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邢台市出土西周卜辞与邢国受封选址——召公奭参政占卜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邢台市论文,卜辞论文,西周论文,河北论文,召公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在邢台市团结路北侧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的遗存，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出土遗物中，南小汪A区H75出土的一片卜骨尤其引人注目。该卜骨为牛肩胛骨，已残，骨臼和骨扇缺失。现存长8.7、宽3.1厘米。卜骨经过刮削、修磨，背面有规整的圆钻，钻窝底部三分之一处有与骨边同向的小凹槽，有灼（图一，1）。卜骨正面有两级卜辞，一组残，仅剩一个“其”字；另一组为四行十字，原《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以下简称《发掘》）隶定为“
曰：已四白
陟其事”（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图一，2）。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因为，迄今为止，发现西周甲骨卜辞的地方很少，但均十分重要，如陕西周原、张家坡，山西坊堆村，北京琉璃河等。这些出土的甲骨卜辞对研究西周历史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邢台西周卜辞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考证。最近，笔者反复研究这片卜辞，将其内涵概括为：西周早期卜骨，四騜进献王使，召公占卜决断，邢国受封选址。下面对其分别进行考证。
图一 河北邢台市南小汪遗址A区H75出土卜骨及卜辞摹本
1.卜骨 2.卜辞摹本
一、西周早期卜骨
关于该片卜骨的时代，《发掘》指出：“字体小而纤细，与周原等地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刻辞风格完全相同。同时，H75出土不少典型的西周陶片，因此，这片卜骨的时代属西周时代无疑”（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刘顺超同志经研究后进一步指出：“结合地层情况，该卜骨的时代应为西周中期之物”（注：刘顺超：《邢台西周甲骨及其相关问题》，见《西周史论文集》上册第27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西周的时间跨度从武王灭商至平王东迁，为274年（注：曹定云：《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这片卜骨究竟属于何时？是否就是西周中期？这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H75，《发掘》已经指明其年代属于西周时期。后来，刘顺超同志虽指明该物属于西周中期，但对H75的堆积情况并未作具体说明。笔者选假定H75的年代为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期也只是H75堆积物年代的下限，其中出土物的时代为西周中期或之前。H75中卜骨的具体年代，是否为西周中期？现在还不能确定。既然地层提供的情况不能确定其年代，我们只有对卜骨的钻凿形态进行研究。
关于卜骨的钻凿形态，因是残片，全貌难以确知。从保存的部分看，“卜骨有明显的修治痕迹，卜骨背面削为平面，亦有刮削的痕迹，施圆钻十个，其中有三个完整，钻径1.1厘米，深0.6厘米，孔壁垂直并有钻痕，钻底呈平面，在三分之一处有刻槽，刻槽旁有灼点，灼点色呈浅黄，有的灼点已透过骨面，卜骨正面有兆枝呈丫形”（注：刘顺超：《邢台西周甲骨及其相关问题》，见《西周史论文集》上册第275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殷代卜骨与西周卜骨的钻凿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于该卜骨上均为圆钻，故在本文中只讨论圆钻，其他钻凿形态均不涉及。
