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史演进轨迹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学者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7-0105-08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西方学者对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研究。本文尝试放宽学理考查视野，着力从宏观上清理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思潮演进的历史轨迹，系统研究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思潮的主要观点及其发展历史。 一、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的序幕 各种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几乎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同样长久。从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以来就不断有人从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提出质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后，更是遭到当时欧洲多种社会思想流派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都有对各种质疑和否定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在遗著《社会主义》残章中，也努力探究“社会主义的困难”。[1](P330-345)19世纪后期，又发生了拉法格与“反社会主义联盟”主要代表人物德莫莲就共产主义可行性的论战等等。[2](P1-21)由于这个时期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尚在理论襁褓中，还没有化为一个民族国家全方位的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实践只有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个别理论观点展开，较少涉及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方面的系统理论问题。 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在20世纪西方学者们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因为，20世纪伊始世界社会主义很快实现了自身发展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终于化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现实制度实践。这一历史性变化使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突出特点，即不再局限于碎片性个别理论观点的指责与论争，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践。尽管最初的启动“是由帕累托提出的‘配置资源最优化’理论而发起的，这种理论观点最终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争论”，[3]但真正使社会主义批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并持续至今，却是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作为这一政策基本精神延续的苏联模式分不开的。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崇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世界战乱频繁，危机四伏，使直接遭遇战火伤害的欧洲人民以及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制度信心尽失，也促使思想家们开始追问和考量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尼采早在19世纪末就宣布“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4](P323-324)斯宾格勒出版《西方的没落》，“通过引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作观相的研究，来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性”。[5](译者序言，P3)西方许多思想家开始相信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将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也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必然优越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最终取而代之。于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一时成为许多西方文化名流的美好憧憬，其中就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著名哲学家，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瓦尔拉斯、维塞尔、帕累托、巴罗内和熊彼特等著名经济学家。 就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国内外学者的考证研究，荷兰经济学家皮尔逊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无法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观点，率先从理论上质疑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市场和交换”，没有市场竞争和价格，“也无法衡量价值，就无法进行资源有效配置”。[6]当时就有一批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回应这种质疑，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瓦尔拉斯、维塞尔、帕累托、巴罗内等，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要受到经济规律的约束。[7](P6)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主张中内在包含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肯定。真正直接与皮尔逊交锋的则是考茨基，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也被学界视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论战的序幕。[8] 我们认为，这种纷争在20世纪社会主义批判史上应该属于序曲，因为，这种从抽象理论到抽象理论的对立，还只是少数经济学家圈子里的学术观点分歧，影响力十分有限。而社会主义批判的正式乐章是伴随着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最初实践及其遭遇的问题而展开的。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第一人。后来，他的学生和战友哈耶克，以及英国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德国的罗普克等也参与到这场论战中，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伴随苏联模式形成过程而逐渐展开。 二、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批判的演进轨迹 1920年春天，正值苏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最高峰，米塞斯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①，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计算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并据此否定社会主义。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在皮尔逊观点的基础上有所深化和发展，成为对当时刚刚诞生的苏俄社会主义的最激烈也最深刻的理论批判，并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20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理论大论战，持续绵延半个多世纪，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在当时人们普遍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制度包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心向往之的年代，米塞斯的著作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毕竟那是社会主义处在自身发展历史的高潮期，国际理论界多是在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叫好，那时就敢于唱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自然冒着极大的风险，需要有相当大的胆识。两年后，米塞斯又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一书，进一步展开阐述自己的主张，并逐渐在西方理论界形成一个流派。这其中最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哈耶克，他被国际理论界公认为是受米塞斯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批判道路的主要代表，他本人也在很多场合确认人们的认识。[9](P4)在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论战中，这二人成为公认的主将。尤其是哈耶克，终生大部分精力就放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上，并目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与米塞斯相比，哈耶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又前进一步。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在米塞斯等人所发现的社会主义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层面做文章，而是从社会主义思想家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方法论层面向社会主义发起挑战。他坚信：“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并且“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为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10](P1)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造成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的最核心力量就是自由竞争性市场，资本家是它的最早创立者，资本主义制度是它的最成功驾驭者。“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相反，它们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它们认为，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因此他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更令人满意的系统。”