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骚”四篇_离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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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4-0036-03

1、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謇謇,王逸注:“忠贞貌也。”刘良训为“直言貌”。朱熹注为:“难于言也。直词进谏,己所难言,而君亦难听,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后世学者多或从王说或从刘说①。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姜亮夫谓:

謇字为汉以前书所无,当即“諓”之通借。贾逵注曰:“諓,巧言也。”韦昭曰:“諓諓,巧辩之言也。”……巧言即上文之谗言矣②。

汤炳正曰:“謇謇”当为“乾乾”之同音通用字,为“自强不息之意”③。赵逵夫说:“謇”、“蹇”实即“骾”、“鲠”,“謇”、“蹇”、“謇謇”是“骾”、“鲠”在楚方言中的演变,它们只是一音之转④。

按:在上述诸家之说中,我们认为刘良的说法较其它各家之说符合原意。赵逵夫读“謇”为“鲠”,训为“耿直”,在意思上与“直言”较为接近,然而“謇”与“鲠”虽然在声上同属见母,但韵上,“謇”为元部,“鲠”为阳部,似远一些。我们认为,“謇”当读为“讦”。“謇”,见母元部,“讦”,见母月部,二字声母相同,韵母阴入对转,二字古可通假。如:今本《周易》蹇卦的“蹇”,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中作“讦”;今本蹇九三“往蹇来反”、六四“往蹇来连”、九五“大蹇朋来”、上六“往蹇来硕”中的“蹇”,竹简本皆作“讦”⑤。“謇”、“蹇”古代相通的例子很多⑥,故“謇”、“讦”二字亦可相通。“讦”可训为“直言不讳”。《集韵·废韵》:“讦,直言。”《说文·言部》“讦,面相斥罪”之训亦“直言不讳”之义。《后汉书·李云传》:“曷其绞讦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贤注:“绞,直也;讦,正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鬼神之明》简2“及桀、受、幽、厉,焚圣人,杀讦者,贼百姓,乱邦家”中的“讦”也是“直言不讳”的意思⑦。“蹇”可连言“蹇蹇”,“讦”也可连言“讦讦”,如今本《周易》蹇六二“王臣蹇蹇”,上博竹书本作“王臣讦讦”,因此我们把“蹇蹇”读作“讦讦”,训为“直言不讳”是完全可以的。

2、退将复修吾初服

复,洪兴祖、朱熹皆引一本无此字,《文选》五臣本亦无此字⑧。姜亮夫根据王逸注“故将复去,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而认为原本当有“复”字⑨。按:原本当无“复”字。今本王逸注“故将复去”,《文选》五臣注引王逸注作“故将退去”,因此我们怀疑王注本原作“故将退去”,因“复”、“退”二字隶书形近,而误“退”为“复”。隶书“退”字可写作“”(老子甲后三二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213页),“复”字可写作“”(流沙简·屯戍八·六,《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211页),形体很接近,极有讹混的可能。当注文中的“退”字讹为“复”字之后,后人根据注文“故将复去”而于原文之上误增“复”字,遂成今本之模样。

3、芳与泽其杂糅兮

王逸注:“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兰。泽,质之润也。玉坚而有润泽。糅,杂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内有玉泽之质,二美杂会,兼在于己,而不得施用,故独保明其身,无有亏歇而已。所谓道行则兼善天下,不用则独善其身。”王逸认为芳泽皆为褒美之词。后世治楚辞者,如朱熹、闻一多等从之⑩。《文选》五臣注亦从王说。钱杲之则认为“杂饭曰糅,己之才美,虽杂糅于小人,唯昭然之质,犹未亏损。”(11)钱氏之说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如王夫之、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朱季海等都认为芳和泽分别代表美和恶两种东西。朱季海于此论述最详: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注:“芳,德之臭也。泽,质之润也。糅,杂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内有玉泽之质,二美杂会,兼在于己,而不得施用,故独保明其身,无有亏歇而已”。又《九章·思美人》:“芳与泽其杂糅兮”,注:“正直温仁,德茂盛也。羌芳华自中出”。注:“生含天姿。不外受也”。又《惜往日》云:“芳与泽其杂糅兮”。注:“质性香润,德之厚也”。“孰申旦而别之”。注:“世无明智,惑贤愚也”。季海按:《怀沙》:“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注:“贤愚杂厕,忠佞不异”,此注最确。既云“杂糅”,明是异类,芳、泽相反,犹玉、石殊科。芳与泽其杂糅,正谓“贤愚杂厕”,设喻同尔。首句偁“唯昭质其犹未亏”,言虽贤愚杂厕,君子终不以小人损其名也。次句言君子芳华在中,满内扬外,非小人所能点污也。三句言遭夜方长,则芳泽莫辨尔(12)。

