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叙事”的实践性尝试——《三千里江山》的当下释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山论文,共和国论文,三千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底，杨朔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朝期间，除了写作大量战地报道外，他还创作了12万字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我们可以从作家的《几句表白》中，勾勒出该小说的大致创作轨痕：“一年多来，我几乎一直随着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一起行动，见到了许多人”，“铁路援朝志愿大队”的战斗与生活，成为杨朔小说创作的基本素材；他在实际接触过程中亲身感受到“我们战士对祖国的爱是怎样深沉啊”，“正是这种人世间最高贵的爱”，“反复激荡着我的感情，逼着我想写他们”，此乃作者创作激情与冲动之所在；“我住的朝鲜小茅屋震得乱摇乱晃，红光射进门缝”，在弹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中，杨朔开始这部长篇创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点，附近轰炸正紧”，“就在这种情况里我写完了我的最后一个字”。 《三千里江山》先在《人民文学》1952年第10、第11、第12号上连载，1953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甫一面世即获誉评，有评论家视之为“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认为：“这部小说是杨朔同志在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发展，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都大大的越过了他过去的作品。而且，抗美援朝两年来，我们在文学领域里，通讯和短篇是有过许多的，但还第一次出现像这样一部比较深入和真实地反映这个运动的长篇。在文学还未能满足群众需要的现在，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的出现便引起了读者很大的重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陈涌《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评杨朔的“三千里江山”》)50多年后，当年的读者犹且记得这部“抗美援朝小说”广受欢迎的情景：“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资中筠《忆杨朔》) 《三千里江山》是在“抗美援朝”现场写就的，今日读者会感受到它“急就章”式的创作，难免染带叙述与表现的稚性。这部长篇面世于共和国初创时，它以共和国大事件为叙述背景，其创作既具有“共和国叙事”的实践性质，也体现着“共和国文学”建构的历史命意。在我看来，透过小说叙述与表现，追踪时代语境规约与作家主体情意的共合作用，是如何规约着小说叙事格局及表达意旨，实为今日读解该作品之肯綮。 “志愿大队”的战斗与生活，构成小说情节主干。“志愿大队”因战争需要而“组织”起来，一应人员配置及运作事项，无不具备战时特殊“集体单位”的性质与功能。我要特别指出并强调的是：作为小说主要叙述对象的实际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即“组织”)，个人是作为集体成员而得以叙述表现的。杨朔对此显然具有自觉意识，小说也由此表现出集体叙事的突出征象。有论家曾指认：“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存在比较突出的缺陷：不仅缺乏贯穿整个作品的中心事件——鲜明的主线，而且缺乏中心的人物。”(敏泽《对〈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这“意见”自有合理性，“急就章”式的书写造成艺术构思的简化与浮泛，确为小说显而易见的缺陷，但论者没能虑及并洞悉小说集体叙事的创作定位：个人既不是杨朔叙述的主要对象，集体叙事则要求陈述集体故事、表现集体成员群像，“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的“缺乏”便是自然的可能结果。我并非为小说实际存在的欠缺强行辩护，只是想要说明：论家所陈其“结构”上的“缺陷”，与小说集体叙事的性质存在因果关涉，或者说，其结构性症候恰恰反证着它集体叙事的属性。 诚然，小说中跃动着个性人物，其间，队长兼政委武震坚毅刚正、几近不通人情，炊事员老包头唠叨嘴碎却心地良善，话务员姚志兰事事争先、处处上进，工务科长姚长庚正直而大义，工人车长杰腼腆口讷却心有定力……拥有小说创作经验的杨朔，自然知晓在叙述中呈示人物性格，但他将人物塑造收纳进集体叙事中，人物依然活跃于叙述前台，但个人故事被编织进集体故事，犹如棉纱被织入布匹里，个人故事依从突出集体特性的要求，集体特性则借个人故事得到叙述表现。