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探究
——以西藏地区为例
孟灿 张士昌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藏地方;英国政府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抗击日本侵略者上，英国殖民者趁中国政府无暇西顾，大肆侵占中国藏南地区领土，并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中国在西藏的影响力。由于英国政府的对华外交优势和对藏的地缘战略优势，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始终有所畏惧，使国民政府对藏关系发展受到明显影响。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始终将其殖民地利益放在首位，暗中阻挠中印公路的修建，不仅阻碍了中国在藏主权的实施，也给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带来消极影响。面对英方的侵藏行径，中国政府为宣示对藏主权在多方面展开反击，有力地反驳了“辛亥革命后西藏已经独立”的谬论。
英国殖民者觊觎西藏,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染指印度次大陆开始，从19世纪开始，英国殖民者就开始构建以印度为中心的殖民体系，从而使得中国的治藏主权成为英方推行“缓冲区”的牺牲品(1) 参见吕昭义：《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境政策综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第61页，以及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清朝末年，鉴于英国殖民者的势力已经深入川边藏区，并且制造混乱企图坐收渔翁之利，清军将领赵尔丰遂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2) 改土归流：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边境地区实行的废除土司、委派官吏(流官)的管理政策。 以抵御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改土归流”同时也使得驻川清军能及时有效地应援西藏。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抗战时期，由于英国政府的对华外交优势和对藏的地缘战略优势，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始终有所畏惧，国民政府对藏关系发展受此影响甚为明显[1]。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抗战时期的中英涉藏关系史是学术界研究的关注点，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所著的《喇嘛王国的覆灭(1913—1951)》，该书史料翔实，并引用了大量国外的原始档案，但不足之处在于戈尔斯坦是将1913年以后的西藏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展开论述的，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有相左之处；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所著的《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将英国关于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作了相应介绍，兰姆从“金华栋事件”到二战，概括论述了英印政府在“麦线”以南的活动情况。他们的著作引用的资料多是英美等国的外交部档案和当事人的通信集、文集，等等，但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一般学者所持的错误观点，诸如，将西藏放在和中国、英国同等地位上，认为“辛亥革命后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中国侵略西藏”等严重违背历史的错误观点。
印度学者卡·古普塔于1974年出版的《被隐藏的边界》(中文译名《中印边境秘史》)，首次引用当时刚刚开放的印度事务部档案，揭露了英国政府销毁证据，伪造“艾奇逊条约集”，炮制“麦克马洪线”的事实，但该书把重点放在了1947年独立建国的印度，对1937—1945年英印政府的活动着墨不多。他的另一著作《麦克马洪线1911—1945》对“麦克马洪线”的由来、发展和英国殖民者步步侵略有着更加详实的论述。
国内学者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涉藏关系史也有大量研究和相应的著作，如朱丽双的《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以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视角展开讨论。总体来说，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涉藏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3) 另外可参见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朱昭华：《民国时期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使藏研究》；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张皓：《1927—1950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较量与争论》《黄慕松入藏致祭与中英藏两国三方之间的协商与较量》；董志勇：《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胡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一场斗争》；张永攀：《吴忠信与古德赴藏：1940年中国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1935到1940年英国对藏政策与中国西藏门、珞、察地区边境危机》；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陈谦平：《抗战前后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抗战前后英国对西藏门隅地区的领土扩张》等。 。
二、中英双方在达赖问题上的博弈
