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价值共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探究*
王红光，李冬凤
（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着眼人类生存发展和未来世界前途命运而贡献的中国智慧与方案。作为美好愿景与理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要最广泛地凝聚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的价值共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基础，它从全人类立场出发，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和追求，超越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中心主义的弊端。交流孕育融合、对话增进共识，各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对话是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价值”；跨文化交流
当今世界，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且呈不可逆转之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对于各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既是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在日趋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与风险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58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任务，积极回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这一重大课题，是破解21世纪全球性治理难题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和必然选择。作为人们的美好愿景与理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加以有效推进。目前，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已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从价值共识视角探讨这一问题却仍付之阙如。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价值共识视角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城市发展对周围地区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的工农业生产。通过吸收资金和技术，利用区域内外的资源进行生产，促进区域经济总量的扩大，并对区域内其他产业和部门带来乘数效应，推动区域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和工业化为城乡居民的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城市发展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工业与人口的集聚也带动乡村土地流转加快，进而耕地也得到了保护，促进江阴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基本的价值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提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9人的社会属性本质，决定了人类需要以共同体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共同体“是指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社会群体，”［3］它不是人们的机械集合体，而是利益的联合体和情感依赖的“共同存在物”。对于任何共同体来说，共同体成员间形成的基本价值共识是其存续的重要基础和纽带。所谓“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价值（主要指公共价值）达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看法，也即对价值形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观点和态度，”［4］包括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两种基本形式，［5］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而形成的最大价值公约数。马克思指出，“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较之于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社会意识亦具有不容忽视的反作用。在共同体中，如果成员间不能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那么共同体将会是一盘散沙，甚至充斥着冲突对抗而走向解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共同体，其构建和实现也必须最广泛地寻求和凝聚各民族国家间的基本价值共识。
首先，各民族国家间的价值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受观念的制约，人们的行为活动无一不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影响下进行与展开的。唯有在基本价值共识的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为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是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关未来世界的前途命运、关乎人类的生存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166-167换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民族国家形成联合行动，而关键在于“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凝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民的价值共识，协调各国人民的利益冲突，推动其形成与世界发展趋向高度一致的共同价值。”［7］这是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前提和价值基础。各民族国家只有就“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8］29以及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8］112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身份付诸于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人类美好世界的现实行动。反之，如果在关涉人类未来命运与前途的终极价值关切上，各民族国家间不能汇聚广泛共识，那么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难以在现实层面有效开展和推进。
（三）教师割裂了三维目标，阻碍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落实。往往一旦提出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学目标，教师们就会把它单独拿出来进行考量和设定，人为地把三维目标进行了割裂。而事实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互相联系，融为一体。比如说在教学归类单词中字母发音时，只有和知识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去寻找知识规律，小组合作，在知识的学习中自然而然培养了他们乐于思考、乐于合作的情感态度，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英国学者罗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预言：“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10］毛泽东也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1］而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对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8］253-254“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和平是人类热切的希冀和追求，也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公平、正义”是国际社会交往应遵循的价值准则，主张应持“公道正义”之心处理国际事务，反对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的做法；“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民主”是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有效方式，在国际关系日趋民主化的背景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由”意味着对他国的包容和尊重，特别是尊重他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内涵丰富，它既考量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兼顾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它尊重和包容多样文化的价值，既超越了价值相对主义，也超越了价值中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深深根植于世界各国的价值理念之中，承载了人类对历史和未来的共同思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追求高度契合。因而，它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各国在国家交往和国际事务处理中普遍遵循的价值准则。
