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写实”意向与文本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论文,文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将方方、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风景》和《烦恼人生》等作品算作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那么，这一影响深远的当代小说类型迄今已延续了整整20年。对于新写实小说的研究和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形成高潮，几乎是全方位的观照使学界对这一文体现象的认识日渐深入。时至今日，本文试图从“写实”意向与文本表达的角度重新审视之，力求重识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一
一般来讲，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写实”意向往往决定着其文本“写实”的方式。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池莉的“写实”意向是十分明确的，她曾痛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的“匠气”，而热衷于没有粉饰的生活。她在一个访谈录中这样说到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时的“文学意识”——“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①因此，池莉从一开始就将其笔墨伸进普通市民的生活中间，对他们真实的生命状态予以深切的关注和描述。批评界对此则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不乏严厉的措辞②。对于这些批评，池莉本人显得比较坦然，她说：“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别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别人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别人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③我以为，如果将池莉的小说仅仅看作是小市民生活和趣味的书写，就很可能低估了其小说的存在价值以及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仅从她的表白，更从她的作品中发现，其作品实际上印证着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文革”为象征的延续几千年的无视个体生命的强权话语的反叛和颠覆，对西方文明中关怀个体生命、尊重平民世俗生活理念的接纳和继承。如果说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着力于对“文革”强权所造成的人的“伤痛”做出疗救的呼喊，那么，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作品就是在对中国平民个体生活状态的“写实”中完成对“文革”强权话语的批判，进而实现文学关注对象和书写方式的深刻变革。在经历了西方文学语言和自身曾经用过的“宏大话语”之间痛苦的选择之后，池莉认为“我首先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写作，同时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而写作，我敬畏真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并希望努力为此写出更加动人的作品。”④
基于上述这样一些对“真实生命状态”的关怀与表达，池莉在其文本中锲入了对城市底层市民生存状态做真实生动再现的“写实”精神和“写实”笔法。就像她自己所言：“好小说并不在于作家自己所声称的社会意义，也并非日后社会对于该小说的意义性评价，而仅仅在于作品本身：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的，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功夫将自己独特的生活理解表达出来的，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并且色香味俱全——无论什么题材。”⑤与刘震云、刘恒等有意淡化或淡出文本中人物和事件发生、展开的特定环境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池莉在文本中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环境——武汉的都市生活。这使得本为虚构的小说形式打上了对生活原态与自然真实的仿真的深深印记，使文本显示出强烈的“写实感”。在她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梅岭一号》、《不谈爱情》、《水与火的缠绵》等作品里，武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弥漫其间，如果不是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提醒，读者完全有可能认为这是报告文学，而非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有武汉的地名、单位名、人名，譬如“汉口”、“晴川饭店”（《烦恼人生》），“武汉钢铁公司”、“南湖机场”、“武汉商场”、“江汉路”、“长江大桥”（《水与火的缠绵》），“吉庆街”、“中山大道”、“琴断口广场”（《生活秀》），“花楼街”、“四季美汤包馆”、“汪玉霞食品店”、“裘法祖”（《不谈爱情》），有武汉的饮食特产，还有几乎完全用武汉方言写成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在书写武汉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忘记对武汉市民性格的真实再现，这往往是揭示“生命真实状态”的更为本质的把握。
