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分析——基于出口产品密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产品论文,密度论文,视角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当一国或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的过程中将不能重复使用，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World Bank，2007）。从直观感受上，学界及媒体经常用人均GDP3000美元-10000美元来概括这一陷阱；但更深层次地，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功跨越陷阱与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均属于后发经济体，大多依靠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下发展起来。当其进入中等收入后，暂不具备高收入国家拓展生产前沿的能力，原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难以为继，“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World Bank，2007），出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Hamed Vares等（2011），Kovacic（2007）等经济学家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指出，提高国际竞争力是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对于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的“中等收入国家”，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贸易发展水平及贸易结构，并由贸易结构反映生产结构（祝树金，2010）。特别地，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向高技术产品的转换是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生产专业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路。因此，对于出口层面衡量国际竞争力的指标设定及其影响因素，是当前经济学界特别是国际贸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贸易环境的转变，衡量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指标或考察对象，也经历了从出口贸易总量到出口贸易质量，从传统国家地区层面宏观出口质量向产品、亚产品层面的微观出口质量的转变历程（黄永明等，2012）。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总量与全球占有率。因此，Balassa（1965）提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并逐渐被修正为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成为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最传统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出口量与份额对国际竞争力的解释力逐渐下降，主流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复杂度更加能够体现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复杂度最早源于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TSI），该指标假设一种出口产品所含技术与该产品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Hausmann（2005）在TSI基础上对权重进行改进，提出了出口复杂度，用来衡量出口产品、产业或出口国总出口的技术含量。分别运用PRODY、ESI、EXPY来衡量产品出口复杂度、行业出口复杂度与国家出口复杂度，反映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邱斌等，2012）。Rodrik（2006）发现，出口复杂度与人均GDP正相关，而中等收入陷阱正是基于人均GDP的定义，这意味着提升出口复杂度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RCA与出口复杂度等指标在“量”与“质”的层面反映了一国出口结构，进而反映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与跨越陷阱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指标仅能反映出一国或地区某一时点的出口结构与国际竞争力的情况，即某时点静态的出口结构，忽略了出口结构在未来的动态转换能力与潜力。因此，本文借助Hausmann（2006）等人建立的产品密度指标，运用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据，计算各经济体实现结构转换的能力，以动态考察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评判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产品密度是从微观层面衡量一国出口结构转换能力的指标，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探讨一国经济的增长是否会推动一国的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一样（Hausmann等，2005；Rodrik，2006；Schott，2006），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产品密度的影响亦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此外，林毅夫、蔡□、李周（1999）指出，一国的发展战略及其变化在影响出口结构方面，与禀赋结构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一定时期内，出口规模的快速提高可能是由于一个国家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但也可能是由于推行了正确的赶超战略引起的。因此，本文在设立产品密度指标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寻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具备的高技术产品转换能力；再应用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世界43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前15年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找到推动出口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换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提高结构转换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指导。
二、出口产品密度与跨越陷阱的作用机理
（一）出口产品密度的内涵与测算方法
出口产品密度（Density）的概念①是2006年Hausmann等人建立的结构转换模型中提出的，旨在借助国际贸易理论中RCA等相关指标，测算产品空间中不同产品之间的距离。企业作为结构转换的微观主体，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会选择转换成本最低（即距离较近）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如果众多企业都距离某一项产品较近，那么未来该产品的生产能力就会较强。密度指标衡量的是一种产品周围优势产品的密集程度。如果优势产品越密集，那么从生产其他产品转向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就越多，该国向这种产品转换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密度指标衡量了一个国家由出口一种产品向出口另一种产品转换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1962-2009年UNCOMTRADE数据库中110个国家SITC Rev.1分类中的2位数下56种产品的出口额，测算出口产品密度。
笔者共计算了56种产品之间的距离，形成56×56对称矩阵。这里仅以如表1所示的各类产品之间的距离矩阵作为完整产品矩阵的代表，展示距离
的含义。由表1中2009年的距离矩阵可以看出，与化学制品（s7）距离最近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s5），两者同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与制成品（s8）距离最近的是杂项制品（s6），两者同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要素需求相同的产品之间更容易相互转换。
表示的是两种产品在某一时间的直线距离。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会选择转向距离较近，且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一个国家的出口结构源于众多企业的选择。如果有较多企业选择转向某一产品，则该国可以顺利实现向该产品的转换。产品密度正是从微观企业的行为选择出发，衡量了一个国家整体的结构转换能力。将所有k种产品到产品i的总距离作为分母，将优势产品（即x=1的产品）到产品i的距离作为分子，两者相除即得到产品密度。
产品密度计算了一种产品周围其他优势产品的聚集程度。对一国出口产品而言，产品i的密度越高，它周围优势产品的聚集程度越高。因此，有越多具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可能转向生产目标产品i，则该国从现有优势产品转向生产目标产品的能力越强。
RCA是出口结构转换实现与否的衡量指标，因为只有RCA从小于1变为大于1才能说明实现了结构转换。产品复杂度是结构升级的动力，只有产品的价值量高，企业才有动力向其转换，所以，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会对一国的出口结构产生“引力作用”。而产品密度则是一国出口结构转换能否实现的内在条件。经济体只有具有较高的产品密度，才有可能实现结构转换。
