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青瓷参与开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探寻
李 岩1，朱宗侠2
（1.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浙江丽水323000；2.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丽水323000）
摘要： 龙泉青瓷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被大量发现，遍及沿岸国家和海域，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国内出海港口亦可佐证。中国古代龙泉青瓷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反映出龙泉青瓷在历史上海外交流的盛况。龙泉青瓷的外销，增进了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龙泉青瓷；海上丝绸之路；考古
丝绸之路是一条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贸路线，是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通道，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因运输大宗的瓷器，影响深远，所以又称为陶瓷之路。从宋代起，因经济文化等原因，龙泉青瓷开始运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近现代以来，从亚非欧各地发现的大量龙泉青瓷表明，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一、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
1.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发现
近现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中，陆续出土了许多龙泉青瓷。日本各地都出土有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如本州、九州、四国等地区，南宋时期镰仓是一个港口，这里也出土了大量中国龙泉瓷[1]。印度南部的科罗德尔海岸、东部的阿萨拇州，也发现有宋代龙泉青瓷的碎片，因与北宋元丰（1078—1085年）年号的钱币一起发现，证明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龙泉青瓷的输入。阿富汗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现有12至13世纪前后的龙泉青瓷残片。作为印度洋上的贸易大中转站斯里兰卡，也发现有大量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其他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苏丹、坦桑尼亚等地都发现有龙泉青瓷，器型有壶、炉等[2]54-55。龙泉青瓷通过海路外销最远的地方是非洲，北非的埃及是出土龙泉青瓷最多的国家，在开罗古城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大量从北宋晚期到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残片，也有元代早期的器型和元代特有的大型器物。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输出几乎遍及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所有的亚非国家，当今世界上出土或珍藏大量龙泉青瓷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数量和品种也都很多，当时的龙泉青瓷已经成为世界性商品。由于地缘关系，发现龙泉青瓷的亚洲国家最多，各国发现的中国古瓷器中，龙泉青瓷也最多。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在宋元时期我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鼓励与海外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此时期的龙泉青瓷处于繁荣或者说是鼎盛时期，当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品种之一，并受到各国的青睐。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根据自己的研究，将中国古代的以龙泉青瓷外销为主的对外交流路线写成专著《陶瓷之路》，认为从中国各港口运往世界各地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所开拓出来的”[3]，足见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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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丝绸之路海域发现的龙泉青瓷
古代尚没有当今抵御海上飓风等天气的能力，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船只难免发生海难。近年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黄海、南海等海域考古中发现很多古代沉船，其中不乏载有龙泉青瓷的商贸船只，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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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海I号考古。2002年，中国水下考古队对位于广东台山川山岛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进行了进一步清理，前后一共打捞出水遗物万件之多。其中有很多龙泉青瓷，如在沉船的第五舱、第七舱发现有青釉刻花大碗，第八舱发现了青釉刻花大碗、盘、碟、盏、出筋小碗，第十舱有青釉碗等等各类龙泉青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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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浦港就是现在的嘉兴港，是浙江沿海比较古老的外贸港口。早在唐朝会昌四年（844年），为办理海运业务需要，设置乍浦镇遏使，宋元明时期又先后设置乍浦舶提司、乍浦市舶司、税课司。清朝康熙皇帝解除海禁后，在乍浦设有“海关”，此地海运事业兴隆，经济社会繁荣，成为“东南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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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献记载龙泉青瓷的外销