在这一点上，池莉与方方有着十分类似之处。以某一真实地域为背景写作的作家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但在其中以淡化甚至消解强烈意识形态倾向为指针、专注于揭示底层（市民）生活的并不多见，池莉之作即显示出这一特点。武汉，作为小说叙述的一个真实存在，在池莉眼中是这样的：“武汉是我的一个模特、一个观察对象，我通过武汉这个地方观察各色人等，它是我创作的一个载体。写人物必须有一个环境，武汉这个环境就很合适，而且对文学创作而言还特别合适，武汉人好说好动、行动性强、性格很外向，我出去一走就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大千世界尽收眼底。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生长出来的生活环境作为他创作的载体，就像福克纳一辈子都写他那邮票一般大小的家乡一样。”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池莉将武汉“搬入”其小说之中，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一“最市民化城市”的“市民”的描写，展示其最为真实的个体生命状态，进而表达对中国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二
与池莉双峰并峙的是新写实小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方方，这也是一位以“武汉”为主要载体写作的作家。她的“写实”意向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方方并没有像池莉那样对自身的写作方式或者说模式发表一个十分详细和明确的言论，在她的一些有限的创作谈中，她宣称自己是一个“任性”的、“理想主义”的作家⑦。但“用心写作”又是她矢志不渝的核心理念——“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问你为什么要写小说，我都回答说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要说出来。借人物、借场景，有时候你说的就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是借故事的框架，但在故事的中间，故事的背后包含着我想说的东西，包括我说别人，包括说我自己，包括我所见到的人和事，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对社会的一种判断，一种感受。”⑧在这样一种理念支配下，方方对“新写实”的命名显示出不以为然的姿态，她说：“我觉得‘新写实’的提出是评论家需要有一个名称，把一些人的类似的作品放在一起，他好归类。我觉得除了《风景》以外，其他一些作品也不能算‘新写实’，比如《闲聊宦子塌》。我1987年还写了篇《船的沉没》，所以我觉得‘新写实’本身是很虚的，你可以说这些都是的，也可以说这些都不是的，只是写底层人生活的。评论家在读完作品之后建立自己的体系，这和你的经历、阅历、学识是相关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可以理解。你说我是新写实我就是，你说我不是我就不是，作为作家来说没必要在乎这个，我一直是这样一个态度。评论家是做学问的，他按照他的那套系统来做，我们没必要去介意这些问题。”⑨从这一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方方具有着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的写作心态和写作理念，以及尊重批评家、研究者学术自由的风范，而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说，保证了其独立性（这包含观察社会的独立性、思考人生的独立性和文本写作的独立性）的有效实现。“由此，方方的文学创作显示出独有的姿态：残酷而真实地描摩现世市民生存状态，冷峻而深刻地审视现世人性的病变；机趣把玩着世事荒诞，冷情演绎着命运无常。”⑩因此，方方作为一名作家，并不愿意评论界将其创作的特色仅仅限定在“新写实”上面。而其创作的实情确实也昭示出以写实为出发点，在不同时期进行多方位而不是单一性艺术探索的倾向。
方方小说中最具写实风格的有两类，一是与池莉书写武汉市民类似题材的《风景》、《落日》、《桃花灿烂》、《一唱三叹》，一类是类似自叙传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除此之外，方方还写有具侦探小说色彩的《埋伏》、《行为艺术》，以及情爱内容的《白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暗示》等。后两类的荒诞色彩和传奇惊险色彩较浓厚，可以视为增强作品可读性和吸引力的做法。但不管怎样，方方写作的切入点与池莉似乎有所不同，后者在描述市民生活时，更多的是一种认同或者说是客观呈现其价值观或人生观，这使得其成为“人气最旺的作家”。从这一点而言，池莉更像是畅销书作家，方方则抱着与左拉颇为相似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心态来书写这一切，不能说方方那里完全没有“畅销书作家”的影子，但相对来讲，她更具精英小说家的气质。
在方方着力写实的两类文本中，第一类在诸多方面与池莉小说相似，它们都是以武汉作为叙说的载体和标本。在方方的文本中，也不断出现表示武汉地域特征的事物，《风景》中的“晴川饭店”、“滨江公园”、“中山大道”、“汉口火车站”、“扬子街”、“六渡桥”、“徐家棚码头”、“扁担山”、“谦祥益商店”、“黄鹤楼酒”、“老通城”等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武汉地域坐标和地域文化的还原。应该说，生于南京、长于武汉的方方，对后者的情感要更为深厚一些。从总体来看，与池莉带有“认同式记录”色彩的武汉市井文化的书写有所不同的是，方方的这类文本更像是外科医生的冷眼体察、预言家的怪诞神奇和哲学家的世态警示的三位一体。每每读及她的这类写实文本，倒有几分现世人生之外的、令人或不寒而栗或醍醐灌顶的感触产生。《风景》本为展示生活于底层的“河南棚子”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的人性与兽性之战。看似纪实的书写中，隐藏着冷峻的审视，而这种审视又是通过一个荒诞的视角实现的——这就是文本中的叙述人，一个名为“小八子”的死魂灵的讲述。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结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似乎又更为契合着“写实”的客观性要求，尽管这种客观性看上去有点令人感到神奇而怪诞。但方方的这类叙述并非绝对的“客观”和“写实”，她在文本的许多地方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如哲学家一般的警世姿态。
