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党内合作”的形式——A Recommentary on the Form of Cooperation within the Party，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形式论文,Recommentary论文,Party论文,Cooperation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内合作”策略的形成、发展、失误到最后失败的过程，本人曾有专文论述〔1〕。现在， 试对“党内合作”的形式作一个总的评价，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充分肯定的。他们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2〕， 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只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3〕。对这些肯定性的意见，我认为可以商榷。
我认为：共产国际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之所以同意党内合作，首先是基于对国民党性质的错误分析。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21年冬，国际代表马林专程到广州等地对国民党进行实地考察，而后向国际报告说：“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有四种人，其一是知识分子，在党内“取领导作用”；其二是华侨，“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其三是南方军队中的士兵，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其四是工人，国民党“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4 〕。因此，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5〕。共产国际完全接受了马林的观点， 认定“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6〕。 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和陈独秀的观点一致。他说：“从中国国民党分子说起来，知识者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因此，“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它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7〕。 这样，陈独秀和马林以及共产国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脱离了国民党的实际情况，把国民党当作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党。第一、他们把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份混同起来了，只看到国民党内有工人出身的党员，就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实，几乎所有的近代政党，都包含有不同阶级出身的党员，党员成份决不能决定党的性质。第二、他们都没有看到参加国民党的除了几个革命阶级外，还有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物，还有一些军阀、政客，而且这部分人还掌握了国民党的许多权力。
由于上述错误，共产国际认为党内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要通过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扩大国民党内的工人成份，增强国民党中左派的力量，进一步把国民党改造成代表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党。
其实，无论是改组前还是改组后，国民党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一直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恩格斯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8〕。 因此，要确定国民党的性质，首先要研究国民党的纲领。
国民党一出世，就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国民革命”的概念，所谓国民革命，实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主，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9〕。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也正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是中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
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所谓新三民主义，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如关于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对帝国主义竞争和欺压的政治要求，强调反帝斗争对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意义。孙中山说：“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若不挽救，必致受经济之压迫于国亡夭而后已”〔10〕。然而在行动上，却对帝国主义寄予了较多的幻想，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动摇性。关于民权主义，则完全是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孙中山所提出的“权能分开”、“五权分立”、“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等原则，其实质就是要仿效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中国领域之内构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11〕，即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关于民生主义，所谓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经济纲领，前者是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束缚而防止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的经济主张；后者是孙中山企图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知，国民党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它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的问题上，有着基本一致的要求。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存在着利益冲突的根本矛盾。由于这个矛盾，决定了它们的统一战线只能是暂时的，而且会不断出现摩擦和斗争。在这种背景下，统一战线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国民党人多势众力量强大，历史悠久，而共产党人少年幼，影响很小的特殊形势下，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就只能有两个结果，或者共产党为国民党所吞并；或者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抛弃（或叛变、镇压）共产党。历史的事实，是出现了后一种结果。可见，党内合作的形式，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失败，是必然的，是两个不同阶级政党的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结果。
二
有的同志认为：“如果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采用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也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共同的革命利益，它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种合作方式应是肯定的”〔12〕。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党内合作提出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对正确评价党内合作形式，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单方面的服从孙中山需要的产物。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孙中山没有同意，反而提出党内合作的意见，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随后，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先生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孙中山提出联共政策的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实现其资本主义理想，为了挽救国民党。他对宋庆龄说得非常清楚：“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3〕。他企图依靠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人，整顿和挽救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而且，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非真正平等的联共，而是要共产党服从自己的领导。孙中山说：绝不允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共产党“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4〕。同时，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也是要求工农群众跟着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多次要求工农“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我的主义，奉行我的办法”〔15〕。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民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6〕。即要求工农在孙中山领导下，去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第二、党内合作形式是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俄利益的产物。
世界资本主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困难时期后，又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欧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对苏联形成新的包围，即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在这种形势下，苏俄政府比较重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各国的封锁，苏俄需要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朋友。
1920年，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后，苏俄政府实行联合直系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直系军阀是投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同苏俄的接近是有限度的。同时，苏俄政府也不愿意放弃中东路的利益。因此，中苏关系很快陷入困境。为此，苏俄先后派出以优林·斐克斯、越飞为首的外交使团赴华谈判，均未打破僵局。于是转变策略，开始联合孙中山反对北京政府。苏俄外交政策的转变，促使共产国际实行联合孙中山的政策。1923年初，越飞代表共产国际和孙中山会谈成功，发表联合宣言。孙中山表示，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17〕。同时明确提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8〕，即共产主义不适应于中国。但是，共产国际仍然拿原则作交易，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其目的就是为了换取孙中山对苏俄的支持。
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是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忽视共产党的结果。
