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社群聚合的“松散”现象——文学研究会生成与王统照关系重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松散论文,研究会论文,现代文学论文,社群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3)06-0060-07
现代中国文学的群体十分丰富而繁杂。通常被人们关注较多的是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它的组织构成、文学主张、创作实践都有文学史定论。这一群体的形成和发生发展，既有有案可查的正式宣言、简章、会员名单等文件，又有群体成员言说的“松散”聚合形态。这本身不是用现实主义定义可以概括的，也不是周作人、茅盾、叶圣陶等几位作家思想、创作能够代表的。文学群体的生成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机制的产物。文学社团流派以较为开放的文学社群的概念[1]，更能贴近文学的非统一性。自然，重要的是如何自由、松散的聚合了规范化的社团。我们不应该忽略文学群体文化关系的考察路向，整体性观照文学社团流派生成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情境。新文学第一个社团“文研会”12个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反省过往对他评价的“低调”，有文学标准尺度的问题，也有文学社群文化情境认识的缺失，还有受习惯看重一致性(中心)忽视松散性(边缘)倾向的影响。王统照与“文研会”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互动、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互动的关系，更与文学群体多重文化因素组合、多元文学观互补密切相连。由此王统照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的文学史意义也可获得新的认知。
一
“文研会”的成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新文学深入发展使然，是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开始了自觉新文学的建设。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新文学的孕育发展应该有着更多社会文化因素的促成，一是近代文学已有文学变革的先例；一是新文学诞生首先为新文化运动的语境所包孕。而任何的群体意识和行为方式，本身就不是孤立的。由个体走向群体的自觉过程中，也是人自身社会化、集团化形成的过程。文学不过是作为人的精神现象的载体或某一社会形态工具的存在。在此，周作人起草的“文研会”宣言，茅盾阐释的“为人生”主张，叶圣陶、冰心等的创作，都应该视为个体和群体互动的自觉社会行为，确切说也是一种社群活动的文化现象。
王统照在12位发起人中，对于“文研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实际在现文学史描述之外。文学社群的出现本也是包容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生成。文学青年的王统照进入“文研会”的过程，或者“文研会”的真实由来，细细重新梳理就有了历史另一“松散”的现象。五四运动的前两年，王统照怀着对《新青年》的敬慕[2]，与有意逃避当时学校的除名，从山东济南来到京城，进入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先是与两个同乡但不是相同专业的青年合租公寓居住的原因，后他又与居住地附近其它公寓大学学生有密切交往。他们是当时北京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耿济之，德文专修馆的宋介(同乡)，北京交通部铁路管理专科学校的郑振铎，北京师范学校的范予遂(同乡)，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生“曲秋”(陈毅)等等。而王统照进校不久就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大学学报》的工作，1919年4月正式创办了该学报，成为编辑部的重要编辑成员。同年，5月4日王统照并不十分自觉就走进了北京学生“在各校白布旗帜下”的示威游行队伍。虽然“我随同校众散步般地达到集合地点”。但是“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巨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来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自经有人大声如此宣布之后，与会的青年不但没有一人认，没一人走去，而且立刻各在校旗之下，四人一列，听从前面的指挥 者
，按序前进”[3]。“文研会”中向这样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成员并不多有。也就在 这
一年11月，王统照又在校外，联合一班热心新社会新思想倡导的青年(其中主要是他 居
住在校外熟悉的一班朋友或大学生们)，创办了一份综合性文化刊物《曙光》。其《 宣
言》道：“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的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 样
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 还
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 现
在的社会，想另创一种新社会”[4]。当时，这群意气风发的新青年就是以办刊物、 集
会、结社等方式，表达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期盼。他们追求光明的主要途径，是“ 松
