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季粮荒中的“统销补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荒论文,春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3-0169-12 1955年春，全国不少农村先后出现以“宰杀耕畜”为表现的“情况紧张”。①3月初的中央指示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②不过在情况“极度紧张”的广东，华南分局却认为是统购后的粮荒引起了上述问题，应对之策是“增加供应”。③中央虽未否认粮荒的存在，但认为除“生产不足”和“灾荒的影响”，主要还是供应混乱所致，并因此提出了“统销补课”的解决办法。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以来，春季粮荒即是每年的社会常态，有些地方还发生过抢粮事件。④不过目前学界对中共建政初期粮食政策的研究，多以征粮为主题，⑤较少提及粮荒及其应对。刘诗古在中南区减租退租的研究中曾讨论过春荒，但限于政治应对的分析，认为中共通过减租退租将春荒中的“政府—民众”冲突引向了“地主—农民”的阶级矛盾，⑥并未分析粮食层面的应对。陆洋、李甜对1949-1952年间海宁春荒的研究，也着重于生产自救等荒政措施的讨论，未涉及粮食政策问题。⑦田锡全对1953年粮食危机和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分析，虽是以粮食问题为主，主题却是政府如何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应对城市粮食问题。⑧迄今为止，学界真正围绕春荒及其应对讨论粮食政策的，还是对1955年农村情况紧张的研究。不过目前的研究只是视春荒为“三定”出台的背景，⑨注意到其对统购统销制度强化的影响，⑩并未讨论政府的粮荒应对之策。 据杨奎松的研究，在看待1955年春荒成因问题上，毛泽东和陈云等人认识迥异。毛泽东的判断接近华南分局，认为主要是征购导致了春荒，因此要求压缩征购量，而且提出了“三定”办法；陈云则认为是统销混乱所致，应坚持“统销补课”。(11)从广东的实践看，虽然华南分局和毛泽东的认识相同，但在实际应对中却并未能坚持自己提出的“增加供应”，而是选择了“统销补课”。这样的认识与实践错位，是最初的判断出了问题，还是迫于实践的无奈?基层实践中的“补课”又以怎样的具体操作来应对粮荒?是否解决了问题?因为以往的研究或聚焦于“三定”的出台与实施，或关注中央内部的认识分歧，少有对地方粮荒应对实践的讨论，因此很难作出回应。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广东“统销补课”实践的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一 供应之乱：粮食紧张中的“统销补课” “统销补课”和“三定”虽正式出现于中央的三月指示，实际上在2月初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已开始酝酿。李先念的会议报告，就提出了进行“统销补课”的要求。(12)但由于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尚未显现，加之中央的粮食工作重点又在推动购销制度化，(13)因此“统销补课”未受重视。 但如华南分局的报告所言，广东的粮食紧张在“购粮运动后期”已经出现，因此相较全国，广东更早进入了统销环节。只是由于此时中央对“统销补课”的做法和目的都未详言，广东的粮食统销重点仍以增加供应来缓解农村紧张。华南分局粮食指挥部不仅在1955年1月13日表扬了大埔县合理供应的做法，(14)还于18日批评了英德保留机动粮、缩小供应量的行为。(15)为了保障基层能扩大供应，一、二两个月分局先后增加供应指标25548万斤和10000万斤。(16)这种应对办法，也符合分局“压缩库存”的要求。虽然此后中央给分局的批复要求纠正不该供而供的乱象，(17)但就在批复当天，分局仍认为广东粮食紧张的实质是农民口粮被购，统销时又因工作不摸底，“怕把粮食发下去，再有缺粮户就无法解决，也有的是对缺粮户越摸越多，更不敢把粮食发下去”。(18)此时分局虽未再提增加指标，但从其对各地粮食“供应过紧”行为的批评，足见这时的考虑仍是增加供应。 中央三月指示将二月财经会议酝酿的“统销补课”正式提出，并且明确“补课”重点是“保证本年销量不被最后突破”。华南分局3月4日贯彻“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思路已有调整，批评各地统销态度不认真，并明确供应指标不再增加。(19)3月10日分局又发文要求各地将统销量控制在指标范围内。(20)17日的第二份紧急指示，在重申指标无法增加的同时，开始将粮食问题的出现归结于统销中的放任自流、超销严重。(21)既然认定粮食紧张源于超销，统销思路的调整自在情理之中，“供应偏宽”开始成为批评重点。按照分局的新要求，非灾区供应只能以“适量”为准，灾区也只是做到“饿不死”(22)即可。 在中央的认识中，粮食紧张的原因是供应之乱，“补课”的目的就是解决此问题。为贯彻中央意图，华南分局在要求压缩供应后，又在3月24日提出清退过去不该进行的统销，动员多买者卖回给国家或缺粮户。(23)4月21日吴汉杰汇报南雄县的统销时，就提及了五区五洲乡八联组在互助组长张国华带动下退出2100多斤粮食，并据此认为“四个联组也能退出8000斤”。(24)实际上中央指示虽指出了统销有问题，但“补课”的安排并非要追溯既往，华南分局的做法显然更为激进。不过类似行为并不限于广东，河南许昌就强迫农民自报退粮，甚至采用“包打余粮户”的办法，分工包干，轮流围攻。(25)山西汾阳县也提出二次统购，对此李先念虽认为这一做法不如发动群众合理压缩销量，但仍强调“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是可行的”。(26) 中央三月指示被视为“三定”政策出台的专门文件，(27)指示下发后各地粮食工作的重点多以贯彻“三定”为主，“统销补课”并未普遍展开。3月15日中央给山西省委粮食购销的批示，仍是以规范购粮行为为重。(28)1956年2月的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发言也提到，“一九五五年二月财经会议上，我们也没有坚持统销补课。”(29)当然并非所有省份都未坚持“补课”，中央4月1日就批转了江苏省委“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30)广东也因自身粮食问题的严重，主要精力都用于“统销补课”。(31)但“补课”的贯彻不仅未能缓解灾情，粮食超销状况也未扭转。直至4月4日，华南分局的一份文件仍称，粮食超销的情况未见丝毫好转。(32)不仅广东如此，全国农村的粮食紧张状况也都未因“补课”而缓解。中央4月5日的《关于各地应采取有效措施以杜绝因缺粮自杀事件的指示》就透露，不少省份发生农民和城镇贫苦市民缺粮自杀的情况。(33)河南开封甚至因“粮食问题发生骚乱事件”。(34) 为扭转超销局面，4月之后华南分局开始将“补课”重点放在了供应调整上。至于具体办法，首先是用各级现有机动粮解决缺粮户的困难。如果此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再用余粮户调整的办法。