殷墟卜骨的圆钻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圆钻包摄长凿，如《屯南》4314，其上有三个圆钻，圆钻中部均有规整的长凿，圆钻直径为1.1厘米（图二，1）；另一种是单纯的小圆钻，如《库方》1135，其上有圆钻五个，直径为0.8厘米（图二，2）。需要指出的是，在殷墟卜骨中，圆钻往往和长凿相间杂，很少有完全施圆钻的。另外，圆钻的大小也有规律：只有圆钻的，直径一般为0.7～0.9厘米；圆钻包摄长凿的，早期（武丁时期）圆钻直径为1.5厘米，晚期（文丁时期）圆钻直径多为1.1厘米。
目前发现的西周卜骨钻凿形态大致相同。如1980年10月在扶风齐家村采集的一片西周有字卜骨（80FQN采集：112），未去臼角，背面有圆钻九个。圆钻边侧有一道刻槽，灼则在圆钻的内侧，圆钻直径约为1.3厘米（图二，4）。又如齐家村NH1③:1的卜骨，亦未去臼角。卜骨长21、宽9厘米。其背面肩胛冈上部有两行圆钻，骨扇部分亦有圆钻，其十四个，刻槽亦在圆钻的外侧，灼则在圆钻的内侧，以使正面兆枝指向中央。圆钻直径约为1.3厘米（图二，3）。《简报》指出，圆窝的直径为1.3～1.5厘米（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
殷墟卜骨圆钻与周原卜骨圆钻有四点重要区别。一是殷墟卜骨圆钻不单独施于卜骨上，而是同其他钻凿形态相交错；周原卜骨则均是圆钻。二是殷墟卜骨上圆钻包摄长凿，其长凿施于圆钻中央；周原卜骨圆钻中的长凿为一个长条形沟槽，且施于圆钻的边侧。三是殷墟卜骨圆钻上的灼同向，均施于卜骨有臼角的一边；周原卜骨圆钻上的灼则相向，左右两边对称，均施于圆钻的内侧，使兆枝指向卜骨中央。四是殷墟卜骨的圆钻，其直径都为0.7～0.9厘米，圆钻包摄长凿者，其直径早期为1.5厘米，晚期多为1.1厘米。周原卜骨上圆钻直径均为1.3～1.5厘米之间，洛阳北窑、山西洪赵遗址出土的西周卜骨亦是如此（注：a.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b.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图二 殷墟卜骨与周原卜骨圆钻形态比较
1.《屯南》4314 2.库方1135 3.扶风齐家村NH1③:1 4.扶风齐家村80FQN采集：112 5.扶风齐家村采集：94
从以上殷墟卜骨与周原卜骨圆钻形态的对比中不难看出，邢台南小汪所出有字卜骨的钻凿形态，具有西周时期的特点，如全版是清一色的圆钻，凿为一个长条形沟槽，且位于圆钻的边侧等。但是，它又与周原卜骨圆钻形态有所不同，如圆钻中的长条形沟槽均靠近有骨沿的一边，其灼则施于有臼角的一边，故两行圆钻上的灼是同向的（见图一，1）；圆钻的直径是1.1厘米。以上两点又具有殷墟后期卜骨圆钻的特征，说明它受殷墟后期卜骨的影响较深。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可能是时间上的原因，该卜骨的占卜时间离殷代相去不远；二可能是地域上的原因，邢台原是殷人聚居之地，卜骨制造可能受到殷人的影响。也可能这两种因素兼有。总之，从钻凿形态上分析，邢台西周卜骨的年代明显早于周原齐家村NH1③:1和80PQN采集：112的卜骨的年代。周原NH1③:1卜骨的年代，最晚不晚于穆王（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而邢台西周卜骨的年代当早于穆王。因此，邢台西周卜骨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这与它出土于西周中期的H75并不矛盾。
二、四騜进献王使
卜骨上共有两组文字，其中一组残，仅剩一个“其”字，无从论断；另一组为四行十字，意思完整，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要正确释读卜骨上的文字，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文字行款走向；二是文字字义。迄今为止，西周卜骨文字发现不多，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供借鉴，因而在邢台西周卜骨文字发现之后，学术界对文字行款走向出现了不同的读法。一种是从左向右读，释为：“曰：已四白騜陟其事”；一种是从右向左读，释为：“其事騜陟四白。曰已”。对此两种读法，我们必须作进一步分析，才能知道哪种释读方法更合理。
周原卜甲上的文字走向有两种。一为自左向右，如H11:84为“贞：王其
祐大甲，
周方伯……”；H11:1为“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一为自右向左，如H11:14为“楚白乞今秋来