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深知达赖喇嘛是西藏地方政局的权力核心以及广大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在达赖的问题上做文章是控制西藏的重要一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局发生剧烈变动，爱国僧人热振活佛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南京国民政府趁此机会与噶厦协商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国民政府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圆寂的消息后立即追赐其“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2]2652”的封号。根据1933年12月19日路透社电，英国政府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后，虽然一时难以判断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认为“中国政府立刻意识到达赖圆寂给它带来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它自1913年西姆拉会议流产以来一直等待着的”(4) Annual Report on China for 1934,Part Ⅱ Volume 21 China,1932-1939,P137.转引自张皓：《黄慕松入藏致祭与中英藏两国三方之间的协商与较量》，载《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6期，第14页。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英国殖民者和西藏地方亲英派分子就开始蠢蠢欲动，英国政府断定达赖圆寂给国民政府带来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虽然不确定国民政府是否会派政府大员入藏致祭，但此时英国殖民者已派兵入侵我国云南、新疆等地区并从事分裂活动。这些都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背景下发生的，英方此举显然有向国民政府讨价还价的性质[3]。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龙厦也在同一时期以私人名义致函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威廉逊，告知国民政府将派遣大员入藏，提议英国关注此事(5) 转引自Express Letter from Political Sikkim ,Gangtok,to Foreign,New Delhi.No,18(1)-P/33，Date 31,December.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秘密档案。 。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正处在剧烈变动当中，各种势力相互牵制，土登贡培的垮台和龙厦改革的失败便是例证。
(二)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致祭
逻辑学上的概念，包括三个方面：内涵，外延，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内涵指的是给对象的定义，指包括哪些现象、因素或问题。外延指的是边界，即这些现象、因素或问题的数量和规模，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度？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讲的是条件与限制。内涵、外延、关系，三者互为包含，互不分割。
在与噶厦接触的过程中，黄慕松始终秉持着主权利益不容谈判的原则，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则采取弹性的处理方式，以期能尽早安排致祭一事。例如噶厦声称布达拉宫之前就没有悬挂任何旗帜的惯例，因为是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坐床之地。黄对此解释道：“本使代表中央，亦代表四万万同胞来祭祀达赖大师，若不能悬旗，究属何方来人致祭，似欠妥当。”[5]25但噶厦始终坚持己见，黄慕松考虑到噶厦不愿悬旗的原因只是源于藏族人宗教信仰和历史成例，而非英人从中挑拨，于是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满足了噶厦的要求，没有在祭堂上悬挂任何旗帜。双方经过多次商谈后，噶厦当局复函明确表示：“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需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2]2683—2684由此可见，噶厦愿意在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内附于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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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9号，黄慕松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泽墨进行初步商谈，泽墨提出希望以《西姆拉条约》为依据进行商谈，其目的就是希望英方以中间人的身份参加协商，黄据理力争指出：“中藏内部问题中央不愿第三者过问，双方交涉首重诚意，苟无诚意，虽有证人亦何足恃？”[2]2664黄慕松以中国内政不容它国干涉为由拒绝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提议，但他并未把谈判的渠道给堵死，另外告知泽墨如果想要签订条约，可一一列举出来，他本人也会酌情考虑。但英国殖民者仍不死心，也派代表团到拉萨参加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典礼。