散”的自由聚合。1920年末，北京城寒风冽冽的夜晚，一群青年从各自寓所来到东城 的
万宝盖胡同耿济之住处，为一个即将到“神秘国度”秘密采访的青年饯行。王统照三 十
年之后仍然难忘当年他们不约而同、秘密的与瞿秋白道别的情境，并撰文对这位昔日 文
友、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5]也正是这一班青年后来自发的酝酿、筹划了1921年的 “
文研会”，他们打出“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一个“著作工会”的旗帜。 这
中间王统照并不是领军人物，应该属于京城新文学初创期活跃的作家之一。王统照19 22
年5月主编《晨光》文学刊物、6月主编“文研会”的北京文学阵地《晨报副刊·文学 旬
刊》等杂志，保持着较强的独立办刊的个性。他一方面以办刊积极从事各种文学活动 ，
广泛联系创作者，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新文学创作实践、大量的外文翻译游弋于群体之 外
自然，“文研会”的受胎期和初创期王统照的积极、独立、游弋并非一人。最初的中坚成员们既是一种新思想志同道合，又是十分随意而松散的集体无意识的新文化追求。首先，12发起人中间两位年龄最大的朱希祖、蒋百里二人，一个是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一个是军事家、社会活动家。“文研会”成立前后他们并非热衷新文学，蒋百里曾与梁启超组织社会文化团体“共学社”，编辑出版《共学社丛书》，很早就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的联系。他为“文研会”后来获得《小说月报》的文学阵地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年龄稍长的周作人，时为北京大学教授，及该校“新潮社”的成员和《新青年》社初期的轮流编辑者之一。虽然是“文研会”宣言的起草者，但也是最早并不完全主张文学“为人生”之人。再次，沈雁冰(茅盾)1920年初就参与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发起的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活动，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不多的发起人之一。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还有瞿秋白等，早在五四之前就组织了一个宣传“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即“北京社会实进会”，并创办了《新社会》杂志，后因政治倾向鲜明被迫停刊。但是，随即由原班人马又编辑了《人道》月刊。不可否认，1921年“文研会”群体的生成与这之前他们自由的社会组织活动，有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它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语境是一体的。所有参与“文研会”组织发起者自觉地追随着“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追求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6]的伟大目标，要急切传达强烈地破旧立新的政治愿望。“中国自经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忽然大见活动的气象，虽是其中有不纯粹的不完全的，却是不能免的。若能长此以往，使这种革新思想飞速起来，由思想见之于事实，也非难事”。“若是人人心目中都有了一种革新的印象在那里，便不愁不将他的身体健壮起来，将他的社会国家鼓舞起来”[7]。王统照的这一思想在当时青年中具有代表性，也是“文研会”群体分散中志同的内在文化精神所在。“文研会”成立以后强烈的团体组织意识、文学革新意识，乃至有条不紊地推进文学事业，都应该与每一位发起人这种潜在而自觉地建设新文化新文学的热情密切相关。他们依附于文学的载体，也找到了表达这种情感的最有效的通道。
二
“文研会”的生成是和《小说月报》、《晨报·文学旬刊》、《时事新报·文学周刊》、《文学》等相关报刊杂志密不可分的。王统照作为这一群体的成员，他在筹建这些报刊、主编这些报刊的工作中，既保持这些报刊的独立立场和风格，又非常注意报刊媒体的凝聚力和群体形象的代表。还原“文研会”的历史情境，了解其与王统照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层面。
王统照与《小说月报》发生联系早于“文研会”成立之前，并且对促成该刊成为“文研会”的阵地有着特殊的因缘关系。他自述“我十来岁初读这种以小说为主材的月刊是在清末宣统三年”[8]。而进京以后，1920年尚为学生的王统照就在《小说月报》第11卷10号上以王剑三笔名发表了小说，其作品的“风格新颖”[9](P162)给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也成了茅盾与“文研会”的同仁最初发生接触的契机。当时，上海的茅盾接手改革编辑《小说月报》后，愁于无法与北京新文学的作家们取得沟通。立即想到已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留有地址的作者王统照，“我当时不知道王剑三就是王统照。我发了快信，不多几天，却得了郑振铎(当时我不但不认识他，并且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搞文学而活动能力又很大的人)的来信，大意说他和王剑三是好朋友，我的信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看到了，大家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想组织一个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为周作人等，邀我参加云云”[9](P163)。