于王其侧”；H11:2为“自三月至
三月，唯五月尚”等。为什么会有两种走向呢？我认为，这与卜甲这一特珠的文字载体有关。据笔者观察，殷墟卜甲上的文字走向往往是以中缝（俗称“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如《缀合》457（注：郭若愚等：《殷墟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年。），其上左边一辞为“丁亥卜，贞：
疾，其灾？”为自左向右；右边一辞则为“丁亥卜，疾，今二月弗灾？”为自右向左（图三，1）。该卜甲属武丁时期。再如《安明》S2896（注：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1972年。），也是以中缝为界左右相对。左边中上部一辞为“其牢，又一牛？”为自右向左读；右边相对部分则为“丙寅卜，贞：武丁祊其牢？”为自左向右读（图三，2）。该卜甲属乙辛时期。同是殷墟卜甲，《缀合》457与《安明》S2896的文字走向就不相同。可见，殷墟卜甲上的文字走向并无定式，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均以中缝为界，左右相对。
图三 殷墟卜甲的文字走向
1.《缀合》457 2.《安明》S2896
周原卜甲上的文字走向，应与殷墟卜甲上的文字走向有所区别。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周原凤雏所出卜甲均为碎片，故整版卜甲上的文字走向不清楚，因而难以作出规律性的结论。目前所见完整的卜甲，是扶风齐家村H3②:1的卜甲，其上有六段文字，每一段卜辞均是横向竖刻，从卜甲边缘指向卜甲中缝，且左右相对（图四）。这种文字走向与殷墟卜甲上的文字走向不同。由于每一段辞均只有一行，故很难判断其文字走向如何。
周原卜骨上的文字走向与殷墟卜骨上的文字走向不同。除了文字很小之外，还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守兆，将占卜的文字紧刻于所卜兆枝旁边，因而文辞特别简略，如扶风采集：94的卜骨（图二，5）；二是若卜辞远离兆枝，则多倒书，如周原T1④:1（图五）、NH1③:1（见图二，3）、80FQN采集：112（见图二，4）等，均以骨扇为上，骨臼向下，从骨扇向骨臼倒刻。这在殷墟卜骨中是很难见到的。
邢台西周卜骨的文字走向，有些类似于扶风采集：94的文字走向（见图二，5），但又不完全相同，如采集：94每组卜辞只有一行，不存在判断文字走向问题。所以，邢台西周卜骨的文字走向，迄今并无现成模式可作借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分析卜辞的字义，以求得对卜辞的正确理解。
笔者认为，邢台西周卜辞应从左向右读，隶定为“曰：‘巳；四白騜陟其吏（使）’”。笔者现就卜辞中的一些关键字，逐一考释如下。
（一）“巳”
卜辞中的“巳”应为“祀”，意为祭祀。殷周时，祭祀极为频繁，有先祖、先妣生日、死日的祭祀，有岁首、年终的祭祀，有山川、神祗的祭祀，有祸福吉凶祇的祭祀等。除此之外，还有两种重要的祭祀：一是建造房屋、宫殿的“奠基”祭祀，考古发掘中，一些基址中发现的殉人（人头骨），就是这种祭祀；二是王朝重臣或特命王使出发或返归之前举行的祭祀，这种祭祀的目的是祈求路上平安，顺利完成王命。如宣王时期，樊侯仲山甫，受宣王之命出使东方，《诗·大雅·烝民》载：“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注：“言述职也。……笺云：祖者，将行犯烝骙之祭也。”这是作为王命使臣的仲山甫，在登程上路时进行的祭祀。邢台西周卜辞中的“巳（祀）”究竟属于哪种祭祀？我们只有对全句辞义有了了解之后才能知晓。
（二）“四”
邢台西周卜辞中的“四”不是简单的自然数，而是特定的数字——“驷”。《说文·驷》：“一乘也，从马四声。”段玉裁注：“四马为一乘。”《诗·郑风·清人》载：“驷骄旁旁”，郑玄笺：“驷，四马也”。因此，卜辞中的“四”实为“驷”。西周时期的车制，除戎车（兵车）为四马驾车外，其余交通用车，其驾辕的马数可分为4匹马、3匹马和2匹马三种。西周时期，礼制十分严格，自周天子以下，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坐车，坐什么等级的车，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故乘车人所用马匹数目，实际上反映着乘车人的身份。
据文献记载，周天子乘坐的车为四马驾车。《诗·小雅·六月》载：“四牡骙，载是常服，
