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工视野中的大学教师角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角色论文,学术论文,教师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大学教师社会角色的定型过程中，内在知识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术自由原则成为大学教师塑造自身形象的直接依据。同时，大学教师角色的形成也是大学教师对社会期望做出回应的结果，外在知识制度总是对大学教师的角色行为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大学教师形塑自身角色行为的张力。
学者活动的制度化产生了大学组织，大学组织反过来对学者的角色也有塑造作用。正如各种动植物只在适合的环境中生长一样，各种类型的人也只有遇到适宜的制度化环境时才能发展。大学正是这样一种适合知识分子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因为内生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对于职业性知识分子阶层犹如水和空气一样。职业性知识分子不同于业余性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为业，学术自由是他们生存的方式和条件。大学教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阶层，其文化身份获得认同的过程，也就是大学发展的过程和学术自由原则被接受的过程。在文化专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生态度、学术理想和行为方式，除了知识分子个人的操守在起作用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学所倚重的内在知识制度的保护。
在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化领域更加广阔的当代社会，大学教师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危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他们不再被看作是大学组织的象征，不再被认为是真理的化身和道德的榜样，而仅仅被认为是大学知识生产车间的一个雇员，专业化生产岗位上的一名从业者。
二
大学教师是知识分子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大学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整个知识分子集团社会角色的变化息息相关。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论述了西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型。鲍曼在这本书里指出，西方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从现代“立法者”(modern legislators)到后现代“阐释者”(post-modern intepreters)的转变。
所谓“立法者”和“阐释者”在这里均为隐喻。“立法者”是指在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联姻），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创立权威知识和言论，仲裁意见纷争，对真假、善恶、美丑等问题具有最高发言权。正如国会议员们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立法一样，知识分子则为国家的舆论、精神或思想“立法”。他们这种裁定舆论或意见是非的“立法”权威来源于他们比非知识分子更能接近和掌握正确的或客观的知识。“阐释者”是指在后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离），知识分子面对多元并存的生活方式、真理系统和价值体系，失去了以往真善美代言人和意见纠纷的仲裁人的作用和自信，转而采取在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知识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寻找对话、译解和沟通的策略。“立法者”在后现代条件下退居为“阐释者”。
按照鲍曼等西方学者的理解，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角色的转换主要是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降临的结果。现代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序整体，有规律可寻，前景可测，过程可控。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客观性知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与此相反，后现代性世界观认为：世界在原则上具有无数的秩序模式，是各种秩序模式的同时共存。每一种模式均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传统根基和合法性依据，每一种模式都无权声称自己高他者一等。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和价值也莫不如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主义是现代性所要力图克服和战胜的东西，而在后现代性看来，相对主义恰恰是世界持久的特征。
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过渡，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一种解构性的颠覆。在这种角色转换中，制定普遍是非标准，肩负普遍道德责任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多余人和摆设，传统知识分子在这种转换中注定要被后起的力量所边缘化。鲍曼在书中还具体论述了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转换的社会原因：
首先，全球范围内权力格局、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和重组，使西方文明受到来自其他地域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世界观、价值观绝无可能实现，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企图以西方文化、价值和观念征服全球的梦想幻灭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论动摇了。面对多元共存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体系，西方知识分子逐渐对以往普遍使用的“一元论”真理或价值体系（源头在西方）产生怀疑。鲍曼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从现代“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阐释者”的国际背景。
其次，由于西方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以往“立法者”的地盘。国家权力机构和控制技术无疑是越来越发达、细致、独立和自足，形成一套完备而有效的组织机器。这种权力机器无疑需要专家和人才，然而却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了。国家科层组织的官员或公务员各自身怀一技之长，有效地操纵和控制这部机器。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言论的“立法”功能在国家权力机器高度专业化的条件下，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最后，按照“工具理性”原则繁殖出来的“市场机制”或“商品社会”又再一次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立法”职能。在市场机制中，市场成了舆论的最高“立法者”，商品价值成了最高价值。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均要接受市场（而不是理性）的最后裁定和检验。文化，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专利，同样也被商品化、市场化了。市场机制还不断瓦解知识分子队伍，迫使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或艺术家改变初衷，放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同知识分子阵营分道扬镳，转而面向市场，以专业之长换取或追寻利润，从而被整合到市场中去[1]。