茅盾的这个回忆讲了“文研会”酝酿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小说月报》革新号最早刊登的“文研会”《本会发起之经过》，还有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郭绍虞等当事人的回忆，甚至，在商务印书馆经理张济生(菊生)的日记中，我们更多的了解到“文研会”的诞生和《小说月报》能够成为该会的代用刊物，其中不泛一些更复杂的非因果、非文学的因素。比如，北京的新文学同仁酝酿发起团体需要阵地，南方的商务印书馆通俗期刊《小说月报》销路不佳，开始筹划革新开拓营销。先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北上联络，通过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又与“文研会”的发起人是朋友的蒋百里，在家中有意无意之间的相逢而获得了彼此的一拍即合。后是“文研会”成立不久因核心人物郑振铎从学校毕业后南下，与本在上海的茅盾等人合作，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团体的力量和影响。这中间又与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新青年》杂志转向政治，南迁上海，及当时中国社会总的革命形势也由北向南的转移，等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王统照等“文研会”的最初发起人正是想有一个阵地，刊物《小说月报》的解决，奠定了这一群体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因为王统照等人有着丰富的办综合文化刊物的经验，作为作者他们已经与许多期刊杂志保持着联系，更重要他们热心新文学的建设，才有了“文研会”后来的发展。所以多少年后，叶圣陶回忆“文研会”的成立不无坚定的说，“文学研究会就因为要办一种文学杂志而组织起来的。”[10]与其相反，同时期在日本东京也在筹划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正是没有寻找到得力出版商，合适的文学杂志而显得举步艰难，甚至产生了最初对“文研会”的嫉妒，乃至发生了以后的文学论战的潜在心理动因。这已有许多人论及，这里不赘。王统照在“文研会”的整个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还在继《小说月报》牵线搭桥之后，他在主编“文研会”北京的《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两年多的时间里，与在上海郑振铎等人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刊、旬刊》、《文学周报》遥相呼应，最大程度地推行“文研会”同仁社群组织的扩大。积极建设新文学，倡导新文学，及其新文学的世界性认同。同时，又是最为个人化的，以宽容、理解、交流的方式编辑文学刊物。比较一下南北《文学旬刊》，其办刊思想基本相同，但是文学态度完全不一样。上海郑振铎在“旬刊”新辟《最近的生产》栏目，敬告读者报刊的“旨趣和态度”强调加强文学批评，但是其批评使命，一是“指导著作家”，一是“指导读者”[11]。后由“旬刊”改为“周刊”，更鲜明了刊物的态度与精神，是低着头踏实的向前走，“同时并认清了我们的‘敌’和‘友’。”“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态度……”[12]。文学倡导和文学批评的论战性、敌对性意识十分明显。而在北京王统照主编“旬刊”的宣言《本刊的缘起及主张》，却道“我们相信文学为人类情感之流底不可阻遏的表现，而为人类潜在的欲望的要求。”文学批评的任务“不止是对于作品负有解释说明的义务，而且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作品有补充的见解与明了。有人说批评者是居于一种指导的地位，但我以为批评是为作者与读者中间的媒介，……”。[13]显然，“文研会”的整体运作中，无论是最初的策划酝酿的过程，还是成立以后的文学建设，都与群体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阵地关系密切。而这中间“文研会”较强文学社群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和文学观念的包容性。王统照作为参与其中的有分子都是有代表性的。
归理“文研会”的生成线索，寻求王统照等发起人组合文学群体的脉络，有这样几方面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其一，王统照等发起人在决定成立文学组织之初，是“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14]。因为他们已经有过自己办刊的经验，有了自己的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他们重视文学精神的作用和语言工具的价值，文学刊物作为群体的纽带具有的松散中的高度凝聚力。“文研会”某种意义上秉承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传统，即形成了以报刊杂志为中心的自由知识者社群文化形态。[15]在文化传统与自由个体之间生成的“文研会”包孕着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诸多因素。其二，王统照等发起人筹划刊物和组织群体的过程，也是团体思想意识、文学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代表“文研会”发起意向现存的权威史料，是其“宣言”、“章程”及其第一次“会务报告”等，叙述该会主旨：“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创作”[14]。可是，实际上这只是发起人的理想，或者说群体基本准则和路向。王统照、郑振铎南北主编《文学旬刊》，茅盾编辑《小说月报》在大致相同的目标下，差异性还是十分明显的。上述王、郑二人对文学批评不同理解就是一例。