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这里所记是宣王北伐狁时的情形，宣王乘坐的车是“四牡”驾车。又如《诗·小雅·车攻》载：“四牡庞庞，驾言徂东。”这是宣王会诸侯于东都洛邑时的情形，宣王所乘的车仍为“四牡”驾车。
周天子派遣的使臣所乘的车亦是四马驾车。《诗·大雅·烝民》载：“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注：“东方，齐也。”这里记述的是作为王使的仲山甫出使齐国时的情形，仲山甫所乘的车是“四牡”驾车。
诸侯所乘的车又是几匹马驾车呢？《左传·桓公三年》载：“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疏：“初驾马车，以二马夹辕而已，又驾一马，以两服为参，故谓之骖。”这里所记是春秋初年曲沃武公、翼侯所乘的车为骖，即3匹马驾的车。可见，一般诸侯所乘的车是3匹马驾车。
1998年以前的西周考古车制资料，尚未发现明确的四马制。沣西张家坡一带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车马坑。由于与车马坑相关的墓葬均是中小型墓葬，故“这些车马坑一般都是一辆车、两匹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55～25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诸侯墓地中，一般的大中型墓葬都陪葬有车马。其中，1100号车马坑位于M1046的北边，应是这座大墓的陪葬坑。1100号车马坑中，共葬马14匹，车5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这本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西周车马制的资料。遗憾的是，在埋葬时车与马分开了，马葬于最底下，车置于马上，而且车子是将车轮拆下后再埋入的。这一情况为我们考察西周车马配备带来困难。我们推测，5辆车14匹马可以有两种组合。第一种组合是4辆车各配3匹马，1辆车配2匹马。这一组合的根据是：燕国是诸侯，不得乘坐四马之车，而只能乘坐三马之车。第二种组合是2辆车各配4匹马，3辆车各配2匹马。这一组合的依据是：燕国乃召公之后，召公是辅佐周天子的“二公”之一，地位非他人可比，燕国诸侯自然高人一等，或许燕国诸侯曾受王命，出使过其他地方，处理过军国大事，乘坐四马之车也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1100号车马坑三号车上发现木质伞盖，在过去同时期遗址中尚未见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这证明这些车确是交通用车，而非兵车。同时也证明M1046的墓主地位十分显赫，非燕国诸侯莫属。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周时期，除戎车之外，作为交通用车，其用马的数量应有严格规定。四马（驷）之制是最高级别，只有周天子和周天子的使臣才能享用，个别地位很高的诸侯或可享用，其他人员则不能享用。邢台西周卜辞上明确记载有“四马”，其享用者，不是周王，就是周王派遣的使臣，别人是没有资格享此殊荣的。
（三）“”
“”同“牝”，母畜。“騜”通“皇”，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1.“騜”为花马。《尔雅·释草》载：“华，皇也。”邢疏：“草木之华（花）一名皇，樊光引诗云：‘皇皇者华。’”《诗·豳·东山》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笺：“黄白曰皇。”由此可知，“騜”是一种黄白相间的花马，是一种很漂亮的马。
2.“騜”是最高贵的马。《说文·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会意。”《尔雅·释诂》载：“皇，君也。”《离骚》载：“恐皇舆之败绩”，注：“后也”。从“皇”字的含义可知，“騜”是马中最高贵者。