[10](P3)哈耶克一生学术研究的旨趣就是否定这种他称之为“‘建构论理性主义’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他批评说：“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一，即社会主义，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愿望，并有我们时代一些聪明的代表人物从中领导，它却威胁着我们现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10](P5)他甚至认为：“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人遭到毁灭，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10](P3)“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10](P2)哈耶克试图从社会主义者思考问题的逻辑根基上，探寻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新进路。 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对历史上这场大辩论的关注度再次提升，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论著相应增多，试图从这一话题中引出具有历史感的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的结论。其中，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教授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德索托是目前依然在世的奥地利学派的少壮派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成果基础上，把我们所说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对自由地实施人类行为或企业家行为进行制度性侵略的制度”，[11](P5)“通过一种与人的自由交往相违背的制度性强制制度来调整社会行为”，[11](P322)“它是由这一领域内承担必要的社会协调之责的统治主体实施的”。[11](P65)他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归结为这种“制度性的强制”，并把它视作社会主义全部问题的总根源。 这些人的理论虽然诞生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是一脉相承，就是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是这些人奠定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剧变曾使他们欢呼雀跃，弹冠相庆。然而，世纪之交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很快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让人们对他们的理论保持几分冷静与理性。 三、20世纪西方学者对苏联极权主义批判的演进轨迹 斯大林时期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错误，尤其是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无疑给西方学者的社会主义批判留下口实，形成战后社会主义批判史上的又一热门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大肆屠杀犹太人及各国反法西斯战士，尤其是德国法西斯建立了大量的集中营用来关押和残害无辜的犹太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西方一些学者及政治家经常把苏联肃反扩大化与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甚至混为一谈，统称为极权主义，开展批判研究。 从我们目前查阅到的文献看，最早对法西斯极权主义开展批判研究的当属奥地利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1933年9月，他出版了《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普通人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和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正是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党。”[12](P3)赖希的最后结论是，“应该把国际人类交往中的自然的生物的劳动民主的发现，理解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回答。”[12](P18)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占领奥地利成为卡尔·波普尔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对极权主义现象开展研究，并于五年后完成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把极权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波普尔强调自己并不企图就“有关历史主义及其与极权主义的联系”“撰写一部历史”，[13](P3)但它还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为我们描绘了一条从本质主义经由历史主义到乌托邦社会工程的极权主义思维方式历史演进逻辑。1941年，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出版，深化了对极权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分析，认为正是现代个人自由所伴生的孤独感驱使人们汇聚在极权的麾下，成为孕育极权主义怪物的适宜土壤。《一九八四》(1948年版)虽然不是一部理论著作而是虚构的小说，但奥威尔以文学家的笔触对极权主义国家给予辛辣的讽刺。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中，也不乏同时把矛头指向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的例外情况。1939年5月27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了不久后就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篇短文，盛赞一位青年人刚刚出版的著作，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世界大战间局势的书”，[14](P306)二战期间，丘吉尔要求每位英国军官背包中都要装着这本书，这就是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德鲁克“试图探究和解释欧洲社会之崩溃与解体的内涵，以及此情况如何导致希特勒崛起和极权主义之兴起”，并在法西斯刚刚在欧洲登堂入室之际就大胆断言法西斯主义的谬误与失败，[15](P7)充分显示了这位后来的管理学大师的深邃目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致力于探索极权主义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怪胎孕育产生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心理基础。 哈耶克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中，最早触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过度集权问题。他在1938年第4期《当代评论》上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就开始了对极权主义的研究。[16](P6)哈耶克这方面的思想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第一次得到了系统阐述，他努力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内在隐含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的巨大危险，这不仅会损伤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进而还将导致对包括私人生活在内的各个生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最终通往全面奴役之路。[16](P87-98)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同时围绕法西斯主义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展开，后者越来越成为关注的重点。他们不仅继续深化对极权主义多元起源的研究，而且开始努力挖掘极权主义的特点和本质等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有越来越多的相关作品问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三：一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该书已有中文版先后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出版；二是由弗里德利克负责编辑的会议论文集《极权主义》(1954)；三是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1956)。阿伦特的书被公认为极权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初版时主要致力于揭示纳粹主义形成原因，7年后的修订版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也纳入批判研究视野，并将极权主义区分为右和左两大类型：纳粹类型和布尔什维克类型，[17](P22)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的大框架。弗里德利克编辑会议论文集一共收入19篇文章，分为极权主义与自由、极权主义的本质、极权主义与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社会心理、极权主义与智识生活、极权主义的社会与经济以及极权主义的未来等七个专题。弗里德利克在书中概括了极权主义的五大特征：官方的意识形态、单一大众政党、政府近乎完全垄断军队、政府近乎完全垄断大众传媒和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18](P52-53)在两年后与布热津斯基合作的著作中，他们又补充了极权主义的第六大特征，即集中管理的经济。[19](P22)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合作完成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出版，如果说阿伦特那本开山之作的主要对象是纳粹主义，那么，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在于集中批判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由于纳粹主义已成为过去，而斯大林主义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发挥重大影响，关于极权主义批判的重点便转移至斯大林主义政权。 进入60年代，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陆续展开，苏式极权制度起了比较大的变化，昔日的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难以为继，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根据徐贲先生研究，[20]阿兰·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无恐怖的极权”；[21](P559)胡安·林兹在70年代中期提出“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并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区别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22]迈克尔·沃尔泽在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那些由败死的革命所滋生的极权并不如阿伦特或奥维尔所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相反，它的腐败、机会主义和出尔反尔注定它不能不是“失败的极权主义”。