1942年7月，英印政府对西藏“外交局”的成立表示欢迎，其目的是“为了使西藏事实上的自治变成更加大胆的法理上的独立”(10) Academia Historica,Archiv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ereafter ANG),report by Kong Qingzong (Chinese representative in Lhasa),enclosed in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to Chiang Kai-shek,11 July 1942;AMFA,172-1/01,转引自Lin Hsiao-ting,War or Stratagem Reassessing China’s Military Advance Towards Tibet,1942-1943,The China Quarterly,No.186 (Jun.,20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50. 。1942年底，为了维护中国在藏的主权，国民政府派兵进驻藏边，当英国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刻指派驻华大使薛穆到中国外交部询问国民政府兵力调动一事，宋子文接见并答复：“余希望阁下能撤回此项询问，阁下所述竟或毫无根据，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2]2850。之后蒋介石就宋、薛二人交谈作出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绝不受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增进中英友谊，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2]2850。国民政府派兵进驻藏边除了有威慑西藏亲英派的目的外，还为抗战做打算。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顾问认识到：一旦印度或中国西藏被日本控制，那包括四川在内的整个内陆地区将直接受到日本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将军事上脆弱、政治上反复无常的西藏当做一个缓冲区，以此来抵制日军的渗透[13]455。
总体来说，黄慕松入藏致祭、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协商与谈判是较为成功的，既没有给英国殖民者可乘之机，又消除了噶厦对中央的误解和疑虑，也改变了自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地方与国民中央政府间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否定了噶厦与中央所谓“檀越”(6) 檀越关系：佛教用语，原意指通过布施的手段脱离苦海，引申为施供关系。噶厦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解读成“檀越关系”是对中国对藏主权的否定。 关系的看法。黄慕松作为1911年以来第一个入藏的中央大员引起了英印政府极大的关注，锡金政务官威廉逊在1934年8月29日致函英印政府：他担心黄慕松使团在西藏的活动将导致中国在拉萨重新驻派一位使臣局面的出现，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对西藏影响力的增加，由此削弱英国政府在藏的影响力(7) Williamson to India,29 August,1934,Parshotam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ume 2,1914-1954.pp64-65.转引自朱昭华：《民国时期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使藏研究》，载《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第79页。 。让威廉逊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在黄慕松走后不久西藏迎来了另一位中央政府的大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三)国民政府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
1938年西藏地方政府在青海寻访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国民政府决定“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6]166。吴忠信此行赴藏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有三点：“一、树立信用，二、收拾人心，三、相机解决其它问题”[5]214。在英印政府看来，吴忠信是辛亥革命以后到达拉萨级别最高的中央政府官员，和过去的驻藏大臣一样，他的任务无疑是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坐床大典彰显中央政府在拉萨的地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驻锡金政务官古德也率领一行人前往拉萨，古德使团的目的就是密切监视吴忠信一行人的活动，如有可能就对其发难[7]284—285。
吴忠信一行人要在灵童坐床之前赶到拉萨需要取道印度，因为取道印度入藏行程时间可大大缩短。因为借道印度入藏需要经过英国外交部的批准，这也使入藏的主动权受控于英国政府，英方对此要求中央政府先与西藏噶厦沟通协商，签证之事一波三折之后最终得以解决，1939年10月21日，吴忠信赴藏。英国在签证问题上所设置的障碍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也助长了噶厦亲英派分子的嚣张气焰[8]。由此英国政府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央政府对西藏显示的只是一种虚假的权威。
1942年7月6日，噶厦在英方的鼓动下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7月7日，孔庆宗致电蒙藏委员会：“惟藏人反抗中印公路自认成功以来，日益轻视中央，今更设外务局，对中外表示其独立自主”[2]2842。由此可见“外交局”的成立与噶厦阻挠中印公路修建的得逞也存在很大的关系。
在坐床典礼的座次安排上，噶厦准备将以吴忠信为首的民国中央代表团和外国观礼团并排而坐，吴则要求与灵童共同向南而坐，因为这不仅是清朝历届驻藏大臣主持坐床典礼的惯例，更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由于吴的一再坚持，西藏当局最终同意座位次序“照旧例办理”，同时也决定英国人不必出席正式典礼，并告知英方代表团：此典礼系中央对藏宗教主权关系，外国人不便参与，英国代表等定于次日祝贺(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吴忠信给蒋介石报告主持达赖坐床典礼情形电》(1940年2月22日)，收录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第141卷。另可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0页。 。座次安排的问题看似小事，但却涉及主权归属问题，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最直接的体现。