3.“騜”是被神化的母马。《诗·大雅·卷阿》载：“凤皇于飞。”注：“雄曰凤，雌曰皇。”《尔雅·释鸟》载：“鶠、凤，其雌皇。”可见，鶠凤之雌名皇。古诗云：“凤兮凤兮求其凰”。凰就是皇。凤凰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瑞应鸟（神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由“皇”是雌鸟可以推知，“騜”必是马，“雌皇”即“騜”。因此，卜辞中的“騜”二字必然连读，不可分割。这决定了卜辞的文字走向必然是从左向右，而不是从右向左。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含义可以得出：騜是一种毛色黄白相间的最漂亮、最高贵、并带有神奇色彩的母马。由这样的“四騜”所驾之车，自然是相当高贵与豪华，非一般人所能拥有。《诗·小雅·车攻》载：“四黄既驾，两骖不猗。”疏：“正义曰：王既会诸侯乃与之田，言王乘四黄之马既驾矣，两骖之马不相依猗。”“黄”、“皇”互通。《尔雅·释鸟》载：“皇，黄鸟。”故“四黄”就是“四騜”。此“四黄（騜）”之车为周天子乘坐，可见其等级之高。
（四）“陟”
“陟”的本义为“登”。《说文·陟》：“登也，从阜从步，会意。”《尔雅·释诂》载：“陟，升也。”由此可知，从下向上走称陟。《诗·周南·卷耳》载：“陟彼崔嵬。”传：“升也”。《诗·大雅·皇矣》载：“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注：“陟，登也，矢犹当也。”
“陟”又有“进升”、“进用”之义。《书·舜典》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注：“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
邢台西周卜辞中的“陟”其义不是“登”，而接近“进升”，即将四白騜进献给某人。
（五）“使”
“四白騜陟其使”的“使”，又是一个关健字。殷周文字中，事、吏（使）不分，必须结合文句内容才能确定究竟为何字。邢台西周卜辞的最后一字，单从字面上看，既可以释为“事”，也可以释为“吏（使）”。但结合文句内容，只能将其释为“使”。因为，句子前面讲的是“四白騜进献给某人”，“某人”必为人名，如果释为“事”，文句不通。
“使”就是“使臣”。西周时期，“使臣”就是受周天子之命，到各诸侯国去处理军国大事的特殊人物，其地位仅在周天子之下，各国诸侯必须恭敬从命。这样的使臣，周代文献和西周金文中均不乏记载。如前面提到的宣王时期的仲山甫，就是这样的使臣。又如守簋：“王使小臣守使于夷”，此“小臣守”也是使臣，被派往夷地执行使命。再如叔卣：“王姜、史叔使于太
”，即王姜、史叔二人到太处传达康王的旨意，王姜、史叔二人也是“临时使臣”。西周时期，书信尚未发明，周王的旨意往往需要通过使臣向下传达。这些“使臣”都是“王使”，不管他们原先的地位如何，一旦以“使臣”的身份出现，其地位就在各国诸侯之上，各国诸侯必须恭敬相待，不得怠慢。
“四白騜陟其使”，就是将四匹（一乘）最漂亮、最高贵的“騜”进献给王使，供其使用。卜辞中特意用了一个“陟”字，以表示下级对上级的进献。全句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用词恰当。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明白了全句的含义，即“进行祭祀；（将）四白騜进献给王使”。祭祀与献马是各自独立的两件大事。祭祀在先，献马在后。从卜辞行款上看，“巳”字下有一个明显的空档，与下文“四白騜”之间有较大间隔。这是两件事并存的反映。为什么要进行祭祀？有两种可能：一是如“仲山甫出祖”那样，在出发之前进行“犯軷”之祭，以保路上平安；二是为某一重大工程（例如宫殿）的建造而举行的祭祀。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究竟具体情况如何，就很难考究了。
三、召公占卜决断
邢台西周卜辞中的两件大事，都是出自“曰”。“ ”为何义？《说文·》：“卜问也，从卜召声。”依此解释，“”是占卜行为中的卜问动词。“”字也见于周原甲骨，如H11:5中有“曰：子（巳）”（图六，3）；H11:6+32中有“曰：并克事”（图六，2）等。以往学者在考释周原卜辞时，对“”字的解释都秉之于《说文》。如果依照《说文》，邢台西周卜辞的占卜者，亦即两件大事的决断者，我们便无法得知。一般而论，周原卜辞中的占卜者，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因为它多作“卜曰”，有的甚至连“卜曰”也没有，究竟为谁所卜，无从考究。但邢台西周卜辞和周原“曰”卜辞则不同：它们不作“卜曰”，而作“曰”，比较特别。不有一个特别之处是：《说文》中的其他字，多见于经典，后世广为流传，征之有据，但“”字却不同，很难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它。