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争：施耐庵与中国长篇小说发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之争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施耐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要 本文对本世纪知名学者吴梅、鲁迅、喻蘅、任中敏、蔡美彪、戴不凡、罗尔纲、刘冬等关于中国长篇小说发源的观点加以分析，探其源流，指其得失，从而论证了施耐庵创作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之功。文章依据可信史料，勾勒出梁山义军及其后裔南下苏北的线索、元杂剧话本衍变线索及施耐庵生平线索，提出“三线交合”促成《水浒》在元末明初问世的观点，并将作者生平研究与成书过程研究、创作方法研究相结合，进行探索。
元末明初，施耐庵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他的门人罗贯中完成了《三国演义》的创作，从而开创出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600余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何止千部，但除了《红楼梦》外，几乎没有一部小说的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可与《水浒》、《三国》两部开源之作并称。无怪乎外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说，要了解中国文化，有两个人不可不知，即孔子与施公。这是因为，孔子是中国雅文化的最高权威，而施耐庵则是中国俗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
施耐庵和孔子都生于乱世，一生颠沛流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最终却未能实现。然而，孔子死后500余年，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他至圣先师的地位。施耐庵死后512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从此，施公作为小说大家的地位，日益尊崇。关于施耐庵生平事迹的研究，热浪迭起。关于中国长篇小说起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海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水浒》是不是中国长篇小说开源之作？如果是开源之作，那它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如果是施耐庵，那这个施耐庵是不是兴化、大丰一些施姓居民的祖先施耐庵？在本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将这些不同层面上的学术争议加以历史的总结，并对下一世纪的研究方向予以探讨。
一、《水浒》是不是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
《水浒》产生于元末明初，还是明朝后期，这是本部分讨论的中心问题。
本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两位大师考证《水浒》作者，皆未发现有关文物，便先后提出“托名说”。胡适《水浒传考证》说：“‘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明初即有简本《水浒》，并云：“比郭氏本出，始署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胡适、鲁迅未对《水浒》成书问题作最后结论，但他们首先将作者研究与版本研究结合起来探讨，这为后人研究开辟了方向。80年代初，产生了一场源于兴化、波及全球的“施耐庵热”。湖北大学张国光先生力排众议，在《江汉论坛》1982年第一期发表《水浒祖本探考》，提出“嘉靖中刊行的郭勋本，即是它的祖本”。具体说来，他确定《水浒》祖本形成于嘉靖十一二年间，即公元1532年—1533年，此距明朝开国已160余年。此后，张先生又与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马幼垣先生等在海内外发表数十篇论文，论证《水浒》祖本不会早于嘉靖。若张、马之说成立，《水浒》当然就不可能成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不可否认，张、马等先生在研究《水浒》版本方面皆作了可贵的贡献。问题在于，他们的论证能够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例如，马氏为了研究万历二十二年福建余象斗所刊《水浒》，几乎穷尽欧、美及日本各大图书馆所藏版本。这种版本，中国仅沈阳故宫博物院存四片残页，而马先生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找到首六卷，在意大利巴勒天拿图书馆找到卷十三至卷十四残页，在维也纳奥地利国立图书馆找到卷十七至卷十八残页，这些残本残页又可与日本光轮王寺慈眼堂所藏全本相映证。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证明他所见到的版本都在嘉靖以后，却不可能得出嘉靖以前没有《水浒》刻本的结论。1992年我与马先生在开封相遇时，当面申述了《水浒》产生于明初的理由，他仍怀疑我所依据的文物史料是伪造。我对他说：“我愿意拜读你的全部大作和所提供的版本材料，但我也希望你实地考察我所依据的施氏文物后再作评论。”