除了上述考古发掘外，古代文献中也记载很多龙泉青瓷外销的情形，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都多有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乡土正义并非抽象的法律权利正义，“赌咒”和“气”都是一种正义受损的社会表达机制。“赌咒”是一种通过采取对自己利益有损的方式来争取社会正义的方式，而“气”是正义丧失后的心理情感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情绪。“赌咒”“气”和乡土正义互为表里，其中“气”的发生可能是由于乡土正义的丧失，而乡土正义的恢复则伴随着“气”的消解。作为一种发誓的形式，“赌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正义心证，而“气”只有得到排解和宣泄，正义才算获得伸张。
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今两广一带）的社会风尚、经济物产资源、自然人文等情况，兼涉当时岭南地区与大秦、大食、阿留申群岛、木兰皮（今南美洲巴塔哥尼亚高原地区）诸国的交通、贸易等情况，其中有龙泉青瓷经过两广地区外销的记载。赵汝适的《诸蕃志》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志书，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也是我国宋代瓷器外销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博易诸条记有我国瓷器中海外经销的情况，据此可知，当时的南洋各国商贩都与我国进行“青瓷等博易”“青白瓷器交易”等等。由于该书成书于南宋，其记载之事也是南宋时期，正是龙泉青瓷的鼎盛和大量外销的时期，所以这两部书中所提到的“青瓷”“处瓷”“青白瓷”等当指龙泉青瓷。
元代，海路畅达，海外贸易有惊人的发展，龙泉青瓷对外输出的数量和范围因而也比宋代有所扩大。汪大渊随舶远游海外，归来撰成《岛夷志略》，对元代中国瓷器输出地区作了详细的记载，其中多次提到很多龙泉青瓷的情况，如菲律宾的麻哩噜“贸易之货用……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印度无枝拔“贸易之货用……青白处州瓷器瓦坛”、印尼的旧港“贸易之货用……处瓷……大小水埕瓮之属”等等，其中多次提到的“处州瓷器”“处州瓷”或称“处器”“青处器”等，无疑也都是指龙泉青瓷，这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龙泉青瓷，其生产地点和窑口可以说完全相符，说明《岛夷志略》一书所记青瓷和沉船青瓷的生产时间和外销年代基本一致。
明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但是龙泉青瓷仍然通过多种渠道保持与海外的贸易往来。除了葡萄牙商船、荷兰东印度公司等从中国贩运大量龙泉青瓷至欧洲各国外，郑和七次下西洋时也将大批龙泉青瓷运往世界各地[7]310。特别是16世纪以后，开辟了大西洋经印度洋到达中国的新航道，中国瓷器包括龙泉青瓷可以直接大量销往欧洲，其盛况在美国人霍蒲孙等的著作《中国陶人艺术》都有记载：“中国古今名瓷，分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即印度、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埃及等都大量使用中国浙江青瓷尤其是龙泉青瓷”[7]780。
4.泉州港
二、沿海港口与龙泉青瓷的外销
龙泉地处浙江西南山区腹地，且瓷器属于易碎品，如何运送到世界各地？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通过水运。龙泉是八百里瓯江之源，烧制瓷器的窑厂大都依照地势建在瓯江两岸，既利于青瓷的烧制，又利于青瓷的运输。前已说明，从龙泉青瓷在世界各地发现情况来看，龙泉青瓷大都发现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而海运必然经过对外交流的港口，为此，我们考察了当时可转运龙泉青瓷的几个重要港口，发现龙泉青瓷的外运基本上是通过瓯江运送到沿海的今温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再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这与陈桥驿先生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岸，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8]386，是完全一致的。
1.温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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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港是龙泉青瓷外销的主要港口。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唐朝时期，我国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温州港就与日本通航了。到了北宋，温州港已经发展成为“城脚千家具舟楫”样的繁华港口了。宋元时期，随着龙泉青瓷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龙泉青瓷通过温州港外运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发挥温州港作用，提高其效能，南宋和元朝政府都加强对温州港的管理，先后在温州设置市舶务和市舶司，温州港成为我国较早的一个对外通商口岸。龙泉青瓷通过瓯江先运到温州，然后再转运或直接运往世界各地，当时的瓯江两岸显示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根据《龙泉县志》记载，宋元时期“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只往来如织”。
