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可移动文物“移植”到场馆中展示的思考
——以“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展览设计为例
文／王 虓
文物是博物馆举办展览的重要依托，依其体量的动与静分类，一般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对于博物馆来说，可移动文物由于体量相对小，可以收藏于馆内，并相对容易移动，因此经常见诸各博物馆展陈。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上都是文物史迹。古建筑、纪念建筑、石窟寺、石刻、古遗址、古墓葬、近代现代重要建筑、纪念地等，都属于此类。这些史迹一般体量大，不能或不宜整体移动。然而综合性质的博物馆展陈中，也不宜对丰富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视而不见。因此，如何依托不可移动文物举办展览，也是博物馆展陈研究的课题之一。
目前，国内常见的依托不可移动文物开办的展览中，较常见的方法是直接利用文物资源本身，如故宫、少林寺、龙门石窟等，其本身就是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场地，甚至天然就是一个巨大的“展厅”。这种方法的优势是能够让观众身处展览其境，直接感受展览本身以及相应不可移动文物带来的参观体验。但这种方法相对也明显受地域局限，观众必须实际去到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才能够真正参观与体会展览。
革命遗迹是不可移动文物中不可忽视的一类，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笔者曾经参与吉林省博物院展览“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的部分设计工作。该展览总体以吉林省多处抗联遗迹为依托，所涉展览项目几乎全部为不可移动文物，且展览位于吉林省博物院场馆，不是在展陈中涉及的任意遗迹当地，是不可移动文物在场馆展陈中加以利用的典型。以下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公路桥梁的施工管理是对施工技术相互对应的，需要使用施工管理来保证施工技术的顺利应用。公路桥梁的施工管理能够对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施工技术、机械设备、施工材料、资金投入以及施工人员进行科学的管理，通过合理的调配与协调，能够保证公路桥梁的施工根据施工方案的要求，使用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施工资金和机械设备的投入。最后利用施工技术对这些进行贯穿，从而保证公路桥梁施工的顺利进行，这就是施工管理。施工管理主要就是开展管理工作，对施工过程中的各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保证公路桥梁能够达到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提升公路桥梁的经济效益[1]。
一、展览初创阶段，形式与内容设计的先期良好对接，能够为该类型展览打开广阔而有创意的思路。
“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涉及的抗联遗迹分布在吉林省各地，且大多数已经与原貌相差甚远，难以直接利用。目前，吉林省范围内依托抗联遗迹这一类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开办的文博和旅游项目已有一些先例，位于桦甸市，以抗联蒿子湖密营为基础建立的遗址公园是其中的代表。不过这一尝试依然是直接依托于遗迹本身，在场馆展览中大量依托不可移动文物的例子尚不多见。
常见的依托不可移动文物开办展览的例子中，大多数只需要依托一处或较少几处相关文物即可。如故宫博物院建筑群本身即具有文物及观赏价值，甚至可以在其中不同的空间策划多种多样的展览。“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所依托的抗联遗迹数量众多，且基本不在同一地区，即便在同一地区的，也往往分布相对分散。如果不能把握重点展项，一味堆砌罗列，势必造成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从而很快对展览失去兴趣，而把握本展览重点展项的关键就在于明确相关遗址遗迹的重要特点和历史地位。展览总体主创依据丰厚的史料、大量的考察经验和权威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提炼出了展览各个部分、单元的重点展项，并明确分工给各位策展人员加以细化，笔者在其中负责“抗联密营”这一展项。吉林省内的抗联密营遗址遗迹虽然数量多，但因为日伪破坏、时间流逝、生产建设等多种原因，大多已经不是原来的样貌。展览主创依据遗址保存状况和相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历史地位，最终将这一单元的重点展项确定为目前经过部分修复、能够典型体现“密营”特征的魏拯民密营，并采用模型复原方式展出（见下文）。其他密营遗址则通过图文结合的说明加以展示。这样在把握重点的基础上，实现了主次分明，使展览结构更趋合理，展陈空间也得以优化利用。
按照光学成像原理，物点和像点及光心三点一线，此直线上任何一点对应同一像点，因此，当A、A′、O共线，B、B′、O共线，C、C′、O共线，D、D′、O共线，且有长度lA′B′=lAB，lC′D′=lCD，A′B′//OX，C′D′//OX时，目标AB等效于A′B′，目标CD等效于C′D′。
图一 展览第一部分专设独立的声音展区
图二 观众可在声音展区聆听抗联故事
图三 复制的“抗日井”
