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芳[1]2001年在《处所句诸构成因素相互关系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把有处所词或处所短语出现的句子称为“处所句”，考系范围仅限于叁种句型，所要探讨的是处所句中诸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 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句式义对其构成成分有限制作用。“N+V+在+PP”的基本句式义为“某物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某处所”，“N+V+到+PP”的基本句式义为动作到达某处所。这就决定了它们句中的动词V的语义特征，也决定了这两种句式中动词V的语义特征的差异。“N_1+在+PP+V+N_2”的基本句式义为动作在某处所发生，这种句式义对句中动词V的限制要相对小得多。 2．动词和处所词的关系可能是显现的。也可能是隐含的。因此存在显现动词的处所与隐含动词的处所的区别。显现动词的处所句是“单动式”的，中间加不进其它动词，隐含动词的处所句是“双动式”的，中间可以加入一个与句中处所直接相关的动词。另外，在“N+V+在+PP”中，当动词的语义特征与静态的句式义不符时，则句中隐含了一个与动词语义特征相符的状态动词，本文称为“隐含状态动词”；在“N_1+在+PP+V+N_2”中，当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处所词的语义特征不符时，则句中隐含了一个与动词语义特征相符的处所词，本文称为“隐含处所”。这些隐含的关系反映了汉语句法的灵活性和语言表达上 的经济性原则。 3．动词和处所词之间存在着语义特征上的对照关系。如具有位置义的动 词与位置处所相对照，具有趋向义的动词与终点处所相对照，具有取离义的动 词与起点处所相对照等等。r 4．名词和处所词的关系受到句式义、动词和处所词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如在“位置”义的“V在”句中，名词 N必位于处所 PP中，而在“动作发生 处所”义的句中，名词N不一定位于处所PP中，再比如如果动词与处所词的 关系是“取离”与“起点”的关系，N必不位于PP。
张成进[2]2005年在《现代汉语存现句语义语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本着求实探索的态度,在第一手语料的基础上,以“叁个平面”语法观为主导原则,同时借鉴“格”语法、功能语法相关理论,对现代汉语存现句语义语用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汉语存现句的命名基础主要是语义上的,本文提出以语义标准为主兼顾形式的看法。以此为基础得出了本文研究的存现句范围,并对汉语存现句定义进行了再审视。在汉语存现句语义格分析方面,指出A段充任的语义角色是位事格。在汉语存现句的语义价分析方面,认为动词价语判定与句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特定句式对动词价语具有约束作用,会提升或消减某个动词的价语。汉语存现句语用部分的分析,提出汉语存现句是一种时空成分主题化的句子,时空成分A段置于句首,是叙述的起点,是定指,提供的是已知信息。对汉语存现句焦点结构的分析,分为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两个层次进行。鉴于对比焦点也可以置于句末这一语言事实,本文提出存现句常规焦点、对比焦点位置重合的观点,焦点重合的语用价值在于原本就是信息重心的焦点成分得以进一步凸显。通过本文分析,希望能有补于汉语存现句语义、语用研究方面的不足,使得汉语存现句句法、语义、语用叁方面都得到均衡研究。
叶建军[3]2008年在《《祖堂集》疑问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句法、语义、语用叁个平面语法理论为主,以语法化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为辅,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静态描写与动态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对《祖堂集》疑问句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探讨《祖堂集》疑问句或疑问范畴的源流演变等。全文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说明了《祖堂集》概况、《祖堂集》疑问句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等。