清代学者朱骏声在作《说文通训定声》时，对《说文》中的其他字，都广征博引，作出各种解释，而惟独对“”字，什么解释也没有，反而加了一句“疑即后人杯珓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275页“”字注，世界书局，1936年。）。由此看来，“”字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文字。朱骏声的怀疑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没有在先秦文献中找到“”字。如今，周原卜辞和邢台西周卜辞中都发现了“”字，说明《说文解字》确有所本，不是凭空杜撰。
图六 周原卜骨中的“邵”字
1.凤雏H31:4 2.凤雏H11:6+32 3.凤雏H11:5
“”字只见于周原卜辞和邢台西周卜辞，说明“”字是西周某一特定时期内存在的一个专用字。从该字的结构分析，我认为它是“召”、“卜”二字合文。“曰”即“召卜曰”，“召”为人名。现论证如下。
目前所见“”字共有三种形式（表一），这三种形式反映了“”字的演变过程。从文字结构分析，将第一种“”释为“召”、“卜”二字合文，文字学家们不会有异议，因为，它确是二字合在一起的。由于有第一种形式作基础，故将第二种形式视为“召”、“卜”二字合文，学者们也许能勉强接受。但是，欲将第三种形式视为“召”、“卜”二字合文，恐怕谁都难以接受，因为它已经完全变样了。但是，这三种形式确实是一个字，变化的轨迹十分清楚。由第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判断：“”字是“召”、“卜”二字合文。西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前期，合文形式很流行，如“文王”写成“玟”，“武王”写成“珷”，“周王”写成“琱”，这种例子不有很多。故“召卜”写成“”，表示为某一特定人物所占卜，是很自然的事。“”为“召”、“卜”合文，周原甲骨本身亦提供了证据，如H11:5（见图六，3），其上有两段卜辞即“曰：子（巳）”和“召曰：其逐”。关于该版卜辞，必须要说明两点，一是第一段辞“曰：子”实为“曰：巳”。殷周时期，地支中的“子”均作
二是第二段辞的第一字，学者或释为“矧”。其实，该字就是“召”字，这从H11:6+32的卜辞中（注：转引自王宇信：《西周甲骨概论》第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见图六，2），可以看得非常清楚。H11:6+32左边一辞为“曰：并克事”的“”，如果去掉“卜”字，其“召”的形式，同H11:5的“召曰：其逐”的“召”的形式，基本相同，只不过“
”形一个归边，一个归中罢了。所以，H11:5的左边一辞当隶定为“召曰：其逐”。H11:5的两段卜辞都是“召”所卜。而“卜”字出现一次也就够了，故右边一辞用合文“曰”，左边一辞则直书“召曰”。
“”是“召”、“卜”二字合文，“召”为人名，如同殷墟卜辞中的“
”、“扶”一样，这为解读西周卜辞解决了一个关键字。但是，“召”究竟是谁？其实，邢台西周卜辞和周原“曰”卜辞中的“召”，就是周初的“召公奭”。其理由如下。
第一，地位相合。召公即邵公，姬姓。他与周公、毕公、太公一起辅佐周武王完成灭商大业。周武王灭商以后，他被封于燕，是燕国的始祖。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到燕国就封，而是让他的元子即位，他本人仍留在宗周，与周公一起继续辅佐成王。
表一 “”字演变源流表
第二，职能相合。尽管我们现在无法断定召公是否是最高的卜官，但召公对占卜之事肯定十分内行。因为周初许多重大事情，由他占卜决定。如成王时期，为加强对殷人的统治，要营建东都洛邑（成周），就是周公让召公占卜决定的。《书·洛诰·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卜告。”传：“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后至经营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通告成王。”
