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新发展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出发，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继承并丰富了马列主义文明理论和毛泽东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邓小平将精神文明建设内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给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稳压器”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科学地揭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由经济政治决定，同时又给予经济、政治以影响和作用，从而阐明了文化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还根据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不可分割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既要做好物质文明建设工作又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针。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寓于经济工作之中，两项工作一起做，不能孤立地去做。毛泽东这些真知灼见，为我们在新时期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昭示，如何处理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大难题。许多国家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中国也不例外。勿须讳言，毛泽东在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特别是他的晚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违反自己早先提出的正确思想。毛泽东热切希望中国繁荣与发展，并希望找到一条使经济发展与道德完善并行不悖的理想发展道路。当他敏锐地感到发展与道德有矛盾时，便将目光集注于道德、政治、精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方面，把他们置之于发展、经济、物质、经济基础、生产力之上，并过分夸大它们的作用，导致道德、政治、精神的空泛化、抽象化，使生产力、物质文明建设遭到巨大破坏。究其原因，既有包括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论断的抽象理解，也包括对国内情况的错误估量。如果从现代化角度来考虑，毛泽东未能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置之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加以全盘把握，统筹兼顾，可能也是产生政治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脱节的重要原因。
现代化作为进步潮流，正在世界泛起。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毛泽东进行艰辛的探索，但不成功。邓小平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担当起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新道路的重任，为中国设计出一条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发展的整体现代化道路。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目标清楚地提出来了。
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一样，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构成的统一整体，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倘若只追求某方面的单兵“突进”，那么社会的发展只能是畸形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邓小平把精神文明建设连同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一同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些最先受益于工业化的西方各国，发展到今天，虽然物质上富足，但道德沦丧，价值观紊乱，社会呈现出一幅病态景观。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自己破坏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如通过高消费刺激大规模生产。20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世界以物质占有和鼓励享受证明自身的正确。在生产和工作的领域里，它虽然不乏鼓励勤奋与自制，献身于事业和成功以及有远见行为机制，但在消费领域里，它培养的却是及时行乐、挥霍浪费和炫耀以及寻欢作乐的末日心态。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后发式的，如何才能既要使经济快速发展，又要避免发生西方社会上述种种弊病呢？邓小平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解决了毛泽东当年百思而未得其解的难题，这就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又不是片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包括理想追求和道德要求。这种文化内涵不仅将体现在人的素质的塑造上，而且将体现在制度的构建和发展的方向上，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打上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文化烙印，从而把历史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可以说，邓小平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理性反思得出的科学结论。
邓小平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统一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使它们的建设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使它们在这个总体框架中形成巨大合力。这就既避免了那种忽视经济建设，单纯追求思想道德先进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又防止了那种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只顾经济增长的右倾错误的出现，从而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稳压器”。
二、邓小平把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为精神文明建设规定了努力的方向
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要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针对改造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双重任务和人们思想的局限性，阐述了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具体内容。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用毛泽东后来所概括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新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他提出首先要搞好思想改造，放弃旧思想、旧观念，培养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其次，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他还号召人们向张思德、白求恩和雷锋同志学习，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社会主义新人行动的最高准则。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邓小平“四有”新人论的理论前奏。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并没有简单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而是进一步科学地分析红专关系，并把“又红又专”的要求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纵深发展，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具体衍化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内容更加明晰。
“四有”目标是一个完整的命题。理想是人们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集中反映，是支配一定社会的人们行动的强大精神力量。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及其政党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现实的强大生命力，具有伟大的动员力量和感召力量。只有培养和造就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过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想，我们才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干的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现阶段必须同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有了这样的理想，我们才会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才能有前进的方向，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引导并推动其它三个方面的健康发展。
道德是崇高理想支配下调节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它同理想紧密相联。理想与道德有它们的一致性。理想的破灭常常又引发道德的沦丧。纪律是理想和道德的表现，同时又是实现理想和道德的组织保证。纪律和道德分别以强制性的方式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保证崇高理想的实现。如果说，没有共同的理想，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社会凝聚力的丧失，那么，没有共同的纪律，不讲社会公德，就会出现行动上的无序。所以，邓小平在谈及“四有”时，特别重视理想和纪律。文化科学知识则是理想、道德和纪律赖以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条件。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和严明的纪律，无一不同社会文化相联系。只有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把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不断升华，同时确立相应的纪律观念和道德意识。
“四有”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既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素质，又概括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对其社会成员的社会觉悟、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文化修养的要求。目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许多新问题，形形色色的观念不断涌现，可谓泥沙俱下；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鱼目混珠，以新面孔出现，一时纷纷攘攘，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设计的“四有”目标，不能不说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它为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三、邓小平把教育和法律作为维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个重要手段，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指明了一条必由之路