在转世灵童坐床仪式的问题上，古德对吴忠信座次的发难没有成功，但古德在拉萨依然进行了大量活动，拉拢西藏亲英派分子，以削弱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8]。吴忠信此次赴藏在坐床典礼的问题上确立了中央的权威，进一步加深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总体来说，吴忠信此次赴藏虽然无法排除古德等人的干扰和阻挠，但也基本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表示：“中央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帮助西藏，中央保证不介入西藏自身发展的计划，西藏也不要对中央政府的意图产生任何怀疑和偏见”[8]145。宋子文对英方的声明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在藏主权的决心，同时也是对英国政府干涉西藏事务的一次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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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九世班禅喇嘛返藏的问题
民国初年因藏军军费问题,九世班禅与噶厦关系恶化而出走内地。九世班禅不仅是西藏的政教领袖，更是一位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活佛，他在内地积极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局出现权力真空，各种势力相互倾轧，加上英印政府从中作梗，局势更加不稳。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曾有明确指示要求“请回班禅”，西藏各界人士也希望班禅回藏主持大局，此时国民政府意识到这是解决“西藏问题”、巩固在藏主权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因此也愿意在班禅回藏的问题上提供帮助。
1941年11月12日，蒋介石电令吴忠信：“如藏方再不允许(修建中印公路)，我可派队护送测量，不必待其允准也，并希以此警告藏方”[2]2840。但噶厦当局在次年1月13日仍以“佛示(向佛祖请示)不准，势难从命”为由加以拒绝。国民政府起初有出兵威慑的打算，但考虑到川藏边境地形复杂，所能调动的又非嫡系部队，即使派兵进驻西藏，内政外交上又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1935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前往南京外交部询问情况，并声称“本国政府对于西藏治安素极关心，且(班禅)入藏后可由藏方派队护卫，何必由中央派队护送？根据西姆拉条约第三条及藏方之异议，望贵国政府对于此事予以慎重考虑”[2]2715。由此可见，噶厦在与中央就班禅返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后转而向英方求援，而英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在藏影响力的增强，从而对300名护卫队员一事横加干涉。
起初国民政府拒绝英方干涉班禅回藏一事，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考虑到对日外交日趋严峻，担心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国民政府不仅接受了英方对于班禅返藏仪仗队问题上的“建议”，并且还向英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不会让西藏的局势发生任何改变，从而影响中印边境的安宁[9]。
班禅回藏的计划最终被搁置，南京国民政府“温和的革命外交路线”并不能排除帝国主义的干预，实现统一[10]358。归根结底，任何一种巩固主权的施政策略都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保证。由于英方的干涉、噶厦当局的阻挠以及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一次对藏巩固主权的机会。
苗期管理：播种后苗床温度保持30℃，促进出苗。幼苗拱土时立即揭除地膜，适当通风降湿，防止幼苗徒长，白天保持25～28℃、夜间15～18℃。苗期注意防寒保温，也可采用电热温床育苗。苗期适当控制水分，尽量不浇水，防止浇水过多降低地温，造成秧苗僵化或生长缓慢。土壤过干时可浇1次小水。定植前7～10天，降低苗床温度，白天保持20～25℃、夜间12～15℃，低温锻炼，提高适应性。苗龄30～35天，秧苗长有3叶1心时定植。
四、关于战时物资运输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的侵略导致沿海的交通运输线被切断，滇缅公路遂成为援华物资的重要陆上通道。然而英国政府于1940年7月关闭了滇缅公路，国际物资运输线几乎被完全切断，这对于正处在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打击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计划修建中国西康至印度的公路，于是指示外交部与英国政府交涉，并同噶厦沟通。
伦敦当局表面上没有拒绝修建中印公路的计划，只是说必须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否则的话，英国政府将不会参加这项计划[7]308。由此看来，英国政府仍将西藏地方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并将中印公路的修建看成是对其殖民地利益的侵犯。
1934年1月12号，国民政府决定派黄慕松入藏致祭，黄的身份为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组长，由此看来这是国民政府为重申对西藏的主权所进行的一次重大行动[4]199。黄慕松抵藏后向西藏地方各界人士表达了中央对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期望，从而为之后的谈判创造出了良好的氛围，其实黄与西藏地方噶厦的每一步协商和谈判，都暗藏着中英两国间的较量。
随着抗战局势日渐严峻，1941年3月国民政府修建新的物资运输线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交通部调派袁梦鸿为勘测队队长，率队从重庆出发，抵达西藏地方辖区进行勘测，请蒙藏委员会转电西藏地方政府予以便利，以便随时协助[11]119。然而，此时英印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此举将危及到自身利益，于是暗中唆使西藏地方政府搞破坏，英国政府也以西藏地方政府未同意为借口，不支持中国政府的勘测活动，仅仅同意航空测量。