不过对余粮户的调整，分局显得相当谨慎。只是要求“不合理的户”“让出一些购粮数字”，最好“少调整一些户为好”。(35)不过由于“补课”的目的是压缩销量，所以调整的结果只能是减而不增。如4月20日分局生产指挥部就批评了茂名十六区“只注意调整不注意超销”的情形，(36)而东莞塘夏要求增加指标、南雄五区胡竹乡修改分配指标的做法也都被批为“供应不合理”。(37)在吴汉杰看来，上述行为都是“片面群众观点和右倾情绪”，忘记了“统销补课”的实质是“在原有数字上进行调整”。(38)至此，广东的“统销补课”终于跟上了中央节奏，明确了“补课”要求是销量不增情况下的内部调整。 如何在不增加指标的情况下解决供应紧张问题，华南分局的办法是多购退粮和余粮户调整。虽然上述做法在李先念看来有可能引发混乱，(39)却得到了中央认可。中央4月24日发出的《关于加强粮食统销补课工作的指示》，不仅批评了有些地方“日益扩大销量的趋势”，更对山西汾阳动员余粮户二次卖粮的做法表示了肯定。(40)4月28日国务院和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就提出“有些过去多买了现在有条件退出的，也可以斟酌情况经过说服教育令其退出一部，以调剂缺粮户的供应”。(41)虽然中央5月11日给河南省委的批复要求不应采用斗争方式强迫农民退出多买粮食，建议采取耐心教育的方式使买粮者自愿退回。(42)不过，承受“补课”压力的基层往往很难把握“耐心教育”与斗争的界限。据陈国栋事后所言，28日指示提出的“整顿统销”，就是以“动员全党，发动群众”的办法解决前期“统销补课”的无效，(43)是对地方严控销量的再次施压。 实际上华南分局的多购退粮3月底就已提出，但超销之势并未扭转。因此4月中旬实施余粮户调整时，分局将此前的按季供应改为按月供应，以“加强行政管理”。(44)新办法虽缓解了月度超销，却引起了不满。省财粮贸办公室5月9日指出，农民因“购粮限制太死”把毛主席和朱副主席的相片取下来撕毁。(45)比不满更严重的是，新办法实施后因无法提前购粮，缺粮者难以维持生计，以致中央严令杜绝的死人问题再次出现。“4月18日至25日与粮食有关死了8人，其中因买不到米自杀5人，没饭吃病死饿死3人。”(46)尽管中央和分局不断强调“补课”的目的是控制超销，但在“死人”和“超销”的选择中，基层的做法多是放任“超销”。也因如此，5月30日省粮食厅发现有些县已将六月指标销完，其中化县、吴川、博罗、高明、鹤山等县4月底就销了上半年指标的90％以上，雷东全部销完后还多卖了十多万斤大米。(47)严重的超销意味着，如果指标不增加，上述各县5、6两个月将无粮可售，农民生活无以为继。 尽管中央和华南分局反复强调指标不增，基层的严重超销还是使分局不得不在5月12日增加指标1亿6000万斤，以“使五六两月份销售指标不因各地以前大超销而压低”。(48)虽然指标增加，粮情紧张和超销问题仍未彻底扭转，6月4日粤中区党委书记耿如云在县书联席会议上透露，粤中区5月仍超销700余万斤。(49)不过就全省而言，指标增加和夏收的到来，还是让紧张的粮情在6月后有所缓解。虽然“个别地区自杀和包围粮站现象”仍不断发生，(50)但在陶铸看来已“较三、四月份有所缓和”。(51)从全国来看，连续的“统销补课”也使农村粮食销量上升的趋势有所减缓，以致中央决定此后的工作重点是从制度上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出现。(52)8月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下称八月指示)，正是这一要求的结果。 中央八月指示在回顾春季粮食统销时，特别提到了四月底“整顿统销”后的粮情变化。“一九五五年五月份，全国粮食销量下降为八十三点五亿斤，比四月份销量减少十二点三亿斤，而按历年的情况，五月份的销量应该是全年最高的一月；六月份销量继续降为六十三亿斤，比一九五四年同期的六十九亿斤减少了约十分之一。”(53)回顾所见的1955年5月粮食销量甚至低于常年，广东亦如此。省财粮贸办公室7月4日的简报显示，广东1月销售实绩28757万斤、2月35165万、3月50278万斤、4月51138万斤、5月47427万斤、6月48423万斤，(54)5月同样是个转折点。而据中央指示所言，历年5月都是粮食销售最高峰，1955年的不升反降只能归功于不断强化的“统销补课”。问题是3月初就开始的“统销补课”为何迟至5月才见效?从历年5月的粮食销售情况判断转折的发生不是荒情缓解的自然结果，而是执行力的强化。对此陈国栋说得十分清楚，“到三月份，销量逐旬增多，同时，有的地方已闹粮食供应的风潮，这才引起我们的警惕，从算大帐中我们看到不应该销的粮食多销了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作阶级分析，究竟闹供应的是那些人，所以我们还是提出‘统销补课’。后来中央决定‘整顿统销’。动员全党，发动群众，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55)在陈国栋看来，5月粮食销量下降的主因并非“统销补课”而是“整顿统销”，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分析”和“发动群众”。由此来看，虽然中央仍将整顿后的行为概称“补课”，但转折却非简单的“补课”之效，全赖“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 二 阶级分析：“整顿统销”中的群众动员 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给中央的报告，由于认定农村情况紧张源于购粮任务重和干部的“命令主义”，因此虽指出广东解放较晚，“反革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并未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56)中央的三月指示，尽管和华南分局的认识不同，也同样只泛泛谈及了群众节约意识不强，未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判农村形势。 中央三月指示虽提出了“统销补课”，但对如何“补”法并未详言。直至3月15日给山西省委的批示，才有了“改进供销办法和着重宣传教育”(57)的思路。供销办法改进是为应对“不该供应的供应了”，“宣传教育”则将粮食问题引向了思想认识层面。华南分局虽然最初认可粮食紧张的客观事实，但在中央严令和粮食超销的矛盾中，也逐渐改变思路。3月17日的紧急指示就批评了干部“放任自流”的问题，并提出“窄打窄算”的原则，要求以“群众讨论，大家当家，评出余缺”的办法控制销量。(58)3月24日的紧急指示面对“迄未缓和”的“严重超销”局面，开始将粮食问题定性为部分人的“浑水摸鱼”，“粤中是主要产粮区，还未到真正荒月，就一半人以上完全由国家供应，这里边有不少并不缺粮也喊缺粮，基层干部掌握过松而让这些人浑水摸鱼购去不少，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强调统销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59)3月27日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工作简报中的杨副书记讲话，更将粮食问题升级到“不跟共产党走”的高度：“现在农村有些群众不相信干部，干部不相信上级，特别在粮食问题上，他们觉得共产党的话可听可不听——这就叫做不是跟共产党走，这是对我们很不利的，必须引起我们注意。”