而在第二类作为自叙传特点的文本写作中，方方笔下所表现出来的写实性与池莉小说相比，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将此视为传记文学似也不会过分(11)。我们完全可以将《祖父在父亲心中》等文本看作是作者家史的纪实，当然这其中并不妨碍其为增加小说的生动性而在具体描写上所做的想象和夸张。作品在书写人物身世和具体生活场景时极具写实风格，而在表现人物心态或氛围渲染时又极尽想象与夸张之能事。纪实与想象穿梭于文本之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实在”与“空灵”互动的叙述效果。因此，即使是像《祖父在父亲心中》这样纪实成分很足的文本，作者都没有忘记将虚构与想象注入其间，这也许就是方方写实小说的特点所在——纪实、虚构和想象的三位一体，其特点和魅力似乎正应和了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论断：“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像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可以说，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远甚于它们之间的对立特性。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抛弃那种将现实与虚构二者对立起来的旧观点，以一种‘三元合一’(a tried)的观点来代替二元对立的理论。我们所说的‘三元’是指现实、虚构和想像。这种‘三元合一’正是文本的基本特征。正如文本不可能被限制在作为参照因素的既定现实之内一样，文本也不可能只具有虚构特征。因为，虚构性对于文本而言，它既不是文本的终极属性，也不是文本的整体属性。实际上，文本除了以现实和虚构为媒介以外，还有第三种因素，这一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想像。”(12)在此，伊瑟尔对文学等于虚构的俗规进行了巧妙的颠覆，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对文学文本阐释的惯性思维，也有利于扩展文学文本的内涵空间。应该说伊瑟尔对文学文本的解释带有某种综合性或曰调和性，这十分契合方方小说的“复合性”特征——它是纪实的、也是虚构的、还是想象的。“纪实”为其文本注入进作家本人经历与身世的真实元素，以此显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亲和力。
三
与方方、池莉以某一个城市及其他的市民为真实的写实对象来构筑她们各自的艺术世界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另外两位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和刘恒对其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与空间的勾画则模糊得多——《一地鸡毛》的故事发生地似乎是在北京，但作品并未像《烦恼人生》和《祖父在父亲心中》等文本那样有明确的指代；《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的背景除了“洪水峪”这样一个北方农村地名的标志之外，要获得更为确切的时空信息就显得比较困难。因此，如果说，方方池莉的“写实”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对照性（这种对照主要是指人物活动空间的现实对应性，而并非完全指人物本身的现实对应性，这无疑是其与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传记等其它“写实文学”类型的主要分水岭），那么，刘震云和刘恒的“写实”就主要不是体现在人物和事件的现实对应性或曰可对照性上，而是更多地显现于人物生存状态和内在精神等方面。刘震云的“写实”更多地体现在由对琐细生活流程的细致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权力意识”对人物的“官场”和“家庭”生活的无所不在的笼罩，以及强烈的反讽意识，刘恒则在“黑色幽默”中完成对山乡农民生存状态的摹写，这代表着不动声色的作家主体意识的介入。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刘震云曾有过对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原则做出反思的话语，他说，“50年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13)因此，书写现实生活，还原日常状态就成为当时的刘震云所努力的方向，因为“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14)。在“小林系列”（《单位》、《一地鸡毛》）和“官场系列”（《官场》、《官人》）等以写实为特征的小说中，作者勾勒出一系列小人物和底层人物的“世相”。而刘震云的“写实”除了在对日常生活的琐细描写等方面与池莉有相近似之处外，又显示出它的特异性，这就是其小说的话语系统具有总体上的隐喻性和讽喻性，它以超越具体生活背景、描述生活流程为特色，以此凸显“写实”。譬如，其多数文本的开篇都以一个生活小事开始，以隐喻和暗示全文的基调，即描述琐细人生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单位》的开头即是“‘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一地鸡毛》的开头为“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官人》的开篇是“二楼的厕所坏了”。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多成为故事矛盾展开的核心、焦点或引子。与方方那些具传奇性和悬念性的写实文本相比，刘震云这类写实小说的叙说对象似乎很难成为生动的故事元素，但他却能将它们书写得引人入胜。与一些评论者对“新写实”在做出“零度情感介入”等叙述态度的评价有所不同的是，刘震云的写实文本充满着“反讽”，即以“反讽”作为其文本书写现实生活状态的主要修辞话语，而这种“反讽”所依傍的正是以平民视角审视人生、社会和历史的叙述立场。实际上，在“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中，完全的零度介入似乎并未出现，无论是池莉还是方方，她们的文本多充斥着其价值立场和叙述倾向，在刘震云这里就更为明显。郜元宝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正触及到这一问题，他说“《官人》、《单位》和《一地鸡毛》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品，其实和‘新写实’的理论构想并不怎么投合。‘原生态’还有点搭界，‘情感零度’、‘中止判断’之类，对刘震云来说，就不那么贴切了。……其实，刘震云的小说处处都在下判断。他每一部作品，整体上就是一个大判断：从权势的角度判断社会，判断历史，判断人生，在这种判断中，就逸出判断者的情感。”(15)而这种判断的立场或曰出发点是平民视角，也即陈思和等人认同的“草民立场”。“刘震云坚守草民立场展开讽刺，对于一切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包括知识分子的立场，都痛痛快快地加以拒绝。他只认草民，别的一概不认。这样显扬民间的讽刺精神，正是刘震云的讽刺个性所在，与王蒙式的庙堂的讽刺精神不同。”(16)在此，草民立场实际也并非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它应该代表草民的意识形态。譬如刘震云对《单位》中的主角——大学毕业的小公务员小林生存状态流程的描述，就是从小林作为一介“草民”的视角出发，构筑对挣扎于窘迫生存状态下平民日常生活的写实结构，以此营构一个对象征染缸式等级制的“单位”的讽喻。
