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地下印刷厂
○徐 涛（安徽）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76弄的亨昌里，是上海市著名的红色遗址之一。192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就诞生在这个弄堂里的34号（原418号）。
如今，一本早已变得发黄的16开本《布尔什维克》静静地陈列在展览馆玻璃框内。当年，在重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这本薄薄的刊物和后来创刊的《实话》《红旗周报》《党的建设》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起，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议、指示；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策略；宣传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理论；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地方言里，郭与穀的发音是一样的。穀这个字难写，现在也没几个人认得了，再说过去的城也没有了，以前那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
那么，在当年那样的血雨腥风、白色恐怖之中，这些党的重要刊物是如何印刷出版的呢？它的背后是一段我党秘密印刷场所几经更迭变换的传奇故事。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高潮迭起，为了扩大党的宣传，党中央急需创办自己的印刷场所。中共中央决定派罗章龙、徐白民、恽代英等组成出版委员会。几经选址，他们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香山路（今象山路）租下一幢带有边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在大门上挂上“崇文堂印务局”的招牌。印刷所的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一部对开机、一部脚踏圆盘机、一副老五号宋体的铜模和三四号字头的铅字等，用以专门印刷党的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所开办不久，由于送校样的交通员受到外国巡捕“抄靶子”（搜身），将稿件校样遗失。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安排印刷所紧急转移别处。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
由于天津秘密印刷厂处于地下状态，回旋余地较小，敌人的检查又日趋严厉，非常容易暴露。同时印刷出来的报刊材料，发行与转运极为困难，毛泽民和钱之光（化名徐之先）回上海请示党中央。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在上海另建秘密印刷厂，并再次由毛泽民负责筹备工作。
1927年11月初，毛泽民在上海的派克路秘密创立了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协盛印刷所，印刷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为了与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密探周旋，毛泽民和他的战友们巧妙地给印刷的革命刊物装订上各种伪装封面，如《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甚至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次年12月，协盛印刷所遭到敌人的破坏，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工作，再次筹建秘密印刷厂。
1929年初，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帮助下，毛泽民（化名周韵华）率领印刷厂的部分同志带着印刷机器，建立了天津秘密印刷厂——“华新印刷公司”，承担的印刷任务除了党中央的重要决议、指示外，还承印党的刊物。
1930年夏，中央调毛泽民等回上海。年底，毛泽民通知毛远耀，要求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打纸型的技术，同时做好调回上海的准备。不久，毛远耀和施有章同船回上海，参加筹建上海的秘密印刷厂的工作。
烟纸杂货铺紧靠街道，晚上关上两道铁门和木门。木门上开有探视的小窗口，如果有人敲门就打开小窗口观察，如果买东西，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营业；对形迹可疑的人，就采取措施应对。铺面后有一间小屋，有专人值夜班。二楼有3个房间，互为掎角，左边住着钱之光；右边住着他的家属。三楼则是排字、印刷、装订车间，住了印刷厂的工人。
另外，天津秘密印刷厂成立了党支部，由账房兼校对何咀英任党支部书记，工人学徒中沈巨章、毛品章、何实嗣、毛特夫、毛远耀、孙五美、王亚南、马克勤为中共党员。毛泽民除担任印刷公司经理外，还兼管中共顺直省委的财务并负责党中央对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
普通词汇重复表达专门词汇的已有之义也会导致一词多译,如“担保责任”的一个译名“guarantee liability”,从《元照英美法词典》中查证得知“guarantee”一词本身已经含有“保证人的责任”的含义,“liability”在此就显得有些多余,降低了术语翻译的简洁性。
二
1925年1月，党派毛泽民（化名杨杰）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持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负责印刷发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毛泽民精心挑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一是从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优秀共产党员中挑选；二是从符合入党条件的进步青年中挑选；三是从从事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亲属和烈士遗孤中挑选。另外，他还派李德时（湖南湘阴人）到湖南韶山挑选工作人员，指名带毛特夫（革命烈士毛新梅之子）、毛远耀（毛泽东堂侄）等人去上海，充当印刷厂的工人。
