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与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构压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压力论文,结构论文,我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口与教育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
在全球化环境中，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虽仍然存在，但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矛盾，却表现出更持续和普遍的意义。对世界后发国家而言，也更具有普遍性。正如我国现实社会规范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立足控制和缓释人口对自然资源的结构压力，而非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结构压力。这种取向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对人口与社会资源矛盾的重视，影响到我们转化和降解这种矛盾的方式与途径选择。
（一）人口压力与教育资源的矛盾
人口资源与教育资源同属于社会资源范畴。二者都表现着人类在两种生产活动中主观与客观的契合。人口与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矛盾，虽然延伸于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并与人口和自然资源的矛盾相联系，但是人口与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同人口与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矛盾，在转化与消解中并不具有必然的同步性。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并以全球基础教育投资总额的1%，满足着近全球1/4需要获得基础教育的人口。虽然我国人均受教育所需经费，因国情使然低于世界发达与中等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教育基础设施的质与量和教师的工资上），但是教育投资不足却是客观的事实。以致“义务教育”的制度规定，因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在全国一些贫困地区和城市中的少数贫困群体身上，难以刚性地实现。
教育资源与受教育人口需求的矛盾，反映了国情，但“国情”作为一种条件与环境，本身是国家、国人主观与客观契合的一种认知。因而所谓教育投入“不足”，应有三层含义：一是国家在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存在较大的非均衡性，即政府对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二是现实中一部分社会家庭和个体期望投资教育的能力不足，表现在农村3000多万、城市2000多万贫困人口中；三是整个社会办教育的能力不足。
当现实教育体制的整体功能，因“不足”而被庞大的人口压力所弱化时，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与自我完善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必然处于低迷状态；另一方面，现实教育体制的整体功能，表现在受教育才的权利只能是粗放的和初级性的；表现在满足受教育人口的需求上，只能是最基本和低层次的。
虽然“小康”表达着“居于一般水平之上的一种状态与程度”，但全面建设小康中，家庭和个人对受教育需求的高企望值，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被国家认同，使投资教育既成为社会个体的愿望，又成为了国家的期望。当“愿望”与“期望”的整合体现着社会进步时，我国教育体制的初始性改革，以国家调整教育投资结构为表现，但“愿望”与“期望”的文化底蕴与价值取向是存在差异的。
（二）“义务教育”的制度规定控制着受教育人口的需求
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全球化，使现实义务教育的制度规定面临着三重反思：一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劳动者，仅获得初级教育或仅达到初级文化水平，已不足以适应其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这种趋势还会更加深刻和放大。二是中国加入WTO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客观上排斥着仅受初级文化教育的劳动者，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因中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而阻缓（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已经要求我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制度安排进行深刻的反思。三是当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时，客观上便把非义务教育全面逐步推向市场，结果是我国教育发展走向市场化。
在21世纪，人口与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矛盾本质是劳动者素质同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虽然政府开始重视和着手解决这一矛盾，如在1999年全面拓展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即当年秋季扩大招生近43万人，但它是通过集合社会资源来缓解教育需求对教育资源的压力。这是在教育体制总体改革滞缓的前提下，缓解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仅仅是把部分投资教育的责任和义务转移给了社会家庭和个人。结果是：对社会弱势人群而言，受教育的权利被新的“厚壁障”阻隔；而当越穷越难以实现受教育权利时，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便发生了。同时，当教育走向市场化，教育体制改革也面临着“二难选择”。
教育体制的非市场化和发展手段的市场化，使教育体制改革步入“二难选择”困境。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转型“二难选择”困境的折射。“看不见的手”发挥着控制和调节人口与教育资源结构性矛盾与压力的作用，但在社会分化加速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中，隐含着社会弱势群体继续受教育权利的失去。同时，“看不见的手”还诱导着社会家庭和个人，在其心理和行为中打上功利主义的徽号。
二、人口与教育资源同社会规范、秩序的矛盾
人口与教育资源结构性矛盾走向固化，与现行社会规范与秩序设置关联着。
（一）人口与教育资源的矛盾和压力在社会规范和秩序中的表现
现实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设置，虽蕴含着对人口与教育资源的矛盾和压力的控制与缓和，但矛盾依然彰显出来。一是表现在“拥有权利”与“权利的拥有”方面。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拥有受教育的权利”理应寓意其中。从我国特定制度文化的角度解读，这是有特殊意义的。当“拥有权利”的制度安排与“权利拥有”的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时（这对部分社会成员来说是“终身性”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权威性便遭遇尴尬。从资源经济学看，它反映出社会资源承载能力的脆弱；从教育学判断，它反映出“受教育权利”与“选择教育的权利”存在非一致性；从政治学理解，它折射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世纪性困惑”；从社会学审视，它反映出现实社会规范与秩序设置同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有着内在关联。二是表现在“权利选择”和“选择的权利”方面。在教育和发展教育的权利上，国家权威的体现，既是特定制度文化的要求，也是社会控制的需要，因而“权利选择”从教育体制到运行机制、教育形式内容都表现出垄断性和统一性；于是“选择的权利”被事实上抑制和忽视。问题在于：当“选择的权利”被忽视时，“权利选择”又把责任（集合社会资源）推向了整个社会。结果是教育体制改革面临双重矛盾：人口与教育资源、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利与教育体制的规范。