对比传统竞争力指标RCA，产品密度考察的不是在某一种产品的出口现状，而是基于一国整体出口布局，考察其未来的结构转换能力和出口潜力。如果一个国家出口的优势产品与高密度产品一致或接近，那么生产优势产品的企业将有动力向高密度产品转换，从而该国能够平稳地实现结构转换。
表2选取出口导向型国家在1996年和2006年的RCA和Density指标数据，筛选各个国家最具优势的产品（RCA最大）和最具转换能力的产品（Density最大）。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等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其RCA最大的产品与Density最大的产品距离较近，在0.35到0.40之间，企业在利润驱动下自发地实现结构转换升级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这些国家能够平稳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换。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智利等，其出口优势产品与其最具潜力的产品存在较大差异。以产品密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出口结构更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但RCA较高的多为资源类产品。陷入国家的优势产品与潜在产品距离较远，在0.29到0.34之间，出口企业不易自发实现结构转换。因此，企业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存在冲突，企业目标最大化条件下的选择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战略引导和政策扶持，引导企业向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方向转换。否则，只是停留在出口初级产品的阶段，最终导致出口优势的退化。
由产品密度的内涵和计算可以看出，密度指标从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出发，通过考察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的聚集程度，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结构转换能力。与常用的出口竞争力指标相比，密度指标体现了一国向各产品转换的可能性与潜在能力，对经济体未来的出口结构转换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发展中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战略促进产业完善和分工专业化，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密度，并根据自身的结构转换能力选择未来的出口结构调整方向。
（二）出口产品密度对跨越陷阱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
那么，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出口产品密度对跨越陷阱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跨越陷阱的国家与陷入陷阱的国家，分别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而走向分歧？本节将继续从出口产品密度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视角，考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依据国际经验，中等收入阶段一国或地区高技术产品的发展结构与水平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直接的关联。国际贸易分类中的第5类产品（化学制品）和第7类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通常被视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代表；而第6类（制成品）和第8类（杂项制品）则被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文中选取第5类和第7类出口产品的平均密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出口产品密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名义人均GDP增长率，纵轴表示高技术出口产品密度，以样本中经济体的平均密度与平均增长率作为横纵坐标的交点，根据产品密度与增长率的关系，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四种，分别位于四个象限，即第一象限的高密度、高增长模式；第二象限的高密度、低增长模式；第三象限的低密度、低增长模式；第四象限的低密度、高增长模式，它们代表着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及未来走向。
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一国或地区经济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意味着都顺利突破了贫困陷阱，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这阶段大多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拉动经济增长，其高技术出口产品的密度偏低，从发展模式上处于第四象限。随着经济的不断提升，经济体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从此意味着原本“低密度、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不能继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必须突破原有的增长模式，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换，以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此时，如果经济体由四象限的发展模式，能够进入到第一象限“高密度、高增长”的模式中，则能够顺利实现生产结构的转换升级，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密集型产品密度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出口结构转换可以促进一个国家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带来投资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使得产业创新力增强，推动产品结构转换。这意味着位于第一象限的经济体可以实现出口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并在此机制的作用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些经济体无法从第四象限跨越至第一象限，而是发展到第三象限，形成了“低密度、低增长”的发展模式。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密度较低，难以实现出口结构升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出口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下，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陷入困境。最后，第二象限代表着“高密度、低增长”的发展模式，即意味着一国或地区的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密度很高，但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却较为缓慢，这正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常见的发展模式。
综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可能由第四象限“低密度、高增长”发展至第一象限“高密度、高增长”，而形成良性循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由第四象限转变为第二象限“低密度、低增长”增长模式，形成恶性循环陷入困境。下文将分析产品密度对跨越陷阱作用机制的国际经验以及探索影响出口产品密度的因素。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用机制的国际经验分析
（一）跨越陷阱作用机理的国际经验检验：基于马来西亚与韩国的比较分析
马来西亚和韩国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均处于第三象限“低密度、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依靠出口资源类产品实现经济起飞。如图2所示，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保持着完全一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进入8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路径开始出现明显差异。韩国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马来西亚则长期陷入这一发展阶段。