例1 (2018年武汉中考第16题)如图1，在△ABC中，∠ACB=60°，AC=1，D是边AB的中点，E是边BC上一点．若DE平分△ABC的周长，则DE的长是________．
在发电状态下，主电机运行在3 kV额定电压下，超过1.5倍额定电压下作用于跳闸。因为f=np/60（f为频率，n为转速，p为极对数），因为电机的极对数一定，即转速与频率成正比，频率高，这就显示转速高，设定当f大于1.2额定频率时，保护作用于跳闸。
城中十来家大小照相馆，属高美影楼和春风照相馆是行业翘楚。年纪大些的人习惯捧春风照相馆的场，年轻一代多数是高美影楼的拥泵。
此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筹建中的上海秘密印刷厂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排字、印刷、装订工序分开设厂。
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排字厂是在新闸路附近梅白格路维新坊一号（现新昌路438弄7号）。为靠路边的一厅一厢的楼房，这个厂以商号的形式出现。秘密排字厂支部书记是柳宗陶 （湖南湘乡县人，大革命时任县教育局长，湘乡县共产党的公开代表。大革命失败后，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了秘密排字厂工作)，排字厂的其他工作人员是：毛远耀（负责排字制纸型的技术工作）、李玉仙（负责生活事务、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的爱人）、任培星（任弼时之妹）及邹爱贞5个人。排字间有两副老五号、一副四号铅字，其他的二、三号字是随用随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打纸型的平台、一部烤纸型的烘版机。
毛泽民等人不辞劳苦，又选择了坐落在上海市区的齐物浦路元兴里 （后改为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东、西两栋紧挨着的两层的楼房，将东边作为印刷、装订的地址，西边作为绸布庄，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
选择在这里搞秘密印刷厂，是因为这里的房子和环境都合乎要求。当时，印刷厂的前面是一家工厂，工厂开动机器时的轰鸣声，正好掩护印刷机的声音。印刷厂的东边是一块空地，行人极少。秘密印刷厂由毛泽民直接领导。瞿云白（瞿秋白之弟）负责印刷厂内部工作，瞿云白夫妇居住在印刷厂，还做校对、包装、装订工作，以住家的形式来掩护印刷厂。
由于钱之光对丝绸行业比较熟悉，为掩护秘密印刷厂，便开设了一个绸布庄，一方面可以挡住印刷机声音的外传；一方面因为后面是稻田，视野开阔更少有人行走。因此，印刷机的声音不易被人听到。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为了使秘密印刷厂更安全，特地加厚了印刷间的墙壁，以增强隔音效果。这些装修措施不改动原来的房屋结构，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破绽。钱之光不仅负责管理绸布庄，还负责印刷厂的对外联络工作，同时绸布庄还作为党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使用。
绸布庄这边除了住着钱之光一家，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外，还有一名江姓交通员，四川人，负责秘密运送报刊，公开身份则是绸布庄的伙计，也住在这里。为了印刷厂的安全，绸布庄内装有电铃开关，电铃装在印刷间。外面有人进店铺，绸布庄的人马上按电铃开关，印刷间的人便立即停止印刷，以免外人听到印刷机的声音。一旦发现意外情况，也是按动约定的电铃信号，印刷间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此外，印刷需要的纸张、付印的稿件、印好的印刷品，也是经绸布庄进出。为此，在楼上设置了活动墙壁，平时用衣柜挡住，看不出活动墙壁的痕迹。印刷用的纸张，均被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绸布庄，再通过活动墙壁送进印刷厂。印好的东西，也经过伪装，从绸布庄送出去。
三
这里地处上海最繁华的商业闹市区，附近有大光明电影院，更有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跑马厅，交通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租金虽然高些，但一切条件不错，非常有利于设置秘密印刷厂。房子外面有一道横拉的铁门，里面是一道木板门。租来后，又在楼下大门口加装了铁栅栏。这三道门如果一关，则是比较严实安全的。
1.天下才人俱以一傲字败，天下庸人俱以一惰字败；2.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3.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要当内持定见，外广延纳；4.莫问收获，但问耕耘；5.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6.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7.凡全付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所成；8.智慧愈苦而愈明。
优秀数学教师首先应体现于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对教学活动的深入思考[6]．中央民族大学何伟对中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212名小学和101名初中数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分别进行了数学教学知识测试，从学科知识（一般内容知识——CCK、特殊内容知识——SCK）和教学内容知识（内容和学生知识——KCS、内容和教学知识——KCT）两个方面的测试结果发现，“三区三州”数学教师的教学知识上存在较大问题，在某些知识点上，教师的得分率甚至只有30%左右．表明当地数学教师的教学知识还比较贫乏，教学质量亟待提升．
顾顺章叛变后，带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破坏党的机关。秘密印刷厂的工作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又发现管弄堂的人以及房东很可疑，上级组织便安排秘密印刷厂也迅速转移。
在秘密排字厂转移期间，毛泽民再次指派毛远耀前往湖南韶山，除了指定接胡觉民到上海工作外，再安排几个人到上海参加工作，其中有毛伟昂、杨金生、毛桂华（毛特夫之弟）、庞绍生等。到达上海后，党组织给这5人分配了工作，胡觉民和毛桂华被分配在排字厂；毛伟昂被分配在发行部门一个转运站拉老虎车，运送宣传品；杨金生则在秘密印刷厂工作；庞绍生被派去织绸厂做学徒。