周原卜辞亦提供了召公占卜的证据。1979年9月，扶风齐家村发现了一片较为完整的西周卜甲(H3②:1)（见图四），该卜甲上有六段刻辞，其中第五段辞为“保贞宫”。对于该辞，发掘者认为“‘保贞宫’是‘保’卜问营造宫室的事”（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保”是谁？事实上，此“保”就是“太保”，“保贞”就是“太保贞”。“太保”的称谓见于周原卜甲，如H11:50中的“大保”；H11:15中的“大，今二月往于……”。关于H11:15中的“大保”，徐锡台等认为：“当即文献所言的太保召公奭，为周初重臣。召公随武王伐纣，杀纣后，‘武王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在成王时，召公曾受命‘复营洛邑’，并与周公一起参加过‘东伐淮夷、践奄’的战争。成王将崩时，召公受命与毕公共同辅佐康王。这说明太保召公奭亦为历武、成、康三朝的大臣”（注：转引自王宇信：《西周甲骨概论》第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但是，由于“太保”之位是世袭的，故H3②:1之辞的“保”是否就是召公奭，还需作进一步论证。
“保贞宫”这片卜甲，出于H3中。从发掘平面图看，H3位于T1西部，其南面被H1打破（图七）。《简报》是将H3、H4放在T2、T4的第5层（属西周中期灰坑和墓葬）进行叙述的（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但对H3的具体年代，文中并未论及。
从T2、T4剖面图看，H4在第5层下（图八），故H3亦有可能在第5层下（因未见剖面图，这里只是推测）。第5层属西周中期，这只是限定了灰坑的年代下限。H3之下为原生土，故H3的年代上限不能限定。再从出土物看，《简报》对H3的出土物只作了一般的叙述，并未指明出土物的年代，不像对同层H4的叙述，指明“内含不少西周中期鬲、豆、罐、甗等陶片”（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而H3、H4是两个独立堆积，H4属西周中期，并不代表H3也属西周中期。所以，H3的堆积年代并不能完全确定。
我们再从地层平面观察，H1打破H3（见图七）。H1在探方中的纵剖面位置及H1出土的陶器，《简报》中没有提及，我们无从推断。但H1中出土了一片重要卜骨，即H1③:1，其辞为“王以我牧单马豚卜”（见图二，3）。《简报》认为“‘王’字下作双沟填划以示肥大，与早期金文中的‘王’字作肥笔的作风一致，故此件标本不应晚于穆王时期，这与灰坑的地层关系也大致相符”（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因此，H1的年代下限在穆王时期。
H1打破H3，H3的年代下限当早于穆王。既然如此，H3应为西周早期堆积，这与H3所处的地层关系并不矛盾。由此推断，H3②:1应为西周早期卜甲。一般西周年代学的划分，早期是从武王灭商至昭王。召公奭在位时间很长，从武王一直到康王，占有西周早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因此，H3②:1卜辞中的“保”（太保），应是西周早期的召公奭。“保贞宫”就是召公奭为营建某宫殿而占的卜辞。
总之，“”是“召”、“卜”二字合文，“”就是召公奭所卜。《尚书·召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传：“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诰。”召公奭卜宅之后所作的诰称“召诰”，与周原、邢台西周卜辞“召卜曰”称“曰”是一样的。可见，“曰”实为“召卜曰”的省略形式，“曰”就是“召公卜曰”。召公奭乃周初重臣，其地位仅次于成王和周公，参与朝政，处理军国大事。他参政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占卜。一方面他是顾命大臣，说话代表“天子”；另一方面他会占卜，说话又代表“上天”、“神灵”。这种双重“权威”，无疑增加了召公奭说话的份量，就连周公有时也要请教于他，以作决定。为了显示召公奭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以及他占卜的权威性，故卜辞中用“曰”的称呼，以与其他人的占卜结果相区别。而召公奭去世之后，“”字也就随之消失。所以，“”字是只存在于武、成、康三朝时期的一个特殊字，是召公奭占卜的一个专有字。邢台西周卜辞中首铭“奭曰”，自然是周初召公奭所卜，这与第一节所论，该卜骨是西周早期卜骨是完全吻合的。
四、邢国受封选址