两国发展路径的“岔路口”出现于1986年前后。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粮食、燃料等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1984年中期到1986年第三季度，按美元计算的商品价格累计下跌了26%。其中粮食价格下跌最猛（下降35%），其次是农业生产原料价格下降了25%，金属下降了17%”。③初级产品价格暴跌使靠出口支持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遭受重挫。马来西亚的人均GDP从1985年的2067美元/人下降到1986年的1785美元/人。而韩国1986年的人均GDP则较上一年增长了14%，并于1987年超过3000美元/人。两国主要源于出口结构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两国都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低廉劳动力来进行初级产品的加工和出口。但是之后韩国开始注重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努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产品从60年代以铁矿石初级产品为主转向以电子、船舶等产品为主。到80年代，初级产品在韩国的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而与之相对的，20世纪80年代初，马来西亚依然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支柱。因此，在全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暴跌的80年代，经历了经济的大幅衰退。为了走出当时的衰退，在近些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马来西亚开始注重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马来西亚在经历衰退后，也很快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它并没能够像韩国那样在短时间内顺利跨越这一阶段。这主要缘于两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高技术产品的密度存在重要差异。这里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的第7部门产品和第8部门产品作为高技术产品的代表。④将亚洲地区主要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平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9.7%作为横坐标的原点，将高技术产品的平均密度0.25作为纵坐标的原点。如图3所示，如果以将马来西亚和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000美元/人后的第一个五年和第二个五年进行比较。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内，两国都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已经从第四象限转移至位于第一象限，形成了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良性循环机制；而马来西亚的产品却依然位于第四象限。位于第一象限的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高技术产品较高，具有较强的产品转换能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从而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和新兴投资，使得高技术产品密度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韩国实现了“高密度高增长”的良好循环机制。而位于第四象限的马来西亚高技术产品密度低于平均水平，依靠初级产品提升增长速度，难以实现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呈现出向第三象限转移的发展态势。从图3中第二个五年的比较可以看出，韩国产品密度和增长速度依然位于第一象限，并且高技术产品密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马来西亚在经历五年的发展后，已经明显地过渡到第三象限，形成了“低密度低增长”的恶性循环，难以突破瓶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从两国发展经验比较可以看出，当一国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能否实现发展模式从第四象限向第一象限的转移，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是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而在其中高技术产品密度的提升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2008年刚刚突破人均GDP 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期的快速增长能否延续，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技术产品密度能否提升的影响。产品密度的增加意味着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可见，依据马来西亚与韩国的发展经验，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应该注重产品密度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的发展。
（二）多国比较的一般性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是有些国家可以在15年左右突破这一阶段，也有些国家长期陷入这一阶段。以经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40个国家的密度数据作为样本，选取《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这一类产品密度为例。将各国人均GDP大于3000美元/人的第一年的产品密度作为纵坐标，以各国GDP收入处于3000美元/人-10000美元/人的时间长度为横坐标，绘制如图4所示的散点图。
从图4的趋势线可以看出，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初期，高技术产品密度与其跨越这一阶段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呈现反向关系。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初期高技术产品密度较高的国家，其转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能力就越强，在世界贸易中竞争力更强，从而能较快地突破这一陷阱，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进入这一阶段初期，高技术产品的密度普遍低于全部国家产品密度的平均值0.3。因此难以在进入这一阶段后与其他国家在高技术产品上竞争，从而无法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长时间处于“陷阱”之中。密度较低的国家如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30年，始终无法实现出口结构转换。由此可见，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密度是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应该积极完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密度，从而提高结构转换能力，应对市场竞争，实现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
表3描绘了典型经济体不同类别产品密度的平均水平。可以看出，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阶段瓶颈的国家，其各类产品密度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各国自身的情况来看，其食品、原料和燃料等初级产品的密度都高于其化学品、制成品和机械类产品的密度。例如阿根廷的食品类产品的密度达到0.27，智利的原料和燃料类产品密度的密度为0.23，都远高于机械设备等产品的密度。中国也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发展阶段。从中国2009年的产品密度来看，中国的机械运输类产品的密度为0.32，在杂项制品中的密度为0.36，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在这一阶段相较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在出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顺利跨越这一发展阶段。
四、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估计方法
由国际经验分析可知，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应该着力提升高技术产品的密度，努力形成“高密度、高增长”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分析哪些因素可以推动产品密度的增加，我们选取43个国家在其名义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人-10000美元/人阶段的前1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以各产品的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人均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UNSD）。在这些国家中，15年内没有实现人均GDP大于10000美元/人的国家归类为陷入国家，在15年内人均GDP超越10000美元/人的国家归类为跨越国家。跨越与否使用虚拟变量DUM表示：跨越国家DUM=1，陷入国家DUM=0。变量ENROL、NATURE、URBAN和PATENTN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GDF），分别代表：中学入学率、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城市人口占GDP的比重，及非居民专利数。VALUEADD、OPENK和CC均来源于PWT7.0数据库，分别代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贸易开放度、消费占GDP的比重。
样本为时间和截面的混合数据，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该样本更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二）估计结果分析