1941年10月，孔庆宗(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长官)在报告中说到,“噶厦与英方官员饶伊巴多商谈约两小时，今日噶厦当局告知民众大会已决定，不赞成测量队入境”[12]349。由此可见，英方并不希望国民政府修通中印公路。噶厦政府在1941年7月指示地方官员阻止任何企图接近边境地区的内地勘测队[13]449。
国民政府经过考量，最终选择取道青海入藏，并准备派遣300名护卫队员赴藏以保证班禅的安全。但国民政府此项决定却触动了噶厦敏感的政治神经，我们从噶厦呈给国民政府的电文就能看到，“西藏民众大会决定请班禅从印度回藏，如果携带卫队由青海入藏恐怕会滋生诸多误会[2]2705。噶厦希望班禅取道印度回藏，其目的是担心护送班禅返藏的300名护卫队员危及到自身利益，其实噶厦阻挠和反对的背后离不开英国政府的支持。
4.1.1 问题：在测试底噪问题时发现终端以满功率发射是造成底噪抬升的重要因素，需对此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西藏地方当局担心自身利益受损从而拒绝中央政府的修路要求，加之英印政府从中挑拨，中印公路修建计划无法落实。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于1942年被迫放弃原来的筑路计划，同意修建由英方提出的西起印度利多，东到云南昆明的公路，并于1945年1月修通。国民政府修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当时的抗战压力、鼓舞士气、振奋民心。由于英国政府始终将其在印殖民地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仅妨碍了中国在西藏主权的实施，同时也给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带来消极影响。
定义1.6 设X为一个伪BCI-代数，称X上的一个犹豫模糊集为X的一个犹豫模糊滤子，如果对任意x,y ∈ X,有
另外，英国政府假意对中国政府西北公路运输计划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借道西北又牵涉到苏联的利益，并且路途偏远。国民政府为缓解抗战压力计划另外开辟一条畜力运输线。由于这条运输线经过噶厦政府控制的区域，英印政府也暗中反对。1943年1月，英印政府借口噶厦的请求，只允许藏族人和英印商人使用该条运输线，其后噶厦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取消了汉族人使用运输线的限制，但英印政府仍然暗中阻挠，使得这条畜力运输线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进而使中国政府的抗战事业受损。由于英方的唆使，噶厦对畜力运输线上来往的汉族人和货物严格检查并且设置障碍，这表明国民政府在修建后方物资运输线的问题上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时，不得不受到西藏噶厦政府亲英派的掣肘。
五、西藏“外交局”的成立以及 国民政府的应对
如果说英国殖民者在达赖、班禅问题上做文章只是分裂中国西藏幕后行径的话，那么英方鼓动噶厦成立所谓的“外交局”则是赤裸裸的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翻译中各种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损失不可避免。一个好的译者要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把这种损失降低到最少，而补偿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翟明璐，2013）。补偿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辅之以符合目的语规约或规范的其他语言手段，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的修复或弥补（秦琴等，2013）。笔者将从补偿策略里的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显性补偿主要包含音译法、直译法，体现出译者的异化翻译倾向；隐性补偿主要包含归化、增译、释义、具体化等，反映出译者总体上的归化翻译策略。
“外交局”成立之后，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一位下属官员所写的一封信也反映了孔庆宗彼时在藏的被动处境，“自从‘西藏外交局’建立以来，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8月，两名国民政府公民被捕，10月，西藏警察冲进驻藏办事处进行搜捕，孔庆宗已经失去了在藏地位，不能指望他开展工作了”(9) 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182,泰辛芝(Tai Hsi-Chih)自拉萨致重庆曹相伦(Tsao Hsiang-Leng)的信。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页。 。虽然孔庆宗此时处境较为被动，但身为国民政府官员，他仍然能坚守原则，我们从一封信的传递也能看得出来，“噶厦政府收到一封由内地寄来送给孔庆宗的信，噶厦收到信后将其送到‘外交局’，打算由‘外交局’转交孔庆宗，但孔庆宗不接受任何由‘外交局’送来的信函，最后这封信又原封不动的送回内地”[4]350。
那么，即使艺术AI能够产生在第三人称经验上与人类作品无法区分的作品，但因为AI并不具有真正的意向能力，所以AI是不能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的。AI利用随机性算法产生的“作品”本身并不具有艺术品地位，而是像自然界的奇石一样，有待具有艺术意向能力的意识主体的拣选。当且仅当一个艺术家用艺术发现的眼光将一个“现成物”——一块奇石、一个小便池或一件AI产生的作品——拣选出来并命名为艺术品时，这个物件才有了艺术表达的含义。相比之下，AI本身却没有做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和资格，所以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AI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的磨蹭，只要我们坚持一个接纳的原则，孩子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接纳他们就是这样独一无二，与众不同；接纳他们不能像我们要求的那样迅速反应；接纳他们很多习惯从开始养成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做好！改变亲子之间的沟通模式，多给孩子一些空间和时间。
