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因为即使没有对外贸易，国内的生产也有一个技术选择的问题。”（注：林毅夫、蔡昉、李周：《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5(3)。）林毅夫等人似乎只是把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分析用“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等概念重新表达了一遍。
但是这个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最重要的是将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要素禀赋内在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通过要素禀赋这个关键概念和其动态性质，我们就可能把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两者联系起来重新审视。只有将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到完整的贸易理论，就像只有当把货币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才产生了系统的货币理论一样。而且林毅夫等人的理论虽然没有以数理模型的方式表达，但是其内在逻辑完全是一般均衡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比较方便地把新的理论模型化，并且应用于分析现实的问题。在林毅夫等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我们得到一个直接的结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要素禀赋变化会引起贸易模式的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同时影响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的格局。
2.外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外生要素禀赋的变化主要来自要素的跨国流动。在现实中，流动性最大的是资本要素。在雷布津斯基定理中，我们已经看到，随着资本要素的流动，一国的要素丰裕度会发生变化，并且影响到产业结构。因此，资本跨国流动必然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我国的实践也表明，在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
如果注意到，实际上只有实物资本流动才会改变一国要素禀赋，我们就可能在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收支之间建立某种理论上的逻辑联系。实物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直接投资有密切联系，但二者不尽相同。如果只有货币资金流动，而没有相应的资本品跨国流动，则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从微观角度看，外资以参股或者控股方式注入资本，在一些企业中拥有较大的股权比例，符合直接投资的定义，但是本国总的物质资本存量并没有增加。这种投资的效果和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类似。只有和资本品贸易相联系的直接投资才是真正增加资本存量的直接投资。因此对改变国内要素禀赋有意义的外国直接投资，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是借记经常项目下的商品进口，贷记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直接投资。这种思路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很有帮助，对更深刻地认识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也很有意义。如果再把前面所谈到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结合起来，则可以建立一个以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反映开放条件下要素禀赋、外贸、外资和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这对于理解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的结构关系将有重要的意义。
三、“比较优势陷阱”批判
和所有重要理论一样，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纯理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自然也受到各种批评。其中一种比较有代表性、且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理论，不考虑结构调整等动态因素。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分工会使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从而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指的是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依据比较优势生产并且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注：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
这个观点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各国的要素禀赋和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变。其中一个潜在命题是，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则劳动相对丰富。因此，合理的推论就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会一直以自己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相交换，这样贸易模式会凝固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静态性质，它没有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用竞争优势来取代比较优势作为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指导原则。很明显，这个推理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原因在于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观地将要素禀赋看做固定不变的因素，由此导出“比较优势陷阱”论，却认为是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问题。
除了批评比较优势理论的静态性质之外，另外还有几个支持“比较优势陷阱”的理由。其一是认为比较优势是对国内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但是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注：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载《经济研究》，1997(6)。）（注：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这个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误解。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判断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只“对国内的产品进行比较”就可以做到。确定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说大致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其要素密集度和本国的要素禀赋来确定；二是根据封闭条件下贸易伙伴国之间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的比较来确定。在第二种方法中，计算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比较本国产品封闭条件下的国内相对价格和对方国家的同种产品封闭条件下的国内相对价格（注：Dominick Salvatore,1995.International Economics.Fifth Edition,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Inc.,pp.112-123.）。也就是说，在比较优势的确定过程中，本身就包含有国际间的比较，因此同一产品如果确定为具有比较优势，则自然就具有竞争力。
第二种支持“比较优势陷阱”论的理由是，现实中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这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中要素不能跨国流动的假设前提，因此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不成立（注：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载《经济研究》，1997(6)。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比较优势理论的这个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很多假设一样，都是工具性假设。做出这个假设的研究者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要素完全不能跨国流动的，只是为了推理和表述的方便，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必要的简化。而这个简化并不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结论构成威胁。即使考虑要素的跨国流动，通常也只会削弱而不会推翻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第二，如前所述，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影响要素禀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使得本国的资本丰裕度增加，从而影响本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这仍然可以在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内描述和解释。
另一个支持“比较优势陷阱”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贸易，会失去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一个经验的例子是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工资／租金比率提高。这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案例其实对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威胁。因为在开展贸易之后，原本相对丰富从而价格相对低兼的要素相对价格上升，正是比较优势理论所预言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如此，而且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正表明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从而比较优势发生了改变。这也和我国的实践相吻合。就像两位持“比较优势陷阱”观点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现在我国出口已转向工业制成品为主（注；洪银兴：《WTO条件下贸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载《管理世界》，2001(2)。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若将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这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这正表明在要素禀赋逐渐提升的同时，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这个分析也说明，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后来失去其比较优势并不值得惊讶，也不可怕，因为同时新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形成了。
“比较优势陷阱”论还提出了一个论据：发展中国家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办法阻止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注：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这个担心似乎有点多余。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确实会产生一批既得利益者。但是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又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发展中国家的受益者是劳动者。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成为获益者应该不会遭到太多的反对。而且认为这样就会使得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受阻，理由并不充分。进一步说，执行哪种战略又不会产生既得利益者呢？