“思想指引行动，价值决定方向”。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各民族国家间形成基本的价值共识是首要前提和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有可能的。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就曾提出，“即使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之中，也有统一性存在。”［9］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类存在物”，具有类特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56正是基于人类的这一类特性，人们能够基于共同的生活实践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程度等的千差万别，导致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价值观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同住“地球村”的“世界公民”，还是能够就事关世界未来前途命运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形成基本的价值共识。这是人的“类意识”的彰显。而且，作为文化的内核，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互通性。马克思科学洞悉并指明，伴随世界历史进入总体性全球化时期，“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404也就是说，文化价值观念具有互通性，通过普遍交往人们能够形成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联系日益密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各民族国家间基本价值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与价值相对主义相对的另一错误价值思潮则是价值中心主义。价值中心主义提倡和鼓吹价值的普遍性，并且将自身所推崇的价值标榜为绝对的、唯一的、至上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他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推行西方“普世价值”，就是价值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从表象上看，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为核心理念的西方“普世价值”合乎人性与理性，合乎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然而，这仅是西方“普世价值”的魅惑幻象。在西方“普世价值”的语境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理论依托，基于抽象人性假设提炼出来的、代表少数西方国家利益的价值追求，本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宣扬和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强制要求非西方国家将其奉为普遍的价值标准来遵循，并非出于维护世界和平正义、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而是企图建构西方文明话语霸权，捍卫西方国家的全球主导地位，进而攫取广泛利益。事实证明，奉行西方“普世价值”，不仅不能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引领全球繁荣发展，反而导致国际秩序失衡、文明冲突加剧以及世界经济低迷。因此，西方“普世价值”并非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也不应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基础。
二、基本的价值共识应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
其次，各民族国家间的价值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塑造精神纽带。当今世界已经迈入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各民族国家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诚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现存绝不等于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今世界是现存的亦或是“应然”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的真正“实然”的存在。由于历史文化差别、社会制度迥异以及国家实力差距等原因，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对抗此起彼伏，人类仍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和生存发展危机。这固然根源于利益冲突，但也与合理的全球共同价值观缺失密不可分。所以，要消解这一现状，迫切需要世界各国最广泛地寻求和凝聚基本价值共识，消弭和化解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分歧、建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价值规范。这也是构建以及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带。当然，寻求各民族国家间的基本价值共识，并不意味着湮没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的个性和特色，而是在承认多样、包容差异、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凝聚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消弭和化解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鸿沟，并且把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多元价值观的差异性转变为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但同时也强调“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8］254概括而言，价值共识的形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主要依靠价值主体自身内部的力量，以交往、交流、对话、商谈、合作等方式达成”；二是“通过价值主体之外的第三方（包括他人、团体、组织、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力量，以意识形态的教化、思想文化的宣传、利益的调节、外交上的斡旋等方式促成。”［4］由于人类命运不同于其他共同体，它并非是一个实体共同体，因而，作为其价值共识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不能经由组织手段和强制等方式形成，而更多需通过各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也即在公共性的辩驳中自发生成。各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不是任何一方的独奏，而是文化交流各方的对话和合唱。交流孕育融合，对话促成共识，“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12］各民族国家持续不断的交流和对话，能够增进各民族国家间不同文明的了解和共识，整合世界多元乃至互相冲突的文化价值观，进而在各民族国家间凝聚思想共识，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生成。
最后，各民族国家间的价值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架设民心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8］10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民族国家的联合行动、共同推进，同时也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认同和携手共建。这就要求促进和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人民消除偏见、友好往来、增进共识。当前，历史背景迥异、文化传统多样以及价值观念不同等主客观诸因素，致使世界各国人民在交往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心理鸿沟，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进而妨碍着人民间、国家间的友好往来，阻滞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实现。只有各民族国家间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教育引导各国人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审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对待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以及以共生共存的情怀关照自身同他人的价值诉求，才能深入推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切实增进各国人民深厚情谊、真正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从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架设民心桥梁、夯实民意基础。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原因，京津地区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不断向其集聚。京津两市对环渤海经济圈甚至全国的人才形成“虹吸”效应。河北省受到严重影响，难以吸纳人才，自己培养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流出，尤其是技术人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端人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北京、天津、河北省3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每10万人中，北京有3.2万人，天津1.7万人，河北省仅为0.72万人左右。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全国2 000多位“两院”院士，北京市有600多人，天津、河北共43人，与北京相比差距很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57-58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真切的世界关怀。因而，在世界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科学认知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但同样我们也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虽然是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为人类合作和交往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其他民族自身的独特价值，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这种共同价值强加于他国。我们要承认并尊重世界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在承认各个民族国家特殊价值的前提下形成和发展的。
三、以跨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
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基本价值共识的达成，但从现实来看，各民族国家间基本价值共识的形成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错误价值思潮盛行。价值相对主义，崇尚价值的相对性，根本上否定普遍性的、绝对的价值标准的存在。价值相对主义者主张任何价值体系的存在都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们是平等的和不容侵犯的，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不难发现，秉持这一价值思潮的大多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场域下，出于保护本民族文化、捍卫国家文化话语权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目的，他们强调各类文化价值观的特殊性、差异性，拒斥任何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标准，要求承认并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无疑，这对于增强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自信，反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以及保护不同文明多样性、维护世界价值观多元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价值相对主义过分夸大价值的相对性，从根本上否定价值的确定性，必然走向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淖，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在这一价值思潮的影响下，有些民族和国家否定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和需要的价值导向，严重阻滞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基本价值共识的形成。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具有高效节能、安全环保的巨大优势，虽然目前该系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该系统必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热水供应形式之一。