按:根据文意,我们认为芳和泽分别代表美和恶两种东西这种说法比较可信。但“泽”字如何解释,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王夫之认为“泽,垢腻也”(13);郭沫若认为此句中的“泽”意义同于《毛诗·秦风》“子曰无衣,与子同襗”的“襗”(14);姜亮夫根据“泽”古字作“”,怀疑“《离骚》本作臭,字形讹作‘’,王逸以今文定之,又误作泽也”(15)。马茂元认为泽应该解作川泽的泽,指卑下的地方,引申作污浊(16)。朱季海认为,泽犹汗泽,亦污垢之类。又泽、殬同从睪声,亦可泽读若殬(17)。上揭各家说法,或从词义引申,或从通假,或从字形讹误角度对“泽”字作出解释。词义引申说和通假说对现代楚辞学者影响很深(18)。如果从古文字的角度看,姜亮夫的说法也是很有可能的。《说文·大部》:“,大白泽也,从大从白,古文以为泽字。”《说文》以“”为“泽”的古文。金文“睪”作“”(《金文编》373页),从白从矢。古文字中,从“大”与从“矢”可通用(19)。我们认为此字就是《说文》中的“”。郭店楚简“泽”或作“”(郭店简《语丛四》简7),“择”作“”(郭店简《穷达以时》简6),都是以“”作为声旁的。而“泽”“睪”古通用(20),故《说文》以“”为“泽”字古文是有根据的。郭店楚简“臭”作“”(郭店简《语丛一》简47),字形与“”比较接近。古书中有“泽”、“臭”讹混的例子。《史记·礼书》“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这段文字源于《荀子·礼论》,《荀子·礼论》原文作“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史记·礼书》中的“臭芷”,《荀子·礼论》作“睪芷”,两相比勘,唐钰明指出:《史记》的“臭芷”确系“睪芷”之误(21)。因此我们认为,《离骚》原本可能作“臭”,因字形相近而讹作“”,后世学者以今文改写,遂误作泽。“臭”在战国末期已有“恶臭”之义(22),与“芳”之“芳香”之义正好代表美恶两种东西。

4、余独好脩以为常脩

洪兴祖引一本作“循”。

按:根据王逸注文“我独好脩正直以为常行也”,知本当作“脩”,“循”为形近讹字。汉代隶书“亻”旁往往变成“亻”,如“条”既可以写作“”(古地图,《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374页),从“亻”;也可以写作“”(武威简·服传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374页),从“彳”。“脩”也可以从“亻”写作“”(老子甲后四二四,《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272页);也可以从“彳”写作“”(老子甲一○八,《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272页),则和“循”字形极为接近,如“脩”可写作“”(礼器碑,《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272页),“循”可写作“”(石门颂,《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122页),二字的字形正如洪适所说“只争一画”(23),故《居延汉简》里面从“彳”的“脩”字有学者就误释为“循”(24)。这说明二字的形体确实很接近。由于形体接近,以致古书中二字常讹混。如裘锡圭先生根据汉简材料,指出《后汉书》、《晋书》的“循行”,是“脩行”的误文(25)。又《离骚》“循绳墨而不颇”中的“循”,洪兴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脩”,根据文意当作“循”,“脩”为形近讹字。

注释:

①参崔富章主编《楚辞集校集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6-159页。

②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1页。

③参崔富章主编《楚辞集校集释》,第156-159页。

④赵逵夫《屈骚探幽》(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316-318页。

⑤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⑥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82页。

⑦廖名春《读〈上博五·鬼神之明〉篇札记》,简帛研究网,2006年02月20日。

⑧崔富章主编《楚辞集校集释》,第278页。

⑨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第42页。

⑩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页;闻一多《离骚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11)崔富章主编《楚辞集校集释》,第290页。

(12)朱季海《楚辞解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3页。

(13)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页。

(14)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15)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第44页。

(16)马茂元《楚辞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

(17)朱季海《楚辞解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3页。

(18)参潘啸龙注评《楚辞》,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王锡荣注释《楚辞》,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文怀沙《屈原离骚今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汤漳平译注《楚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19)李家浩《传遽鹰节铭文考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20)高亨《古字通假会典》,第891页。

(21)唐钰明《据出土文献评论两部辞书释义得失三则》,《中国语文》,2003年第1期,第82页。

(22)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9页;唐钰明《“臭”字字义演变简析》,《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2-160页。

(23)参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124页。

(24)参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

(25)参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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