(60)由此来看，虽然华南分局最初对粮食问题的定性异于中央的“供应之乱”，但在中央提出以“统销补课”控制销量后，面对无法遏止的超销之势，分局态度逐渐变化，最终采取了阶级分析的“补课”之法。 在中央控制销量的要求下，不仅华南分局调整了认识，其他各省亦如此。4月1日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委关于“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就提到了群众“闹供应、包围甚至殴打干部”的情况，并要求基层干部在供销中不能“一般化叫喊”“无事生事，自造紧张”。(61)江苏省委虽未如华南分局将粮食统销明确为阶级斗争，但对“闹供应”“自造紧张”的强调，实际上也认可了统销中有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为压缩粮食销量，各地的普遍做法是减少地富的粮食供应。分局4月12日的文件指出，“近来不少地方发生地主、富农因买不到粮吃而饿死的事情”。(62)事实上，仅靠压缩地富供应量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粮食销量。因此分局在强调地富也要给予必要供应的同时，指出了整体上余缺调整的重要。至于调整办法，则是“耐心的说服教育”，(63)不过，在基层实践中，李先念的“群众动员”更受重视。 1955年4月16日，李先念在给吴芝圃和杨蔚屏的信中，将粮食问题的实质明确为“余缺没有算清楚，有粮也叫，无粮也叫”，以及“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并提出了“发动群众”解决的办法。(64)4月21日给王任重的信中，又再次重申社会上存在的“叫喊粮食是鱼目混珠，有粮也叫，无粮也叫，而前者较后者叫声更高”。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靠业务机关是解决不了的，基本为发动群众的思想和政治工作”。至于如何发动，信中提出的办法是引导“群众争论”，将缺粮者的“刀锋”从政府引向余粮户。“必须发动群众，让余粮户、缺粮户发生争论，销量才能压缩下来。具体做法，一次评议登榜，一旦登榜之后，群众就有争论，可以使余粮户无话可说。如此，政府才主动。否则，粮食销量就不能压下去，而且刀锋老是对着政府。甚至在这基础上还可以进行调剂。”(65)李先念的“群众争论”也就是将乡村粮食问题内部化，以期通过乡村不同群体间平衡调整的办法解决部分人的粮食供应，在减轻政府压力的同时亦能有效压缩粮食销量。李先念对粮食问题的定性和提出的“群众争论”办法，为4月24日中央发出的统销补课工作指示所采纳。指示根据山西汾阳余家垣乡的经验，认为“要求供应粮食的农民，并不完全都是缺粮户；说明有一些农民虽然缺粮，但供应的数量还可减少；说明不缺粮食甚至还有余粮的农民，也在喊叫缺粮，要求供应”，在阐述“补课”做法时，指示提出了“发动群众，充分酝酿讨论，民主评议”的重要。(66)不过在基层的内部调剂中，“酝酿评议”都成了过场，多数是干部的强迫命令。在粤东揭阳，6月仍有干部强行让缺粮户到余粮户家购粮，因此导致余粮户自杀的事件发生，(67)江苏苏州则是干部强迫农民“调剂”，同时带头查粮，以致人心惶惶，(68)河南郓城县甚至公开布置：“多买了国家粮食的余粮户不退粮，缺粮的人就到他家去吃饭，谁不积极参加就不发给购粮证”，并采取“余粮户睡就跟他睡，他吃就跟他吃，不叫余粮户下地干活”的极端做法。(69) 从3月初提出“统销补课”，至4月粮食销量的不降反增，显然使中央认为有必要明确“供应之乱”的实质就是“有粮也叫”，而历时月余的“统销补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也催生了“发动群众”的办法。不过需指出的是，尽管此时中央已经提出了“群众争论”办法，但在正式文件中仍未将粮食供应之乱归于阶级斗争，这点和华南分局的认识明显不同。显然，有着控制粮食销量压力的地方，更倾向于将粮食问题政治化。河南省委4月27日给中央的报告虽然不主张发动农民退出多买粮食，但也强调粮食问题的产生确有地富破坏的因素。“特别是富裕的农民，和乡干虚报冒领，多占购粮证，也大喊缺粮，争购粮食，少数的并从事粮食投机(包括乡干党员在内)，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和奸商乘机进行扰乱市场的黑市活动。”(70)中央4月28日指示将“补课”改为“整顿”后，地方粮食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亦为中央采纳。指示对“许多地主、富农和少数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更进而挑拨破坏”的强调及“真正缺粮的农民，主要是贫农”(71)的分析，都给实践中的统销整顿划出了一条明确的阶级路线。在指示开列的整顿办法中，就有了应对“故意造谣破坏统销工作的坏分子应当给以打击”，对“那些不缺粮也叫喊缺粮的”，进行“耐心的教育和适当的批评”的说法。(72)正因有此定性和要求，陈国栋才会将5月转折归功于“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 在中央明确粮食供应中存在阶级斗争后，各地的“统销整顿”实践便充分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如山东菏泽部分地区就以中农为对象，发动贫农和缺粮户监督中农、自给自足户和余粮户套购国家的粮食，甚至有区委书记和区干部领导、参加或暗示群众进行翻粮、退粮和捆、打中农。(73)国务院广东调查组在中山县的调查也发现，当地存在“对地主、富农的供应量一般都比农民低”的现象，其中一区地主、富农最低的每人每月仅供应5-6斤，最高的也只有21斤，而农民则供应25-28斤。(74)中山的做法当然不是擅自而为，中央4月28日的指示虽没有降低地富供应的要求，但对缺粮者主要为贫农的强调，等于明确地富不在供应之列，中山也只是减少了地富的供应量而已。也是在这份中山调查中，缺粮户被分成真正缺粮户和“思想缺粮户”，所谓“思想缺粮”就是前述的“有粮叫喊”者，主要群体也不是贫农。调查组对中山降低地富供应标准的做法虽未表态，但仍指出，“有的该供应未供应或供应不足，但不该供应的供应了或供应过多的情况亦很严重”。(75)批评重点主要是未重点解决“真正缺粮户”的供应问题。类似声音在5月4日粤北区党委给华南分局的报告中同样存在，“发放救济款平均主义，救济面过宽，没有重点来发放，不该救济的救济了，应该救济的没有救济或少救济，以致真正需要救济的人得款不多，不能解决问题”。(76)“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无疑就是中央指示中“真正缺粮的贫农”，毛泽东5月17日在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及统购统销的五利时，首先提出的也是“对缺粮户即贫农有利”，(77)缺粮户成了贫农的专属。 粮食统销中的阶级区分，主要源于4月后中央、地方的粮食问题分析，都加入了阶级敌人破坏的因素。5月16日中央转发的安徽潜山县委模范乡整顿统销工作报告，同样提到“坏分子乘机煽动、挑拨、打击积极分子”(78)是粮情紧张的原因之一。虽无法确知潜山县委会据此作出怎样的反应，适当的打击和批评恐难避免。