着重讨论了《祖堂集》疑问句分类问题,构建了《祖堂集》疑问句二层级分类系统。第二章全面考察了《祖堂集》特指询问句。认为特指询问句中疑问代词及其复合形式丰富多样,来源于不同的时代层次,它们很少用于反诘问句或其他疑问句。认为新兴的特指询问句“如何是X?”等为禅录语法格式,来源于汉译佛经;新兴的特指询问句“NP聻/尼/你?”是现代汉语特指询问句“NP呢?”的源头。第叁章全面探讨了《祖堂集》是非询问句。认为是非询问句一般要使用疑问标记,即疑问副词或疑问语气词。着重讨论了疑问副词“还”的来源问题,并用类化机制进行了解释。第四章全面描写了《祖堂集》正反询问句。认为正反询问句“VP(也)无?”可能具有晚唐五代时期南方地域特性;从正反问句可以看出《祖堂集》的口语化程度较高。着重探讨了“VPNeg?”句末Neg的虚化问题,认为Neg仍是否定词语。第五章全面描写了《祖堂集》选择询问句。认为选择询问句倾向于由“意合”走向“形合”;选择询问句中的关联标记“为复”、“为当”、“为”、“是”均来源于中古汉语,可能与汉译佛经有亲缘关系。第六章全面考察了《祖堂集》测度问句。认为《祖堂集》测度问句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系统。着重探讨了“莫(不)VPNeg?”句末Neg的虚化问题,认为句末的Neg仍是否定词。探讨了“莫”系测度疑问副词的来源问题,提出类化是语法化或词汇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第七章全面考察了《祖堂集》反诘问句。认为特指反诘问句中疑问代词及其复合形式来源于不同的时代层次,并有“何曾”、“岂况”等反诘标记。探讨了疑问代词“什摩”的反诘用法,认为现代汉语中疑问代词“什么”丰富多样的反诘用法可上溯到《祖堂集》。探讨了连词“争奈”的来源问题,认为省略和重新分析是“争奈”词汇化的重要机制。认为是非反诘问句倾向于使用反诘标记;反诘格式“岂不闻(道)X?”等来源于汉译佛经。认为新兴的选择反诘问句“VP那作摩?”可能是晚唐五代时期闽语的反映,也是现代汉语选择问句“VP是怎么的?”等的源头。第八章考察了《祖堂集》特殊疑问句。提出并阐明了“糅合式疑问句”、“复句式疑问句”等概念。认为一些疑问句格式如设问句“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与中古时期汉译佛经有亲缘关系;现代汉语中的一些疑问句格式如招呼问句“你来了?”、附加问句“P,是不是?”等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祖堂集》。第九章全面考察了《祖堂集》疑问句句末语气词。认为新兴的语气词“摩”使用频率最高,用法上要广于现代汉语中的“吗”;相对于庞大的疑问句数量来说,句末使用语气词的还是极少数,且主要集中于数量尚不多的是非询问句。第十章探讨了《祖堂集》疑问句的语用功能。认为询问句基本语用功能是探询,附加语用功能有勘验、启示、规避等;测度问句语用功能较单纯,即要求证实;反诘问句基本语用功能是强化,附加语用功能有责备、提醒、反驳、劝说等。第十一章为余论。总结了《祖堂集》疑问句的叁个重要特性:时代特性,地域特性和行业特性。从《祖堂集》疑问句这一视角揭示了禅宗文献与汉译佛经的亲缘关系。从《祖堂集》疑问句等句式出发阐明句式的糅合现象具有普遍性,认为汉语史上很多“奇特”的句式唯有从句式的糅合这一视角才能得到合理而一致的解释。
鞠彩萍[4]2006年在《《祖堂集》谓语动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汉语语法史上，动词及与之相关的句型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禅宗语录《祖堂集》是反映晚唐五代时期语言的重要资料，迄今未见对其动词进行全面研究的论着。本文以《祖堂集》谓语动词为平台，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祖堂集》本身的语言有何特点?《祖堂集》之前的汉魏六朝时期状况如何?发展到《祖堂集》时代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哪些是《祖堂集》新生的语法现象?同时对《祖堂集》谓语动词所在的句型特点、动词的宾语补语类型、《祖堂集》中的新生动词以及具有禅宗语言特色的动词作些探讨。本着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写作中坚持做到：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相结合、定量描写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借鉴现代汉语的理论，说明相关语法现象，从而探讨汉语史谓语动词使用和演变的规律。全文共分叁章，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在介绍《祖堂集》文本的基础上，对涉及《祖堂集》谓语动词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如谓语动词的界定，动词研究的现状，以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等。