还有茅盾在《小说月报》外国文学译介偏向19世纪写实主义，而王统照侧重介绍歌德、夏芝等浪漫或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郑振铎相对在讨伐旧文学方面言辞较为激烈。把“文研会”真正作为文学社群形态来考察是丰富而复杂的。其三，王统照等发起人试图将松散的朋友们、自由的个体写作，统一到文学的“著作工会”里来，有着很强烈的社会时代使命感。这一群体自觉赋予了浓重的社会文化色彩。王统照是“文研会”几个主要发起人中最富感性色彩的作家之一，但是，从他的《曙光》发刊词到其主编《文学旬刊》的宣言，都十分看重团体精神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与时代的密切联系。“文学的作者，固不必有何目的而究竟对于社会上生一种牢固的势力。”“近几年来新文学的萌发勃起，也正是为了这个时代所切实要求的。”[16]而茅盾、郑振铎、蒋百里、朱希祖等人，本就有浓重的社会意识，又在群体中的核心位置，逐渐引导“文研会”走向集团化和文学论战，破字当头的建设之路，是很自然的了。这与五四时代总的文化倾向“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17]也有合谋之处。
三
“文研会”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团体的“宣言和章程”，但实际参与者只承认是“松散”的组织，而否定事事的统一。文学社群不同于一般的团体，就是最代表群体意识的文学观念也只是相对的一致。当群体核心人物看重新旧文学对抗中求生成时，王统照就强调新文学需要广泛的译介外国文学，文学是与人类情感、与社会均有密切关连，并在此联系中积极探询新文学的自身品格和多元取向。
王统照作为“文研会”的发起人，现史料记载他的活动，其名单列于“文研会读书会”“小说和诗歌”小组中；1923年5月为北京分会书记干事，每月要组织一次常会；6月起主编北京《文学旬刊》，直止1925年9月停刊，共2年零3个月出版82期。除此之外，王统照还在《小说月报》、《诗》、《学灯》、《晨光》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文学批评、通信、翻译作品、介绍国外理论，及其文学研究等等文字。文学史往往把王统照仅仅看着“文研会”的一个创作者，实际整体认知上存在着文化缺失。王统照的文学实践活动与“文研会”构成一种“松散”的场效应，即个体和群体互动作用的关系。
首先，在20年代初文坛，“文研会”体制化，规范化的组织章程和团体宣言仅仅是外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群体积极办刊颇“杂”，并不追求一致；作家在文学思想自由的前提下，维系社群的凝聚力，相当程度是朋友间友情、义气和志同道合的精神情感相交织。比如，《小说月报》并非全刊登小说，甚至“文研会”成员的作者队伍也不占刊物主导。王统照与“文研会”的关系，准确说是他与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等之间的密友关系。在此之前他们已过往密从，有上述共同变革社会志向和奋斗经历，发起“文研会”不过是他们进一步加强联系的一种形式。现留存的1921年王统照《民国十年日记》[18]中，就记载着他与这些朋友十分密切的活动，他的许多创作、文章正是因为这班朋友的日日索稿而作，解朋友办刊缺稿之急。但是，群体朋友中对于新文学的认识王统照并不迁就趋同。他的创作有自己独立的兴趣，翻译介绍有自己的取向。比如，他对中国旧文学不是偏激的否定，而是踏实地做具体的“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19]的研究文章，引导人们准确的对待中国文学传统，探究重新整理中国文学的新方法和多种途径的可能。关于文学的应该有怎样的标准?他明确认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只是由真实感情中流涌出来的作品，能有感人之价值的，便是文学作品”[20]。这与此时茅盾强调新文学和社会联系的观点相比较，他对文学更侧重本体特性的认知和理解。王统照的创作个性已被许多研究者指出，在“文研会”作家中无论其创作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可谓别具一格。小说史家杨义早就认为他的小说创作是“开放的现实主义”[21]创作方法，其小说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文研会”整体“既统一又不一致”实际也不是王统照个别现象，细致梳理团体内的每一位作家，也同样能够看到一种相似的悖论。如“文研会”倡导文学“为人生”思想最积极的当数周作人、郑振铎、茅盾三人，可是，周作人理解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22]”。文学的人性、人类感情，及人道主义信仰，是周作人最初酝酿“文研会”试图倡导的思想。随后，郑振铎的《文学的使命》[23]、《血和泪的文学》[24]，与茅盾的《文学与人生》[25]、《文学与政治社会》[26]的这些论文，却逐渐修正就补充了周作人的文学观。郑振铎看重文学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他强调的“人类情感”不是笼统的、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我们需要血泪的文学”。而茅盾把文学“为人生”的思想表述的更加具体和贴近现实。文学与人生关系就是讲文学反映社会，表现时代，了解作家的身世和人格。尤其重视“环境对于作家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什么是新文学上他们理解有差异，在相悖中群体又有一致性。这正构成了“文研会”生成中的“场”的互动，一是他们不同角度的文学阐发，将文学由内到外的属性功能有了较全面的揭示，也扩大了群体文学主张的宣传。“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必须在这样的不同“场”中重新观照。二是他们立足于《晨报》、《文学旬刊》(北京、上海)、《小说月报》等不同阵地，传达出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学声音，既表现了报刊的不同特色，又形成了一个“松散”群体互有合声的呼应，形成了整体性的影响力。“文研会”在20世纪20年代文坛整体的实绩，往往依赖这种自身互动的作用，为群体造势也为新文学呐喊。