最终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下，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仍与噶厦直接接触。由此，一场破坏中国主权统一的闹剧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所引发的中英交涉也表明了主权问题不容他国干涉，行之有效的武力威慑才是有效维护主权统一的有力保证。
科技期刊的发展动力是自身的品牌价值与品牌特色，因此，地方科技期刊要想在众多科技期刊中独树一帜，就要树立并加强品牌意识。受办刊机制影响，上级主管部门下拨专项经费是地方科技期刊办刊费用的主要来源。许多地方科技期刊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更没有品牌建设意识。要想在大环境下争取尽可能多的作者、读者，就要向省外和全国优秀的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看齐，结束“独角戏”的状态，培养自身的品牌发展意识。[6]
六、英印政府对中印边境地区的侵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沦陷区的扩大，日本对英属印度的战略威胁也逐渐增大。与此同时，英印政府便开始在中印边境建立起相应的军事屏障，并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渗透其军事力量。
辛亥革命后不久，英国政府主导策划了西姆拉会议，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同意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出席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方代表在会议外与西藏代表伦钦夏扎达成秘密协议，麦克马洪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许诺种种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西藏代表同意麦克马洪所划定的中印边界，但是中方代表拒绝在任何正式条约上签字，因此西姆拉会议产生的决议都是非法的、无效的[14]400。从法律的角度上讲，西姆拉会议上所产生的条约只有英国单方面签字，应视为无效。历时9个月的西姆拉会议落下帷幕，西藏亲英势力依靠英国脱离中国的美梦也化为泡影。这是一次破产的会议，没有胜利者，麦克马洪不无惆怅地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使中方在三方协定上正式签字而离开印度”(11) Foreign,procs,1915年5月，36—50，No.36,附录3，麦克马洪关于西姆拉会议进程的备忘录，1914年5月1日—1914年7月8日，转引自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
在西姆拉会议结束之后的20余年的时间里，英国殖民者除了小范围的蚕食和建立个别季节性的警察哨所之外，基本上没有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1931年，专门在阿萨姆一带活动的人员证实：“麦克马洪线”以南包括达旺在内的地区至少在西藏政府的管辖之下的[15]526。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英国殖民者便开始大规模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1938年4月，英国殖民者莱特福特率领一支部队首次入侵达旺地区(12) 达旺系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出生地，在英印当局占领之前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被称为“藏南明珠”。 ，噶厦得知消息后，立刻向英印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达旺地区的百姓代表也联名向地方政府写信，表示坚决抗英，保证不落入英人圈套”[16]，鉴于西藏当局强硬的态度，英国殖民者只好作罢，噶厦政府在莱特福特撤出达旺后对那里的管辖依然行之有效。
虽然英方此时并没有在领土权益上占到便宜，但仍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心存觊觎。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英印政府对中国藏南地区的侵略从未停止过，同时英国政府还在地图上做手脚，卡·古普塔(13) 印度学者，其著作《被隐藏的边界》《麦克马洪线1911—1945》等引用了大量详实、可靠的史料证明了“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 在其著作中写道：在1938年英国政府要求国内地图出版机构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界内，但相关地图直到1940年才第一次出现了“麦克马洪线”[15]537。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偷偷修改《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1914英藏通商章程》以及将1914年关于“麦克马洪线”非法的秘密换文加入到该条约集中，企图蒙混过关。关于这个虚构的条约集，卡·古普塔说道：“这份外交伪造是名副其实的定时炸弹”(14)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 by Karunaka Gupta,转引自Neville Maxwell,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51,No.2(Apr.1975),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87。 。
1939年2月到1943年5月间，英国殖民者又多次以“调查”为名入侵中国藏南地区。直到二战结束，英国殖民者已经侵占了我国藏南地区的大部分领土，由于国民政府收集情报的滞后，加上西藏当局为了自身利益不愿中央政府插手，导致蒋介石在1944年才得知英军入侵藏南的情况。在国民政府得知英国殖民者入侵藏南后，蒋介石命令外交部，“关于英对西藏煽动独立及要求割地一案，拟向英外交部提出询问”(15) 《英对藏宣传独立案》，1944年8月—1947年12月(台北)收录于《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英国对西藏门隅地区的领土扩张》，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第116页。 ，同时告知噶厦三点要求：“一、古德所提要求，应予拒绝；二、英人入侵门隅、达旺等地区，应予限期撤退；三、以后对外事件一律呈报中央核办”(16) 同上。 。
而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正好能补救这一弊端。《药》这篇小说可以采用比较文学的很多种方法进行解读。限于篇幅，我这里仅从影响研究的层面，谈几点教学思路。