用上述模型分别对化学类产品的密度（DENS5）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密度（DENS7）进行回归。回归结果R2均大于0.90，且不存在自相关，模型拟合较好，计量结果如表4。
回归结果表明，跨越陷阱国家的人均GDP的增加促进了产品密度的提高，而陷入陷阱国家人均GDP的增加却导致了产品密度的下降。如表4所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人均GDP每增加1%，机械及运输设备等产品的密度就增加0.1%；而陷入国家人均GDP每增加1%，机械及运输设备等产品的密度就下降0.3%。同样的增长速度指标，却产生了对产品密度完全相悖的作用力，充分说明了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是跨越陷阱的关键，而在于一国或地区已经形成的经济结构与内在运行机制。对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产业链的完善和技术创新，形成了依靠高科技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密度，从而进入一种高增长高密度的良性循环。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口产品多以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基础，出口产品较为单一，忽略了技术进步和产业链的完善，从而陷入了低密度低增长的循环。
此外，除经济增长之外，不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亦对高技术产品密度的提升有着不同的作用。从各产品密度的影响因素可见，工业增加值的提高和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上升都是推动高技术产品密度提高的重要因素，且对陷入国家的影响程度高于对跨越国家的影响程度。具体看来，工业增加值率增长1%，陷入国家机械及运输制品的密度将增长1.47%，而跨越国家机械及运输制品的密度增长0.69%。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增长1%，陷入国家机械及运输制品的密度将增长2.08%，而跨越国家机械及运输制品的密度增长0.15%。可见，对于发展模式依然很低端化的陷入陷阱经济体来说，一旦确立并推动能够形成向高端化演变的有力战略，产品密度将会在短期内有较大的起色。
自然资源的消耗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密度产生负面作用，且对陷入国家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对跨越国家的影响。由此可见，陷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依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推动经济发展。而跨越国家则大多采取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禁止开采稀有矿产等资源。陷入国家依靠自然资源租金所有权获取的租金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提高1%，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密度将下降约0.3%。而跨越国家受到自然租金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仅为陷入国际的1/10。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控制资源的过度浪费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依靠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和基础教育来推动高技术产品密度，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贸易开放度增加1%，化学品产品的密度将提高0.76%；中学入学率提高1%，化学品产品的密度将提高0.75%。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目前处于发展瓶颈的中等收入国家提高技术水平具有推动作用。
跨越国家不再主要依靠基础教育和贸易总量来提高技术水平，而是通过提高专利引进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非国内居民的专利数量提高1%，跨越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密度将提高约0.2%。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自身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国内居民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密度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1%，跨越国家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密度将提高1.27%。因此，一国的技术引进和国内需求能够有力推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从经济起飞向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面临着出口结构从初级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换的瓶颈。产品密度指标通过分析经济体的出口产品格局衡量其实现产品结构转换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高技术产品密度较高的国家能够应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即时形成“高密度、高增长”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促使中等收入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战略选择对产品密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居民消费和提高工业增加值是推动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基础教育、增加贸易开放度等政策促进高资本密集型产品密度的增长，从而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类表征已不同程度地在我国显露，其中出口结构失衡的现状令人担忧。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密度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存在优势，具备实现出口结构升级的潜在力量。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
1.密度计算涉及的110个国家或地区：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爱尔兰、安哥拉、奥地利、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巴布亚、巴基斯坦、巴拉圭、巴拿马、巴西、贝宁、比利时、冰岛、波兰、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丹麦、德国、多哥、多米尼加、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斐济、芬兰、冈比亚、刚果、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圭亚那、海地、韩国、荷兰、洪都拉斯、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加拿大、加纳、加蓬、津巴布韦、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卢旺达、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美国、孟加拉、秘鲁、摩洛哥、莫桑比克、墨西哥、南非、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萨尔瓦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塞浦路斯、塞舌尔、斯里兰卡、中国台湾、泰国、坦桑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西班牙、希腊、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叙利亚、牙买加、伊朗、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约旦、赞比亚、乍得、智利、中非共和国、中国。
2.面板数据涉及的43个国家或地区：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巴西、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加蓬、希腊、香港（中国）、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波兰、葡萄牙、俄罗斯、塞舌尔、新加坡、西班牙、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西班牙、英国、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
3.《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4）的分类计划。
①Ricardo Hausmann and Bailey Klinger,2006."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duct Space," CID Working Paper No.128.
②表中S0-S8分别代表8个部分的分类产品：食品和活动；饮料和烟草；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和蜡；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
③托马斯·莫里森，迈克尔·沃特沃斯.1988.“1984-1986年间商品价格的暴跌”，《金融与发展》1988年6月号第2期。
④各类产品具体涵盖范围见附录《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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