张国光先生的“双两说”（即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在文学史论界别树一帜。他找出明后期郭勋经历与《水浒》中若干相关之处为内证。其实，鲁迅说“托名”，用了一个“疑”字，并未下定语。并且，即使是“托名”，也不否定嘉靖前有《水浒》存在。他如果看到40年代后在兴化发现的一系列文物，肯定会有新的考虑的。胡适实际已作重新考虑。他的《水浒传考证》著成后，听说兴化有座施耐庵墓，就委托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陈湛恩代为调查。陈因公务无法抽身，便转请刚留法归来的生物学家、诗人喻兆琦调查此事。后因胡适去美，未来得及重新写这方面文章。
我们并不否认，我们至今还未发现《水浒》的明初刻本。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证明《水浒》在明初没有成书。犹如王实甫《西厢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刻本乃是明刻。王实甫原本是什么样子，甚至原本标题是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但若由此推论出《西厢记》未成书于元，而成书于明，岂不荒天下之大唐？
我们说《水浒》创作于元末明初，乃基于大量明人载录。例如明人高儒《百川书志》、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徐树丕《识小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等，记《水浒》作者或云施耐庵，或云罗贯中，或云施作罗续，或云施著罗编，或云罗作施改，但说施、罗生活于元末明初，却是一致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得更具体：“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在没有发现更可信的材料之前，我们不应轻易否定前人载录。
其实，现存各种《水浒》版本中，郭勋刻本并非最早。上海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京本忠义传》残页。我国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与沈津先生指出：“经鉴定，《京本忠义传》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它“早于郭勋本，比今天所见其他各本更接近于原本面貌”。(2)
据上所述，我们认定《水浒》产生于元末明初当无疑义。张国光等先生所论证的郭勋本，当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个本子，也是比原本和《京本忠义传》本更接近于现在流传的各种《水浒》版本的一个本子。但它决不是“祖本”。祖本应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的本”。
二、施耐庵是否《水浒》作者？
在持“《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观点的学者中，就具体作者问题又各有高见，争论热烈。概括起来，主要有施著说、罗著说、施罗合作说和集体创作说。
一、施著说，即施耐庵著作说。持此说者，占“元末明初说”的主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早期《水浒》刻本署名和明人笔记载录。如明雄飞馆刊《忠义水浒传》本署“钱塘施耐庵编辑”，贯华堂刊金评本《水浒传》署“东都施耐庵撰”。郎瑛《七修类稿》云：“《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本世纪知名学者吴梅、喻蘅、陈辽、刘冬、王利器、冯其庸、郑公盾、刘世德、张惠仁、李悔吾、陈美林、李灵年等人皆持施著说。王利器的文集命名为《耐雪堂集》，即寓崇奉施耐庵、曹雪芹之意。郑公盾的《水浒传论文集》首篇标题即是《施耐庵是伟大的》。