第二章是本文的主体。根据语义、语法功能和组合关系，将《祖堂集》谓语动词划分为言说动词、能愿动词、使役动词、心理动词、状态动词、关系动词、存在动词、行为动词、趋止动词九个次类。在借鉴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以下看法：(1)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考察了“言、语、曰、云、说、话、谓、道”八个言说动词的句法和语义特点，指出现代汉语常用词“说”和“道”在以《祖堂集》为代表的唐五代时期发展已趋成熟，表现在句型结构上更加复杂多样化，在考察这些言说动词的过程中同时发现佛经文献走在语言发展变化的前列。(2)考察言说动词的频率差异，指出《祖堂集》文献文本属性方面的某些特点。(3)考察《祖堂集》特色言说动词，指出禅宗典籍中有一类“问”不表示询问义，它们只相当于一般言说动词“曰”或“说”。同时探讨了《祖堂集》“……则(即)不问……”特殊句式，指出由于这种句式大量使用，已经成为具有禅宗文献特色的程式化语言。(4)对《祖堂集》言说动词的零形式和强化连用现象作了深入分析。(5)考察能愿动词“中”，对前人的研究作了补充，认为“中”上古已见用例，由于使用频率较低，一直都未得到充分发展。(6)考察能愿动词“会”的历史来源，认为表示对事理推测的“会1”来源于动词“符合；相合”义，是隐喻和类推机制促使了“会1”的虚化；表示有能力做某事的“会”来源于动词“领悟；理解”义，是句法环境和动词“会”本身语法功能的发展导致了“会2”的产生。(7)考察《祖堂集》“不得”补语句的使用情况及其历史发展。(8)探讨使役动词“许”的虚化，说明除了隐喻和类推的虚化机制，句法环境也起了重要的影响，“许”虚化为副词的最早用例大约见于晋朝。(9)比较《祖堂集》使令结构和致使结构的差异，指出致使结构是使令结构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导致使令结构语法化的原因有二：一是使令动词动作性弱化，二是所处句法环境发生了变化。(10)探讨使役向被动的转化以及汉语史被动介词的界定与优胜劣汰，认为近代汉语阶段“遭”字句等也经历过词汇意义逐渐虚化的过程，即“遭”曾经拥有过一段时期的作为被动标记词的用法，从而说明界定汉语被动句的标准。(11)从语义角度对《祖堂集》心理动词分类考查，对心理动词的配价及宾语类型作了初步探索。(12)从状态动词所带宾语补语类型着手探讨其所在的句型特点，同时对《祖堂集》动词“了”的虚化轨迹作了挖掘。(13)揭示了《祖堂集》“有”修饰谓词的现象，并结合现代汉语研究的实际探讨其成因，指出“有+VP”句的形成，除了语言接触、传媒诱导等因素外，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同类句式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14)考察授与动词“与”的句型发展，指出与现代汉语类似的句型《祖堂集》基本具备。(15)考察动趋式带宾语时宾语的位置，指出唐五代时期动趋式后不带宾语，中宾式和前宾式宋朝始见，而后宾式清朝才有用例。第叁章探讨了与动词相关的一些问题。考释了《祖堂集》“卜(居)”“意思”“商量”“通信”“管带”“落采”等几组新兴动词，现行的大型语文辞书或失收，或义项缺漏。此外对《祖堂集》并列式复合动词的构成方式和特点作了初步探讨。
郭耀华[5]2010年在《宁玛派大圆满法见地与修行果研究》文中认为宁玛派的大圆满法(DZOGCHEN)是藏地最早传自印度的至高无上的修炼法。当赤松德赞在吐蕃主政时期,此修行方法由莲花生大士,无垢友大师,与毗卢遮那叁人从印度引进,后来成为宁玛派九乘判教最上一乘,又称为阿底瑜伽,或菩提心法脉。初期传人很少,近一百多年来,才开始普传弘扬。当神秘面纱揭露,大圆满法证悟之果——虹光化身极具吸引力,其价值难以衡量,目前大圆满法已风行欧美。要了解大圆满法的正行修行(包括彻却与脱噶法),有必要整体了解宁玛派历史、大圆满法传承历史,及其见地、修行、果位,才可能更深入探讨。因此,本文以大圆满法的思想及修行为核心,使用比教宗教学、历史文献学及田野调查等方法研究,共分成八章讨论。主要研究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大圆满法起源问题以及大圆满法的见地与修行果与北传佛经比较等等。虽然北传佛经没有大圆满法这个名词与修炼细节,但直接传承自文殊菩萨与东方阿閦佛国的大圆满法修炼,却是道道地地的大乘心法的分支。首先在第一章中综合介绍了大圆满法历史、见地、修行、果位等。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大圆满法重视自然智慧、本净澄明的观照,其见地不是他空见,菩萨道贯穿整个实修过程,这些均可证明大圆满法直接传承了大乘佛教的心法。龙钦饶降巴尊者(公元1308-1364年)是十四世纪宁玛派的一位集大成者,是大圆满法承先启后的祖师。