前已有述，2007年12月27日，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的井里汶外海海域打捞出水的“南海一号”宋代古沉船里发现有了大量龙泉青瓷，专家们认为，这些龙泉青瓷就是从龙泉沿瓯江运至温州，然后再通过温州直接或转运至泉州、明州港，再通过海路运往世界各地的，证明温州港是龙泉青瓷的外销港口。
宋元时期我国海外贸易发达，很多对外交流的物资特别是龙泉青瓷，都是通过宁波港运输到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区的。上文提到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学术界普遍认为就是从宁波港出发的，因为史料记载当时元朝与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庆元路进行，沉船内有“庆元路”标志的称砣、瓷器用具等遗物也可证明这一点。沉船中的瓷器在宁波东门口的码头遗址、宁波东渡路遗址的宋元堆积层中也有发现[9]，以上足以证明宁波港是龙泉青瓷海外销售的重要港口之一。
在唐朝，宁波称为明州，宁波港称为明州港。南宋改明州为庆元府，元代改称庆元路，明朝改为宁波府，宁波港拥有优越的港口条件，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2.宁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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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乍浦港
（3）东南亚海域。东南亚古沉船所载货物中亦发现有大量龙泉青瓷，如1991年发现于菲律宾的布雷克海难沉船，1997年发现于印尼惹巴拉的中爪哇镇沉船，还有泰国湾的朗奎宛沉船、马来半岛东部约一百海里处的图里昂沉船、西爪哇的伯拉纳坎沉船、印尼卡里马达海峡西边的巴卡奥沉船、吕宋西北的圣克鲁斯沉船等等都载有龙泉青瓷。这些船可能从福建泉州出发，目的地是惹巴拉、图班或者东爪哇的格雷西，年代为12—15世纪[6]。
（1）新安海底。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古代沉船，船上发现了大量龙泉青瓷。器型既有日常生活用的碗、高足碗、钵、盏托、盘、洗、罐、执壶、瓶、盒、药碾、砚滴等器,又有陈设用的瓶、炉、花盆、花插和菩萨象等。研究者根据上述瓷器的特点分析认为，这些瓷器与元代龙泉大窑产品青瓷器是一致的，因此这艘船应是元代从中国开往朝鲜、日本的贸易船[4]。
考古发现，古代从乍浦运往世界各地的青瓷主要是龙泉青瓷。据《乍浦志》记载，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发达，当时就有载重150吨的海运船只载着龙泉青瓷等物品从事海上运输业了。以前认为故宫收藏的六件纪年款瓷器，是乍浦仿烧龙泉窑的产品，过去一直被称为“乍浦龙泉”。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龙泉的查田镇孙坑村发现了与其产品特征一致的龙泉青瓷，证实所谓的“乍浦龙泉”其实就是龙泉窑生产的产品，也进一步说明龙泉青瓷确实有从乍浦港运销海外[10]。
2月16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介绍了《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有关情况，并与水利部总规划师周学文、水资源司司长陈明忠一起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与上列文献性质相似，还有明代马欢的《灜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等，它们也都比较全面地提供了有关陶瓷之路的资料，其中涉及大量龙泉青瓷外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情形。
泉州港古代称为“刺桐港”，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有1 300多年的悠久历史，被认为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第一大港”，冠以“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美誉。很多龙泉青瓷主要是经瓯江从温州运到泉州，再通过泉州运往世界各地的。前面提到的我国元朝商人、航海家汪大渊在泉州写成的《岛夷志略》中记载，当时的龙泉青瓷通过泉州港口外销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包括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苏门答腊、爪哇等。
三、龙泉青瓷海上交流路径
众所周知，龙泉青瓷自有宋以来一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较为频繁地销往沿线国家和地区，宋元时期鼓励海外贸易如此，明代政府也曾经组织郑和进行大规模的远航，用龙泉青瓷与海外进行交流，后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青瓷外销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龙泉青瓷的对外交流并未停止。当时龙泉青瓷通过政府的对外馈赠、民间的海外贸易等形式，流入亚洲、欧洲各国。厘清古代龙泉青瓷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可以梳理出龙泉青瓷通过海上交流的路径很明显地分为两条：一条是从上述各主要港口出发，运往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这条海路我们应该比较熟悉和了解，兹不赘。另一条是从泉州出发，直接或再转运至广州港，到达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或更远的地方。根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研究，这条陶瓷之路深入到沿线各港口，进而转运到欧亚非内陆地区。以亚丁为中转港，陶瓷之路分为北上红海和南下东非两路。