陶铸6月8日回顾广东春荒时，也强调“农村真正缺粮户不到百分之十，有百分之八十所谓缺粮户，实际上只是比去年紧一些”，另外“百分之十假缺粮的，应进行批评教育”。(79)陶铸的分析，等于将大多数叫喊缺粮者都归入了“所谓缺粮”或“假缺粮”。毛泽东8月3日批示李先念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时，也将“一九五五年春季许多叫喊缺粮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缺粮”改为“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缺粮”。(80)既然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缺粮，那参与叫喊者即便不是地富分子，也是不辨是非被煽动、挑拨之人。陈云7月21日在一届二次人大会议发言中，再次重申“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而造成的”。(81)将粮食紧张归因于“造谣煽动”，不仅可以合理解释实际存在的粮食问题，更为统销实践中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充分依据。5、6两月的粮食销量下降，则为中央的坚持提供了注解。 从3月初的“统销补课”到4月底的“整顿统销”，虽然粮食问题的本质仍是供应之乱，但阶级敌人“造谣煽动”因素的加入，至少在粮食销量控制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类似中山的减少地富供应未必会对销量控制起太大作用，但敌人煽动和绝大多数叫喊者假缺粮的定性，仍可成功将这些人排除在供应之外。因为既被认定假缺粮，再一味地叫喊只能是“敌人煽动”，如此确比泛泛的“统销补课”更具威力。只是重压之下的粮食销量下降，尚不能说明粮荒实质。没有同步伴随的荒情缓解，乡村粮情仍是谜题待解。 三 荒情难止：“统销补课”的实践效果 根据华南分局的报告，1955年的广东粮食问题从上年12月的“购粮运动后期”就已出现。分局1954年底的调查也发现，英德县镇南、鱼咀两乡供应面达到百分之九十三，粤北有的乡统销面更达百分之百。(82)为此，肇庆新兴县委1954年12月27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干部“一定要保持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能因为搞征购出现饿死人”，(83)间接反映了征购后的粮食问题。 为摸清粮荒实情，1955年1月，华南分局派古大存、赵紫阳等人到惠阳、中山等十县调查，调查发现除梅县外的其他各县都有粮食紧张问题。(84)广东省粮食指挥部1月8日的通报显示，粤北英德的镇南、鱼咀两乡，统销后仍存在严重的粮食问题，其中镇南乡一组24户中除3户仍有550斤粮食外，其余各户都缺粮，统销后户均口粮只有4两。(85)进入2月后，荒情进一步扩大。截至2月17日，粤东陆丰县第八区297户、1204人断粮，另有697户即将断粮。仅此一区“要求卖小孩的10户，要求出外讨饭的8户，卖耕牛的81户”。(86)相较粤北和粤东，粤西情况更显严重，2月就有了饿肿、死亡甚至自杀之事。吴川、雷东、遂溪、电白、茂名、廉江、海康、化县、开平九县29区8乡，合计断粮14000多户，3.3万余人。仅吴川、电白、开平三县就有44人“饿肿”，茂名“因饿病而死农民3人，饿死地主1人，因食木薯中毒死3人”，吴川、化县、恩平、茂名四县更有7人“因饿自杀”。在广东省人委看来，类似情形全省皆然。“全省必须救济的灾民约17万人。估计春夏荒期间全省必须救济的灾民约六十万至九十万人。”(87) 3月后的粮食问题虽引起中央瞩目，广东的荒情并未缓解。作为主要产粮区，粤中在华南分局的报告中形势尤重，荒情发展亦确如此。3月16日的粤中区党委报告指出，三水、云浮、怀集、新会、高明、珠海等县初步统计断粮户为2570户，平均每乡40余户。增城一县截至3月8日的不完全统计，绝粮或接近绝粮的就有1223户，2979人。虽未发生饿死事件，但因饿自杀8人，死了7人。(88)粤北的荒情也在3月继续发展，3月上旬全区断粮3万余户。断粮引发的死亡事件开始出现，从3月初至4月13日，全区共发生15宗自杀(死8人)、2宗饿死人事件。(89) 从3月后的荒情发展看，“统销补课”确实未能解决粮食问题，实践效果并不理想。4月5日中央所发《关于各地应采取有效措施以杜绝因缺粮自杀事件的指示》显示，“不少省份发生农民和城镇贫苦市民缺粮自杀的情况”，(90)表明“补课”未能缓解粮荒。由于新指示仍将缺粮归于各地“不努力克服粮食统销工作中极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很难阻止荒情蔓延和缺粮自杀事件的发生。广东的粤北即如此。粤北区党委5月4日向分局的荒情汇报显示，全区有重灾区24个，重灾乡286个，轻灾乡155个，断粮户38768户，共计11万人。而3月上旬全区断粮户数是3万多户。和3月相比，虽然断粮户未显著增加，但自杀人数在中央严令杜绝后仍攀升的现实，表明荒情更趋严重。全区至4月13日发生自杀事件15起(死8人)，5月4日升至26起，另有14人企图自杀。此外，截至4月13日，全区发生卖小孩事件47起，5月4日的11县统计就有75起，尚不含外送16起。(91)荒情的发展不仅在粤北。粤西信宜的一、四两区，4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时间内，也因缺粮自杀5人，饿死3人。(92) 据广东财粮贸办公室的事后统计，“整顿统销”后的5月是广东粮食销售的转折点，当月销售47427万斤相比4月的51138万斤减少了3711万斤，降幅达7.25％。但粮食销量的下降和荒情缓解并不同步。耿如云6月4日在粤中区县书联席会议上透露，截至5月底粤中“农村党群关系仍极为紧张”，个别地区仍“因统销工作没有搞好，而出现自杀现象”。增城三区的刘华昭因指标购完买不到米跳井自杀；八区联安乡的江超春也因减少供应上吊自杀。此外，包围粮站和区乡政府、殴打干部的事件不断发生。顺德三区西海一农民借口粮站短秤五两，发动六七百人包围粮站和乡政府；封开二区大王口乡，甚至十多人带刀包围乡政府。在上述形势下，耿如云改变了中央和分局对粮食问题的定性，认为“农村中叫喊吵闹不满的，确实有些是真正缺粮的贫困农户”。(93)从粤中区的情况看，“整顿统销”不仅没有带来荒情缓解，反因粮食销量下降而使荒情蔓延，以致刘华昭和江超春都因指标控制而自杀，粤东澄海县三区的周国成也因买不到粮而自杀。(94)这说明，至少在广东地区，粮食销量的下降并不是荒情缓解的结果，而是更趋严厉的统销控制使然。也因为如此，直至6、7两月，广东粮荒仍未根本缓解。 6月15日省财粮贸办公室的通报指出，“个别地区自杀和包围粮站现象不断发生，农民日夜排队买粮的现象还较普遍”，(95)如粤西茂名6月上旬仍饿死18人。(96)相较茂名，高要七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发生群体死亡事件。粤中区党委8月13日报告指出，高要七区“因度荒死亡群众×××人(其中直接因饥饿发生水肿而致死的×××人，其他与荒情有关而死亡的×××人)。饿肿最多时达××××人，逃荒去广州、佛山等地的有××××人，变卖家私、衣服、农具、耕牛者甚多。最严重的幕村一天死四个人”。(97)虽然报告中的死亡人数均被省略，但从省略位数看至少在百人以上。