他的相关着作阐释了大圆满法的修行见解。通过比较尊者的着作和大乘诸多佛典的相关内容,也可证明大圆满法是大乘佛法的重要传承法脉。因此,第二章提出叁十八个名词,来表明大圆满法的见地和修炼特质,以此与大乘经典互相印证,表明大圆满法见地已融入众多显密经论之中,相关概念如：自然智慧、觉性赤裸、童子瓶身、无分别智、本净、平等、法界、本超因果(无异熟)、轮回涅盘不二、菩提心、消融、自性清净、无住、无念无作意、无勤自然住等。其中,还解说了大圆满法特有的四光脉、双眼智慧脉、六灯或四灯、中脉验相以及四相(法性现前、觉性增长、觉性如量、穷尽法性)等概念,供有兴趣深入的修行者参考。这是在大圆满法研究方面,汉地学者首次运用大量文献与北传佛经来互证见地。关于大圆满法的起源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大圆满法与禅宗关系匪浅,甚至认为大圆满法彻却修行来自禅宗,笔者认为此见解恐怕有错。敦珠法王的法脉传承到谈锡永上师这一代,认为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弘传的不二法门是大圆满法最早心传,笔者认为这见地还不明朗,只讲对了一半。就笔者而言,印度传来的大圆满法的源头,是化身为金刚手菩萨的文殊菩萨及来自东方妙喜佛国的阿閦如来、金刚萨埵、维摩诘居士等。龙钦饶降巴尊者在《历史宝鬘论》一文中,提到普贤王如来化身金刚持佛传授大圆满法密意给金刚萨埵与金刚手,金刚手菩萨传大圆满法密续给人间初祖嘉饶多杰。所以,第叁章讨论了与文殊菩萨(化身为金刚手菩萨)相关的佛典,它们体现了大圆满法的根本见地,如《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文殊师利所说不可思议佛境界经》、《阿阁世王经》、《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及《维摩诘所说经》等等。其中,大圆满法祖师最重视的《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提到“持金刚金刚手,此妙吉祥智勇识不共真实名”,意即文殊菩萨化身金刚手菩萨。第四章讨论了与阿閦如来(不动如来)妙喜佛国相关的佛典,如《阿閦佛国经》、《大宝积经·不动如来会》、《大般若波罗蜜经见不动佛品第二十四》、《维摩诘所说经’见阿閦佛品第十二》等,最后还探讨了金刚萨埵的东方妙喜佛国净土,并突出了金刚萨埵主发菩提心之妙德。这是汉地、藏地学术界针对大圆满法起源问题,首次提出的一个比较深入、全面的结论,极具学术价值和意义,由此可促使后来者更深入探索大圆满法的特色。在起源问题上,由于有学者提到赤松德赞时期顿渐之争的摩诃衍那,及大圆满祖师汉人吉祥狮子可能来自禅宗,对大圆满法有所影响,但笔者并不赞同。因此,第五章特别提出禅宗传承的叁部经典：《楞伽经》、《金刚经》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与大圆满法见地作比较讨论。首先以大圆满法心部典籍《一切法大圆满菩提心普作王》,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作修行对照,之后对《金刚经》及《楞伽经》与大圆满法的修持见解进行比较,最后总结出禅宗与大圆满法修行思想的两个根本差异,笔者相信,这个结论对厘清学术界对两者的认识,会有极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北传佛经的内容可以验证大圆满法是大乘心法,例如：《阿毗达磨大乘经》中的平等法界；《楞严经》中的虚空藏菩萨修行、文殊菩萨谈平等；中观派龙树着作的《中论》观业品及观涅盘品,提到了本超因果及轮涅无二；《禅法要解》及叁解脱门,提到了消融、虚空定、大悲等；《胜鬘经》、《大方广如来藏经》中的如来藏思想；《大般涅盘经》提到的金刚宝瓶身；《法华经》提出的自然智慧等等。因此,第六章主要对上述经典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从中明显可见,大圆满法见地与汉地所传佛法的见解完全可以相融贯通。此外,对于大圆满法虹光化身、叁身任运等修行成果,第七章进行了介绍。笔者公布了几次田野调查的成果,实际求证,还尝试进行科学分析,最后以此与北传佛经中的究竟涅盘境界比较,并阐明大圆满法涅盘解脱的独特处。由于大圆满法有五个分支,早期有两支,一支在宁玛派,一支在苯教。近代有叁支,一支在噶举派,一支在萨迦派(大圆胜慧),还有一支在格鲁派(五世、十四世达赖喇嘛),甚至在青海省甘德县也有觉囊派的隆什加寺传授大圆满法。因此,第八章主要比较早期两个分支苯教大圆满法与宁玛派大圆满法的同异。笔者运用田野调查的成果,采取叁例：青海省同仁县文嘉寺、四川省阿坝县朗依寺、四川省德格县的夏扎日出,来解说苯教大圆满法的闭关修行,同时一并分析苯教大藏经,及苯教大圆满法与宁玛派大圆满法二者见地的异同。其中,苯教叁年闭关课程(注：以文嘉寺为例)的详细内容,是笔者调研首度披露于汉地学术界。综上所述,本文运用众多文献和田野调查的成果,进行比较、印证,深入探索,阐明并总结了宁玛派大圆满法的见地、修行、果位,及起源问题。笔者认为所有与文殊菩萨及东方妙喜佛国相关经典,皆可当作认识和修行大圆满法的入门基础,这也代表了文殊及东方妙喜佛国法脉传承。而且在普传时,对气脉明点、中脉脉轮的打通要求不必太严格,即可修彻却与脱噶法,看虚空、看无云晴空禅修,人人可学。这为以后汉、藏、印度佛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宁玛派大圆满法,提供了全面而坚实的基础,意义深远。