这些地区都发现有宋末和元朝时期的龙泉窑青瓷。在红海沿岸埃及的库赛尔港，发现有宋代龙泉青瓷，说明这个小港一直在陶瓷之路上扮演一个海陆中转的角色，如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就出土有大量龙泉青瓷[2]323。在亚历山大港，也发现有南宋至元代的龙泉青瓷。
陶瓷之路沿线最重要的港口是位于今苏丹境内哈拉伊以北的阿伊扎卜，这里发现为数众多的龙泉青瓷。宋代的龙泉瓷在阿伊扎卜和库赛尔卸货后，都会经过陆路运到尼罗河边再转水运。沿河上溯，不仅到达今阿斯旺，更远达努比亚地区，这些地带都发现有12至14世纪的宋朝青瓷，特别是龙泉青瓷。沿河下行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是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
根据高考选择题的“四维”结构，我们可以按照“四审一定”法逐步展开对其的解答。“四审”包括审信息、审立意、审知识、审逻辑；一定，即针对组合题的结构进行概率判定。“四审一定”的核心是对试题中涉及的知识信息与思维逻辑指向进行清晰的认识与判断，做到“读得懂、用得上、说得清、悟得透”。
龙泉青瓷之所以能够遍布海外，除了其因精美与实用而得到各国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外，宋元以来统治者的重视、水陆交通与造船技术的发达等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些前人多有论述，此也不赘。
四、结语
综上，龙泉青瓷是我国烧制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产量较大的重要瓷器。正由于龙泉青瓷在对外交流中的深远影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在《龙泉县地名志序》中给予高度评价：“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龙泉是个不同凡响的县份。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而龙泉一名，也就由此传遍天下。”并且“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岸，都有龙泉青瓷的遗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所开拓出来的”[8]386。
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龙泉开始对外输出的时间为北宋。也有学者认为，龙泉青瓷对外输出的起始时间则很可能早自五代，其论据是因地理条件的便利，当时龙泉金村窑与已经外销的瓯窑产品类似，有可能仿烧瓯窑产品出口，再者，五代时期，龙泉青瓷的质量和规模都已经具备外销的条件[11]。当然，这仍需要有力的考古证据。
宋代以降，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而不断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了中国与沿岸国家的交流。有学者根据大量的考古证明认定，龙泉是宋代青瓷的中心产区，当属“国家级瓷器出口基地”[12]。仅从此意义上来讲，龙泉青瓷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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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 of Longquan Celadon in Opening up Ancient'Maritime Silk Road':An Exploration on Historical Sites and Relics
LI Yan1,ZHUZongxia2
（1.Facultyfor Nationalities,Lishui University,Lishui 323000,Zhejiang;2.FacultyofMarxism,Lishui University,Lishui 323000,Zhejiang）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Longquan celadon wares were discovered in riparian countries and sea areas along the ancient'Maritime Silk Road'.This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nd can be proved at domestic seaports of China.The distribution of Longquan celadon wares produced in ancient China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reflects its flourishing overseas exchange in history.The export of Longquan celadon wares promoted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ipar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Maritime Silk Road”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Maritime Silk Road”.
Keywords： Longquan celadon；Maritime Silk Road；archaeologyction
doi： 10.3969/j.issn.2095-3801.2019.03.012
中图分类号： F06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801（2019）03-0072-05
收稿日期： 2019-03-21；
修回日期： 2019-04-22
基金项目： 浙江省龙泉青瓷协同创新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龙泉青瓷发展变迁研究”（LQQC2016030）
作者简介： 李岩，男，山东微山人，教授，博士。
标签：龙泉青瓷论文; 海上丝绸之路论文; 考古论文;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论文; 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