毛泽东科学地揭示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了解决思想矛盾的正确方法。鉴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主张，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这一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如何正确处理思想性质矛盾这一棘手难题，为邓小平找到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石。
大家知道，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在晚年却违背早先主张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思想性质矛盾的初衷，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解决思想性质矛盾的最有效手段。实践结果表明，他主张通过“破”的手段和“乱”的环境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显然是行不通的。
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使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却不能绕过市场经济这条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来说，市场经济却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人类的思想道德、价值观的进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并培植了人们的科技观念、市场商品观念、效益竞争观念、主体观念和开放观念，以及平等和民主观念；另一方面，正是它所培植的这些观念，如竞争观念、交换观念和利益观念等，却又导致着人类思想道德、价值观的严重退化和混乱。如极端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引发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滋长和蔓延。
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阴暗面有着高度警惕性一样，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而且他下决心不让社会风气的衰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代价。他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风险在意料之中，目标的设计本身就包含着对风险的估计和防范。其措施在于经济发展与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的运用，把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法制的加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过去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它是以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出发点，通过启发诱导、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达到解决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邓小平坚决主张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压制的办法来解决意识形态的斗争。他指出：“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压制只是目光短浅的做法，决非长远之计。封建主义毒素和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不是一压就断绝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不是一压就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不道德或非法行为，更不是一压就不复生的。我们要做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联系实际情况，来公正、科学地展开说理教育和评价，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树立起“五爱”思想，树立起自尊、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教育并不是维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唯一手段，还必须依靠法制，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因为，教育本身只具有规劝作用，并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当社会提倡的道德、原则还没有成为人民群众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时，精神文明建设仅靠教育来支撑是难以长期奏效的，还必须辅之以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把道德的要求上升到惩戒性的法律约束。这样，一方面能使法律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护身符”；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法律来制约、规范、监督和调节那些不具备自律能力，不自觉遵守道德的人。所以，精神文明建设，不但要依靠教育，而且还必须依靠法律，加强法制建设工作，把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结合起来。邓小平将教育与法制，作为维系精神文明的两个重要手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明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四、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找到了骨干力量
毛泽东曾高度重视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他率先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大胆设想，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他曾热情洋溢地讴歌过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并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毛泽东这些可贵的思想为邓小平找到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指明了方向。
然而，晚年的毛泽东，在国际国内的风风雨雨面前，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使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给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造成令人痛心的严重损失。
知识是人类来自社会实践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把知识看成是全人类的认识结晶。由于社会实践的世代延续，知识的总体在承继、批判中不断得到积累和发展，并越来越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而作为知识的载体的知识分子担负着一切科学知识的创立、继承、运用和传播的任务，是精神生产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如果说，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进行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不可能离开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对于精神生产的进行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知识分子更是起着直接的骨干作用。精神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劳动，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能从事这种劳动，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在这种劳动中发挥自觉能动作用。作为精神产品直接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不但以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而且还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任务。正因为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如同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找到主力军、同盟军一样，邓小平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找到可以依赖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
邓小平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阐述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骨干作用的途径和措施。首先，纠正了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明确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其次，完善和落实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反复强调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充分信任和爱护他们。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偏见，为知识分子的建功立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再次，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号召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充分认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努力提高自己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总之，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找到了骨干力量。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曾意味深长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36页。）我们认为，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正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文明理论、毛泽东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的基础上，依据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国情特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前者比较，更具理论性、系统性，更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需要。只要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实践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就一定能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更大胜利，创造出21世纪中国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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