文中那些琐碎细节、场景和氛围的表达，实际正是对小林这样的平民在窘迫生存环境中的挣扎与苦斗的同情式叙述。而放眼全篇来看，则是对造成小林们窘状的、象征权力压制的“单位”的反讽，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长达几十年的将“单位”视为“全职保姆”或“可信赖、可依靠的组织”的带有某种温馨母亲般的观念和感觉。而这无疑是一种平民式的价值判断。
刘震云还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迄今为止，他为文坛奉献了两个风格大有不同的系列作品，一是他的上述所言的“城市系列”，这是一个“写实”的世界；另一个是他的“故乡系列”，即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的《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等文本。这些文本以故乡和历史为题，但并非传统式的忆旧和写实，而是显示出一种怪诞，与“城市系列”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相异色彩。由写实到荒诞，看似矛盾的两极，实际却有着内在的联系——无论《单位》还是《官场》，其具体的架构是写实的场景，但包裹这一场景的却是反讽，也就是说整体是一个寓言，这就好像“故乡”在文本中其实也是一个统摄全文的象征。
四
刘恒的写作，在写实理念和写实实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写实类型上与刘震云有着颇为相似的地方。一是体现在其文本的无确指时空，二是对人生状态的书写，三是表现于文本整体的宿命观。刘恒的独特在于他灌注于文本之中的启蒙意识，以及语言的圆润、幽默、灵动和乡土性。
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和《力气》等文本中，除了“洪水峪”这样的地名和“杨天宽”、“杨天臣”、“杨天青”、“杨天白”等“杨氏”人名之外，我们很难指认其故事发生的确切时空，即使是像上述所列的人名和地名，其实深究起来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虚构之举。之所以将刘恒文本纳入到“新写实”的范畴，其关键的一点在于他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的深刻而真实的揭示。也就是说，刘恒并不在意或追求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具体时空，而是刻意发扬自己观察、思考和描摹世态人生的优长与个性，这就是“他翻来覆去地讲述洪水峪的杨姓故事，其真实意图也无非是为了顺应写实小说的常规，虚拟一个拟实而虚的具象的日常生活场景，来借以表达抽象的人类性和普遍性意蕴——他的人性—生存观”(17)。这一点似与刘震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所着力的是对中国人人性中带有原型意味的精神真实的描绘和揭示，并在叙述中刻意保持着左拉式手持手术刀般的理性与冷静。《伏羲伏羲》入木三分地描述了杨天青在杨金山临死前的心理、语言和行为，写出其内心的嫉恨与诅咒。而面对这样的悲剧场面，作者的叙述又是十分的冷静。这正如有学者所言，“刘恒在小说中，很少把自我的情绪同化在人物那里，‘我’一直与对象保持着距离。一面是无边的苦海，一面是冰冷的‘我’，这构成了一个互为反差的二元世界。我们的作者永远与主人公保持着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才使他的作品越发变得冷酷、残忍、惨烈，以至令人窒息。”(18)
从宿命观的表现上看，刘恒文本有多个向度——“或者具现为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沟通的孤独（《黑的雪》），或者具现为死无对证的多角度思辩（《虚证》），或者具现为‘惕于亲戚，毁于亲戚’的‘连环套’（《连环套》），或者具现为由食本能所引致的绝望和达观（《狗日的粮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或者具现为起于贪欲、毙于贪欲的致富‘理想’（《陡坡》），或者具现为力存则欲生、力亡则欲死的生死逻辑（《力气》），或者具现为悲风愁雾、残云阴雨的性欲惨状（《伏羲伏羲》、《白涡》、《苍河白日梦》）……”(19)在这样一些向度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向人们展示的是他对人性和人生无常无味的悲凉感与无奈感，而这正是他触及到人的精神真实的深刻之处。与之相比，刘震云文本的“宿命”则更多地显示出“历史悲观论”即循环论倾向。即“在刘震云相当悲观的理念当中，历史实际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一种自我重复的活动。历史除了时态的推移，外部物质环境的一些变换，人物名字的更改之外，人的内在欲望、想象、冲动等等精神心理性生存内容，都似乎看不出什么令人鼓舞的变化和改善，大而观之，只不过是在对私欲的控制和被控制、谋求权力和维护既得利益上的循环往复。”(20)方方在她的《行为艺术》、《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水随天去》等文本中，也表达出与刘恒、刘震云类似的“宿命观”。这是否可以看作“新写实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其实，对人生状态的忧虑甚至悲观，正是知识者责任与良心意识的体现，刘恒等人看上去有些消极的“宿命”理念，我以为可以将之视为对乌托邦、专制体制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化人类进程的批判与反思。也许这是一个必然的矫枉过正的过程，而又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悲情”的书写，才使得“新写实”变得厚重起来。