面对英国殖民者蚕食中国西藏领土的事实，国民政府唯有在边境地区调动部队才能有效遏制英方的侵略行径，仅仅进行口头抗议是远远不够的，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挑起内战，在藏政令未能有效贯彻实施，使得英印政府“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全盘接收了英国殖民者的侵藏权益，以至于有些印度官方人员认为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为印度赢得了“战略前沿”[17]，使边界问题又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一大难题。
七、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的行动有力地反驳了“辛亥革命后西藏已经独立”的谬论。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与英方交涉时，不得不受到西藏噶厦亲英势力的掣肘，噶厦当局也只愿意在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情况下依附于中央政府，从而加大了国民政府进一步巩固在藏主权的难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政府置中国抗战大局于不顾，始终把其殖民地利益放在首位，对中国藏南地区大肆侵略，当国民政府对藏政策与英国殖民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英方便不顾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大局对中国内政加以干涉和阻挠，这给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带来消极影响。另外，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的艰难条件下对西藏事务分身乏术，只能坚持主权的原则性，并采取政治上的交涉、规劝等手段来维持现状，从而使得英国殖民者所获的侵藏权益日渐扩大，由于英国侵略我国藏南领土所产生的边界问题也流毒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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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Neville Maxwell,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51,No.2(Apr.1975),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86.
Exploration of the Sino -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Taking Tibet as an Example
Meng Can,Zhang Shi-cha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u 241000，China )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The National Government；Tibet;The British Government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ed by Chiang kai-shek focused on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The British colonists occupied southern Tibet territory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busy with anti-Japanese war.The British also weakened China's influence in Tibet through various mean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The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was fear of the British due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diplomatic advantage to China and geostrategic advantage to Tibet.Therefore,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lways put its colonial interests firstly and privately obstru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India road.Such obstacle not only hin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overeignty in Tibet,but also brought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 anti-fascist cause.In the face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counter-attack strategy to consolidate the Tibetan sovereignty in order to refute the fallacy of “Tibet has become independent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in many aspects.
[中图分类号] K26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9)04-0027-08
[收稿日期] 2019-03-02
[作者简介] 孟灿(1992—)，安徽亳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张士昌(1965—)，安徽合肥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国锋]
[责任校对：王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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