如此，人物故事与集体叙事形成某种层级式构造，后者统驭前者。生成“集体——个人”的叙述样态。这是颇有意味的叙事征象：《三千里江山》中个人被纷纷“带离”日常生活，人物从家庭“出走”，被“组织”进集体之中，作为集体成员走进时代大事件，并在其中表现出生命的非凡性。个人从家庭“出走”，叙述从日常性引开而导向非凡性，一方面是故事逻辑使然，即个人纷纷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家动员，另一方面，此间潜隐着作家的叙述策略：只有将人物带离家庭，组成集体走进时代大事件，叙述方能脱离个人日常性而表现出生命的非凡性。 《三千里江山》分明包含家庭叙事因素，局部表现出“家庭——个人”的叙述样态，即在家庭框架中表现人物个体。但家庭叙事在小说中迅速让渡给集体叙事，“家庭——个人”的叙事样态也为“集体——个人”的叙事样态急疾顶替。小说“第一段”、“第二段”对姚长庚家庭的叙述，“第三段”对武震家庭的叙述，均显示出作者日常叙事的功力与才能，其对家庭生活的摹写贴切而生动，既散发出亲切的旧常气息，又展示出人物个性特征：姚长庚具有“家长”和“大男子主义”作派，独女姚志兰备受宠爱，不无娇惯之气，姚大婶的琐碎与操心、唠叨与操劳，表现着一位家庭妇女的亲情，而武震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咧咧、不修边幅，与妻子李琳的文静、细心，恰成有趣的叙述比照。其中，姚大婶和李琳虽属“次要人物”，但她们的故事展开与性格表现更能体现家庭叙事特征，前者对女儿婚事的日夜操心与操劳，后者“爱添东西”的“毛病”及对腹中孩子的母爱深情，均表现出家庭叙事对日常性的深情凝眸。 但杨朔的叙述焦点终究不在家庭与日常性。姚大婶和李琳在小说中露面不久即告退场，此后只在各自家庭成员的思念中略有涉及。在我看来。这两人悄然退场实为一种叙述表征，标志着家庭叙事就此搁置，撇出小说叙述，而走出家庭的个人“组织”成“集体”(“援朝大队”)，家庭叙事遂为集体叙事替代。我以为：这样的叙事操作隐含着“共和国叙事”的某种深层逻辑，即“集体”被视为文学叙述理所当然的基本对象，它被安设于叙事光照的聚焦点，并将其他叙事因素(如家庭叙事)收纳进、消融于自身光圈中，从而形成集体叙事统摄的叙事格局。如若再行细究，这样的叙事格局潜隐着更深在的精神理念，即是——“集体主义”，它是“共和国”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的构成要素，顺理成章地作为“共和国叙事”的内在理念，规约了集体叙事统摄的叙述格局。 “集体”之上还有更宏大的叙事存在，即——“共和国”，那是最高层级的“集体单位”。集体叙事既居统摄地位，其自身又置于共和国叙事统领下。如同“援朝大队”是整个“抗美援朝”运动的有机组件，集体既作为共和国肌体之构件，集体叙事也为共和国叙事所统领。如果说，集体叙事是小说叙述聚光区，那么，共和国叙事则是小说叙述的光源点，正是共和国叙事的光照，凝聚于集体叙事。 共和国叙事虽不在小说表现前台，但其统领作用却使其在叙述中几乎无处不在。它一方面体现为小说人物的精神之维——祖国情怀，在人物形象塑造中作为人物精神源泉突出表现。武震、姚长庚、姚志兰、吴天宝等主要人物尽管身份有别、个性各异，却具有共同的祖国之爱，它被表现为人物的精神支柱、力量源泉，并决定了他们成为“英雄人物”。祖国情怀促使共青团员姚志兰毅然推迟婚期，参加“援朝大队”，其未婚夫吴天宝也旋即跟进来到朝鲜，这对未婚夫妇的故事，表现着“儿女情”服从“祖国情”的精神取向，叙述在此表达的精神理念是：个人私情之上高悬着更宏阔、也更强劲的情感存在，祖国情怀是人物精神世界的至高情感。 杨朔对吴天宝的叙述，追溯其从“旧社会”孤儿成为“新中国”火车司机的经历，他“从乡村流落到城市，从放猪到赶大车，从赶大车又学会开火车”，“自从靠上组织，头一回才算有了家了”，“直到遇见了共产党，路子明了，方向清了，他才真正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吴天宝“翻身解放”的欣喜体验，在叙述中延展为对党和领袖的感怀，凝聚成祖国之爱，使他时刻感受到“祖国——我们的母亲，就在背后”；而在壮烈牺牲时他留下遗言：要未婚妻“把爱我的心情，去爱祖国吧!”作者的叙述用心在于强调人物的情感体认，“组织——家”、“祖国——母亲”的修辞表述，隐存着将个人情感表达引向祖国情怀的叙述理路，祖国情怀作为至高精神居于人物情感内核，并得以叙述强调——这是共和国叙事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共和国叙事还体现为小说叙述的历史之维。杨朔特意在小说叙述中切入国家历史内容。“抗美援朝”的时代大事件，实为《三千里江山》的近台背景，而在小说展开中，作者又于近台背景轮廓外延伸开更阔大的远台背景：他在人物经历交代中有意融进国家经历，并与“抗美援朝”的时代大事件构成国家历史经脉，国家历史叙述就此嵌入人物故事，切入小说整体叙述格局，成为共和国叙事的有机构成。 在交代姚长庚家世时，杨朔特别强调：他两个儿子当年“平白无故叫日本鬼子抓去，也不知卖给哪家炭矿，是死是活，到于今没有音信”，老太婆为此哭瞎一只眼；现今奋身抗击“美帝”，是因为不愿意“闺女再叫美国鬼子抓去，当驴当马卖了”。过往苦难既是人物身世、家庭遭遇，也是民族经历、国家记忆，它与受侵略、遭奴役的现实威胁，构成小说叙述的历史内容，个人经历遂与国家经历交织，“抗日”与“抗美”形成国家叙述的历史维度。