二、罗著说，即罗贯中创作说。持此说者，以罗尔纲先生为代表。他的专论《水浒真义考》和专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反复申述《水浒》作者乃罗贯中而非施耐庵。他说：“罗贯中为了避祸，就捏造了一个乌有先生施耐庵为著者，而把自己放在‘编次’之列。”(3)他为考证罗贯中生平花了很大力气，并有若干突破性进展，但没有举出一条罗贯中捏造施耐庵的证据，哪怕是存疑的证据。他说施耐庵文物史料不可信，也没有作任何具体分析。他的“捏造”之说本身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既然罗贯中为了避祸，不敢称原著，难道放在“编次”之列就可幸免吗？明、清两朝政府禁《水浒》时，有谁说过著《水浒》治罪，“编次”《水浒》就不治罪？王晓家《水浒作者罗贯中考辨》(4)、李伟实《论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非施耐庵》(5)等文都对罗贯中生平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同样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施耐庵著《水浒》的否证。
三、施罗合作说，又分施作罗续说、施著罗编说和罗作施改说三种分观点：
1916年钱静方《水浒传考》道：“《水浒》实元季施耐庵先生撰。罗所编者，特征四寇之水浒耳。”(6)是为施作罗续说。
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的《水浒》百回本的作者题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黄霖说：“施耐庵虽是今知《水浒》作者的‘始祖’，但他只是将当时流传的《水浒》故事简单地编集连缀成一本而已。”“《水浒》最后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就完全离不开罗贯中、郭勋（？）等人不断的、全面的加工。”(7)澳大利亚柳存仁亦持“施著罗编”说，但又提出“此当指《水浒》之原型简本”，而不是“有贡献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繁本。(8)此为施著罗编说。
1930年李逸侯提出，明初罗贯中作了100回本《水浒》，明中叶时施耐庵“运用他高明的文学技术和伟大的创造力”(9)创作了70回本的《水浒》。195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卷首“关于本书的作者”说：“施耐庵是就罗贯中的原本或接近原本的某本（百十五回本中的大部分）加工改写的。”1982年章培恒提出罗贯中是元中叶人，而施耐庵生活于元末明初，罗长于施数十岁，故可以定罗前施后，罗作施改。(10)
以上前两说实际上与施著说一致，或可看为施著说的补充。至于如何看待第三说，只要考定施、罗孰长孰幼，就不判自明。
施耐庵生于元贞二年（1296年），这是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所载录的。
要确定罗贯中的生年，我们可先讨论一下罗贯中一位“忘年交”贾仲明的生年。贾仲明《书录鬼簿后》署：“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于怡和养素轩。”从永乐二十年（1422年）前推79年为元至正三年（1343年），此即贾仲明之生年。贾氏《录鬼簿续编》又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从行文语气看，此“忘年交”为罗长贾幼。一般相差10岁以上可以称“忘年交”。假定罗长于贾13岁，则应生于1330年。因而鲁迅称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1330年—1400年）”较为允当。即使再前推30年，仍晚于施耐庵。因此，罗作施改之说难以成立。又明代史料若同时提到施、罗者，皆先施后罗。如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百回《水浒传》、袁无涯刻本120回《忠义水浒全书》皆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云：“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皆称罗为施之门人。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已成定论。我们确定了施、罗长幼关系，便亦可判明《水浒》、《三国》孰前孰后了。
四、集体创作说。这种观点在40、50年代较为盛行。随着《水浒》作者资料的不断发现，学者们已逐渐摒弃这一观点。梁山故事的衍变，自有其发展过程。但《水浒》这部书结构宏伟，主题专一，语体统一，非有一大手笔总其成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在《水浒》著者多家之说中，只有施耐庵著作说最具说服力，而其成书又早于罗贯中《三国演义》，乃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
三、施耐庵为何许人？