有意思的是，刘恒一方面在文本中张扬他的“宿命”观，另一方面，他又高举着“启蒙”的旗帜。他的“启蒙”主要是关于对人性、人生的普泛性意蕴的揭示，即从人生的日常流程中发现人性和人生的本质和一贯性。他努力去发掘了，去展现了。但这种生生不息的“本能”与“社会”即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的矛盾从古至今不能完结，最后导致了作家悲观的“宿命论”。
从以上代表性个案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写实”意向为其极富个性化的文本写实方式创造出必要的前提与内核，在此基础上也就出现了诸如池莉的直白式写实、方方的理想式写实、刘震云的隐喻式写实和刘恒的宿命式写实等生成于新写实小说内部的多元的“写实”表达路径。在“写实”的旗帜之下，新写实小说一路走来，历经20年的文坛风雨和小说变迁，仍傲然挺立并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读者，对历经数十年的“乌托邦”式、田园牧歌式虚幻政治和强权文化早已厌倦，以至于对文学上出现的“寻根”和“现代派”之玄想失去兴趣，关注自身、关注社会的意识促使纪实性文体在此时兴盛起来，刘心武、刘亚洲、蒋子龙等人的纪实小说，张辛欣、冯骥才等人的口述实录文学，苏晓康、麦天枢、赵瑜等人的问题报告文学，还有纪实性的电视剧等一时间开始占据文坛的制高点，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受众青睐的文体样式。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池莉、方方、刘震云和刘恒等人的小说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描述出现，给读者以亲切之感，极大地吸引着他们的眼球和心灵。乌托邦式宏大叙事败下阵来，让位于新写实作家们的日常叙事，尽管这种叙事有时看来让人多少有些无奈、消沉和触目惊心。但这种对生活原态的再现和仿真，在那样一个渴求“真”而唾弃“假”的特殊语境中显示出难以抵抗的魅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多年前陈晓明所作的预言在今天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说服力——“‘新写实主义’预示当代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开始形成个人化的话语。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作为一个理论话题，‘新写实’可能已经告一段落；然而与‘先锋派’走向常规化一样，‘新写实’创造的文学经验也必须被广泛认同和传播。事实上，‘常规化’也表明新的文学格局正趋于形成，‘后新时期’（或者说90年代）的文学形势无疑是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吸取了‘新写实’的经验而加以建构的。”(21)
注释：
①③池莉：《生活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第243页。
②刘川鄂曾以“小市民名作家”为题写过一本迄今为止很可能是有关池莉研究的最为详实的著述《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基本倾向在于对池莉创作做出反思与批评。
④⑥赵艳，池莉：《敬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池莉访谈录》，〔西安〕《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⑤池莉：《熬至滴水成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⑦方方在《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李骞、曾军：《长江文艺》1998年第1期）一文中说：“有一个搞文艺评论的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池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基本赞成这种观点。”
⑧方方：《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见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⑨方方、王尧：《“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⑩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11)方方曾言：“《祖父在父亲心中》全然取材于我的家史。祖父是我的祖父，父亲是我的父亲。……这是一部为父亲和所有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写的作品。……我当为他们这一群人重新写一部更为真实的长篇。这是我现在正要做的一件事。”（方方：《白梦·自序》，见《方方文集·白梦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3)刘震云等：《新写实小说家、评论家谈新写实》，〔西安〕《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14)刘震云：《磨损与丧失》，〔福州〕《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15)(16)(20)陈思和主持：《谈话的岁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第178页，第178-179页。
(17)(19)昌切：《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刘恒的启蒙叙述》，〔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8)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见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页。
(21)陈晓明：《反抗危机：“新写实论”》，见《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序言》，〔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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