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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广州是我国几百个城市中夺目的亮星，这里汇聚着我国最优秀的人才、创造着最多的就业机会、享受着较多的政策与财政倾斜，也拥有着国人更多的梦想与期盼。我们理所当然地期望着他们能如同国外的大城市一样，一个城市的GDP就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但我们在抱有憧憬的时候，也要更多一份理智与审视。
产业素质不利
根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工业化发展历程的专题研究，公元1700年被认为是世界工业化的“元年”。从最早的工业化开始出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0年。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时间晚了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中国的工业化历程，从1953年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算起，才经历50多年。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国外发达国家现在正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对我国大城市而言，人口是大批涌入了大城市，但产业素质不强，城市的经济实力、竞争力并没有相应提升。
韩国的汉城，总人口有1200万，我国的北京、上海与之相仿。但汉城人多从事于国际贸易等高附加值的产业，相比而言，我国大城市缺乏高附加值的产业，像北京的首钢，占用将近北京一个区的土地，雇用十几万的人力，又消耗大量资源。由于产业基础不同，单人创造的价值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此外，汉城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多，我国北京、上海的人口都是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人口比率与个人贡献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整个城市的经济贡献率。
城市的经济贡献主要是靠产业支撑，如果产业没有壮大，产业素质没有提高，城市贡献率自然也不会高，就如农村多低附加值的产业，所以农村的整体经济贡献率较低一样。在我国，众多人士从事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且我国的产业技术又往往相当于国外发达国家二流、三流的技术，于是，许多城市扮演着国外企业的生产加工基地的角色。深圳东莞虽然财政收入很高，其实只是生产一些技术上处于中后端的产品如键盘、鼠标、外壳等，而国外生产一个芯片就相当于几百万个键盘鼠标的价值。国家科技部现在也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强力提倡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我们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拥有截然不同的产业基础，经济贡献率自然无法与国外大城市相提并论。
缺少高端服务业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期。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才二十多年，处于刚进入阶段，而国外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在许多产业层面，尤其是服务行业上，我国城市还很不完善，甚至是欠缺、弱质的。国外大城市在许多我们认为是新兴的产业上占据着高端，例如咨询业，国内咨询业的影响和势力都很小，而在国外大城市却容纳着大量白领就业人群；由于整个行业的弱质，致使国内许多重要的咨询项目都被国外大公司抢到了。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石化上市时，其资产评估的项目，因为我国企业在这方面不具有竞争力，国外大财团轻易地就拿到了。这种产业一般是按照企业资产额的千分之几来收取费用，像中石化这种大企业总资产是五千多个亿，由此，我国城市是大量资金外流，国外企业却是收入颇丰。
在我国，有些行业原先是缺失的。这些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开始起步的保险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的。还有新兴的IT产业，和为IT产业服务的通信业，即使它们的发展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但内在的竞争力还是不足。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还限制了有些产业的成长。这里面就包括信息业，像北京有位给跨国公司送剪报的人，其收到的订货款就有几百万美元。
可见低消耗，却有着重大产值的服务业的缺失与不完善，是我国大城市经济贡献率低的重要因素。
体制观念束缚
二战后，战败国日本、德国，其地面上能从事经济生产的硬件设施几乎都被摧毁了，百业凋零，可为什么十几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崛起和复苏，东京又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并实现城市GDP占全国总量的26％。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国家原有的一些好的机制和理念没有被摧毁，比如原有的筹款机制，经商理念，服务理念等，伴随着国家建设，这些机制和理念又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相比之下，我们在发展城市经济时却受到大量不良机制和观念的束缚，一些“潜规则”时时起作用。这也是相比国外大城市，我国城市的发展劣势之一。
国外大城市，产业基础雄厚，竞争力强，除去背后一批研发机构与科技人员，重要的是其有利的资本投入机制。而我们国家在此机制方面很欠缺，总是有好的项目出现时，资金却不足。北京中关村有一个风险基金，即使有想用者，额度又太小。国外大城市往往都有良好的投入机制做保障，所以产品更新换代快，产业竞争力强，如此循环我们只能跟在人家后面。
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长，残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些封建传统意识较多，加之计划体制下的传统观念，这些潜规则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崇服务型政府，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态度、作风还没有完全转变，政府办事效率低、政策透明度不够。而且流行托关系走人情，公平性差。以招投标事件为例，虽然国家市场经济的规则制定得很明确，但等到一投标时，有些企业和某些官员一串连，事先就知道了标底，国外的一些企业就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实力这么强却不行呢？而且在我国，多数人都热衷于高官高薪，有些人升官不成就在下面发泄捣乱；有些企业职工受大锅饭思想的影响，不满老板高于自己几十倍的工资，在生产线上捣乱。而在国外这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观念流行的范围、受影响的群体就相对较少。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这些潜规则、潜意识的作祟，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的进程一再受阻。
对“城市病”缺少研究
据相关统计：纽约GDP占美国全国总量的24％，日本东京GDP占全国总量的26％，英国伦敦GDP占全国总量的22％。与世界大城市相比，中国三大主要城市上海、北京、广州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4.6％、2.5％、1.8％。即使这般可怜，不得不说，这还不算经济发展中对能源资源的大量损耗。
此外，我国的大城市在发展中还出现了以住房交通拥挤、城市无序扩张、环境污染等为特征的“城市病”，这也间接影响到城市GDP的贡献率。以交通拥堵为例：尾气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人员等待浪费的时间，和等待中烦躁情绪形成的危害，这些都未具体计算进去。而且城市病对于城市元气的损伤还不能一时就予以解决。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病”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比较熟知的有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洛杉矶的光化学事件，泰晤士河的上百年污染，还有贫民窟。可见，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城市病，甚至不比我们遇到的小，或者存续的时间短。
但现在国外这些大城市已经改善了，城市经济贡献率高，消耗却比我们的城市小；人口拥堵及住房问题，也通过各种经济技术手段改良了。我们国家是工业化后起之秀，原本应当在吸取国外教训的情况下，避免或减少目前的“城市病”，但造成目前局面的一条重要原因是之前一直都未对“城市病”做具体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幸好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得到重视，国家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大城市的经济贡献率。
抛开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今天只单单去对比、审视我国的大城市为什么在与国外大城市相比中，对于本国的经济贡献率如此低，难免有些偏颇。但它能让我们看到差距背后隐藏的不足，去思考我国的大城市在产业机构、人员素质、发展模式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后去改进，去超越，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