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游资百年四次大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资论文,四次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整个二十世纪，世界经济领域的最重大潮流之一就是与产业资本国际化投资相伴随的金融资本或借贷资本的国际化流动。 从1914 年到1995年，这种我们常常称之为国际游资的金融资本的跨国投资规模翻了整整8倍，年均递增2.6%。如果说，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导致了二十世纪国际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球化，那么以金融借贷资本为主体的国际游资的全球性流动则直接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时空一体化。可以说，没有这过去一百年里的私有金融资本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开放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如此谈之色变、终日担惊受怕的全球金融市场。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尽管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始终没有中断，但是其间却也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国际化投资浪潮。第一次主要是当时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的私人投资者，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长期稳定收益吸引，竞相购买金融债券。当时的这些私人投资资本主要流向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投资浪潮的涌起实际上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高峰，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政治体系的瓦解而结束。
第二次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止于大萧条的发生。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为英、美两国，投资方向为国外发行的政府债券。这次的资本流动总量低于首次，且因为发行国政府对诸多公共项目没有经过精心的计划，所以国际投资资本并未被有效地利用。
第三次国际私有金融资本的投资浪潮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与前两次投资浪潮中主要以金融债券为对象的长期证券资本投资方式不同，这一次的资本流动潮流却是以投资方向比较合理、担保约束机制和风险防范功能比较健全的私有金融机构银团贷款为主。间接融资的规模同前两次浪潮相差并不大，主要是融资国政府用于平衡因七十年代石油价格频繁大幅度波动而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这次资本流动浪潮的引致初衷确实值得称赞，因为它是跟着“救火”的国际金融机构及政府间国际收支平衡贷款流向融资国的，但最后的结果却颇让全球沮丧，随着发达国家为治理滞胀而竞相提高实际利率，一些当初受惠于第三次国际游资流动的发展中债务国却因巨额的债务负担，尤其是利率上升风险引致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躺到在了地上，随之便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八十年代的全球性债务谈判和债务减免、再安排。
第四次、也即最近的一次就是彻底留下不良名声的九十年代国际游资的冲击浪潮。它起于国际游资对国际资本市场证券的大规模投资，源于科技进步大大降低了金融投资、投机的交易成本，源自金融和贸易自由化使掺合了泡沫的投资收益极富光明前景，但又嘎然止于亚洲及俄罗斯危机的爆发，国际游资在随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多米诺”倒牌声中损失惨重，为二十世纪国际私有金融资本涂上了阴暗晦气的结束之笔。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回首过去的百年，金融资本向我们展示了时代变迁的触目惊心、惊喜交集，在金融资本涌动不息、震撼日甚的潮流中，我们已然能够看到它日益清晰的（1 ）特征转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金本位时代的以债券投资为主导，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间接投资、银团贷款居主流，再至九十年代更具短期化、流动性、旋流型（频繁往复环流的无序交错流转）、组合式（短中期、多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的混组）证券流动（直接的或资产组合）；（2 ）角色变幻：从上一世纪七十多年的政府主导、兼监管引流到后二十余年全面放松管制下的金融自由化及政府乃至国际金融组织对国际私有金融游资的越来越无可奈何；从九十年代以前国际金融资本中直接投资资本独占鳖头、证券组合资本比重极微到九十年代末的证券组合资产占到国际流动资本总量的16%并从原来的主要投资于公共项目、自然资源开发扩展到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3 ）地位不等：即金融资本的供需双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地位差距悬殊及进一步加大。在金本位时代，主要借款国尽管收入相对较高，但因在制度，文化上与欧洲债权国联系紧密，政治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即使七十年代，资本流向也主要集中于中等收入国家和掌握有石油全球战略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实力天平未致过度倾斜，但九十年代，低收入国家群体成为重要债务国，实力对比的显著非平衡使债务国更多依从债权国，听命于人的定位从债务安排扩展到了制度、文化上的安排，此时，相当数量的私人金融资本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势力在政治上的利益相互依存而站在了一起，部分金融资本国际流动中的政治色彩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反而得到了强化，对新世纪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国际融资环境不会很快得到实质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