邢台西周卜辞中记有三个重要人物：一是召公奭，他是卜辞的占卜者，又是卜辞中两件大事的决定者；二是登程返京复命的王使；三是受召公之命，将“四騜”献与王使的当地诸侯首领，从地理位置判断，此首领非邢国国君莫属。卜辞中所记两件大事（祭祀与献四騜给王使），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这两件大事背后所反映的政治事件则是事物的本质，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召公奭和王使为何到此？召公奭为何亲自占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召公奭此次到邢州占卜的时间，应是在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这个时候，大的战事已经过去，召公奭不会再为此事而占卜。况且，卜辞中也没有和“戎”有关的词。
周初平定武庚叛乱之后，首要事情就是要加强对殷人的统治，将周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封往各地，以监视殷人，这就是周初的大分封。邢国就是这个时候受封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以上二十六国，多数是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所封。据此，邢国第一代国君应是周公之子。邢国受封后，第一件大事应该是选址、建城和立宗庙。邢国分封何处？据文献记载，今日的邢台正是西周邢国受封之地。《汉书·地理志》赵国、襄国下注：“故邢国。”《元和郡县志》载：“今邢州郭下，龙冈县，古邢国也。周成王封周公子为邢侯。……今邢州城内西南隅小城，即古邢国。”因此，西周邢国封地，当在今邢台市内。南小汪遗址所出这片西周卜辞，应当邢国受封选址有关。
周人建城选址，有事先占卜的习俗。周的先祖古公亶父迁至岐周时，在营造宫室之前就先行占卜。周人营建东都洛邑，也是事先让召公占卜。《书·洛诰》载：“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注：“将定下都，迁殷顽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图及所献卜吉兆来告成王。”又“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传：“言王当始肇殷家祭祀，以礼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礼之者而祀之。”根据《洛诰》的记载可知如下事实。一是在洛邑建城选址时，召公先后占卜过三次，第一次不吉，后两次均惟“洛食”，故最后在洛建城。这证实了古籍中关于“凡事三卜”的记载。二是洛邑建城选址确定之后，召公将地图及所卜吉兆由使臣献告成王。三是洛邑建成之后，举行了盛大的祭祀。
邢台西周卜辞所反映的事情，与建造洛邑十分相似：它也是先由召公占卜；之后，进行祭祀；再之后，让使臣返京，并进献四騜给王使。使臣返京做什么？卜辞未讲明。但从洛邑的情形看，很可能是将邢国受封选址情况及所卜结果回告周公与成王。因此，邢台西周卜辞所反映的大事，应该就是邢国受封选址之事。
邢国受封选址卜骨出土于南小汪遗址决非偶然。它说明邢台南小汪一带可能是邢国初封建城之地。南小汪遗址，南方曹演庄、南大郭等殷商遗址相连，那里曾是殷人聚居之地。在紧靠殷人聚居之地的北边（南小汪）建一座新城（或居民点），目的是监视殷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殷人聚居地的北边建造新城？因为周人灭殷之后，殷贵族有北逃的倾向，禄父北奔、箕子入朝均是其证。如今邢国受封，修建新城于殷人聚居地的北边，有明显阻止殷人北逃的目的。
邢国受封选址一事，为什么会由召公奭亲自决定呢？这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1.召公奭封燕在先，邢国受封在后。邢国受封的邢地，恰恰是召公奭去燕国的必经之地。很可能是召公因事去燕国时，王使与他一道同来，颁布王命，邢国受封时让召公占卜选址。
2.在平定武庚叛乱的过程中，召公和周公是分路进行的：周公征讨的重点在东面和东南，即伐淮夷、奄和薄姑；召公征讨的重点在东北，追击北奔的禄父和其他的反夷。平定叛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北一路的政务实际上由召公管理，而邢台恰好处于东北一路的端头。故像邢国受封这样的大事，可能是召公与王使一道代表成王传旨下达，最后由召公占卜选址，并遣使回告成王。
3.周公与召公关系密切，周公之子受封邢国，其地又在召公的直接管辖范围内，对于建城选址这样的大事，周公自然会委托有特殊才能的召公去做，让他占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