值得一提的是，赞同“比较优势陷阱”的观点通常支持用竞争优势来取代比较优势。可是竞争优势理论是一个并不逻辑严谨的理论。这个理论由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其《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两本书是管理学中比较有价值的著作，而其《竞争优势》一书则将管理学的原理不恰当的运用到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上，用克鲁格曼的话说，是混淆了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区别（注：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中文版，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波特本人也发现，一旦从国家的层面讨论竞争力，则会出现与企业和产业层面不同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在其著作中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注：Porter,Michael E.,1990.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Free Press.）对此，克鲁格曼、彼得·沃尔（注：［澳］彼得·沃尔：《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载《国外财经》，1995(2)。）以及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注：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载《管理世界》，2001(2)。）已经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详尽的阐述。
四、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开放条件下的结构升级
前面的研究表明，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并不像其批评者说的那样是静态理论，而是内在地具有动态性质；上述批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失实之处，并不对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构成实质性威胁。当然，比较优势理论遇到的批评远不止这样一种，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虽然现在国内外的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的文章似乎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这一理论，但是实际情形却正如利默尔(Leam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那篇重要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尽管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在坚决地批评比较优势理论，但这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经济学家在用他们的研究时间干了些什么，而不是他们心里真正相信什么。”（注：Leamer,E.E.,1992."Factor-supply Difference as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p.2.）比较优势理论的生命力当然不只表现为其逻辑上的严密性，更表现为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巨大解释力和启发意义。对比较优势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机构优化问题。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展开论述之前，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不是宏观经济问题，也不是国内一些论者认为的“中观问题”，而是典型的微观经济问题，因为产业结构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比较优势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正是一种资源配置理论，因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微观部分，资源配置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采用的一般均衡框架也决定了其在研究开放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独到之处。（注：即使新兴的强调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新贸易理论，虽然在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上卓有成效，但在这一点上，无论就理论的逻辑结构还是经验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都还无法与现代比较优势比较。）当然，国际贸易纯理论领域——新兴的新贸易理论有着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结论，但是这一理论实际上更多的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而不是否定。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P.Krugman)就承认：“新贸易理论’并没有抛弃传统贸易理论的真知灼见。”（注：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中文版，117～1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新贸易理论的解释力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仍然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
“产业结构升级”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的褒义词。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出现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观点和举措。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它也不是可以由某些个人或者政府部门可以单独决定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产业结构并不是越“高”越好，它受制于经济中的要素禀赋结构。根据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不是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先兆，而是产业结构升级不可逾越的阶段。正是当这些国家根据现有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其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也在悄悄的形成——就像林毅夫等人描述的那样，要素禀赋结构在发生着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
如果把二元结构因素考虑进来，则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的积累，同时还取决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而比较优势逐步发挥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逐渐建立和发育的过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有助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这一过程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合作秩序的扩展”。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比较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又将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变化的历程基本上符合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的描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出口大量初级产品。随着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和开放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1985年开始，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又逐步取代纺织品成为主导产品。（注：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
随着劳动要素相对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不断发挥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而且对世界产业结构的影响能力也越来越大。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影响着本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影响着贸易伙伴国的产业结构。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中国已经或即将成为“世界工厂”的讨论和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不断遭遇反倾销的案例，同时前不久出现的中国“通过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论调，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寻找种种理由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呼吁，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已经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国内产业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在贸易安排问题上，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地区经济中的作用增大了，它会改变现有的全球比较优势模式……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所有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全球的所有国家都会在不断地努力接受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影响，接受它对全球经济模式的影响”（注：《比较》（第1辑），55～6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而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则将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而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将是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当然，现实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对统计数据保持足够的谨慎，并且进行深入的分析。比如，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出口商品的结构中机电产品所占的份额而作出我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已经很高的判断，更不能据此认为我国已经在大量出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意义上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也不能依据我国同时进口和出口数值比较接近的机电产品，就判断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了大量新贸易理论所预言的产业内贸易。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总存在若干“中间环节”。在我们上述简单的理论描述中，潜在地假定不存在中间产品。可是我国出口的大量机电产品是实际上进口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的。也就是说，虽然我国较大量的出口机电产品，但是我们主要的只在这些机电产品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这里发挥的和表现的仍然是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优势。由此亦可见，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将在较长时间内拥有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解释力。
五、小结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由两个中心概念和四个基本定理组成。这个理论内在地具有动态性质，原因在于其两个中心概念——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某一特定产品的要素密集度都是动态变化的。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当然远非无懈可击（注：事实上，理代比较优势理论在其政策含义、假设前提和结论上都存在问题，有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比如要素密集度逆转，多产品和多要素问题，联合生产，等等。），但是认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贸易模式进行国际分工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的观点并不正确。从“比较优势陷阱”角度对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也并不对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构成威胁。在准确理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尊重现代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贸易与分工对于促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标签：比较优势理论论文; 劳动密集型企业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资本密集型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