[23](P107-118) 这些著作分别运用心理学、文化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方法对极权主义展开批判研究，努力挖掘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文化根源、哲学根源及人性根源。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它们把极权主义的根源追溯到马克思、黑格尔及欧洲启蒙运动，甚至一直上溯到柏拉图。同时，它们还描绘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及舆论宣传的特点，突出关注在极权主义国家中秘密警察的特殊作用。据此来反思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拷问人性的优缺点，探寻克服极权主义的有效路径。 四、苏东剧变前后西方学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困难。在经济上，发展缓慢，一些国家出现停滞甚至滑坡，商品供不应求，科尔内称之为“短缺经济”，人民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在政治上，反对派或隐或显在不同程度地发展，甚至出现了像波兰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匈牙利民主论坛等组织严密的反对派组织，他们提出民主化、自由化、多党制、私有化和重新评价历史等要求。在民族问题上，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国的民族问题最为严峻，在南斯拉夫甚至爆发内战。所有这些困难加速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巨变和解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进一步升级，由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个别领域的批判发展为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否定。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主要有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1988)，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1992)。 尼克松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积极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所谓资本主义“不战而胜”论就是对其和平演变思想的高度浓缩表达。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主要阐述对共产主义的五大批判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俄(苏)社会主义移植论、大简化理论、商业共产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必然衰亡论。[24]这些观点基本是针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势态，重弹西方思想界唱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调，并筹划西方国家在21世纪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抵抗战略。 这一时期更具挑战性的理论要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了给自己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寻找权威根据，他回溯到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他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并列看做是“历史终结论”的先驱，“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来说，则是共产主义社会。”[25](P2)他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终点的存在，也突显了这个终点的临近。但这个终点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因此，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25](P1)他甚至断言，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完善到不能再改良的地步，并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 对于这种过于武断的结论，福山哈佛时期的老师亨廷顿就颇有微词，他在《外交》季刊上发文说，历史没有终结，福山奢侈地谈新黑格尔式的福音，充其量只是“历史的假期”，而一旦世界变得多元，文明之间的纷争越来越频繁时，世界就不再是和平式民主的沃土，而是变成大动乱、大战争的坟墓。[26]后来福山本人对自己的观点也有所动摇。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一“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发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27]2010年，在接受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福山再次承认：“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28] 五、对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研究的延伸思考 首先，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既是当今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谋发展、求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史研究必须关注和重视的重大课题，事关21世纪乃至更遥远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不仅要研究基于肯定立场对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正面总结，也要研究基于否定立场从根基上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批判。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客观高度梳理和审视20世纪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论。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这个制度的善恶优劣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乃至前途命运，我们的研究无疑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内在蕴含一种主体责任担当，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子孙后代。尽管在当下世情民风大气候中，研究社会主义不如研究自由主义时髦，但我们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潮总是在持续不断的激荡碰撞中前进，只要不是人为制造封闭和对立，任何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潮都值得关注和研究，不存在绝对无法对话的社会思潮。中国道路日益引起世界关注就是一个最好的事实证据。 其次，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研究，既有疏于深入细致调查研究而浮于表面现象所形成的误读，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主观臆断所造成的曲解，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深化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给予有说服力的批判回应。当然，其中也不乏切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要害的真知灼见，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一笔值得系统全面发掘整理和深入细致分析解读的重要学术资源。然而，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对于西方学者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给予学术化的关注和研究，而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假以资产阶级之名一棍子打死，使其中闪耀的真理的火花也随之被遮蔽埋没，本可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产生积极作用的思想财富被视如敝屣，也使本可以避免的某些错误终因对逆耳忠言的逆反无视而发展为既成事实的失误或错误，实在令人痛心。这个教训应该使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各种批判观点上都变得更大度、更宽容、更理性，并以平等对话的态度予以回应。 最后，回首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既存在观念分歧，引发激烈矛盾斗争、冲突交锋，也不乏共同价值基础，彼此相互学习借鉴，沟通往来，甚至是精诚团结，共同对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为了应对战时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既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走向，更引起伟大导师列宁的高度关注，一度成为苏维埃俄国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借鉴。只是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导致这一政策没能坚持下来。这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最早典范。同样，二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空前困难，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百废俱兴，处于创新发展的历史佳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罗斯福总统率先大力实施新政，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成为反危机的有效措施。这一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习的典范。此外，面对欧洲崛起的法西斯反革命势力及其对外战争政策，两种制度的国家首次结为联盟，携手并肩共同抗击这股最凶恶反动势力的对外侵略扩张行为，留下了两制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些同样应该使两种制度的国家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实践都变得更大度、更宽容，彼此对话交流、相互学习成为常态，共同肩负现代文明发展繁荣的使命。 ①该文有两个中译本，一个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由陈国雄摘译，题名译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另一个发表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也是1986年出版，题名译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标签：法西斯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布热津斯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