不惟如此，杨朔在小说展开中还特意融进共和国“前史”，叙述武震故事时，交代他从“渤海边上一个水手”成长为“革命军人”的历程，且在武震与朝鲜铁道联队队长安奎元的会面中，于人物对话及回忆间，勾勒出“延安生活”——“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史”线脉，既表述着中朝人民休戚与共的历史关联，又粗线勾画出共和国“建国史”经络，由此，“抗美援朝”时代大事件被叙述进“革命史”、“建国史”的逻辑链，即由此构造出共和国叙事的历史之维。 据上所述，集体叙事统摄与共和国叙事统领的有机合成，构成《三千里江山》完整的叙事格局。在我看来，这样的叙事格局表现出对共和国意识与意志的认同与遵从，而共和国意识与意志的叙述表现，便凝定为小说表达内蕴。依此而论，小说叙述的本质属性实为共和国叙事。 杨朔是将小说主要人物作为“共和国英雄”来塑造的。这是其创作的自觉意识与追求，他在《写作自白》中述及：创作时“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对英雄人物的认识问题”。杨朔对“英雄”的理解，要义有三：一是“英雄”为“党”所“培养”，“英雄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差不多像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在党的培养下，他首先具备着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党就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也是英雄的灵魂”。二是“英雄”及其“英雄主义”的力量源泉是“爱国主义”，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我在小说里想要着重写的就是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对“党”(“领袖”是其代表)的深情和对祖国的深情，在杨朔的叙述表达中融为一体，构成“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之内核；并且，“抗美援朝”的国际背景落照于小说叙述，“英雄”的爱国主义情感便与国际主义襟怀交织一起，成为小说叙述意旨所在。 这样的叙述意旨规约着小说的叙述策略。即以小说人物配置而论，杨朔在突出正面“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设置了一位“落后”人物——技术员郑超人，后者对前者形成叙述反衬。小说交代郑超人的社会身份：他“生在个有钱的商人家里”，“是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拟写他的生活细节：“头发梳的溜光”，“吃的考究，穿的考究，吃完饭必定刷刷牙，时常对着镜子摸着自己的脸蛋”；剖析他的思想状况：他“太过于看重自己”，且有严重的“恐美病”。郑超人的个人主义及“恐美思想”，反衬着小说主要人物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这是杨朔的叙述用意所在；而叙述中对郑超人的批评、教育及感召，以及对其思想转变的动态性描述，则呼应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国家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看到：杨朔共和国叙事的操作要领在于“共和国英雄”形象的塑造，表达主旨是爱国主义，而深层的理念规约则是对共和国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的认同与遵从——这是共和国文学的叙事逻辑。假如放阔视界，从文学与历史的深在关联看，共和国的建立不仅需要落实于现实政权之确立，即在社会管理层面完成共和国国体构建，且须在精神理念层面确立共和国认同，从而确证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此而言，共和国文学及共和国叙事以对共和国精神理念的遵从，实际参与着共和国的构建——这是共和国文学叙事的深在意旨。 我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定性为共和国叙事，且认定其为始作俑者之一。理由是：作为早期面世的共和国叙事文本，它的叙述实践在其后的共和国文学尤其于“军旅”叙事文本中得以弘发，“共和国英雄”形象塑造及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十七年文学”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保卫延安》等等)和“现实生活题材”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等等)中，均得以延续与伸展，并凝定为共和国叙事的基本要素，此类文学史文本共同秉持共和国精神认同的创作意旨，并以文学叙事的主导方式加入共和国文学构建的宏大叙事。因此，《三千里江山》是共和国叙事的早期尝试，在今天看来，其实践性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