《肇庆党史大事记》印证了上述判断，据其透露1955年“4月至7月，高要县白土区发生一宗群众非正常死亡事件，死亡人数高达276人”。(98)高要县群体死亡事件虽属个例，但各地零星死亡始终未能杜绝。新兴县委10月20日的《关于春夏荒中群众死亡情况通报》指出，4月至7月底，全县因饥荒致死9人，其中饿死3人、自杀2人，缺粮病亡4人。(99)吴川春、夏荒期间，同样饿肿40人，破产、度荒53人，饿死4人。(100) 从春荒至夏荒，直至7月仍不时发生缺粮自杀事件，表明无论“统销补课”还是“整顿统销”都未带来荒情的缓解，其他省区同样有类似情形。7月6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仍有关于山西和顺、昔阳缺粮情况的反映，“由于缺粮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找事或行乞”。(101)这些都和绝大多数叫喊者属假缺粮的判断相左。实际上，5月份的粮食销量下降，中央亦觉得有异常年，只不过将其视为缺粮假象的佐证。而从广东的情况看，5月份的销量下降非但无法印证缺粮有假，更因政治压力下的压缩供应而扩大了荒情，以致自杀之势难以扭转。早在3月17日，华南分局给出的灾区供应标准就是“饿不死”，(102)5月9日省财粮贸办公室再次强调要在防止“饿死人”情况下保证不超过新指标。(103)由此判断，5月开始的销量下降并不反映荒情实况，而是全赖“整顿统销”后的供应标准降低，对此省粮食厅的总结相当直接：“农村粮食供应紧张情况，经过四月份全省的统销补课工作，加强供应管理，现在一般算是平定下来了，销量基本上沿着计划指标轨道上前进。”(104) 1955年春的农村情况紧张，反映在广东的主要是粮食问题。不过在粮食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上，中央和华南分局分歧明显。分局将广东粮食紧张主要归咎于征购任务过重并作出增加供应的决定，但在中央看来，粮食问题的产生主要还是“不该供应的供应了”，并据此提出了“统销补课”的应对之策。 在中央明确提出以“统销补课”应对粮荒后，华南分局在严控销量的要求下，逐渐在“补课”中强化了指标控制的内容。然而实际存在的荒情蔓延，又使粮食销量始终难以控制，超销逐月加重。在荒情发展和严重超销的矛盾中，分局最终选择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控制销量。与此同时，全国层面的粮食超销，也使中央在4月初开始检讨实施月余的“统销补课”，不仅提出了“群众争论”办法，更将粮食问题的产生从最初的“供应之乱”引申到阶级敌人的“煽动挑拨”，为4月底更加严厉的“整顿统销”政策出台作了铺垫。相较3月的“统销补课”，4月底的“整顿统销”给各地带来了强烈的政治压力。在“整顿统销”中，中央将此前粮食工作的不力归咎于地方工作人员有“错误的想法”，“简单从事、放任自流”的结果，并以各地经验说明，只要做好整顿统销的“补课”工作，“紧张的情况就马上可以缓和”。(105)在中央的认识中，粮食销量的受控与否，关键在地方态度，只要认真负责，销量下降是自然之事，反之如果销量无法控制，那么地方态度就会被归入“简单从事、放任自流”之列。如此，各地只能想尽办法压缩供应。 在中央的严令下，全国粮食超销之势不仅在5月得以扭转，甚至出现低于常年的状况，这更坚定了中央对粮食紧张主要是“绝大多数人”叫喊和地方应对失策的判断。但从广东的情况看，虽然5月超销形势得以扭转，荒情却并未缓解，为此分局不得不增拨指标。实际从3月开始，广东粮食工作的重点都是“统销补课”，以致延误了“三定”落实，用力不可谓不深。即使如此，粮食销售仍然只在5月指标增加的基础上得以扭转，因饿致死6、7两月仍有发生，这些都说明广东粮食问题不是“叫喊”所致，而是实实在在的粮食短缺。实际上，就全国而论，陈云虽在7月人大会议上重申了“煽动”说，但也承认“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同“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106)广东更如此，4月底魏南金检讨统销时指出，广东确实“收购到农民一部分口粮”，(107)陶铸6月8日的讲话也承认“多购了农民的六亿斤‘过头粮’”。(108)由此来看，无论全国还是广东，1955年春的粮荒和统购确实有直接关系，“农民的不满”不只是“统购无底”，更因可消费粮食的减少。 对统购后的农村粮情，中央并非不知，而是早有预判，即便和毛泽东有分歧的陈云也如此。1955年4月24日时任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就请黄炎培代为反映家乡农民“留粮点过低”。黄在报送彭一湖信给陈云的信中，谈及他对粮食问题的看法时也说，“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109)一个月后的5月27日，陈云与苏州市长李芸华等人谈话时提到，“粮食的紧张情况在十五到二十年内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村工作在十年内离不开粮食问题”。(110)如此表态，等于认可了黄炎培对农村粮食问题的判断。既知晓农村粮食紧张状况，为何仍要严压销量呢?陈云的谈话给出了答案。既然粮食问题十至二十年内都存在，就表明乡村粮食紧张将是常态，如果紧张就供应统购意义将消减殆尽，严控销量是为了让农民适应粮食紧张的现实。陈云1955年6月16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提出的城乡“要在应该吃的粮食中减少一些”，(111)即是明确统购统销是以政府强力改变城乡的吃粮习惯。毛泽东8月3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报送稿时，也讲得相当直接，控制购销就是要“教育农民吃少一点、吃稀一点”，(112)这也是他和陈云虽有认识分歧，却并未阻止“统销补课”的原因。从这个意义讲，中央和华南分局对1955年粮荒实质的认识，并无根本分歧，都看到了粮食紧张的现实及其和统购的关系。但华南分局的考虑主要是短时的荒情消除，所以才有了增加供应的决定，中央则着眼于长时段内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实施，以“统销补课”的方式让乡村适应粮食紧张的现实。如此虽然会存在一时的“叫喊”，却可让粮食紧张成为常态，最终使农民接受“节约”过日子的现实，这是“补课”和“整顿”的主要考虑。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1955年1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8)，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3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8)，第245页。 ③《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1955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294页。 ④郭伯虎：《征粮、“春荒”与民变：一九五○年单县高楼抢粮事件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 ⑤此类研究可见曹树基、李婉琨：《“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01-233页等。 ⑥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学术界》2013年第6期。 ⑦陆洋、李甜：《春荒、荒政与新政权巩固——以1949-1952年的浙江海宁县为例》，《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 ⑧田锡全：《1953年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⑨罗平汉：《一九五五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唐正芒：《试论1955年的粮食“三定”工作》，《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4期。 ⑩田锡全：《1955年春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制度的强化》，《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6期。 (11)杨奎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 (12)《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13)1955年初的粮食购销制度化与华南分局的提议也有关联。中央1月10日给华南分局关于购粮问题的批复透露，华南分局曾向中央提议“今后购粮应有一定的章程、制度，并应将购粮数额加以固定”，中央也认为“这个意见原则上是正确的”。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购粮问题给华南分局的批复》(1955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8)，第35页。 (14)《广东省粮食指挥部对东莞等地认真做好统销后农村紧张情况已开始好转等问题的通报》，1955年1月13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15)《广东省粮食指挥部关于英德六区镇南、鱼咀二乡对粮食统销工作存在问题的通报》，1955年1月8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16)《华南分局关于彻底做好统销、保证不再突破指标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17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17)《中央批复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1955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第289页。 (18)《华南分局对目前粮食统销及粮食制度的指示》，1955年3月1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19)《华南分局关于认真搞好统销补课工作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4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20)华南分局：《统销粮食数量应设法控制在指标数内》，1955年3月10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21)《华南分局关于彻底做好统销、保证不再突破指标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17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22)《华南分局关于彻底做好统销、保证不再突破指标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17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23)《华南分局关于做好粮食统销工作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24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24)吴汉杰：《南雄县粮食统销情况》，1955年4月21日，204-1-235，广东省档案馆藏。 (25)新华社：《许昌专区在批判了部分干部乱开购粮条子后又发生强迫群众退粮现象》，《内部参考》1955年3月28日。 (26)《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李先念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7页。 (27)如《李先念年谱》就将此称为实行粮食“三定”的政策文件，3月28日李先念以《工作简报》形式向周恩来汇报粮食工作时，也以“三定”落实为主。详见《李先念年谱》第2卷，第564、571页。 (28)《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立即执行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的指示的批示》(1955年3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8)，第298页。 (29)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244页。 (30)《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抓紧粮食统销补课工作的紧急指示》(1955年4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1)在贯彻中央的“三定”政策时，广东的情况略显特殊。因本地粮食问题的严重，分局和地县工作重点都是“统销补课”，以致3月27日省财粮贸办公室的工作简报抱怨，“中央的三定措施是根据广东的意见提出来的，但现在各省都有了报告给中央，而我们三定工作还未普遍搞”。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情况简报》，1955年3月27日，294-1-6，广东省档案馆藏。 (32)华南分局：《望认真搞好粮食统销补课工作，停止粮食超销现象》，1955年4月4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33)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236页。 (34)《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第35页。 (35)《华南分局统销补课工作指示》，1955年4月15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36)《华南分局生产指挥部关于粮食统销补课几个问题的通报》，1955年4月20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37)《华南分局生产指挥部关于粮食统销补课几个问题的通报》，1955年4月20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38)吴汉杰：《南雄县粮食统销情况》，1955年4月21日，204-1-235，广东省档案馆藏。 (39)李先念因开封粮食骚乱给吴芝圃和杨蔚屏的信，将混乱原因归于干部的“硬压不销”和“粮票一律收回”的做法。《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第35页。 (4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粮食统销补课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113页。 (41)《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156页。 (42)《中共中央关于不发动农民退出多买粮食给河南省委的批复》(1955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206页。 (43)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244页。 (44)广东省粮食厅：《广东的粮食情况》，1955年5月30日，204-1-222，广东省档案馆藏。 (45)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认真掌握最后统销补课新指示，保证不超过，但还要特别注意防止饿死人》，1955年5月9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46)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认真掌握最后统销补课新指示，保证不超过，但还要特别注意防止饿死人》，1955年5月9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47)广东省粮食厅：《广东的粮食情况》，1955年5月30日，204-1-222，广东省档案馆藏。 (48)《华南分局关于增加统销指标后切实做好粮食工作的指示》，1955年5月12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49)《耿如云在粤中区党委召开的县书联席会议上关于三定的报告》，1955年6月4日，204-1-235，广东省档案馆藏。 (50)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情况简报第1期》，1955年6月15日，294-1-6，广东省档案馆藏。 (51)陶铸：《对广东省、广州市下乡进行“三定”办社工作干部的讲话》，1955年6月8日，204-1-151，广东省档案馆藏。 (52)《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的通知》(1955年5月1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248页。 (5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1955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20)，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54)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情况简报第4、5期》，1955年7月4日，294-1-6，广东省档案馆藏。 (55)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244页。 (56)《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1955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册)，第291页。 (57)《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立即执行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的指示的批示》(1955年3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18)，第298页。 (58)《华南分局关于彻底做好统销、保证不再突破指标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17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59)《华南分局关于做好粮食统销工作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24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60)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情况简报》，1955年3月27日，294-1-6，广东省档案馆藏。 (61)《江苏省委关于补充兵员工作结束后立即抓紧粮食统销补课工作的紧急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2、5页。 (62)华南分局：《粮食供应中的几个问题》，1955年4月12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63)华南分局：《统销补课工作指示》，1955年4月15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64)《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第35、32页。 (65)《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第37页。 (6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粮食统销补课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113页。 (67)《揭阳县委关于我县自杀案件基本查对情况报告》，1955年6月27日，3-1-13，揭阳市档案馆藏。 (68)新华社：《苏州专区基层干部在统销补课中暴露出的问题》，《内部参考》1955年5月16日。 (69)新华社：《郓城县城关镇乡干部错误地发动缺粮户到多买粮食的余粮户家中去吃饭》，《内部参考》1955年5月17日。 (70)《河南省委关于不发动农民退出多买粮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5年4月27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207页。 (71)《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155页。 (72)《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156页。 (73)新华社：《菏泽专区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各县普遍发生伤害中农的事情》，《内部参考》1955年5月20日。 (74)《华南分局转发国务院(一办)广东调查组关于中山县统销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5年5月5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75)《华南分局转发国务院(一办)广东调查组关于中山县统销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5年5月5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76)《粤北区党委、粤北行署关于前段生产救灾工作情况和今后渡荒工作的意见向分局及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1955年5月4日，204-1-353，广东省档案馆藏。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78)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239、240页。 (79)陶铸：《对广东省、广州市下乡进行“三定”办社工作干部的讲话》，1955年6月8日，204-1-151，广东省档案馆藏。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412-413页。 (81)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189页。 (82)华南分局粮食指挥部：《1954年冬季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的基本情况和问题(草稿)》，1954年，204-1-122，广东省档案馆藏。 (83)中共新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新兴县党史大事记(1925-1978)》，内部资料，2001年，第80页。 (84)《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1955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第290页。 (85)《广东省粮食指挥部关于英德六区镇南、鱼咀二乡对粮食统销工作存在问题的通报》，1955年1月8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86)《广东省财委关于目前农村部分地区紧张情况的通报》，1955年2月17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87)《广东省人委报告本省灾荒情况》，1955年3月11日，204-1-353，广东省档案馆藏。 (88)《粤中区党委关于贯彻生产渡荒工作紧急指示情况的报告》，1955年3月16日，204-1-235，广东省档案馆藏。 (89)《粤北区党委对当前农村工作情况向华南分局的报告》，1955年4月21日，204-1-352，广东省档案馆藏。 (90)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236页。 (91)《粤北区党委、行署关于前段生产救灾工作情况和今后渡荒工作的意见向分局及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1955年5月4日，204-1-353，广东省档案馆藏。 (92)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认真掌握最后统销补课新指示，保证不超过，但还要特别注意防止饿死人》，1955年5月9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93)《耿如云在粤中区党委召开的县书联席会议上关于三定的报告》，1955年6月4日，204-1-235，广东省档案馆藏。 (94)广东省粮食厅：《广东的粮食情况》，1955年5月30日，204-1-222，广东省档案馆藏。 (95)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情况简报第1期》，1955年6月15日，294-1-6，广东省档案馆藏。 (96)《刘田夫关于茂名灾情和几点意见的报告》，1955年6月17日，204-1-353，广东省档案馆藏。 (97)《粤中区党委关于认真重视检查灾荒情况的紧急通知》，1955年8月13日，204-1-235，广东省档案馆藏。 (98)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99)中共新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新兴县党史大事记(1925-1978)》，内部资料，2001年，第87页。 (100)吴川县县志办公室编印《吴川县历史大事记》下册(征求意见稿)1987年版，第9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第395-396页。 (102)《华南分局关于彻底做好统销、保证不再突破指标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17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103)广东省财粮贸办公室：《认真掌握最后统销补课新指示，保证不超过，但还要特别注意防止饿死人》，1955年5月9日，204-1-346，广东省档案馆藏。 (104)广东省粮食厅：《广东的粮食情况》，1955年5月30日，204-1-222，广东省档案馆藏。 (105)《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19)，第154、155页。 (106)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189页。 (107)魏南金：《关于粮食问题》，1955年4月24日，208-2-62，广东省档案馆藏。 (108)陶铸：《对广东省、广州市下乡进行“三定”办社工作干部的讲话》，1955年6月8日，204-1-151，广东省档案馆藏。 (109)《关于印发彭一湖反映农村工作的信的批语》(1955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255页。 (1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