徐艺元[6]2015年在《叙永县麻城乡何氏坛班丧葬道场调查研究》文中指出摘要：民间丧葬道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和传承。本文主要从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以田野调查、文献考证、历史比较为具体研究方法,详细记录并客观分析以何氏坛班所做道场为例的叙永县麻城乡境内汉族的丧葬道场,解读其以科仪抄本为主的道场文本,从请神临坛到迎王入座再到解罪拔苦、超度亡人,最后掩棺安葬、送神清宅的基本过程。本文第一部分即是对叙永县麻城乡汉族丧葬道场的执行者——何氏坛班的业务活动范围、坛班经济情况以及坛班传承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在笔者田野调查所见资料的基础上,对坛班所存丧葬道场的科仪抄本进行整理和分析,分别阐述了科仪抄本的概况、保存方式、禁忌,最后分析了科仪抄本中反映的“仪式线索、突出仪式主题、劝戒在世之人、赞颂神灵供品”四部分内容。第叁部分是对何氏坛班所做丧葬道场的道场概况进行阐述,笔者按照道场流程内涵,将道场流程分为“宣告天地,请神临坛”,“开方接引、安亡入座”,“解罪拔苦、超度亡魂”以及“出煞下圹、送神回转”、“复山纳契”五大部分,每一部分下又按照具体法事分为若干小部分,对之进行详细地梳理记录,并作简要分析。最后部分为笔者在资料调查、论文撰写过程中对何氏坛班道场的一些后续思考。
马洪良[7]2004年在《《史记》《战国策》对战国历史记载之比较》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史记》、《战国策》共同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分别考辨了《史记》与《战国策》叙事不同、详略不同(其中又细分为《史记》详于《战国策》、《战国策》详于《史记》、《史记》与《战国策》互有详略叁种情况)国名不同、人名不同等四个方面的得失优劣。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所考辨的四十八条相关记载中，《战国策》的记载比《史记》更为可信的仅为少数，而《史记》可信的则为多数，之所以《史记》对战国这段历史的记载要远胜于《战国策》，究其原因，《史记》是司马迁一人所独立完成的着作，有着强烈的求实精神的司马迁，对所采用的史料皆做过认真的考辨工作。而刘向作为《战国策》的编定者，他只是把几部内容相似的材料按国别编辑在一起，删其重复而已，并没有做史实的考订工作，所成之书并非他的“一家言”，因而《战国策》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并不是专门的历史着作。正是司马迁、刘向对待战国纵横家所述史事的不同态度和处理的不同方法成为决定二书在记载战国史实方面优劣的根本性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战国策》所记是战国纵横家或所谓策士的言论，他们的说辞旨在悦其人、动其心，以使被游说者采纳自己的策谋，至于所举事例是否符合事实并不为他们所注重，甚至许多事例出于他们的虚拟或增饰，因此《战国策》中存在不少失实或错误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 处所句诸构成因素相互关系的考察[D]. 谢文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现代汉语存现句语义语用研究[D]. 张成进. 广西大学. 2005
[3]. 《祖堂集》疑问句研究[D]. 叶建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4]. 《祖堂集》谓语动词研究[D]. 鞠彩萍.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5]. 宁玛派大圆满法见地与修行果研究[D]. 郭耀华.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6]. 叙永县麻城乡何氏坛班丧葬道场调查研究[D]. 徐艺元. 四川师范大学. 2015
[7]. 《史记》《战国策》对战国历史记载之比较[D]. 马洪良. 郑州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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