教育体制改革包括教育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接轨的今天。由此，当传统的秩序与现实应然的秩序之间，发生新的矛盾与冲突时，如“考试”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理性的秩序，同“应试”作为个体“唯有读书高”的未必理性的选择之间发生冲突，双重矛盾的存在客观上增大了教育体制内在的结构性压力。
（二）人口与教育资源矛盾和压力在社会就业规范和秩序中的表现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每个国家、家庭和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改变，因而受教育程度既是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的重要条件和日益明显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促使社会分化的重要的文化基元。
在我国，人口与教育资源的整合度同社会就业规范与秩序设置相联系，但后者影响并制约着前者。在实现小康水平的过程中，现实社会就业规范与秩序具有控制人口与社会资源冲突的合理性。但在“全面建设”中，现实社会就业规范和秩序却需要重新制度化。正如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区分，事实上体现着计划与市场的区分，在“全面建设”和知识经济时代，若依然把义务教育限定在“九年”的低水平上，显然存在着对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发展趋势的某种忽视。因此，笔者认为应及时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即修改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否则，在“全面建设”的进程中，将导致新的“发展性的社会分化”，即低素质社会成员将失去现行就业体制、秩序和制度保障。
“初始性社会分化”与“发展性社会分化”其性质与风险程度都不同。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与受教育水平和由此决定的就业机会的关联度迅速提高。正如，在现实就业秩序中，公务员资格与任职等级考试、事业单位岗位和职务考试、外资企业与各类组织的文凭先决等等，都客观上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着。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基础教育规范和秩序设置的标准，来控制和降解发展性社会分化的负效应。
三、社会文化与心理同教育体制的矛盾
由社会结构性矛盾导致的社会压力，通常表现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当压力和矛盾因既成性的社会规范和秩序设置、传统社会心理的阻障而不能释放时，社会压力的负效应便形成，并对社会发展构成一定的反制与阻抗。
正如，当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形成一定的反差时，生活在现实的人们，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义利观”，并在社会反差和社会分化比较效应迅速扩大中，形成个人主义的狭隘“利义观”。这既可能导致社会个体行动与社会行动发生分离，又会影响到社会主文化的繁荣。
正如，当社会分化为社会所认同并日益成为个人社会地位、身份、信用等级的重要标识时，现实教育体制的延伸将进一步扩大其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发生异变与冲突，将是必然的。这不仅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体化模式形成强大的冲击，而且将影响到社会和谐的实现，影响到部分社会成员对政府是否认同的态度。
正如，在社会转型中，当市场经济引起传统社会关系为社会普遍性的“契约关系”所修正时（“全员合同制”的实施），现实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否也会受到市场文化和契约文化的影响？是否因为教育中契约行为的客观存在，而使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与宗旨（培养“四有”新人）受到挑战？
正如，当“独生子女”的制度化安排（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对每个社会家庭及个人心理上构成新的社会压力时，“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与心理定式正在转化为“怎样养儿才能防老”的忧患意识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社会效应必然迫使人们思考正在发生的“故事”。于是，父母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期望与责任转移到孩子们身上（如果孩子长大成人而没有工作，父母仍将承担责任而不能转移给社会，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结果是：几乎每一个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必须努力调整家庭或个人对教育的支出，以实现“望子成龙”和“出人头地”的带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的梦想。这对国家来说，虽然是矛盾与压力的消解，但它是以社会、父母和个人歧义地理解教育和受教育为代价的，并使教育与受教育这一高尚的事业“蒙上了一层灰”。
正如，当社会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能力与社会个体受教育程度日益成为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前提性条件，成为向上流动的重要基础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和“七十二行出状元”的话语环境，事实上正在逐步消失。这将对“全面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此等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社会转型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背景中，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形成，以及实现经济利益手段的市场化，与其对教育资源的控制相关，并正在成为一种大趋势。当二者的关联度增强，并成为一种文化环境和社会心理定式时，需要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全方位、多元化的改革。但缓释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矛盾和压力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而教育体制结构性压力的缓释需要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结构调整提供支持，而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结构性压力缓释则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的结构调整和新的制度设计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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