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研究(专题讨论)——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史学论文,中国历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回顾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对于指导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唯物史观为什么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经典文献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对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唯物史观也作过精辟阐述。唯物史观的创立，宣告了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认识中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局面的结束。正如恩格斯所说言：“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1](P527)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才能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避免唯心史观的缺点。
首先，唯物史观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与此不同，“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2](P8)。这就是说，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陷，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基石。
其次，唯物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社会形态有规律的更替过程。“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的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2](P8)。
再者，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区划社会形态，正确地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根据就在于它“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2](P8)。持唯心史观的某些史学家虽然也提出过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思想，但他们在解释该过程的规律性时却从人的理性或从“绝对精神”去寻求根据，因而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与此相反，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认识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状况去认识思想关系的状况，这样，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与由这个终极原因所带来的一系列层次性的变动，均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复次，与一切蔑视劳动群众的唯心史观不同，唯物史观认为，既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那么，它首先应该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以前那种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被纠正了，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人民群众恢复了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最后，唯物史观首次将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与那种从思想解释思想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2](P8)唯物史观不仅正确地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的原理，而且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在怎样的条件下发挥怎样的反作用。总之，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人们找到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典范，他们重视历史研究，并始终把唯物史观作为进行这项研究的指南，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法兰西内战》、《德意志形态》等许多宝贵的历史著作，而且还留下了关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以他们的创造性理论和历史研究工作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逐步发展起来。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剥削阶级史学家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成绩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
二、唯物史观如何促使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作为一种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唯物史观产生于19世纪中叶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而产生并发展的，李大钊、郭沫若是该学派的先驱人物，继起者有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他们都写出了具有科学价值的史学名著。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最早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自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在这些论著中，李大钊对以往的历史观作了深刻批判：“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13](P289)；他批评旧史观指导下的旧史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3](P338)；认为只有新的唯物史观才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3](P488)。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发展的东西”，“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同时，李大钊还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任务：“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P484)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位杰出奠基人。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相和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科学道路，是中国史学根本性质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随后，郭沫若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以及《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在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带动下，中国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著名史学家，出版了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古代社会史》(1947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943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9年)，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0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1949年)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这些著作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逐步成长起来，它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领域的开创之作，而且大多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上的名著。
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引起了中国史学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侯外庐在1946年强调说，中国学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已经“学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这是对20世纪前期历史观念发展得很好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科学取得了新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大大加强，从中央到地方，以及许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历史、考古等研究机构，数以万计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机构中从事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大批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相继出版，各种历史刊物相继创办，并校勘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型史籍，汇编了一大批历史资料丛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套资料丛书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就。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如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界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推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提高了对于唯物史观准确理解的程度和具体运用的能力。
三、在新世纪如何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即研究整体的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不可分的。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但应清醒地看到，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一、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有着比较明显的表现。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的思想倾向。三、外国史学理论大量涌入国内，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出现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误认为这些理论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四、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回答，要求唯物史观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因此，唯物史观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机遇。
面对挑战，首先应该坚信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未过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历史理论至今仍表现出难以否定的合理性。现代西方史学总是利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或与唯物史观近似的观点来考察世界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种方法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史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二、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基本思路贯穿于英、美主流史学著作之中。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阶级分析方法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分析历史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四、唯物史观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应用到社会历史当中，认为社会真理具有相对性和时间性，否认人类社会存在永恒的终极真理，也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所认同。因此，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解释利器的功能。
其次，应该看到唯物史观虽然是新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但它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故须注意四方面问题：一、从过去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和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的阴影中走出来，正视严重的历史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雅量与勇气。为此，必须清除人们赋予唯物史观本来所没有甚至是后人搞错了的含义，把握其基本理念，正本清源，真正“回到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唯物史观。当然，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文本，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发挥创造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必须尊重这些有益成果。
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即克服史学研究领域里的教条主义。这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完全背离了从史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这种倾向最初是由于幼稚地、简单地理解唯物史观而发生的，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日趋发展，直至被搞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坏的学风，危害十分严重，它使一些人在研究问题时不是实事求是地先占有大量的材料，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所包含的具体矛盾，而是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随意剪裁甚至曲解史料，为自己所要论证的观点填补例证。在这些人看来，最有力的论据不在史实之中，最科学的结论并非来自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而是一切以本本为转移，以引证权威的片言只语为满足，根本取消了生动活泼的独立思考和史学研究的唯物论基础。如有人在研究农民战争问题时，往往不是从一个时代既定的经济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出发，通过大量的综合的资料作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分析，而是抽取一两件个别的、片断的材料，回避或歪曲其他一些材料，简单地套用某种流行的公式。例如，先说阶级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农民起义终于爆发；继之则就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说明它的反封建性质；最后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解释农民起义必然失败，并论及农民起义或多或少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教条主义的“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农民斗争史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公式。乍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并不能具体解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包含的特点。对此，恩格斯曾有过严肃批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P410)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必然是主观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针对这种倾向，我们必须坚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理论和客观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对具体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从中抽象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规律来。
历史科学的任务是通过历史的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表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它才能指引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历史的发展规律。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新世纪的史学研究者应创造性地把唯物史观同具体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为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繁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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