在维护施耐庵著作权的学者中，对施耐庵为何许人又产生极大分歧。1919年，曲学大师吴梅提出《水浒》作者施耐庵即《幽闺记》作者施惠，云：“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11)在此前后，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李详根据清法部主事魏克三提供的关于兴化施氏宗祠和施耐庵墓的文物史料，指示将施耐庵事迹收录进《兴化县续志》。20年代和40年代，胡瑞亭和喻蘅先后发表文章，介绍兴化施耐庵文物。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会同人民日报社派员到兴化、大丰进行大规模的施氏文物调查，并在1952年《文艺报》公布了有关资料。80年代初，台北《大华晚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先后介绍若干兴化施氏文物，从而引起海内外专家纷纷到兴化、大丰考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施耐庵热”。此后，有关施氏文物考证的文章数以百计。这些文章归纳起来共有四种情况：
一、通过考察，更加坚信兴化施耐庵著《水浒》的观点，如喻蘅、刘冬、陈辽等。
二、过去不相信此事，或未专门研究过此事，通过考察，相信了上述观点，如章培恒、何满子、李灵年等。
三、通过实地考察，认为兴化、大丰有关施氏文物都是真的，但这些材料不足以证明兴化、大丰施姓居民的祖先施耐庵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持此观点者，有蔡美彪、刘世德等。
四、未作实地考察，但仍坚持说施氏文物都是假的，如黄永年、罗尔纲等。
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重复论证或论证失当者不少。面对兴化、大丰提供的30余件文物史料，若抓住其中几件，得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都不难。难就难在对所有的文物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若不作具体分析就宣布文物为伪，那谁也不会信服。若错用一些伪文物，也很容易“假作真时真亦假”，给人以口实。笔者不揣鄙陋，已就施耐庵文物史料考证方面发表了10余篇文章，承蒙海内外专家同行予以关注。现想就研究方法问题再略陈鄙见：
一、搞清文物的来龙去脉再作评论。例如，80年代初，兴化发现施耐庵曾孙施廷佐的墓志铭砖，刘冬、章培恒、何满子、卢兴基认为这是证明兴化施耐庵是《水浒》作者的“铁证”。1982年8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乔木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施耐庵文物史料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我国历史学界、文物学界、文字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批权威专家，如启功、周绍良、余冠英、蔡美彪、王利器、傅旋琮、吴组缃、李修生、邓绍基、史树青、张政烺、吴世昌、王俊年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兴化提供的《施廷佐墓志铭》和大丰提供的《施氏长门谱》等文物本身都确实可信，不存在伪文物问题。分歧仅在于，有的专家仍坚持“铁证说”，有的专家认为这些材料虽真，却不足以证明施彦端即施耐庵，施耐庵即《水浒》作者。国内许多报刊报导了这次会议，《理论研究》在当年第六期还发表了《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发言纪略》，详细公布了上述所有专家的讲话。可是，直至90年代下半期，还不断有“专家”发表“辨伪”文章，不顾权威专家的鉴定，指责这些文物是兴化人、大丰人的伪造。我真不理解，在信息的时代，何以如此不讲信息？
二、搞清史料的来源再作评论。《兴化县续志》载录了若干施耐庵史料，但《兴化县续志》乃出于近人手笔，这是事实。现存施耐庵墓的碑记，出于近人手笔，这也是事实。不管肯定者还是否定者，若不加分析地使用，都将没有说服力。关于碑记，它的作者蔡公杰已撰文说明，他的依据是施氏族谱。关于《兴化县续志》，蔡美彪、张国光等先生皆愤怒申讨过，说出于汉奸李恭简之手，不足为信。但了解《兴化县续志》编纂经过者都知道，该志稿实际出于国学大师李详之手。早在光绪中叶，兴化知县刘德澍首倡修续志，但只开头即中止。民国八年，兴化县知事赵兴霙再倡续修，委李详任总纂，并由顾永葵、魏克三任分纂。至1927年基本定稿，因经费问题未能刊行。其中关于施耐庵的史料，主要由魏克三采自白驹施氏宗祠、施家桥施耐庵墓及施氏后裔的《施氏族谱》。至1943年，汉奸县长李恭简自任总修，增补1928年以后有关国民党党务的内容，于1944年刊行。李恭简自己也在《续修兴化县志弁言》中说：“审公（李详，字审言）为恭简族太高祖行。前稿俱在，新增惟戊辰（1928年）后事，体例一依《梁志》，庶旧稿不至散亡，新政有所稽考。”这部《兴化县续志》共印300本。李恭简定为汉奸后，1945年被我苏中行署镇压，于是《兴化县续志》的许多藏主便将卷首的“弁言”连同“弁言”前面的李详之“序”都撕去。蔡、张等先生大概没有看到李详之“序”和李恭简之“弁言”吧？