1931年春末，秘密印刷厂被转移到上海市中心紧靠南京路的梅白克路（后改名为新昌路）上一幢新建的红砖三层楼房 （门牌号99号），房子以钱之光（化名徐之先）的名义全部租下来，用住家的形式出现。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掌握很多核心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熟悉党内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带来巨大的危险。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更换接头暗号等紧急措施，并当即决定秘密排字厂转移。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要将印刷厂的设施转移过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是先把印刷机和有关设备搬进地下转移站，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再搬进新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好几个地方，才能搬到新地址。搬迁时，要把印刷机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防止搬运时碰坏机器；在木箱上写上某某商号收，再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同时派人随车搬运。秘密印刷厂搬到梅白克路后，不久又将排字房也从别的地方合并过来。铅字的搬运是木箱和藤箱装的。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铅字抬不动。藤箱装的铅字也不能多，箱子里面还放些衣物等作伪装，提在手上不吃力，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为了更好地掩护秘密印刷厂的工作，在这幢房子临街铺面，开设了一间烟纸杂货铺作报警点，杂货铺经营香烟、笔墨、纸张、袜子、手绢、纽扣、香脂、热水瓶等小百货，还做兑换钞票和银元的便民小生意。钱宝林、钱广才负责店铺的营业。钱之光以老板身份负责秘密印刷厂的工作。
“华新印刷公司”坐落在天津英租界的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唐山道47号），这是一座两厢中间一厅格局的青瓷老式楼房，前门临街，后门有胡同，四通八达，出入方便。印刷设备有二、三、四号铅字各一副，老五号字约三副，手摇铸字机一部，四、五号铜模各一副，打纸型平台一个，纸型烘干机、浇版机各一部，对开铅印机两部，二号圆盘印机一部，对开切纸机一部，装订机一部。为了做好隐蔽工作，毛泽民他们汲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对印刷厂内外都作了巧妙的布置：门口挂公司的铜招牌，公开营业，以承印《马太福音》等宗教类书籍和各种表格、请柬、喜帖、讣闻、发票等业务作掩护；一楼右厢房设有账房，账房办公桌下安有电铃，平时用小地毯掩盖着，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工作人员立即用脚按铃报警，各生产车间便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党内文件转移到早就准备好的地洞里收藏，改印请柬、喜帖之类。为安全考虑，印刷结束，所有印版立即销毁，印好的文件由专人送到转运站，再由转运站发到各地，有时候也采用分散的隐蔽方法，邮递到全国各地。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机要处密室等秘密机关。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暂停秘密排字厂工作，疏散转移人员。不久，秘密排字厂被转移到王家沙花园路1号的一栋很漂亮的洋楼里。工厂的马路对面，就住着巡捕房的侦探长。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秘密排字厂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又建立了起来。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黄梁村于万花谷固然是进入关键之一，万花谷在秦岭之中，秦岭在九州之中，九州在天地之中，又岂是偶然，说不定，它也会是天地之中的一子解双征。”
对外这里是一座公馆，秘密排字厂的负责人李子英常常以大老板的身份出现。秘密排字厂的工作人员则以各自的家庭身份作掩护：柳宗陶担任账房先生，毛远耀是李老板的弟弟，胡觉民担任保姆管家，毛特夫是厨师，霍形光则担任保镖。后来这个厂因为负责人被捕，不得不再次迅速转移。
从1932年至1934年，由于场所引起敌人的注意或人员被敌特跟踪、被捕，秘密排字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辗转多次转移。
1935年2月19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敌人从英法两租界同时下手，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家属小孩共三四十人。接着，负责宣传出版的上级于益之也遭到逮捕，整个排字厂、印刷厂以及发行部门因此都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
同年7月，上海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秘密印刷工厂的工作从此停顿。铅字印机等印刷设备被存放在一个货栈里，再也没有去取出来。
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党的秘密印刷厂完全转入地下，采取排字、装订、印刷工序分开设厂，以住家、庄号、货栈或其他工厂等隐蔽形式出现，较好地避开了敌人的注意。尽管屡次搬迁，但是工厂本身一直没有受到敌人的直接破坏，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是很难得的。
秘密印刷厂印刷过《布尔什维克》《实话》《党的建设》《红旗周报》等大量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从苏区送来的文件和文章，都经常刊登在刊物上。博古、洛甫、王稼祥等中央领导都经常有文章发表。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主张，通过秘密印刷厂的秘密印刷物进行广泛的宣传，对于教育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指导党内各级组织坚持战斗，打击敌人，起到了历史上无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