福柯从知识与权力内在关联性出发，区别了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另一种是“专门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在他看来，普遍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携带者，是全人类的意识和良心；而专门的知识分子则并不通过什么普遍的、范例性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是在特定领域，在其工作与生活为他设定的那个点上发挥作用。福柯认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于二战以后。在从普遍的知识分子向专门的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参与原子弹研制的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位于一个转折点上。这是知识分子“第一次不再由于他所生产的是一种普遍的话语，而是因为他所支配的知识，而被政治权力所追逐”[2]。法国另一位后现代学术大师利奥塔(J-F.Lyotad)也从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危机中发现了作为“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现代知识分子神话的破灭。利奥塔这里所指的元叙事，或称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包含德国的思辨叙事和法国的解放叙事。他认为，这两种宏大叙事是普遍的知识分子神话建立的依据，而随着这两种元叙事在后现代社会的罹难，现代知识分子的神话也就失去了现实土壤和知识背景。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是内在知识制度的退让和外在知识制度进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无法再依据所谓知识的内在逻辑形塑自己的角色，知识共同体以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开始大规模地左右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学术行为模式。
三
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教师角色转换的特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其著作《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提到：在早期的学院里，知识分子地位突出，构成了老师和学者的主体。但现在的学院则不然。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内发挥作用，可能因任教于大学而受益，但他们不能再等同于大学[3]。利奥塔著作《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特别讨论了变化中的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地位。他指出：“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创造‘技能’，而不再是思想。知识传播不再是用于培养能够引导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而是提供能够在各种机构的岗位上发挥作用的操作者。”在谈到大学教授未来的地位时，利奥塔写道：“教授们的教学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教学已经减少到教给学生如何使用终端机的地步。如果不具备合法的‘宏大叙事’，就不需要教授们去教育学生，人们可以依靠机器交给学生在被表现行为所驱动的社会里所需要的知识。”他认为教授职业必将走向衰亡，因为“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解构合法化的过程和评价效果标准的流行，为教授时代(the Age of Professor)敲响了丧钟。”[4]
大学教师角色的这种改变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或争论，它已经构成了一种知识制度的变迁。例如，终身教授制是美国大学教师任用制度的典型样式，并且被认为是承载学术自由理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近年来，美国国内对终身教授制度提出了很多激烈的批评意见，波士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医学院已经废止了终身教授制。即使是在英国这样非常看中传统的国家，终身教授制度也遭到了厄运。对于这种变化，英国学者彼德·嘉维斯(Peter Jarvis)认为它是大学角色发生改变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大学在知识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大学已经公司化了；在公司化的大学里面，校长成了首席执行官，学院派专家的统治消失了，教授终身制的废除对英国大学来讲就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大学教授不再是财富的拥有者，而只是一个雇员和工人。”[5]
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受到挑战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大学的顾客对学术生产提出了高标准的效率和效益要求，造成内在知识制度被消解和外在知识制度的登堂入室。笔者认为，这种以市场为本位的知识制度变迁对大学的知识生产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知识生产中的“利益最大化”取向，必然导致知识生产中的短期行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中指出：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性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为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满足。对这些无用满足的追求却往往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效果[6]。弗莱克斯纳对学术工作性质的认识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价值。今天，大学教师由于受外在知识制度的驱动，已经开始盲目追求学术生产率和知识的外在价值，从而导致了诸如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现象的泛滥。学术领域的失范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道德现象，实质上是制度的产物。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滑坡的根源也在于此。
大学教师的角色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就是说，他们受大学的保护，基于内在知识制度从事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他们是知识大厦的建设者和守门人，而不是向社会兜售其产品的知识商人。在美国终身教授制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时，费城杰佛逊医学院教授阿科曼(A.Bernard Ackerman)曾于1997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警告说：“医生不能受市场所迫，成为仅仅是为消费者服务的服务提供者。一个专业性人员不应该仅仅为工资而工作，它还应该为了社会正义和善而工作。理想主义应该是其工作的重要内驱力。可是，在衡量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努力中，理想主义这个词在贬值。”[7]阿科曼的声音并不是孤独的。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展望说：“尽管现代大学已经承担起各种由非知识分子从事的工作，并且存在着各种缺陷，但是大学未来仍然可能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3]
大学教师角色转变过程中的争论可以被认为是“制度的主体间性”在起作用。为了保证内在知识制度的元规则——学术自由的执行，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终身教授制等；但是另一方面，保证学术自由的内在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后，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内在知识制度也会产生异化现象，使其变成少数学术人员逃避责任的保护伞。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提供争论的组织和制度，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争夺制高点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并很难分出高下。由于大学教师的角色行为不可能仅仅受单一因素规约，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教师角色必然有新的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的传统角色应该得到一定的保留。