三、取舍材料不能唯我是从。在施耐庵研究中，有人用假材料，已引起海内外专家愤慨，甚至要对簿公堂。这些同志实际帮了施耐庵的倒忙，引起更多的人怀疑施耐庵史料。此方面事例，不必再明举。还有若干好心的先生也有失慎之瑕。例如刘冬先生在《施耐庵生平探考》(12)中，为论证施耐庵原籍“苏州说”，征引丁正华《关于施耐庵的传说》(13)时无中生有地在“施家桥”前加上“苏州”二字。这实际上给反对者以口实。
四、应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施耐庵文物史料座谈会具有权威性，因为它集中了多学科专家。遗憾的是，一些专家的论文出现文化常识错误，从而引起论证方向偏颇。试举二例：蔡美彪先生《白驹施氏文献与施耐庵传说辨析》特别强调考察资料的来源。他在指责《兴化县续志》时不仅没有注意到李详原著，还说该志“一个月内便告完成，极为粗陋”(14)。“一个月”的说法可能源于续志“弁言”的“期月而成”语。《论语·子路》疏：“期月，周月也，谓周一年之十二月也。”蔡先生误解“期月”，一下子将时间缩短到十二分之一。戴不凡先生指责白驹施氏宗祠供奉的“十五世祖”施公耐庵神主为伪，以为乃是“从1900年上溯的十五世祖”，从而得出“是不太可能早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结论。(15)文化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家族世系都是设定某一祖先为一世祖，然后往下排，而非向上溯。如曲阜孔氏家族，一世祖为仲尼，今“宪”字辈、“凡”字辈、“祥”字辈均为七十余世。兴化郑氏家族，明初郑重一为一世祖，至清代郑板桥为十四世，今生活于兴化的郑板桥第八代孙则为二十二世。
五、文学论争，当丢开门户之见。在盐城伍佑发现的施耐庵一套散曲，被若干学者斥为村夫俗子伪造的浅陋之作。我当初发现它时，即于1982年邀同季国平同志请吴梅的大弟子、当代曲学宗师任中敏先生鉴定。任先生读后据曲谱改了几个误抄字，并云：“我对施耐庵无研究，不知是否为他所作。但这套曲子大气磅礴，情感漓淋，绝非村夫所能伪造。若说伪造，那么伪造者也就成了散曲大家。”后来此曲首先由我与赵振宜同志联合撰文在《曲苑》第一辑加以介绍。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元明清散曲选》收入此曲，并作注释，又在《元曲鉴赏辞典》中对此曲加以赏析。
六、多采用点现代化研究手段。刘世德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发表2万多字的长文《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指出乾隆四十二年的《施氏家簿谱》上“始祖彦端公”下“字耐庵”三字乃后人所加。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将大丰县提供的这部《施氏家簿谱》提交江苏省公安厅作技术鉴定，公安厅开具技术鉴定书云：“‘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人所写。”随后，《中国社会科学》也发表了这封鉴定书。我想，如果用一些更先进的手段（例如）测定，可能使有关施耐庵文物问题的争议更好解决些。不过，如果连这初步的科学鉴定手段都视而不见，那就没有办法了。例如黄永年先生《重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16)不顾公安厅的鉴定，又援引刘世德文章反驳章培恒“铁证说”。
端正了研究方法，不难从大量明代史料和兴化、大丰的文物中得出结论，元末明初泰州兴化白驹施耐庵即《水浒》作者施耐庵。施耐庵作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的历史地位应得到肯定。
四、施耐庵是如何创作《水浒》的？
根据《施氏族谱》、《兴化县续志》、《吴王张士诚载纪》等史料，可确定施耐庵在元元贞二年（1296年）生于兴化白驹场一个船民家庭，在钱塘当过两年地方官，足迹及于山东恽城和苏州、江阴。元亡后隐居兴化，洪武三年（1370年）卒于淮安，后归葬兴化施家桥。他曾经历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目睹同乡张士诚的兴亡成败。这也与元人笔记中“武林施某”、“钱塘施耐庵”的说法相映证。此外，兴化又称阳山，周围600余里，面积2430平方里，其中水面达100万亩以上，号称“水泊阳山八百里”，这让施耐庵从小就熟知水上生活。
山东梁山泊，古名大野泽，《大明舆地志》称其“围三百余里，即南渡时宋江军所据梁山泊也”。但至元代，水泊已渐干涸。《大清一统志》称“迨元开会通河，引汶绝济，……遂成平陆”。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曾提到宋江在此聚义，同时又浓笔重彩描写了一个“水贼张荣”，说他号为“张敌万”，于建炎四年（1130年，亦即宋江招安后九年）率梁山义军一万余人，“自清河而下，满舟皆载粮食，驻于（淮安）鼍潭湖，积茭为城”(17)，后被金兵打败。《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写张荣等在鼍潭湖之败后转战到了兴化，又大胜金兵，云：“遂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陷淖者不可胜计。”《扬州府志》、《泰州志》亦有相关记载。嘉靖《兴化县志》“张荣”、“得胜湖”、“四义楼”等条有更详尽记载。兴化人为纪念张荣、贾虎、孟威、郑渥等梁山义士，在兴化城之东、得胜湖之西建了一座四义楼，连年香烟不断，直至清道光年间楼圮，由郑板桥之侄孙、广东鲁山知县郑銮将四义士牌位移至城西岳王庙中。