其次，20世纪20年代文坛中的文学论战，“文研会”又从文学自由的认知进入集团化的应对。“文研会”核心人物的茅盾更多注意一切不和群体的声音，或者不统一的文学观念。他将1922年“文研会”的生存状态归纳为：来自“鸳鸯蝴蝶派”、创造社、学衡派三方面的论战。[9](P180)这一当事人的总结直接影响了后来对“文研会”的基本评价。茅盾强调的是新文学在传统下的生成，主要为新与旧的对抗性。这对“文研会”整体认识有一定的遮蔽性。此时王统照一方面自始至终游弋整体文学论战的边缘，另一方面鲜明地表达自己对新文学的基本态度。他的许多文学活动就非完全是以对立的方式表达的。在“文研会”突出文学统一、“文学是一种工作”、“终身事业”之时，对旧文学、甚至传统文学的批判中，王统照却是以大量的文学实践活动呈现着自己的创作特色，更集中地代表着“文研会”是多样文学者聚合的“大本营”形象。
处于初创阶段的新文学，“文研会”适应思想启蒙的要求以论战求生存，基本采取的是“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27]。王统照等人文学思路更重视新文学建设的自身，在如何建设新文学方面用力甚多。第一，新文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点建设，正视文学自身的特征和规律。他1922年就发表了剧本创作《死后之胜利》，也写关于《剧本创作的商榷》论文；他很早出版新诗集《童心》(此为‘文研会’首批创作丛书之一)；也撰文《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之批评文章；他是新文学不多的较早介绍倡导“纯散文”理论的作家之一。王统照往往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注意文学本体和各文体间的差异，强调文学批评重在引起“批评者的兴味”和“使讨论之花开得灿烂而繁茂”[28]。他关注文坛的创作动向，及时倡导讨论式的文学批评。在其《批评精神》、《文学批评之我见》、《文艺杂评三则》、《文学的作品与自然》等文章中，不同于茅盾在阐释文学“为人生”的是，他十分看重文学的“感动”的媒介，也特别注意文学的情感在作品中不是“一个模型”，“不是相同的，无变化的”，更不是二元对抗的。文学“批评者只是在‘感动’范围内，用敏锐的眼光，去探求出作者潜在意识，或抒写他自己真实的见地，这便是最重要的任务。[29]”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的功能理解，即便文学的批评，首要的是创作者、批评者自己的真情实感。这一点他与叶圣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30]。因此，王统照以自己的主体世界广泛的兴趣，宽阔的阅读，获得对于文学真实情感表露的，填补了群体内其某些文学
认识的空白和片面，完善了“文研会”的文学主张，使得群体在新文学建设期又多了些
文化整合的机制。
第二，王统照这期间另一突出的具体工作，是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评介。“文研会”虽在“宣言”里提到研究新文学“应有新方法”、要“搜集外国的书籍”。实际的运作是以“松散”的方式，并不求一致的取向。文研会几个主要发起人都对俄国文学有过翻译介绍的文字。周作人关注其“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茅盾较早地发现俄国文学的“民众艺术”、“无产阶级艺术”的因素；而郑振铎、耿济之两人一开始就倾心各种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丰富体裁不拘一格，显示出俄文专科学校学生的特长。王统照早先在主编《曙光》杂志时就发表了翻译列宁的文章，这时又写了《俄罗斯文学的片面》等论文，指出“俄国文学最有特色的，是人情的表现”。“文研会”成为新文学引进介绍俄罗斯文学的重镇，不在于他们统一的介绍，而是多层面多角度的扩大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王统照的译介视野国别有希腊神话、英国文学、波兰文学、意大利文学、印度文学、日本文学等；既有作家作品的各种创作文体，又有外国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论文。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不同创作风格的国外文学创作均有涉猎。这在“文研会”群体中也并不多有。王统照针对五四文学创作界“创作过多而介绍量少。情绪方面的作品多，而艺术上太缺乏[31]”的倾向，他用心译介外国文学的艺术精品和成就突出的作家。《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拜伦的思想及其诗歌评论》三篇均是万言论文，系统地研究、介绍了这些当时在世界文学顶尖级作家的创作成就和艺术个性，极大地提升了“文研会”传播外国文学的品格。
王统照与“文研会”关系的梳理和重释，不只在王统照在群体中核心地位的再确定，而是这一代表新文学初期深入发展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生成，包孕着丰富而复杂的社群聚合的因素。许多看似悖论现象往往正是在诸多文化关系网中、历史的延续和承传中，获得了社群本体世界的深入认识。借王统照重新解读“文研会”，旨在反省过往一切文学史的定论。这些尝试还有待方家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2003-09-05
标签：文学论文; 郑振铎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茅盾论文; 文学研究会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王统论文; 艺术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发起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