“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展览中的展陈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不可移动文物，在空间有限的场馆展陈中如何将这些文物资源加以统合，是展览面对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展览内容主创方和形式设计方在展览先期策划阶段就进行了频繁而有效的对接。内容的充分表达有赖于恰当的形式设计，形式设计方在空间规划和色彩安排等多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同时，内容设计方在先期对接中，也力争做到多为形式设计考虑，在表达清楚展览设计总体思路的基础上，尽量便于形式设计人员准确理解展览内容与展线安排的逻辑关系，从而方便其更加巧妙地规划展陈。经过对接讨论，“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从听、看、做三个角度展开，结合部分文物、影音，讲述抗联遗迹故事，展现近年来吉林省革命遗迹踏查项目的开展状况。特别是在展览第一部分，专设独立的声音展区，将观众置于全声音无画面场景中（图一），邀请省内媒体界知名主播，录制短小而感人的抗联故事，让观众通过聆听，触发其对于抗联英雄事迹的感怀，加深参观体验（图二）。结合后面的影片、图表、雕塑、场景复原、出土文物等，为观众打造一个立体式的参观空间，既能“看”到展览，也能“听”到展览。这些创新之处，正是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有机统一所产生的结晶。
二、展览正式策划阶段，注重把握相应不可移动文物的特点与定位，可以使展览布局规划更趋合理化。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儒学地位的衰落和佛教的兴盛，人们普遍形成不愿为师的社会陋习。至中唐时期，出现了批判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社会存在“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这实际上是哀叹“师道之不复”。韩愈之所以在这样时代背景下，论述从师的必要性和原则，提倡人们尊师重道，其目的是希望能振兴儒道并继承发展。
三、实际施工阶段，利用“空间转换”这一概念，一定程度上将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转换为“可移动”的展项。
“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展览展现的抗联遗迹，大多面积广大，无法全面复制。而面对展出的数量可观的遗迹，如果单纯使用图片、文字等平面材料，往往会导致展览内容单一乏味，这时，可以通过转换思路空间，将遗迹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元素，以等比例或小比例的形式，复原到展厅中，将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转变成另一种层面上的“可移动”，从而使展览更加立体化，且更有观赏性。例如，展览中在展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一项时，由于根据地遗址位于今汪清县，实地范围广大，不可能直观展示，但该根据地遗址中有一口抗战时期由抗日军民共同挖凿的水井，它不仅是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唯一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革命文物，而且也“见证着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山河的选择”，意味着对革命精神的滋养传承和代代延续，正好与所在单元“饮水思源”的主题互相契合。同时其文物本身虽然不可移动，但体量相对较小，容易复制，于是这一展项就采用等比例复原的方式，通过借鉴实地考察拍摄的照片，复制了一口“抗日井”（图三）。又如在展现前文提及的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魏拯民生前最后居住的密营时，采用缩小比例复原的方式，用在山区实地采集的石块，依照实地照片，搭建了一处该遗址的复原模型（图四）。这样，通过某种形式上的“空间转换”，可以避免由于不在不可移动文物原址展出所产生的代入感缺乏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回避依托不可移动文物展览时产生的地域局限性。
图四 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魏拯民生前最后居住的密营遗址的复原模型
四、展品的合理选择与应用，能够为展览效果的增强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展品是展览中的重点要素。不可移动文物往往本身就是巨大的“展品”，在直接依托其本身开办展览的情况下，个别时候即便其他展品数量少或者种类不够丰富，也能够靠其本身来吸引观众。但在场馆环境开办相应展览，这一优势相对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在这一情况下，在展品选择与应用方面，就要相对更加注意。“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展览主创在设计内容方案阶段，就注意利用可移动文物对展览加以配合，在方案中完整体现重点展品、次要展品以及辅助展品，尽可能注明具体展品的展示方法、表现重点、环境要求以及与其他展品的组合关系等等，确保形式设计人员能够充分理解相应展品在展览中的展陈需要和位置关系。同时，在展品选择方面注重“精”与“新”相结合。“吾行——抗联遗迹的故事”展览中所使用的展品数量并不多，但均与相关展览内容密切相关且具有代表性。如专门为展览而参照实物复制的杨靖宇印章（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藏国家一级文物铁血少年营单刀、向兄弟单位磐石市博物馆借展的文物修械工具箱等。展览主创在注重展品精度之外，还注意“出新”。展览中设定有延边地区“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一展项，然而其实地效果几乎遍布整个延边地区，且相对分散。展览主创遂与院内书画创作研究的部室联络，由其中专人创作相关题材的书画、版画作品引入展览，丰富了展览的内容和形式，收获了良好的观众反响（图五）。
图五 将相关题材的书画、版画作品引入展览
五、结语
综上所述，依托不可移动文物在场馆环境开办展览，虽然面临着空间局限性、规划复杂性等难题的挑战，但只要注意设计阶段做好形式与内容方的沟通，把握相关历史脉络和研究成果，施工阶段巧妙转换空间概念，并注意展品应用，也可以达到良好的展出效果，从而加深观众的参观体验，丰富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进而促进文化和旅游事业的更好发展。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