当今世界进入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世界历史新时代，世界各国间交往日益频繁、交流互动日趋增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世界文明交流存在主体地位不对等、主体覆盖面不充分、文化交流机制尚未完善等问题。”［13］因此，各民族国家必须秉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需要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并以“平等相待”“和而不同”的精神展开跨文化交流，以及建立健全基于主权平等基础上的世界文化交流机制与平台，进而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平等、有序的跨文化交流格局，为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丰厚沃土。
首先，各民族国家必须秉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世界文明交流。随着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404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历史新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能也无法自我封闭、与世界文明隔绝，而必然会主动地、亦或是被动地卷入世界文明之中。因此，各民族国家必须秉持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这是推动各民族国家跨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首要前提。只有各民族国家就事关未来世界前途命运、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等全球性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沟通和对话，“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共有价值观念才能得以孕育和生成。反之，倘若世界各国出于保护自身民族文化的目的，而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原则，固守文明封闭主义情结，那么，各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就无从谈起，更不可能实现多元文明的融合，最广泛地汇聚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共识。
其次，各民族国家需要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以“平等相待”“和而不同”的精神展开跨文化交流。“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具有多样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也正是“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8］256与此同时，各种人类文明只有形态上的差别，而在价值上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它们都是构成世界多样文明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历史和现实无不充分印证，任何形式的文明偏见和歧视，特别是文明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必然带来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摩擦，导致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分歧与隔阂。因此，各民族国家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实现不同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这是各民族国家展开跨文化交流的应有之义，是生成“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要求。从本质上讲，“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世界多样文明、人类多元价值观“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结果，是文明平等性的深刻表达和文明包容性的充分彰显。
最后，必须建立健全基于主权平等基础上的世界文化交流机制与平台。一切的文化交流都需要凭借一定的载体而展开。建立健全基于主权平等基础上的世界文化交流机制与平台，是保证世界各国文化充分交流、平等对话，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一是建构尊重主权平等、对话不对抗的均衡文化交流话语体系。对于各民族国家间交往而言，尊重主权平等是基本底线。因此，各民族国家必须遵循主权平等原则，进行对话不对抗的文化交流，而“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8］419尤其是，要打破国际话语分配不均的格局，切实尊重和提升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话语权，让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广泛地参与世界文化交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二是搭建宽领域、多层次的跨文化交流平台。政府间、社会以及民间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开展跨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因此，各国政府必须积极推动文化外交活动机制化、常态化，促进政府间文化交流。同时，努力建设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交流平台，一方面建设国际性的智库、学术、会议等高端文化交流平台；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旅游、举办文化节等系列文化活动打造民间交流平台，从而推动世界各国深入沟通对话、凝聚起世界各国多元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吴玉军.共同体的式微与现代人的生存［J］.浙江社会科学，2009（11）：54-60.
［4］ 胡敏中.论价值共识［J］.哲学研究，2008（7）：96-102.
［5］ 汪信砚.价值共识与和谐世界［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1-19.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7］ 高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4）：22-26.
［8］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R］.张玉国，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2.
［10］ 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
［1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5.
［1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4.
［13］ 梁也，王习贤.“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进路［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8-14.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nsensus
WANG Hongguang，LI Dongfeng
（School of Marxism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China ）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one of the basic strateg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nd it's the Chinese wisdom and plans，which contributed by the CPCwith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focusing o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As a good vision and goal，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a long way to go，and the key lies in the broadest cohesion of the value consensus among the nations in the world.The＂Common Value of Mankind＂proposed and advocated by the Communists of China is the basis of value consensus for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start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ll mankind，it conforms to the common value goals and pursuits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ranscends the drawbacks of value relativism and value centralism.Exchanging breeds integration，dialoguing promotes consensu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s are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only way of generating＂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value consensus；＂Common Values of Mankind＂；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9）05-0001-05
* 收稿日期： 2019-02-27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5.001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MKS1503）；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YC2017-S386）
作者简介： 王红光（1973-），男，江西赣县人，政治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李冬凤（1994-），女，江西瑞金人，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710.1031.022.html
责任编辑：侯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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