共产国际迁就孙中山的同时，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则估计过低。1922年，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联系是多么紧密”，香港海员罢工的“全部财产资助都来自国民党”。批评共产党“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19〕。共产国际所发的一切文件和指示中，也明显地表现了偏见，认为孙中山是“当代中国最光辉的人物”，“他的思想就会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一致”〔20〕。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支持国民党内代表无产者和手工业工人的一翼”〔21〕。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22〕，“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23〕。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些”〔24〕。要求中共中央“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25〕。特别是国共党内合作关系建立后，共产国际更加重视国民党，所有政治、经济、军事的援助，都是给予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右派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支持右派，压制共产党。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党内合作并非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是共产国际根据苏俄政策和孙中山妥协的结果，也是对国共两党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的结果。此外，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论述统一战线策略时，曾经肯定党内合作形式，并曾在英国、印尼等地实行过这一政策。但是， 这种政策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 1920年，列宁在讨论英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工党时，曾说：工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党”，“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有相当的自由”〔26〕。显然，国民党不同于工党，它不是几个政党联盟的组织。可见，党内合作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说法，只不过是将马列词句生硬地搬到中国来。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正确评价党内合作，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内合作所产生的积极成果和消极作用。对于党内合作所取的积极作用，党史学界几乎一致地作了充分肯定，主要之点，就在于加快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出现。此外，党内合作的实现，也在一定时期内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势力，扩大了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至于党内合作形式所表现的消极作用，却基本上无人指出，但它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党内合作形式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总原则是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但是，党内合作的形式却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无法争到领导权。首先，如前所述，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形式，就是要共产党人服从自己的领导，否则，“我亦必弃之”。可见，党内合作的前提，就是共产党放弃领导权，服从国民党领导。事实上，国民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先是孙中山，后是汪精卫、蒋介石。其次，国共两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共产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而不是两个党的联合。两党之间没有协议，没有领导职务的分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没有决定权，没有否定权，甚至连制约的方式也没有商定。一些共产党人曾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掌握过一定权力。但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一个决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共产党人免职，将其权力剥夺。可见，无论是共产党，或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都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再次，党内合作的实际情况，使共产党不可能争到领导权。当时，国民党有5万多党员，几十年历史；共产党只有四百名党员， 成立不到三年，无法与国民党匹敌。党内合作不是两党平等联合，无异于共产党为国民党所吞并，根本不能争什么领导权。又次，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政策，就意味着将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因此，党内合作一实现，马林就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处处压制共产党，迁就国民党。最后，党内合作形式导致了陈独秀等人放弃领导权。
第二、党内合作形式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以服从国民党的党纲、党章，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为条件的。李大钊代表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保证：“我们既然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纲领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应受本党的惩戒”〔27〕。这样，共产党员就有了两重身份，同时受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组织的制约。而且，在公开场合下，在公开活动中，不得不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喊着国民党的口号，执行国民党的政策，服从国民党的纪律。而不能公开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独立地组织工农群众运动，进行革命活动。正如陈独秀所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28〕。共产党制定的政策，要由国民党批准；中共五大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因国民党审定没有通过而不能公布。由于党内合作形式的制约，共产党不能参加各级国民政府，也始终未能建立自己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八一”南昌起义也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未能公开亮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三、党内合作的形式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
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是极不彻底的，只纳新，未吐故。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仍然留在国民党内，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老右派公开结成西山会议派，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则接连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共产党都无法组织有力的反击，只能处处退让，进而提出反对共产党内的“左稚病”，甚至公开放弃原则，宣称“无产阶级独裁制”“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29〕。由于共产党的处处退让，国民党右派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先后夺取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最后使革命沿着国民党右派的方向发展，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四、党内合作的形式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
任何不同阶级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战线，都不可能永久维持，而只能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暂时现象。但是，采取什么样的联合形式对联合的长短和结果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而且，由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纲领，联合中的矛盾和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同样，联合形式对其矛盾的调整，不同利益的协调，也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不仅不利于调整双方的冲突，反而使矛盾容易激化。对于国民党来说，自然以领导自居，只是把共产党当成自己组织的一员，要求共产党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张，处处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党来说，由于双重的约束，难于二者兼顾。强调自身独立性，则容易发生“左”倾错误；强调合作，则容易出现右倾错误。因此，党内合作的形式，加深了两党的矛盾，导致了两党特别是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仅仅三年半的时间，国共合作就彻底破产。
综上所述，党内合作四个方面的消极作用，要大于积极作用。国共合作迅速破裂和革命最后失败的事实证明：党内合作的形式，应基本上予以否定。
注释：
〔1〕陶用舒《中共四大和党内合作策略的形成》、 《党内合作策略由正确到失误的转化》、《略论党内合作策略的失败》、《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合作的策略》，载《益阳师专学报》1992年和1993年第4期。
〔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3页。
〔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19〕〔23〕《马林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5〕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6〕〔22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
〔7〕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1922年9月20日。
〔8〕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
〔9〕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1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8页。
〔11〕《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
〔1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51页。
〔13〕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第87页。
〔1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150页。
〔1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5页。
〔18〕《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
〔20〕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博士》，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67页。
〔21〕《共产国际执委会给驻华南代表的指示》，1922年8月。
〔24〕马林、越飞《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转引自杨若云等《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5〕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夫特战略？〉一文的答复》，《马林在中国的资料》。
〔26〕列宁《关于加入工党的发言》。
〔27〕《北京代表李大钊的意见书》。
〔28〕转引自《蔡和森文集》第810页。
〔29〕《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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