梁山英雄的故事，在宋元话本、杂剧中又有另一个系统在衍变。《醉翁谈录》、《大宋宣和遗事》有不少章节描叙宋江、晁盖、杨志、鲁智深的故事。大约从元代中叶起（施耐庵二三十岁后），元杂剧的中心由大都迁至杭州。杂剧的一个重要题材，即水浒戏。今所见者，有《黑旋风双献功》、《梁山泊李逵负荆》、《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五虎大劫牢》、《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还有《一丈青闹元宵》等数十种原本已佚，但仍见于元、明人著录，可见中国俗文学的自身发展，到元末明初已要求把这些片断故事连贯起来。无怪乎胡应麟称施耐庵在杭州“润饰成此编”。
以上我用粗笔勾勒了施耐庵生平、梁山英雄归宿、水浒故事衍变三条线索，拟将另文展开论述。三条线索各自沿自身的规律在发展，到元末明初碰撞在一起，有了一个交叉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历史成全施耐庵创作了不朽巨著《水浒传》。是为“三线交合论”，愿得到行家指教。
《水浒》产生于苏北，《三国演义》由《水浒》作者的学生写成。本世纪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多数明清经典小说皆与苏北有关。《金瓶梅》作者虽未有定论，但人们都已把眼光投向徐州。《封神演义》的作者为兴化陆西星作，自张政烺提出，胡适首肯，柳存仁论证后，至今未见反证。淮安出土吴承恩头盖骨，揭开《西游》作者之谜。当《淮阴师专学报》发表文章研究《西游》的淮安方言时，章培恒先生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18)，举出大量吴方言，从而提出否证。笔者在1990年召开的海峡两岸学者明清小说研讨会上提出今见最早的《西游记》刊本（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梓行）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此华阳洞天主人即有明宰辅李春芳，并依《锡山李氏世谱》等资料考证出李春芳原籍锡山，移居句容，迁居兴化，又曾在江淮间坐馆15年，吴承恩乃其门人，陆西星乃其友人，从而把《西游记》中淮安方言、吴方言并存的现象统一起来认识，也解决了《西游》、《封神》孰先孰后的问题。后来出版的、分别面向海峡两岸发行的两种论文集皆对鄙见作了介绍，至今未见否证。如果眼光再放宽一点，还可发现，清代若干小说也与苏北密不可分。例如《红楼梦》发源于扬州，《儒林外史》完成于扬州。《聊斋志异》虽产生在山东，但首次刊刻它的功臣之一乃是“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对苏北地区出现如此巨大的明清作家群现象，难道不可引起我们作系统深入探讨吗？研究下去，不仅可解决若干重大学术问题，还可带来苏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巨大收益。
注释：
（1）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2）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
（3）罗尔纲《水浒真义考》，《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4）见《水浒争鸣》第2辑。
（5）《诸家卞梁论水浒》第36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见《水浒研究资料》，南京大学1975年印。
（7）见《复旦学报》1982年第5期。
（8）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
（9）见《水浒》卷首，上海三民公司1930年版。
（10）章培恒《施彦端是否施耐庵》，《复旦学报》1982年第6期。
（11）吴梅《顾曲麈谈》。
（12）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
（13）见《江海学刊》1961年第6期。
（14）见《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
（15）戴不凡《小说见闻录》第102—10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
（17）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3。
（18）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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